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由于“独尊儒术”政策的施行，学校教育得到普遍发展，再加上以“经学取士”为重要内容的选官制度的确立，也使两汉家学得以蓬勃发展。学者专长一艺之后，在授徒讲论的同时，亦受学术家传习惯的影响，极为重视家中子弟的学业继承。如《后汉书•伏湛传》：“（伏）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以女孙为顺帝贵人，奉朝请，位特进。卒，子无忌嗣，亦传家学，博物多识。”这种传家世袭的学业就是家学。

    家学是两汉经学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据粗略统计，在两汉明确有家学情况而且颇有名望和影响的经学世家约有百家之多。他们或者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家业不断，如孔氏之学；或者宗族内相承以传其学，如大、小夏侯之学；或者如睢孟授业其姐的儿子颜安乐以传其学。从而为两汉经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家学一直是私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中有着独特作用。

    家学首先影响汉代统治阶级的教育。家学中因传经学而至仕的比例很大，有的甚至累世儒官，其中又有不少担任帝师或者太子太傅。他们或亲自执讲，或开办学校，在其倡导下，兴学重教也成为评价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在汉代隆儒的氛围中，帝王多养成崇儒好学的风气。元帝“柔仁好儒”，即位之后又制诏御史：“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明帝曾“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这些由家学而仕宦的势力，通过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影响着两汉政治和学术的同时，有力地促进了家学本身的发展。

    作为官学的补充，家学是私学的特殊力量。汉武帝时兴太学，此后官学在国家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私学并未因此停顿，反而在官学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发展。汉代私人讲学的事例不胜枚举，读书人学成即授徒相当普遍。家学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学者从事私学教授活动，他们或开门授讲，或声称著闻，学者争相归之，或隐居教授，所授学生常常数百人至千人，著录弟子多至千人乃至万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地方官学由于政治、经济及战乱的影响，时有停置。但是治学的儒者并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即使在战乱中也传业不息，讲学不辍。这种家学传统，在促进经学广泛传播时，也使家族的学术得以保存并固定下来。

    家学所传习的内容很宽泛，并不仅限于经学范畴。自然科学也是家学所传习的重要内容，涉及天文、医学、数学、律法等广泛领域。如刘歆继承父业，从小对数术、方技无所不究。世明律法的颖川郭氏则更为引人注目，据载，郭氏自弘以后，“数世皆传律法，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为官者甚众。

    正是因为有两汉家学的兴盛和学术家传的良好传统，所以在汉末动乱中，学术逐渐家门化并得到保存和延续，从而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的家学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说文解字》：“书，箸也。从聿，者声。”《释名·释书契》：“书，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广雅·释言》：“书，记也。”简言之，书者，用笔记事，用笔说话也。记事在先而说话在后。文字之发明首先用于记事，最早记事是“史官”用笔（聿）书于简册，是谓“策书”。《书·顾命》：“太史秉书，御王册命。”此书即记事，记载前事之册书。大册为典。而所谓大册，就是庄子所谓“先王之陈迹”，就是《尚书》所载“典、诰、誓、命、训、谟”之属，《诗经》之“大雅”及“颂”等。《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商代已开始用简记事，或者说我国以简作为书写材料的历史是商代开始的。

    春秋以降，人文发育，精神自觉之后，人们开始用笔说话，用笔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真正意义上的书由此诞生。孔子师生集团把左史右史们所记“先王之陈迹”编辑（“论”、“次”、“修起”）为“经”，以开化、指导后人。他们把左史即太史所记占筮档案编为《易经》；把右史即内史所记先王之“事”、之“志”、之“行”，分别编为《书经》、《诗经》和《礼经》。孔子等为什么从无数的简册或曰原始记录、原始档案中选择出此四种，进行编辑，进而把它们上升为经典呢？

    原因很简明：《易》旨在追寻生命的由来，探索“性命之理”，“幽（阴）明（阳）之故”，旨在明“天道”，预知天意，以期得到上天的帮忙护佑。故可以把其价值意义概括为“天道可知”。而“《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庄子·天下》），我们了解氏族先王（圣人）之“事”、之“志”、之“行”，就可以启迪智慧，提高修养，像“先王”圣人那样达到生命的理想境界。故可以把其价值意义概括为“圣人能及”。又何以证明天道可知，圣人能及？孔子在“论”、“次”、“修起”三项工作基础上，又做了第四项工作：“作”，作《春秋》。孔子以他所居鲁国的史实为《易》、《书》、《诗》、《礼》四经，即为“天道可知，圣人能及”八字提供事例史证。于是中华原典“五经”——中国最早的书终于诞生。“五经”的诞生是孔子师生集团为中华民族作出的重大贡献。它们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国文化的所有产品均由之产生，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由之逐渐形成。

    经以载道。“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随之，解释“经”的“传”，实践落实“经”的“子”，相继问世。“传”者即《礼记》、《左传》、《公羊》、《谷梁》之类；“子”者即《论语》、《孟子》、《孝经》、《尔雅》之属。而“子”以孔子为首，包括老子、庄子、孟子等先秦诸子，以至汉代董仲舒、淮南子之流，释（佛）子最后参入。于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中华民族的思想理论大体系构成了，中国经书的大体系构成了，国学的核心构成了。

