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墨白的138封退稿信

舒晋瑜

    1981年初，墨白师范毕业后回到故乡的小学任教。在寂寞的夜空下，他无法面对前途的渺茫与内心的孤独，文学成了表达情感的方式。1982年4月间，墨白和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教师成立了“南地文学社”，在接下来的两年间，他创作了十几篇小说，写了三十多首诗，同时也开始自己的投稿生涯。

    “那些幼稚的习作被我一篇接一篇寄出去。在那充满期盼的岁月里，每天下午学校放学之后，我都会到大哥家去，如果大哥外出，即便是天空飘着秋雨或者雪花，在傍晚时刻我也会踏着泥泞到镇上的邮局，去那里拿我们订阅的报刊杂志，而我更盼望得到的是我寄出去的那些稿子的回音。”而墨白收到却是一封接一封的退稿。退稿信大多是用钢笔和圆珠笔写的；也有毛笔，像《广州文艺》的李树政先生的来信，李先生的信不但字写得好，而且布局也十分讲究，简直就是书法艺术；也有铅笔，比如徐光耀先生那封写在印有“河北省文联”十六开稿纸背面的信。

    在墨白的记忆里，他收到的退稿信大多都落有编辑部的印章，而落款印章的形状各不相同。像《清明》、《东海》、《星火》、《四川文学》的印章都是圆形的，或许是兵团的缘故，《绿洲》的圆章最大，显示出一种霸气；长方形的落款最多，《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山东文学》、《山西文学》等等，或许是因了西泠印社，《西湖》的印章显得最有“学问”，那枚呈长方形的没有边际的“西湖月刊小说散文组”印章，是很有功底的隶书篆刻；也有菱形的，像《洛神》。印章的内容也不相同，像《长安》，最简单：“长安编辑部”；或许是产生法律条文的地方，《当代》最具体：“当代编辑部处理来信来稿专用”。他甚至留意到印章的颜色也不同，有红色、有蓝色、有紫色，最有特色的是《梁园》杂志社，罗锐老师给他的十封退稿信上，除去他的亲笔签名，放在信纸最后一页右下角的印章是绿色的。绿色的印象，在孤独而寂寞的冬日夜间，墨白就着飘忽不定的煤油灯光去辨认那枚印章上的颜色的时候，该是一种怎样的心境？

在漫长的期盼里，墨白的小说和诗歌习作又陆陆续续回到他所居住的乡村，在修改之后，他又装进信封重新寄出去，就这样往往复复，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竟收到了48种文学期刊的138封退稿信。退稿信的数量也大不相同，有的刊物只有一封，像《奔流》、《长江文艺》；编辑个人最多的是《百花园》的责任编辑王保民给他的退稿信，前后共11通；总数量最多的是《鸭绿江》，总共33通，那是因为他连续参加了他们在1982.1983年举办的文学函授。第一届他被编在函授班的第24组，辅导墨白的那位大学老师给他七通信，信中还给墨白推荐过《乡场上》、《大车店一夜》这样的小说。这位老师中途因公辞去，接替他的是辽宁大学中文系的武戈先生，武先生有一通信是写在16开信纸上，总共五个页码，这是墨白收到的退稿信中最长的。

    在那些漫长而暗淡的时光里，那些充满鼓励的信给了墨白信心和温暖，这样的情境一直持续到1983年最后一个月份。这个月份里，他连续收到了两封用稿通知，一封来自《个旧文艺》，一封来自《广州文艺》：“……来稿《画像》我已阅。《广州文艺》不打算采用了，我推荐给了同属我编辑部的文学双周大报《南风》，他们决定留用，特此通知你。此稿请勿再投别处（如近几个月中其他刊物已采用，望速告之。）……”信是吴幼坚老师写的，后来她曾经出版过一个具有个人自传性质的画册，邀请了国内许多作家、诗人为画册里的每一幅照片配诗。而她信中说到的这篇《画像》，最终发表在1984年1月15日的《南风》上，这就是墨白的处女作。而那些被他投出去又被退回来的小说习作，后来也都陆续变成了铅字。

