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前，在新高考改革的大背景之下，高中生涯规划教育成为改革的热点和受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生涯规划教育要求学生应全面评估自我，对自身能力、性格、兴趣、优劣势、个性、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全面地规划。生涯规划教育具有导向性，是随着学生年龄、经历、身处环境的变化而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的生涯规划教育都有助于学生清晰认识到“我是谁”“我想成为谁”“我能成为谁”等问题。

    实行新高考以后，学生学会选择是其在高中阶段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也是其人生规划初期的最基本的要求。学生不仅要提前清晰认识评估自我，规划高中三年的选修课程，确定高考的选考科目，更要明确认识到课程选择的意义、生涯选择的重要性、社会需要与个人发展的关系以及人生的价值和责任。

    高中生生涯教育包括学业规划、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是学生在适当时期尽力规划个人未来生涯发展的历程，这个过程中，学生应全面展开自我评估，客观进行生涯选择，稳妥进行人生管理，由此，可以将盲目选择对人生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摘编自刘瑞颜《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生涯教育的意义及途径》）

    材料二：

    高中阶段的学生要对自己的潜能和职业有个大致了解，但还要意识到想从事的职业未必是能从事的职业。学生在设计职业发展时，不应该只是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还要考虑自己是否有适合某种工作的能力。因为未来是多变的，能够适应这个变化很重要。这一方面需要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教师帮助学生明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能力倾向，树立适合自己的职业目标；另一方面，通过专业的性格、兴趣、能力等职业生涯规划测试，参照老师、家长和朋友对学生的评价，帮助学生更全面的认识自我，找到想从事的职业和能从事的职业两者的最佳结合点。

    以往，高中生在进行学科选择和填报志愿时往往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实用主义影响，关注最多的不是未来的发展，而是薪酬、升职等利益问题，最终选择一些热门专业。但这些热门专业未必是热门职业，而且等学生毕业的时候，这些专业是否依然热门都是未知数。因此，要帮助学生建立自己和职业生涯的联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意义感，避免学生因盲从利益趋向而做出的并不明智的专业选择。

    据调查和统计，在影响职业生涯规划发展的各个维度上，性别、科别、是否是独生子女等变量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年级、学校性质、学业成绩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对于职业生涯规划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年级越高，成绩越好，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发展水平越高。

    （节选自搜狐网《新高考背景下的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材料三：

    高中生自我认知情况统计图

    [注]每种情况三条柱形图依次为个性、兴趣、能力。

    高中生自我认知情况调查表

     [注]以上数据均为百分比。

    （摘编自《重庆市某重点中学首届新高考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材料四：

    “一到每年的四五月份，办公电话就变成了热线，其中十有八九是咨询转专业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上大学前，都不知道所报考的专业到底要学什么。”近日，一位高校教务处负责人表示，高考考试生报志愿时会感到迷茫：“高考学生都说不清楚自己兴趣点是什么，将来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往往由家长、教师甚至委托机构代为填报。”有调查显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仅有 13.6%的人了解所选专业；有超 70%的大学生受访者表示，如果有可能，想重新选择一次专业。

    石家庄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惠英如是说。

    “高中生选择权的增加给予学生更多机会和权力去思考规划未来的专业方向和职业道路，促使学生更早地思考人生，选择满意的生活方式，进而寻求个人价值和幸福。通过生涯教育，学生对自己的兴趣、优劣势和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对高中学习、大学专业、未来职业、自我需求和社会需要有正确的认知，进而进行客观地、主动地选择。基于此，学生思考评估后的选择更能强化学生的学习目标，促进学生自我管理，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有助于其终身发展和自我实现。”

（摘编自河北新闻网《生涯规划教育让学生找到前行航标》）

材料一：

    中国社科院和文献社共同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指出，对于中国的人口而言，21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重大的人口事件之一是人口老龄化。

    联合国将“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超过7%”定义为“老龄化社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中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