（选自“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序《开化的要津，进步的阶梯》，作者张辛）

    所谓注意，是指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它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心理过程，而是伴随诸多心理过程而存在的心理现象或曰心理特性。注意是心理过程的始动因素，并且总是伴随各种心理过程存在。审美心理过程也是从审美注意开始的。

    注意通常可分为无意注意和有意注意两大类。所谓无意注意，是没有预定的目的，也不需要作意志努力的注意。绮丽的自然风光引起我们的审美注意，多是这种类型。而有意注意，是指那种自觉的、有目的的、在必要时还需要一定意志努力的注意。我们欣赏艺术作品时产生的审美注意，多属这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注意尽管有所区别，但在审美实践中常常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许多情况下，两种注意是同时存在（虽有所侧重），或者交替进行和互相转化的。例如我们观看舞台上的演出，先是有意注意使我们把视觉和听觉集中于舞台上的角色，当新的角色登场，我们的注意力随即转向新的角色，这时就自然过渡到无意注意了。

    关于引起审美注意的原因，除了审美主体的个体倾向和内部状态（如审美需要和兴趣，心境和情绪状态）以外，主要是审美对象具有各种能引起人们愉悦情感的属性。如鲜艳的色彩、和谐的组合、适度的比例、流畅的线条等等。这些引起注意的审美属性中，最重要的是对比强度和新异性。

    以对比强度而论，属于互补色的红与绿，配合得宜，彼此都可增强对方的强度（鲜明度）。“绿叶扶红花”是美的，而尤以所谓“万绿丛中一点红”显得更美。因为“万绿”作为背景和陪衬，更加突出了“一点红”的强度。倘若叶花等量，红绿各半，那审美效果怕要削弱许多。对比强度还表现在，在相对静止的背景中，动的对象更容易引起注意。蔚蓝的天空，苍鹰翱翔；浩瀚的大海，巨轮披浪；无际的平川，列车飞驰；明亮的舞台，角色变换等等。在人们的视野中，苍鹰、巨轮、列车、角色等因其动很容易成为注意的中心，而天空、大海、平川、舞台，因其相对静止而往往成为注意中心的陪衬。当然，这绝不是说只有动态才显示美，而静态就不显示美。动态和静态在特定的场合各有其美，而且二者常常同时存在、互相辉映，相得益彰。

    以审美对象的新异性而论，最好的例子是当代青年人的服饰。青年人都希望将自己打扮得更美一些。一件设计新颖的服装，常引起一些人的青睐，于是他们竞相模仿，形成“流行热”。之后，一种造型、色彩更新颖的时装又悄然兴起，于是他们又开始模仿和追求。又如，欣赏过韩美林动物画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他笔下的动物格外可爱，给人的美感享受格外丰富。这是什么原因呢？它逼真么？恰恰相反，他的画多是变形画，线条非常简洁，圆弧形运用较多；色彩铺张，斑驳交错。韩氏画法的核心是突出了一个“新”字。唯其如此，他的画能引起更多观赏者的审美注意，以至几度出国展出，都引起轰动，盛誉不衰。

（选自陶功定《美学》，有删改）

    以前我们的文化是以大为特征、以大来标榜的。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广场、大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等等。可以说，对于“大”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和“小”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微”已成为时代文化关键词。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时代。

    站在这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型的高度看，“微文化”透露出转型的信息。“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型。在微时代，权利更加分散，微技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微时代的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体贴入微。“微时代的文化”众声喧哗，张扬个性，它是一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于低门槛和便捷性所带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自主性。此外，它还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互动和对话，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微文化也是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代，微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天堂，青年成为微文化的主力军。

    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并使谣言的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所有由“微”带来的这一切，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他们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微时代微文化的特征，充分肯定它们的积极意义，同时充分警惕其消极后果，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才能更加有效，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才能与时俱进。

（摘编自陶东风《微文化需大关注》）

文字的森林

残雪

①自从我懂得文字能够给我带来无限的、难以言传的快乐后，我就再也离不开它们了。这些密密麻麻的奇怪的符号，深含着勾魂的力量。

②我家门外的街道旁有一个很大的私人图书铺，在不落雨的日子里，老板将放在木架上的插画图书（连环画）一架一架地搬到人行道上，还搬出十几张条凳，让我们坐在凳子上面阅读。一本薄图书一分至两分钱，一本厚图书或分上下集的那种则要三分钱。当然，只有少数时候我能获得这种消魂的享受。大部分时候，我只能绕着那些木架打量书的封面，猜测里头会有些什么样的故事情节。我记得图书里头有“黛玉葬花”“小人国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等等。回忆起来，那时的图书解说应该是相当不错的，至少比现在的好。我常想，如果那一屋子图书全归了我，夜里我就睡在它们当中，会发生什么呢？