    至今还记得大哥写在祝词的话：“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文学要靠激情，靠主观努力，坚持五年，定会有收获。那么要坚持20年，坚持30年呢……”30年，对当年那帮文学青年来说真的是遥不可及，可眼下屈指间一算，30年已成过去。而现在能证明墨白曾经存在过的，就是他写下的这些文字了。

【相关链接】思想者墨白以叛逆的姿态在二十世纪末期的文学营盘站成了一处独异的风景，而墨白的前行会依然孤独，灵魂的挣扎与思想的独立依然将是他文本的“顽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墨白是一只倔强的让人敬佩的文学之狼！（黄轶《“形”的执著与“思”的独立》）

材料一：

    春节临近，烟花爆竹摆上了各地的零售摊点，随之而来的，则是“今年放不放鞭炮”的大讨论。

    昨天，首都文明办发出倡议书，号召市民绿色环保、文明出行，留住“北京蓝”。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人群82.9％表示今年春节期间不打算燃放烟花爆竹，比去年同期上升6.4个百分点。按照规定，如果在春节期间遇到空气重污染橙色以上预警，北京市将全面禁放烟花爆竹，98.3％的受访者表示会严格遵守。

    昨天，法晚记者从新浪微博等多渠道随机截取的1.8万余条网络留言显示，近四成网友不想燃放烟花爆竹是出于保护空气环境考虑，另外，有近一半的网友建议各地组织一次集中燃放，既安全又环保。

（节选自2018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材料二：

    近年来，随着雾霾天气的长期肆虐，人们对蓝天白云的迫切渴求，呼吁不放烟花爆竹的民声已经越来越强烈。首都文明办顺势而为，发出倡议，语言亲和平易，感情真诚友善，可谓顺应民心之举。相对于此前河南“禁炮令"的朝令夕改，高明了太多。

    穹顶之下，雾霾肆虐，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也少有人是彻底的无辜者。人类存在于城市之中，每个人都在排放碳，每辆车都会排放PM2.5，每个家庭都在使用和消耗能源。通过自身行为的克制，为环保尽一份力，应该成为每一位有识之士的自觉行动。然而，自觉行动是一码事儿，强制限制是另一码事儿，春节期间的“禁炮令"不是不能出台，是确需充分的民意支持、经过充分商讨，完成行政和法律程序，方可实施。在此之前，引导工作就非常有价值。

（节选自2018年1月25日《每日新报》）

材料三：

    给“鞭炮热”降降温确有必要。除了不安全的因素外，对环境的污染，特别是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最近几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普遍偏差，一级二级预警天数显著增多。而燃放烟花爆竹，往往会对本来就很差的空气质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出台禁放、限放烟花爆竹措施，确实大有必要。

    烟花爆竹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福，这个无可厚非。尽管烟花爆竹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亦不能一棍子将其打死。过年嘛，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庆祝方式。但前提是要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遵守相应的操作规程。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去铤而走险，做出违法的举动，到头来只会是害人害已。而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积极寻求新的、更安全、更环保、不扰民的过年方式，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说，确有必要给当前的“鞭炮热”降降温了。

（节选自2018年1月25日“东北新闻网”）

材料四：

    近年来，各地对于春节烟花爆竹的管理从限放到禁放，体现的是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决心。而普通民众从对禁止放炮规则的抵制到主动遵守，也说明大家环保意识在增强，人人都希望过一个祥和绿色的健康年。电子鞭炮作为年货“新宠"持续走俏，就是环保宣传、民众自省的最佳佐证。

    事实上，“年味儿”并不等于“炮味儿”，传统的中国年有丰富的年俗，少了鞭炮，还有祭灶、除尘、写春联、挂年画、贴窗花、蒸年糕、包饺子、守岁、拜年、舞狮子、耍龙灯、逛花市、赏灯会等，这些方式都会使年更有味道。

    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承担责任，自觉放弃燃放爆竹，为改变公共环境尽一份力，形成了政府提醒、百姓配合的社会管理新局面。它的价值将远超春节不放爆竹本身。