    造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较低生育率。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口寿命大大延长。

    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第一，老龄人口的增长会改变人口的抚养比，将加重现有劳动人口的负担。据统计预测，1990年中国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3.74个老年人，2025年将抚养29.46人2050年将抚养48.49人.第二，伴随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必将对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第三，人口老龄化使养老经费大幅增加，给政府带来比较沉重的财政负担。第四，人口老龄化客观上要求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以满足老年人口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第五，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再加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子女需外出打拼，陪伴父母的时间变少，使得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正在逐渐弱化。需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家庭为主体、社会为补充”的养老模式，以补充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摘编自《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材料二：

    2008-2017年中国新生人口数量及人口出生率

    （注）人口出生率指某地在一个时期之内（通常指一年）出生人数与平均人口之比，它反映出人口的出生水平，一般用千分数来表示。

    2010-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及比重

    （以上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材料三

    在国家还处于欠发达的状况下，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等方面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为此，国家已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制定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中长期政策和长远规划，并争取以较短的时间建立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险制度。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老年健康服务的刚性需求将不断释放。“十二五”时期，我国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健全，服务能力不断加强。尽管老年健康服务机构数量逐步增长，但适应老年人健康需求的综合性、连续性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强调要积极推动医养结合服务，重点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所需的医疗护理和长期生活照护服务，并以建立养老社区，中医药保健等方式使老年人健康服务更为多元化，推动老年病养护、防治。

（摘编《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2.5亿》）

    现代意义的幽默是林语堂从日本引进的。有人把“幽默”译成“有情滑稽”，虽不成熟，却有一定道理。幽默中的笑不是对别人的嘲笑，它凝聚看对可悲性格的爱怜之情，因此，人们不把一些廉价的笑料，看作幽默。幽默在中国存在并流行了七十年，人们对它逐渐形成了共识。幽默是人的一种气质，一种人生态度，具有幽默感的人善于以温厚的诙谐和同情的愉悦接人待物，克服人我之间的隔阂。幽默还是一种艺术手段，是一种特殊的喜剧形式，是一种轻快、诙谐而且意味深长的笔调，是一种风趣而机智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它的本质是用“神形倒错”的方法来表现美压倒丑的优势。其表现效果则是一种轻松而有深意的笑。幽默与诙谐、机智、讽刺，其表现效果都是令人发笑。诙谐或者说滑稽一般没有什么深刻的内容和对现实的针砭意义，有的只是逗人一笑。一些喜剧、闹剧的夸张动作，滑稽戏、相声、幽默小品中的嘘头，如无社会含义皆属诙谐。机智主要指人们在应对时反应敏捷，能言善辩、随机应变、富于机趣，这种品质是构成幽默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它本身并非幽默，机智只有伴之以思想与宽容，又能把握好分寸，才能构成幽默。讽刺也有人称之为“硬性幽默”。它与幽默十分相似，都具有较严肃的社会内容，有的幽默也含有批评之意。但一般说来讽刺在批评丑恶现象时比较尖锐，所指也较为具体，而幽默则较为温和，较为虚泛、含蓄。

（节选自王学泰《漫谈幽默》，有删改）

翻译古文正如同翻译外文，都是在人与人之间架设理解的桥梁。如果说翻译外文是缩短一国人与他国人的空间距离，让不同国度的人不出国门便可见面晤谈，那么翻译古文则是填平现代人和古代人的时间沟堑，让现代读者通过译文与相隔千百年的古代作者进行对话。当年苏曼殊曾为他的汉译英诗集取了个名字叫“文学因缘”，不禁让人想到一句俗话“千里姻缘一线牵”，翻译充当的角色就仿佛文学因缘的月下老人罢？

