材料一：

    如果说要找出共享经济的最大亮点，那么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引领了波澜壮阔的创业浪潮。自2011年以来，每一到两年都有一些领域成为创新创业的热点。如2011年到2013年，诞生了以在线短租为主的住房共享创新浪潮；2013年到2015年，有了各家资本裹挟下的网约车烧钱大战；2015年到2016年，产生了直播、短视频等知识共享的创业潮，以及2016年至今骤然从高潮到低谷的共享单车等。此外，还有生产制造共享、劳务共享、科研资源共享等层出不穷。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创业潮，搅动了原有的商业格局，重构了我们的生活模式，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问题。

    但若要总结共享经济的一些教训，那么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共享经济产生了许多“泡沫”，造成了虚假繁荣。拿这一波“风口”上的共享单车来说，就在去年还“风生水起”，转眼间就遇到寒冬，原因何在?是因为市场快速发展引来资本竞逐，甚至为抢占市场采取恶性补贴，却忽略了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改进，轻视了和地方管理之间的磨合。更有一些“共享经济”，只是炒作概念而没有实质，如共享宿舍、共享衣服、共享马扎等，实际是人为制造的“伪需求”。还有一些“共享经济”概念，言必称颠覆传统，态度十分激进，但是却忘记了传统产业也有自身特点和优点，如果不尊重、不理解甚至敌视传统，就很容易闭门造车、凌空蹈虚，造成“空中楼阁”。

    材料二：

    共享经济拉动就业成效显著，助力实现包容性增长。

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平台员工数达716万人，比上年增长22.3%。

    2015—2017年我国经济平台员工数部

    材料三：

    资本退出之后，谁来填补空缺?这可能是共享经济下半场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显而易见的是，用户的押金并非问题的正确答案。“对于互联网租赁企业，生存之道不是要盯着用户的押金，更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盈利模式。这样资本退出之后，才不至于有釜底抽薪的感觉。”上述共享汽车平台投资人表示。

    “对于租赁企业来说，收取押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确保消费者不去故意损毁单车，维持运营秩序。而此目的，还可以通过建立消费者信用体系和正向鼓励等多重手段实现，不一定只依赖于押金。”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交通项目部主任刘岱宗说。

    “要防止共享经济的异化，警惕那些只为吸引眼球，而无法探索出可持续经营模式的共享经济项目。”熊猫资本合伙人梁维弘认为，共享经济发展已背离共享初衷，不但没有利用闲置资源并使其流动起来，反而提高了交易成本。

    材料四：

    共享经济主要通过对资源的共同分享，实现资源利用效果和程度的最大化，促使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方式更加开放和互动。然而，在以城市空间为载体对闲置资源进行优化利用的过程中，空间作为资源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比一般物品的资源共享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与挑战，这在城市空间治理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以大数据技术发展为背景，信息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分享，从而达到大多数人参与的目的，但由于当前我国互联网平台监管并不全面，信息在分享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泄露等问题，导致相关主体利益复杂化。比如，一些企业打着“发展共享经济”的幌子，堂而皇之地从事非法集资、窃取用户隐私等违法犯罪活动。

    共享经济的发展是为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就其本质而言，资源拥有权与使用权的界限、界定是十分清晰的。然而现阶段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的共享经济，大多数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将资源提供者与个人需求相互联系，平台与服务提供者的关系设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企业雇佣模式，更多是偏向于联盟的作用关系，这就导致部分企业企图以单纯提供信息平台为由规避风险与责任。

迷津处一片蒹葭

    ①“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305篇，最爱就是这首《蒹葭》。蒹葭二字似乎天生就是给诗歌作题目的，在纸上写，耳边听，嘴中念，心里想，都那么美，那么可思而不可言。这两个带草头的汉字也特别像身段娇好的美人，还带着那么点山野气，露水味儿。