（节选自2018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刀疤

（阿根廷）博尔赫斯

    他脸上有一条险恶的伤疤：一道灰白色的、几乎不间断的弧线，从一侧太阳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他的真实姓名无关紧要，塔夸伦博的人都管他叫做红土农场的英国人。

    我最近一次在北方省份旅行的时候，遇上卡拉瓜塔河水暴涨，只能在红土农场过夜。晚饭后，我们到外面去看看天色。不知是由于高兴还是由于腻烦，我忽然异想天开，提到了他脸上的伤疤。英国人脸色一沉，有好几秒钟冷场，我以为他准会把我撵出去。最后，他声调一点没有改变，对我说道：“我不妨把这个伤疤的来历告诉你，可是有一个条件：不论情节多么丢人，多么不光彩，都如实讲，不打折扣。”

    我当然同意。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1922年前后，康诺特的一个城里有许多策划争取爱尔兰独立的人，我是其中之一。一天下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成员，一个名叫约翰·文森特·穆恩的人从芒斯特省到我们这里。

    他年纪不到二十岁，又瘦小又窝囊，像无脊椎动物似的叫人看了不舒服。我们走到市区尽头，周围的房屋稀稀落落，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使我们大吃一惊。我们赶紧拐进一条土路。一个士兵从着火的棚屋里出来，映着火光，身躯显得特别高大。他厉声吆喝，叫我们站住，我加快了脚步，我那个伙伴却没有跟上。我转过身，只见约翰·文森特·穆恩吓得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我马上再往回跑，一拳把那个士兵打倒在地，使劲推推文森特·穆恩，狠狠骂他，叫他跟我走。他吓瘫了，我只得拽住他的胳臂拉着他跑。我们在火光四起的黑夜里夺路而逃，背后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穆恩的右臂给一颗子弹擦过，我们逃进小松林时，他竟然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我替他倒了一杯茶，包扎了伤口，发现他挨的那枪只擦破了一点皮肉，没有伤筋动骨。

    第二天，穆恩已经恢复了镇静。他接过我给他的一支烟，然后严格地盘问我，要了解“我们革命党的经济”。他提的问题很有条理，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情况很严重。南面枪声激烈。我对穆恩说，伙伴们在等着我们。我的大衣和手枪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取了回来时，发现穆恩两眼紧闭，躺在沙发上，他觉得自己在发烧，说肩膀痛得厉害。

    我明白他已经怯懦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我尴尬地请他自己多加保重，然后向他告别。那个胆小的人叫我害臊，好像胆小鬼是我，不是文森特·穆恩。

    我那天清晨出门，午前就回了。穆恩在图书室里和谁正讲着话，我听声调知道他在打电话。我听见他提到我的名字，接着又说我晚上七点钟回，还出点子说可以等我穿过花园时逮捕我。我那位十分理智的朋友正在十分理智地出卖我。我还听到他要求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故事的头绪到这里就乱了，也断了。我只记得那个告密者要逃跑，我穿过梦魇似的黑走廊和使人晕眩的长楼梯穷追不舍。穆恩很熟悉房子的布局，比我清楚得多，有几次几乎被他逃脱。但在士兵们抓住我之前，我把他逼到一个死角。我从墙上将军的兵器摆设中抽出一把弯刀，用那半月形的钢刃在他脸上留下了一条半月形的永不消退的血的印记。“博尔赫斯，你我虽然素昧平生，我把这事的真相告诉了你。你尽可以瞧不起我，我不会难受的。”

    他说到这里停住了。我发现他的手在颤抖。

    “穆恩后来怎么啦？”我问道。

    “他领到了犹大的赏钱，逃到巴西去了。那天下午，他看到几个喝醉的士兵在广场上把一个模型似的人当靶子射击。”

    我等他讲下去，可是半晌没有下文。最后我请他往下讲。

    于是他呻吟一声，怜惜地把那条弯曲的灰白伤疤指给我看。

    “难道你不信吗？”他喃喃地说，“难道你没有看到我脸上带着卑鄙的印记吗？我用这种方式讲故事，为的是让你能从头听到完。我告发了庇护我的人，我就是文森特·穆恩。现在你蔑视我吧。”