古文今译也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据说，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把殷周时代古奥的档案文册改写成明白流畅的汉代语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有人开始用白话文改写文言文。时光流逝，语言变易，阅读中的语言障碍造成理解的困难，这在中外都一样。《尚书》到了唐代，人们已觉得“佶屈聱牙”；就是十六七世纪的莎翁剧作在三四百年之后的观众看来，也有些古怪拗口。所以，如果不加注释或翻译，大概会有不少读者被语言障碍拒之门外，不能进入古代人的心灵世界，就好像面对粮仓却没有钥匙的人一样，空守着粮食却饿肚皮。

毫无疑问翻译是必要的，可是，翻译并不容易。译文很难达到逼肖原作的水平，虽然翻译者都很想使译文成为原文的镜子，“象忧亦忧，象喜亦喜”，除了左右相反之外纤毫不差，但翻译者打造的这面镜子总不可能没有一点走形，更不消说在拙劣的匠人手里还有成为“哈哈镜”的危险。唐代刘禹锡《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一诗里曾好心地替翻译者抱不平，他说：“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不过翻译毕竟不是自由写作，原文对于译者总是一重束缚又是一把验尺，所以即使是最好的翻译者面对原文，也不敢拍胸口打包票，保证译文完全传达了原文的精神，恢复了原文的旧貌；更不消说面对的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篇佳作，译者就更不能保证译文如同原文一样有神韵妙味了。这里原因很多，撇开翻译者水平的差异不说，大概首先是古今文化的时代差异。古人生活在业已消逝的历史之中，时间已经带走了他们的精神、情感、习俗。虽然翻译者可以通过阅读去体验这种历史氛围，通过译文来重现这种历史风貌，但毕竟逝者如斯夫，再好的译者也不能重构历史的真实，而只能部分地还原与逼近真实的历史。即使加上说明，加上注释，也难以完全凸现原文中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情趣。其次是古今语言的时代差异。古人用那个时代的语言创造了不可复制的文学范本，而我们却用这个时代的语言去追踪和复述它的用意与内容。仅仅是语言构成的差异就使我们为难，因为精密严整的白话和自由灵动的文言毕竟不大一样；更何况还有一些原文中典章、器物、习俗、礼仪的术语早已消失，翻译者不得不花很多话语去解释；还有文言特有的节奏、韵律、气脉、风味在白话中无法复现，翻译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去模仿。所以，在原文和译文的“转运”过程中，难免颠簸磕碰得失真或走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者在原文面前总是一事无成，好的翻译有可能使原作“投胎转世”到译文中来，尽管同样有些“失真”或“走样”，但臻于化境的译文可以“补偿”这些损失。不过，这需要翻译者对古文有透辟的理解，对白话有娴熟的技巧。

（选自《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有删改）

材料一：

鲁迅和沈从文都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们都怀着爱国之心和救国之愿，将自己的全副心灵投向了广袤的乡村大地。

知识者的理性让鲁迅自觉肩负起改造传统文化，使之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重任，对于大众启蒙的自觉承担成了他从事小说创作的最重要的立足点。在《阿Q正传》《故乡》《祝福》《风波》《孔乙己》《药》等小说中，鲁迅选择了乡土农民的生活为描写对象，他把对民族现实的关注和对未来的焦虑，落实在对鲁镇、未庄等社会的剖析描写中，一方面忠实记录了生活在贫困凋敝的乡村中的农民的悲惨命运，另一方面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了乡土中国沉重的封建意识。对于乡村世界，他既有清醒的认识又有冷静的批判，他更关心的是农民不能真正认识自身的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提出了农民如何突破旧的精神枷锁、获得新的理性认识的命题，表现出他冷峻的思想革命意识和启蒙精神。