    ②《蒹葭》是那种很彻底也很孤绝的诗，“诗无达诂”或“诗不可译”之类的话仿佛是为这类诗量身定做的。谓予不信，可试着改动或删除它一个字，你会发现，一整首诗都会喊“疼”！这样的诗注定是一个谜，公然挑战我们的情商和智力。古往今来，对这诗的解读早已成为一大悬案。譬如《毛诗序》认为这诗是讥刺秦襄公“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也”。《诗本义》的解释更有趣：“所谓伊人者，斥襄公也，谓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适，欲逆流而上则道远而不能达；欲顺流而下则不免困于水中，以兴襄公虽得进列诸侯而不知所为，欲慕中国之礼义，既邈不能及；退循其归，则不免为夷狄也。”“美刺”的传统固然肇端于《诗经》，然诗歌的本义一旦被坐实，赏读的趣味便要减半。还是朱熹老夫子聪明，他在《诗集传》里说：“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闲闲一笔，不仅消解了上述诠释的权威性，也给《蒹葭》的多元解读另辟了一条蹊径。

    ③蒹葭，是长在水边的芦苇。芦花色白，何况一大早还打上了一层如霜的白露？想象里，那长满蒹葭的水边该是一处野渡吧，没有板桥，没有扁舟，当然也没有鸬鹚，隐隐约约的雾，在水一方的人，如真似幻，扑朔迷离得一塌糊涂。那是一片亘古的迷津，在汉字里疯长了几千年的芦苇摇着头，逗引着那些“会思想的芦苇”纷纷加入这场“猜谜游戏”。清代学者姚际恒《诗经通论》称：“此自是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诗。'在水之湄'，此一句已了，重加'溯洄'、'溯游'两番摹拟，所以写其深企愿见之状，于是于'在'字上加一'宛'字，虽觉点睛欲飞，入神之笔。”这样读法，算是入了文学之港。清末才子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这是一首“招隐”诗：“盖秦处周地，不能同周礼，周之贤臣遗老，隐处水滨，不肯出仕。诗人惜之，托为招隐，作此见志。一为贤惜，一为世望。”陈子展《诗经直解》称《蒹葭》是“诗人自道思见秋水伊人，而终不得见之诗”，又说“诗境颇似象征主义，而含有神秘的意味”。朱东润则肯定此诗“抒写怀人之情，在艺术上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前贤的这些说法虽也有理，但仍有“戴着镣铐舞蹈”之意，不若笔者拈出“距离”与“过程”二语解释得有味。

    ④上文学史课，每次讲到《蒹葭》，不免要问：“这是一首什么诗？”学生多半以“爱情诗”对之，殊不知古人眼里，爱情的地位远不如他们所想的那么大。不过读到一个“情”字也很了不起，应予肯定。然如果是写爱情，那也不是两情相悦，而是单相思。诗人和他的对象“伊人”实在离得太远，“在水一方”说的就是“距离”。而且，两个端点之间并非一条直线，而是——水，阻挡牛郎织女的银河不也是另一种“水”么？窃谓诗的美感一多半便是缘于这“距离”的营造。如果“伊人”近在眼前，唾手可得，真的还能兴起美感和追求的冲动么？写“距离”只是第一层。接下来的“溯回从之，道阻且长”，则是写求索过程的艰难，惟其艰难才乐此不疲。“过程”的终点是“结果”，可一旦有了“结果”，会怎样？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其所有的悲壮和崇高正来自于石头推到山顶又会落下来。“宛在水中央”的“宛”字极妙，不仅渲染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朦胧意境，也附带让这“结果”永远地悬置起来，成了钱钟书所谓“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结果”的未知既是一种缺憾，同时又何尝不是一种无言的美丽？

    ⑤进而想，这难道仅仅是写爱情吗？理想的追求又何尝不是如此？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谓“生活在别处”，宗教所谓“彼岸世界”，这些对人生“此在”困境、“彼岸”虚无的一种哲学表述，亦可作如是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蒹葭》不仅写了_____，抒了情，还言了_____。要说“朦胧”，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朦胧诗吧。

    ⑥我想，中国人应该会背这首美感和哲思兼善的《蒹葭》，将这首诗刻录在大脑的硬盘里，就是出国了也不会走失，情绪低落时吟哦一遍，灰暗的天空说不准就会明亮起来。因为这是地道的母语，也是我们民族的徽标，文化的基因和灵魂的胎记。