赊刀人

顾敬堂

黄泥崴子是贫困村，历年来，上级部门派了好几拨机关人员驻村扶贫，但收效甚微。①天长日久，无论干部

还是群众都没有信心了。

这天，村里忽然来了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拿着一个陈旧的账本来到村委会打听。村主任看着账本上的名字很是吃惊：“这是哪年的账目呀？好几个人都不在了……咦，还有我爷爷的名字呢！”

得知村主任的爷爷还在世，这个自称赵国栋的人非常高兴，请村主任将名单上还在世的人召集来，说说这四十年前的账单。

很快，村部里来了百十号人，有些是账单上欠了债的，更多的是来看热闹的村民。

赵国栋给大家问了好，然后切入正题：“这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爷爷来过黄泥崴子，赊给大家一些生活物资……”

村主任的爷爷一听就惊呼道：“啊！你是赊刀人的孙子？我记得你爷爷，那时候我还是黄泥崴子的村长呢……”

那是四十年前的一个春天，一个货郎风尘仆仆地来到黄泥崴子，他拉着满满一架子车的货物，大多是镰刀、剪刀、菜刀之类的物件。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村里好多年没见过走街串巷做生意的人了。村民们觉得新鲜，围着货郎纷纷询问物件的价格。货郎笑眯眯地说：“我这车货物呀，只赊不卖！正常一把菜刀八毛钱，我两块钱赊给大家。”

村民们顿时炸锅了：“把我们当傻子呀，两块钱谁赊！”

“大家先听我说完。”货郎不急不忙地摆摆手，“②等到家家都买上电视机，没人穿补丁衣服，顿顿能吃饱饭，桌上有细粮的时候，我再来收钱。”

“哈哈，我先赊把镰刀！”老村长立刻嚷道，“这不等于白给嘛，你说的这些事儿根本没可能！”“我赊把犁头，要是你说的事儿实现不了，我可不给钱！”又有一个人接过话头。

其他村民听出了道道，立刻蜂拥而上，一车货物十几分钟就被赊购一空。

赊刀人拿出账本，挨个记下赊账人的姓名，让大家按下手印，便推着空车子走了。

看着货郎远去的背影，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都觉得遇到了傻子，白捡了便宜。老村长却充满向往地说道：“我倒是盼着他早点过来收钱呢！”

村民们也咂摸出滋味：“是呀，要是他说的这些事都能实现，别说这点钱了，给十倍我们都乐意！”

回忆到这里，老村长感慨地说道：“谁能想到，你爷爷说的话竟然都应验了！到现在都四十年啦，当年欠的账我还十倍！”

两三块钱的欠账，十倍也不过二三十元，村民们纷纷表示都按十倍来还。

赵国栋微笑着点头说道：“来的时候，爷爷让我拿这个账本试试黄泥崴子的民风。如果大家不认账，我转头就走；如果大家认账，我就继续和大家做生意，老规矩，只赊不卖！”

村民们一听，腰杆子都不由得硬了起来。

不一会儿，村外便开来两台货车，上面堆满了米面粮油和生活必需品。大家都看向赵国栋，等他说出赊账的条件。

赵国栋指着东面的一片地说道：“等到沙棘果三十块钱一斤时，我再来收钱，并且货物的价格也是正常价，不多加一分钱。”村民们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那片沙辣树是大家前年裁的，去年零星结了些果子，谁也没太当回事，没想到赵国栋居然对沙棘果感兴趣。

村民们面面相飙一阵，便上前围着两台车挑选起货物来。赵国栋拿出一个新账本，将赊货人的名字记了上去。

很快，两车货物被村民们搬空了，赵国栋笑昧眯地摆摆手，坐上车离开了。③有个村民看着自己堆得跟小山似的货物，得意地说道：“沙棘果怎么可能卖到三十块钱一斤？你们太傻了，为啥不多赊点？”

老村长白了他一眼道：“大城市的物价可贵着呢！人家要是没把握挣钱，会跟你拉这个？他爷爷当年的预言可都成真了！”村主任接过爷爷的话：“他们这个行当是从‘除刀人’转化过来的，古时候叫‘卜卖’，据说是鬼谷子的传人，估计是根据市场规律做出判断，预测的准确性非常高呢！”