而沈从文乡土抒情小说的出现，则在描绘乡土人物与场景上带给人们耳目一新之感。这些作品所展示的中国遥远边地的自然山水、风土人情与人物剪影显得别具一格。作品中表现出对于乡村生活极为温柔的眷恋和对于地方风俗充满温馨的欣赏与陶醉，本色质朴，读起来津津有味。他总是以全副笔力赞颂美好的自然、生命的力量和纯洁朴实的人性。《边城》中渡船老人的勤劳、善良、敦厚，凡一切传统美德都不缺少；有头有脸有身份的船总顺顺，大气豪迈，正直公平，扶贫救困，很受茶峒人的敬重；顺顺的两个儿子，皆结实如虎、豪勇爽直，与人搏斗敢挺身而出，吃苦出力也不畏缩；翠翠更是沈从文向往的优美人性与人情的化身，隽秀的山水和古朴的民风，造就了翠翠清澈透明的性格。她美丽、热情、纯真，心怀美好的憧憬与期待，她那循乎自然的生活方式与在爱情中表现出来的典型的中国式思恋与坚贞，都是作家讴歌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生与人性。这种自然的人生与善良的人性，在沈从文特异的“湘西世界”里比比皆是。他们热情、勇敢、诚实、勤劳、朴素的人性超乎自然，这是“乡下人”的道德状态与人格气质。沈从文把民族出路的探索和变革现实的希望寄托在对完美人生形式的再造上。

因此，我们可以说，沈从文的重塑民族品德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有着大体一致的目标，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其终极目标都是如何使我们的民族强盛起来。

（摘编自李欢《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比较研究》，有删改）

材料二：

虽然鲁迅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都与民俗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但因为各自民俗文化的差异，他们乡土小说的创作又呈现出不同的文学风貌。

人物形象是小说的主要内容，作家创作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人物形象的设置与安排。鲁迅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是以启蒙为目的，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因此，自决意弃医从文，以文艺来改造国民精神后，鲁迅的注意力更多地从世界的科学物质文明的介绍，转入对人类精神文明的推崇。这一创作目的在其乡土小说中尤其集中反映在人物形象的设置与刻画上，他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借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中国专制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和愚民手段。因此，我们随处可见鲁迅笔下的人物普遍主体性缺乏、生命意识盲目、高度压抑和病态，甚至奴性十足。相对而言，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则是另外一番情景。他构建了另外一个区别于鲁迅所构建的乡村世界的“湘西世界”，无论是自然景致、生活景观，还是传统习俗，都是原始的、未开化的，人们没有奢华的物质享受，没有高深的知识学问，甚至没有高雅的举措，但正是这种自然状态里生存的没有被异化的“自然人”，充满了“野性”，如翠翠、萧萧、老船夫等人。他们虽然也各有人生困境，却不为物累。他们热情乐观、自由单纯而自然健康，与周围的山水景致和谐地融为一体。“湘西世界”中的人们与现实世界抗衡，坚守着人的情怀、价值、理想和灵魂。

同时，鲁迅和沈从文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上的两种不同倾向。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群，他们上承五四初期作家对农村疾苦的反映，下启三四十年代的作家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力图再现二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面貌，写出“乡间的死生”和“泥土的气息”，力图表现中国农村的凋敝，以写实的手法，再现中国农村的景象。而沈从文则是相反，属于乡土小说中的浪漫派，表现的是中国农村的田园式的景象和理想化的生活。所以，沈从文的小说是把美和爱推向极致，浸透在每篇小说中，这是他审美观念的核心。

（摘编自张彩霞《民俗视角下鲁迅、沈从文乡土小说创作比较》，有删改）

材料一：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15年中国空巢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为51.3%，其中农村地区略高，为51.7%。《2020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调研报告》统计，大约有50%的农村老人处于空巢状态。专家预测，到2030年，中国空巢老人比例将高达90%，预计将有超过2亿老年人成为空巢老人，农村地区空巢老人数量显著高于城市。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留守老年人数量超过1亿。

老龄化与数字化相伴而生，相向而行。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人口老龄化社会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将信息技术运用到养老产业、医疗领域，大力发展智慧养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全面的智慧养老解决方案，同时要看到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