    经典，是在当世仍有典范意义与价值的优秀文化遗产。20世纪50年代以前，经典的地位稳固如泰山，如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所说：“文学经典已经被牢固地确定下来，远远地超出怀疑者所容许的程度。贬低莎士比亚的企图，即便它是来自于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经典作家也是成功不了的。”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人怀疑传统经典的合法性，在欧美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维护经典和批评经典的“文化战争”。此种思潮90年代传入中国，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发了谁是现代经典作家之争。不管是欧美学术界，还是中国学术界，关于经典的讨论，其出发点并非从根本上撼动经典的地位，无非是哪些作家作品应该进入经典，哪些不应该进入经典，但前提它必须是经典。

    卡尔维诺用十四条理由说明为什么读经典，其中几条都与耐读性有关。经典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凡可以称为经典的书，一定是值得我们不断阅读的精神产品。经典的耐读性反映在三个方面。

    首先，经典必然是独创的，是独一无二的。《红楼梦》面世之后，续书很多，但没有一部成为经典，原因很简单，《红楼梦》只能是一部，不能有第二部，第二部就非独创。鲁迅被看作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为什么鲁迅是经典作家？读《阿Q正传》就可知道。鲁迅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人物形象：阿Q，并用阿Q这个形象来凝缩中国人的国民性——阿Q精神胜利法。他的自轻自贱，他的妄自为大，他的自我安慰之道，都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息息相关。鲁迅当时就看穿了当代人的这些把戏。

    其次，经典的耐读，来自于其丰厚的内涵。王蒙曾说：“我喜欢一次又一次地琢磨《红楼梦》，每读一次都有新发现，每读一次都有新体会新解读。”这是讲经典对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无尽的宝藏。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中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是讲经典对不同读者而言，会有不同的发现。但如果《红楼梦》里面没有这样的内涵的话，读者也是无法看出来的。

    再有，经典的耐读，在于思想的深刻性。儒家思想来自于“四书五经”，道家的思想来自于《老子》《庄子》。人类的轴心时代恰恰是经典的爆发期，也是人类思想的爆发期。

    《三国演义》写中国人的政治观，讲天时地利人和。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三国演义》里面蕴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谁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谁就是合法政权。这就是一种全新的政权观。当然这种历史观来自孟子的思想：“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仁政就是以民为本。获得百姓的支持，方能得到天下。由此孟子提出一个万世不泯的结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摘编自詹福瑞《经典的魅力》）

    “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起点，也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汉字形态逐渐由线条圆转、依类象形的篆书，转向点画顿挫、笔性丰富、渐趋平直的隶书，变得更容易辨识。“隶变”一词在唐代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中便有提及，后见于宋代郭忠恕的《佩觿》、宋代徐铉校注的《说文解字》等。一般认为，隶变始于秦国文字，是俗体流行所推动的结果。然而，隶变这一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我认为，从战国楚简中亦可追寻到部分“隶变”的踪迹以及书法艺术的自觉演变。

    学界曾有观点认为，在秦朝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后，楚文或毁于秦火，或葬于地下。楚文的消失似乎显得顺理成章，但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书同文”所统一的主要是公文用语和用字规范，六国多样化的书写习惯是难以同一的，因此楚文的融合、转化、演进具备一定可能性。

    从现有文献、文物来看，楚简的书体、字体和笔法形态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具备了毛笔书写、多面出锋、用墨自然、笔性灵动、点画多样、提按顿挫、平直折转等书法艺术元素。这些包含篆、草、隶、楷、行点画的楚简文字，极富人文笔性，其点画的多样性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书法艺术母体。楚国简帛文字的多样性亦造就了不同书风，各个篇目，自成系统。仅以部分郭店楚墓竹简为例，《唐虞之道》温润静穆、淳朴内敛；《尊德义》苍茫奔放、起伏跌宕；《老子·甲》整齐严谨、雅致精微。关于楚帛文字，郭沫若先生认为：“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也认为：“如果秦没有统一全中国，六国文字的俗体迟早也是会演变成类似隶书的新字体的。”可以推断，至少在楚国简帛文字中可能存在与隶变相似的形变现象，楚文字书法艺术的“今文”趋势，不仅彰显了其笔理墨妙，更蕴含着一种自觉的人文精神。