大家又闲聊了一会儿，这才带着赊来的货物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村主任八十多岁的爷爷就出现在他家的沙棘林里，给地锄草、松土、浇水。有人看到后，也跟着到自家沙棘地里忙活起来。很快，全村人达成了一个共识：沙棘果的行情肯定会非常好，否则新一代的“赊刀人”

怎么会平白把东西赊给咱们呢！

④到了冬天，红灿灿的沙棘果挂满了枝头。村主任通知大家，今天有人来收购沙棘果，三十块钱一斤！村民们吃惊又高兴，吃惊的是，赊刀人的预言竟然成真了；高兴的是，之前都不看好的沙棘果居然真的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卖完沙棘果，赵国栋果然来了，村民们心甘情愿地给他结算了赊欠的货款。这还不够，大家都期待地问他：“啥时候你再来赊东西？”

赵国栋笑呵呵地说：“从明天起，我以第一书记的身份正式驻村，和大家一起振兴黄泥崴子！”

村民们惊讶不已：“啊？你不是赊刀人？”

赵国栋摆摆手道：“我爷爷是研究市场经济的专家，我现在搞的也是这个专业。当年所谓的赊刀，不过是他老人家到农村考察时，变相扶贫而已。”

“太好了，你来这儿带着我们干，肯定能领着我们脱贫致富！”村民们纷纷鼓起掌来。

赵国栋笑了，耳朵边回响起临行时爷爷说的话：“有些扶贫干部光靠热情不讲方法，把村民折腾得都没信心了。其实要想振兴乡村，首先得把倒下的人心先扶起来……”

（有删改）

三走严庄（节选）【注】

茹志鹃

部队天天行军，有时五十里，有时七十里，大片大片的土地从我们脚下伸展开去。地里的庄稼苍黄了，成熟了，然后，我们走的路边，就是光秃秃、黑油油的土地。那大片大片的土地，又落下麦种。麦种具有穿山之力，它不畏严寒，不畏风霜，在土里渐渐地发芽了，出苗了，然后绿茵茵地满铺在黑土上。我又二次来到了严庄。

我赶到严庄的时候，天已大黑了。我人还没进庄，迎面就扑来一股强烈的布焦臭，我的心不禁怦怦地跳了起来。

严庄怎样了？收黎子怎样了？老马那支枪是埋起来了，还是继续背在严庄人的身上？我一弯腰，朝庄里小跑起来。

星光下，我看见庄里许多草房没有了，只剩下一些残缺焦黑的泥墙，墙里墙外，碗碴破棉絮铺了满地，但是那些烧剩的焦木断梁，已整齐地堆在一起，空场上也排满了一堆堆砌屋用的泥砖。在朦胧的星光下，严庄显得安静而又严峻。

我在来全原来的屋基角落上，一个临时搭起来的茅草地庵子里看到了收黎子。她稍稍黑瘦了一些，眼睛显得大了，正席地坐在一层薄薄的麦秸上，静静地低着头，在油灯下专心一意地修理一只筛面用的筛子。她将那极细的马尾，在筛子的破洞上慢慢地织出经纬，织得是那么细，那么密。仿佛，这里也没有敌人来过，外面那倒塌的泥墙，也并不存在。啊！收黎子，你是看不见，还是全不在乎？你却是静静地低着头，在准备麦收用的工具。

她一抬头看见我，并没觉得奇怪，朝我笑了笑，但是接着她一反素来的安静沉着，站起身团团转地忙了起来。她开开锅盖，拿拿水瓢，抱一把草，又打开一个什么包包。她手忙脚乱地忙了半天，给我端来了一碗热水。经过这一阵忙，她平静下来了，又恢复了她原来那种从容不迫的气度，拉着我的手，坐在我身边。我问她敌人来的时候，她怎么过的。

“蹲野地呗！”她说得很简单。

“来全呢？”