人口老龄化为经济发展带来斯的增长点。老年人的健康、养老、医疗需求及对于休闲娱乐、文化教育的需求都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虽然老年人口的增多会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但是老年人并不是“负担”，而是一座“金矿”；不是“人口负债”，而是“人口红利”。数字经济时代，消费升级，互联网市场下沉，依托数字技术开拓老年人消费市场，发展银发产业，既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又有利于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老年人的消费结构与其他消货群体有显著区别。首先，饮食方面，老年人更加注重健康饮食，对保健食品和营养品有较大的消费需求；其次，医养护理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逐步下降，对医疗保健、日常护理服务的需求增加；再次，随着社会的进步及消费观念的改变，老年人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交、尊重等精神层面的需求，包括体育健身、文化旅游、休闲服务、社交活动等；最后，老年人对家居用品和辅助器具的需求也与年轻人有显著区别，例如老花镜、助听器、按摩椅等。

老年人进行获取产品信息、筛选对比、决定购买等消费决策时，与年轻人有所不同。产品信息来源环节，传统的线下实体店是老年人购物的首选，同时老年人对电视购物比较热衷。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电商、短视频直播等网络购物方式吸引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加入网购大军。产品的筛选对比环节，老年人通常被认为是“理性消费者”，更注重产品的性价比，呈现典型的产品性价喜好。然而，在线上购物时，老年人由于对网络购物运营规则、网络营销手段不了解，容易出现“非理性”购物的情况。产品最终决定环节，尤其是大额消费方面，老年人更倾向接受子女的意见，而非主动决定。

收入决定消费。不同地域老年人的收入存在较大差别，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消费支出及生活质量。根据银发经济市场容量，全国31个省份可分为四个梯队。总体而言，东部地区老年人的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国内其他地区。

老年消费曲线整体呈“前稳后翘”的球杆状。60~69周岁老年人的消费水平处于平稳状态；70~74周岁略有凹陷，进入消费低谷；75~89周岁又恢复至平稳状态；90周岁之后急剧抬升。老年人的消费水平受身体状况、收入水平、消费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呈现显著的个体差异。总体而言，60~69周岁的低龄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他们除了在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必要支出，用于交通通信、休闲旅游、文教娱乐等方面的支出相对较高；70~74周岁的中龄老年人仍然保持较好的身体状况，而用于交通通信、休闲旅游、文教娱乐等方面的支出相对减少，因此消费曲线呈现凹陷状；75~89周岁的老年人用于医疗保健的支出相对增加；9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用于医疗护理的消费支出迅速增加。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指出，2022年中国老年用品市场规模达4.6万亿元，近两年平均增速达10%。2024年1月16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指出，中国银发经济规模高达7万亿元，占GDP比重约6%；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占GDP比重约10%。

（摘编自李国君《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老年消费市场开发模型探究》）

材料二：未富先老决定了年龄结构和消费能力、消费意愿之间的不平衡。我国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占比）比世界平均水平至少高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8个百分点。在我国人均GDP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我国居民消费能力未能赶上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我国不仅要提高人均GDP、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还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银发经济有以下三个着力，点：一是填补经济增长缺口要以银发经济产业为抓手。银发经济是一个朝阳产业，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久之计，因此必须从新质生产力培育入手和起步。从需求方面来看，未来3亿老年人口作为市场需求主体，是我们双循环的重要驱动力。

二是市场机制和产业政策的紧密结合。银发经济和涉老产业发展，首先要借助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节供求，激发活力。应对人口的变化、老龄化的外部性现象，是一项多重的、跨代的社会收益的重要来源，是我们实施产业政策补贴的重要依据。

三是供给和需求相互促进的应用场景。一方面以高质量供给消除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不对称；另一方面，有好的供给才能创造出充足可持续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供给创造需求这个命题，在中国未富先老这个特定的场景下才可以实现。因此，供需两侧的同步改革可以实现银发经济的产业大推动。

（摘编自蔡昉《老龄化时代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