    对于隶变的探讨，离不开关于书法正体和俗体问题的研究。《说文解字·序》有“著于竹帛谓之书”。王国维指出：“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这些“掌文书者”均为诸侯国史官，而不像汉代简牍更多来自佣书和刀笔小吏，他们抄写大量经典所使用的应为官方通行文字。在古文向今文转化的探索和自然演化中，各诸侯国史官“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文字中凝结着各自的人文特质，使得多种新形体出现。这些形体均可视作汉字形体正常演化的产物。所以，我认为“隶变”是在大量古书经典的创作、研究、传抄中发生的，所谓俗体的推动仅是促成汉字形体演变的动因之一。

    追寻隶变之踪，可以一窥中国书法逐步走向自觉的历程，体味汉字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更加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选自孟鸿声《追寻隶书演变之踪》）

材料一：

为了了解湖南乡土文化振兴的状况，我们考察小组选取衡山县店门镇能仁村作为考察对象，通过文献查阅、实地考察、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对能仁村的乡土文化进行了初步的调研。现将调研发现的问题和建议展示如下：

问题：1.保护意识不强，人文景点损毁严重，乡土文化难以保存。由于历史原因，能仁村原有的一些珍贵的古迹文物遭到破坏。而近些年来，不少村民由于富了起来，重修住房，一些乡土文化资源也在消失。例如富有传统特色的抖墙屋，几年前还成片存在，如今却要转悠半天才能见到。从抖墙屋到小楼房，无疑是村民生活的一大进步。可是，从文化资源保护与旅游发展的角度来看，抖墙屋却是难得的文化物质资源。2.宣传造势滞后，知名度不高。如果我们不是恰好选择来能仁村学农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能仁村有如此灿烂的乡土文化。更遗憾的是，村里一些人对能仁村有些什么乡土文化不完全知晓，更不知道其价值。这些文化资源没有很好地被广泛地、深入地宣讲与普及，如若还不加大宣讲的力度，再过若干年后，恐怕连当地老百姓也会遗忘了。

建议：1.要增强保护意识，从主观上真正认识到保护文物的重要性和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留传于世的文物会越来越少，所以文物十分珍贵；在开发文化旅游项目的过程中，一定要事先做好充分的论证，请有关专家来实地进行考察与调研，制定详细的规划和保护措施。2.以乡村特色旅游为契机扩大知名度。依托目前能仁村已有的“稻田摸鱼”“店门草席”等主打文化旅游产品，再进一步扩大乡土文化旅游的内容，并提升其文化内涵；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加大能仁村乡土文化的宣讲，如开展以“倾听古树传奇”“体验男耕女织”“篝火节”“走进书院学堂”“祭祀礼仪节”五大乡土文化为主题的文化节或旅游节等；在乡村的改造建设中，合理地融入当地乡土文化的元素，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摘编自陈逸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衡山县能仁村乡土文化复兴考察报告》）

材料二：

汾湖村北面的汾湖历史悠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既有重要的文化景点，如云台寺、白龙潭，也有文化活动如夷婆船、踏白船、水上集市等，丰富多样。

汾湖村庄水资源丰富，水网条件优越，但使用日渐式微，未能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且汾湖村地处江南水乡，易陷于水乡文化同质化困局。如何在水乡地带的共性中谋求特色发展，激活水网并助力乡村发展，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重新出发，是汾湖村发展需要思考的问题。突出汾湖村的水网空间特质，以复兴水网为核心激活水网功能，通过产业、生态、生活、文化层面的策略手段，联动生活、生产、生态，以实现“水网兴村，水网利民”，营造一个借力自然、长足发展的村庄，实现“水市绿汀，门泊船归”的理想，同时打造一种江南“新水乡”的村庄模式，区别于古镇模式错位互补，协同发展。

文化方面通过保留村庄特有元素，传承水乡民俗并创新，进行时令活动，加强推广宣传，提高村民的文化认同感以及村庄的文化吸引力，形成“棹船归——召人归——水乡文化回归”的发展路径。