“他？他带了看家队，掮了那支枪，到处转悠，到东放一枪，到西放一枪。”她说到这里笑了，大概是想起了这些零星枪声的效果吧！我看看屋里只有她一个人，便问道：“小全呢？”

收黎子把眼光避开了，停了一会儿说道：“你知道，分了地以后，小全是多高兴，种上了麦以后，他就老去地里望，计算着今年过年吃白面饺子。敌人来了以后，我们都蹲在野地里，又冷又饿，可孩子还惦念那块麦地。谁料到半夜里，我打了一个盹儿，这孩子就跑回去了……”收黎子停住了话，把油盏里的灯草拨了拨，压抑了一下感情。

收黎子发现小全不见了，她知道孩子上哪里去了，她也知道孩子是不会回来了，她不哭也不作声，只是呆呆地坐着，来全带了看家队不在跟前，大家怕她憋坏了，劝她放声哭一下。她摇摇头，还是不哭也不作声，一直等到日头傍山，她才开口对大伙说：“我悄悄去看一眼，看一眼就死心了。”说着她就走了，谁也拦不住。她一走，庄里人怕她有闪失，就赶紧派人去找来全。

夕阳西下，敌人最忌怕的夜，即将开始了。收黎子连爬带走，来到严庄西头的土岗上。她看见焦黑的严庄在冒烟，火舌舐过的门洞，像一张一张乌黑的大嘴。几个敌人缩着头抱了枪，踢着地上的枕头、筷子，踩着碎碗碴和晒干的辣椒在放哨。风跟着他们的脚跟扬起灰烬，然后又在树上打起唿哨……

“小全在哪里？……”严庄沉默着。

收黎子忽然明白，仅仅把敌人从严庄赶跑是不行的，赶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严庄，是敌人，就得干脆彻底地消灭，而不是赶跑。收黎子暂时忘了小全，忘了那种单纯属于母亲的痛楚，她趴在土岗上，什么都看在眼里。什么都记在心里。就在这时候，她忽然看见来全从侧旁爬来，铁青了脸，大口地喘着粗气。来全没说话，只是带她绕过庄子，把她带到东头的松林里。收黎子刚在松树后面伏下，只听见屋前的场地上传来一个孩子的喊声，“不！不！咱不跪！”这是小全，小全在喊着什么？……收黎子心都发颤了，一把就夺去了丈夫手上的枪……

“砰”的一声，老马留下的那支枪响了。敌人不知哪里来的枪响，顿时惊慌失措。收黎子颤颤地拿着枪，挺立在松林前面，虽然没打到敌人，她也觉得快意。来全一把把她推进松林，拿过枪对准场上骚乱的敌人又打了一枪，然后和收黎子回身飞奔。收黎子挣脱手，回过身来，她要最后看看小全。她看见儿子安静地躺着，面对长空，躺在敌人的血泊中。周围的敌人在叫喊，枪在响，风在上空厉声尖呼，儿子是在战斗中停止了呼吸。收黎子回转身，狂奔起来，她不是逃，而只是在高速度地飞跑，向一个目标，一个她认定了的目标飞跑。严庄不再沉默了。

我决定要走了，收黎子叹了一口气，说：“来全他们那些看家队走了，我们要看家，要建设，这担子可重啊！”

看家队出了门，他们支援解放战争去了，严庄的人，担起了看守这份大“家”的任务，严庄的主人们，他们的力量正在越出它的范围，推动历史向前。

我走了，远离了严庄，可是我觉得胜利伴同着收黎子总跟着我，每一个战士后面都有她，微黑的脸上，沉静而坚决。她叮嘱我们的话，往往只有一句：“要彻底地消灭敌人，保住咱的好光景。”

是了，大爷们，大娘们，小全的爷，小全的母亲，我们的力量汇集在一起，就能战胜一切敌人，因为，我们的名字叫“人民”。

（有删改）

【注】为了开展革命工作，“我”曾三次到达严庄，文章节选部分是“我”第二次到达严庄的见闻。小说中的“我”是一位年轻女干部，一走严庄时曾领导严庄人民进行土改运动。“我”见证了收黎子由一个娴静温顺的年轻媳妇到勇敢干练的支前队长的成长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