③年纪稍大后，我便越来越摆不脱语言文字的魔力了。我感到的确有那样一片巨大的森林，人类的情感记忆就在那种幽深的地方储存着。那个时候，我说不出我的感觉，我只是不断地产生那种欲望，要回到那个地方去。“啊，多么深啊，什么样的奇异的力量啊！”我每每从心里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去过一次图书馆，我站在木架与木架之间不知所措，纸张微酸的气味弥漫于空间，从那些年代悠久的、厚厚的书籍里散发出强大的威慑力，我完全被镇住了。好友问我要借什么书，我胡乱说了一个书名，拿了书就逃出来了。我常想，那种无名的震慑力是什么呢？我从未见过那么多的书，也许是我的身体对于无数文字发射出来的信息产生了感应？假如一个人独自在原始森林中穿行，看不到出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在我少年时代的阅读中，每一本书单独来看都是有出口的，书读完了，情感就宣泄了。我同大多数读者一样，仅仅只是站在语言的表层。要经历情感的深渊，文字对于我才会变成真正的原始森林。同样，要过好多年，阅读对于我来说才不是在短时间内宣泄的手段，而直接就是生存本身。

④发现语言文字底下的层次是40岁左右发生的事。有一天，我于无所事事中坐下来，随手拿起一本心爱的读物。我翻开它，读了一小段又放下，突然产生了一种隐隐不安的感觉。我站起来，在房里走动了一会儿，重又坐下。外面有小贩在叫卖，隔壁邻居搓麻将的声音阵阵传来，我再次翻开书。我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火车头冒出的白烟会总是在空中不散呢？为什么这位女性要全身穿黑？我凝视着，凝视着，终于，某种模糊的通道在我眼皮底下出现了。说它模糊，是因为不能断定其有无。

⑤那些通道从来就在那里，它们通向幽暗的原始森林！而我，在阅读的挺进中不断地返回儿时的奇境，就像从前的我那样坐在街边虔诚而热切地翻看小人书，阳光则慈爱地抚摸着我的全身。有一个夜晚，我果然进入了蓝色的森林，但它们并不是普通的树，它们像巨大的蝴蝶翅膀那样一张一合。啊，那些数不清的斑点啊，叫我如何去辨认呢？

⑥我的阅读运动，已经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运动。我滞留在文字的原始森林里，身与心的动作给我带来了无穷的喜悦，并使那些幽远的记忆在我眼前一层一层地展开。

    “江南”自古以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更是一个文化生命的概念。王阳明走向江南之江南，徐霞客也走向江南之江南。南方的司马相如、苏东坡、郑珍、莫友芝也走出去了。只有走出去，才有精彩的东西表现出来。很多人都往更远的南方走。作为人文渊薮，历史上的江南不断将其蕴蓄丰美的生命能量，向其他地区辐射，而其他地区被江南文化影响之后，其固有文化也往往被激发出别样的光辉，反过来影响江南文化，如佛家《华严经》中所说的两镜互照，重重相映，交光递影，以至于无穷。

    不必讳言，黔贵文明虽然历史悠久，但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一直到明代中后期文教才逐渐昌明起来。由于历史上地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化互动也当然主要以江南对西南的影响为主，这是一个历史的主基调。在此过程中，有两个关键词。第一是“人能弘道”。移民、政府所派官员以及迁客谪官等人在文化传播中起到很大作用。如所周知，阳明留居贵州虽仅三年，然而在此期间讲学授徒，以其非凡的精神高度与人格魅力使得黔中俊才云集景从，影响至为深远。作为一代大儒兼诗人，阳明先生对黔贵文化的影响，不仅在于倡导知行合一的良知之学，化民成俗，改善民风，也体现于对诗书文明的传播。黔地诗人名家辈出，实自阳明来黔之后。中国文化是人文文化，人在文的前面，人能弘道。人可以化成天下，阳明之于黔贵，正如文翁之于四川、韩愈之于潮州、苏轼之于海南的文化影响。而阳明一生中至为关键的“龙场悟道”，则与他在黔贵特殊环境中动心忍性的磨砺有直接关系。

    第二个关键词是“时代震荡”。就像地震产生地震波，某些重大的时代变革往往更促进并深化江南向更南方的文化波动。明清易代之时，中原及江南一并沦陷之后，使得滇黔边徼之地成为文化精英避地之所，一时黔中士人与江南士人萃集一地，互动频繁。待明社既屋之后，诸人为全志节或隐居不仕，或遁入空门，隐居者如贵阳吴中蕃与朱文，逃禅者如遵义黎怀智与玉屏郑逢元，这些黔中士人与避地来黔士人一同构成明遗民诗人群体。值得注意的是丹徒钱邦芑，他曾隐居余庆他山，聚众讲学；还曾邀请语嵩和尚到贵阳牟尼山讲法，振黔地宗风。而钱邦芑后来为躲避张献忠部下孙可望的逼迫，也祝发为僧，宗教与政治在这一阶段关联甚深：心系故国、志图恢复者不得已则逃禅方外，逃禅方外者也往往心系故国而有忧世之思。钱氏周围凝聚了一大批有志节之士，对当地文化产生了相当影响。可见江南以一代人物、宗教文化开拓华夏新境，变边疆而为中心，化宗教而为政治的重大贡献。

（选自《文汇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