（摘编自大学生乡村规划方案竞赛一等奖作品《水市绿汀·门泊船归》

材料三：

孝文化园、孝文化墙、孝文化室，开展宣孝、倡孝、学孝、行孝、评孝活动——浙江瑞安“三建五孝”创建活动浓烈的孝文化氛围使大学生感受到特色独具、风格迥异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行孝浙江”德孝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传承和创新主题调研团队实地走访了浙江瑞安湖岭镇亦垟村、马屿镇江桥村。

亦垟村一棵最高的树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小卡片。那是在孝德讲堂学习的孩子写给长辈的心里话。村里还创作了一首村歌，歌名《亦垟，我们共同的家》，学习村歌是孩子们的固定课程。歌中唱道：“自古圣贤把道传，孝道成为百行源，劝君一起多行孝，亦垟地处月亮圆……”元培学院大学生调研新农村孝德文化持续两年，队员们觉得这里德孝文化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和说教，而是真正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用德孝文化和感恩文化感染人，令村民亲如一家、幸福美满。队员们通过对村干部及群众的广泛交流和探讨、实地走访、调查问卷等调研形式，对湖岭镇亦垟村建设中保护、研究和挖掘孝文化，建立农村孝德培养机制，开发孝文化旅游资源，推进农村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等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队员们深刻体会到新农村建设中用现代的方式在传承德孝文化，是用时代的力量在焕发传统文化的新生命。

（摘编自绍兴文理学院《我院青年学子助力乡村振兴，青年梦在美丽乡村碰撞交融》）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蕴，是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途径，也是汲取传统智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支撑。

我国古代治国理政最为重要的“治国之具”是礼与法。古人对礼法关系及其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进行了概括。如《唐律疏议》中载“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即道德，更多的是人心由内而外发挥的“善”，而刑罚乃是为了“为善去恶”而生的必要的“恶”。《唐律疏议》认为道德的缺陷在于难以形成统一的秩序，法律则弥补了这一不足，保证了外在秩序的稳定。以道德礼义为本，以法律政刑为用，凸显了传统法律文化对“治国之具”的准确定位。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礼崩乐坏”局面，使得思想家普遍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艺文类聚》中载“治国无其法则乱”。“法治”最为突出的要件就是“立法为公，一断于法”。而实现公正、平等，要立有良法，且良法能得到妥当施行。晋朝尚书刘颂曾建言：“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其建议后成为晋律的内容。在晋律影响下，后世确立了依法断罪的制度。至唐朝，《唐律疏议》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这对于限制司法专横具有重要意义。在具引法典条文前提下，还强调罚当其罪，而非一味机械地征引。例如，《大清律例》在“断罪引律令”条文之下，专门有一个条例要求“务须详核情罪”。“详核情罪”就是要求罪刑相适应。与此相应，古代判狱中反复出现的“情法两平”“情罪相允”等词语，都在提醒法司判罪既不可随意出入，量刑亦不可畸轻畸重，而是要始终贯彻“平等”之义。

中华传统法律中处处彰显着民本理念。在民本理念成为治国理念前，天命和神权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史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但“天命鬼神”并不能延续商朝统治，殷商终究因为统治者奢侈无度、压榨百姓、穷兵黩武，而被周推翻。西周统治者则明确提出了“敬天保民”。孟子也曾提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管子也曾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我国法律在立法上，历来重视“保民”“养民”“富民”原则。法典中常见促进农业生产、保障人民生活的条款。如唐律规定，各级政府如果遇到旱、涝、霜、雹、虫、蝗等灾害，相关主管人员如果没有及时汇报或者错误汇报的，要杖七十。在司法上，突出表现为对生命的重视。唐太宗确立“三五复奏”这一死刑复核制度，规定“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

以儒家文化为底色的中国传统法律，秉持矜老恤幼的人文特色。先秦时期的“三赦”“三宥”之法，就是恤刑原则的体现。《唐律疏议》中要求，凡年龄在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即便有死罪，也不处死刑。法律对于老幼病残情况的认定条件都相对宽泛，体现了人道主义色彩。《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也都规定了优恤老幼病残的原则。对于妇女犯罪，同样有一系列矜恤措施。

总之，在中国传统法律发展史中，这些理念、思想、策略及其制度成果，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相应作用，为国家强盛、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作出过贡献。今天，我们应从中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并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摘编自宋玲《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