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城市内涝是指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 现象。随着城镇化的迅猛推进，城市内涝防治成了汛期防灾的“新课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年有185座城市受到城市内涝的威胁。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城市内涝问题就已经凸显，但当时内涝造成的损失相比江河洪水的损失要小，因而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然而，自2004年以来，有4年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超过了发生流域型大洪水的1998年（2551亿元）。面对损失与受淹城市数成正比的趋势，人们开始对城市内涝问题给予更多关注。

材料二：

    一旦城市遭遇强暴雨袭击，突然倍增的洪水如果无处可去，当然会在城市里肆意奔流，于是，道路瞬间成“河流”，广场立即变“湖泊”，建设在河道、湖畔等低洼地带的居民区、工厂等，随之成了泽国。现今的中国，城市内涝日趋严重。从国内城市生态环境来看，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山林湖泊等生态系统被肆意破坏。原本覆盖着植被的土地被柏油路、水泥路等硬化路取代，用来蓄水的低洼地被填平，湿地和湖泊变成了住宅，下凹式立交桥越建越多，城市地下空间开发越来越充分（如地下车库、地铁等），种种做法切断了自然的水循环，从而直接导致城市的雨水积存和渗透能力降低，仅依靠市政管网来排走雨水已是杯水车 薪。另外，受气候变化影响，每年的极端性强降雨频次呈现上升趋势，加之受厄尔尼诺等各 类极端天气现象影响，越来越大的降水量也带给城市越来越大的挑战。

（摘编自新华网《雨季总“看海”，城市内涝如何解？》）

材料三：

    城市的排水设置只是内涝问题最下游的原因，解决城市排水系统仅是治标。建设一个“海绵城市”，让城市的生态系统能够恢复，才是解决内涝的办法。

    所谓海绵城市，即通过“渗、滞、蓄、用、排”等技术，使城市能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我国自2015年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以来，截至2017年4月，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已建设面积420平方公里，完成投资约544亿元。全国已有370个城市提出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目前，海绵城市试点虽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作为一个由点、线、面构成的庞大系统工程，海绵城市的全部功效尚需时间和过程加以检验。

（摘编自《经济观察报》文章《反思城市内涝建设海绵城市》）

材料四：

    理性看待海绵城市，首先应该将其至于城市生态的宏观视野，从而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这个前提得到保证后，政策制定者还需要在决策时全面权衡。首先，从城市的现实规模、生态出发，建设海绵城市有没有必要？如果一个城市本身就拥有发达的水系足以实现有效排水，那么另投一笔资金建设海绵城市是否划算？其次，在制定规划时是否对整个城市生态进行过系统的统筹？假使主政者总是罔顾城市发展自身规律，肆意妄为，那么再有吸附力的“海绵”恐怕也有限度。

    解决城市内涝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对海绵城市的建设成果评价，我们是否有可靠的评价系统？假使都像一些地方“治水”那样，钱花出去了却不问效果，到头来公共财政打了水漂，大家依然只能“看海”。

（摘编自《南方日报》文章《面对海绵城市须回归理性》）

材料一：

    随着国家政策频繁出台利好新能源汽车，各地方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扶持力度也逐步加大，截至2018年6月20日，全国共有上海、深圳、重庆等15省市出台新能源汽车补贴、奖励政策。

在如此大规模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情况下，电动汽车的产销量也获得了可喜的成绩，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18年1—5月，汽车产销均呈增长趋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6万辆和1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85.6%和125.6%。

    就在这形势看似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一个致命的问题却悄然浮现。一些为蹭热度、蹭补贴进入这个领域的电池厂商生产出来的电池远远达不到新补贴政策要求，由于产品不合格，生产的大量电池只好报废。福建猛狮科技总经理王少平表示，“国内锂动力电池正在向高品质、有产能的企业集中，大者恒大的趋势开始越来越明显。”而随着动力电池市场的进一步升温，锂电池行业内的企业分化进一步加剧。

（摘编自《动力电池市场的“内忧外患”》，上海有色网2018年6月21日）

材料二：

    2017年全球动力电池销量前10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就有7席，占据世界第一位；预计到2020年，我国在全球电池市场所占的份额将达七成以上；目前我国电池生产企业已超过了200家，是全球拥有锂电池生产企业最多的国家。然而这一串数字，并没有让业内人士觉得骄傲。

    南开大学新能源材料化学研究所所长周震说：“从行业角度来看，美国有比较强的研发设计能力，目前仍然引领锂电池原始创新、核心材料研发；日本作为电池材料制造大国，生产规范严格，能够最先制造出新的成品电池；我国和韩国作为第二梯队，后续跟进。”据了解，电池四大核心材料中，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都已实现了国产化，唯独隔膜仍是短板。核心专利缺乏，隔膜等关键材料不给力，不仅成了国产锂电池难以承受之痛，也拖了国产锂电池企业“走出去”的后腿。

（摘编自《一层隔膜两重天：国产锂电池尚需拨云见日》，《科技日报》2018年6月21日）

材料三：

    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日前宣布，该国部分企业及学术机构将在未来5年内联合研发下一代电动车全固态锂电池，并力争早日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产业。该项目预计总投资100亿日元，丰田、松下等23家汽车、电池和材料企业以及京都大学、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等15家学术机构将共同参与研究，计划到2022年全面掌握全固态电池相关技术。

    此前，法国雷诺汽车业务负责人诺曼德表示，全固态电池是新能源汽车工业的新希望，在成本、密度和热稳定性方面都较目前的锂离子电池有巨大优势。

    相比于传统锂离子电池，全固态电池将体现出比较明显的优势。首先，相同能量下，全固态电池更薄且体积更小，从而方便应用在新型小尺寸智能电子设备，实现终端产品的小微型化。其次，全固态电池轻便，能量密度高。综合考虑到以上两大因素，全固态电池相比于一般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可以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到目前为止，许多实验室中，都已经可以小规模批量试制出能量密度为300-400Wh/kg的全固态电池。从能量密度的数据上看，全固态电池带给人们的直观体会是我们的手机等电子产品从“一天一充”升级到“两天一充”。

（摘编自《日本为何对全固态锂电池情有独钟？》，锂电网2018年6月20日）

    材料一

    “流寓”一词最早的文本记载大概是《后汉书·廉范传》：“范父丧遭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在这一语境中，“流寓”可解释为流离寓居。《辞源》将“流寓”解释为“寄居他乡”。《汉语大辞典》则解释为：“‘流寓’亦作‘流庽’：流落他乡居住。”

    “流寓”一词释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流”字。如果理解为“流动”，那么这个概念的范围就非常宽泛，所有的迁徙流动到异乡都可视为“流寓”。如果理解为“流落”、“流放”的话，“流寓”一词的含义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流落”一词有“漂泊外地，穷困失意”含义，“流放”则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流寓”是指“不得已”离开本土客居他乡。比如进京考取进士，一举得中在京城或其他地方为官，这就不属于“流寓”；而在京屡考不中，旅居多年如杜甫就叫“流寓”，或遭贬谪或受排挤自请外放到非故乡的地方为官，如苏轼到海南上任就叫“流寓”。

    古人为何要流寓他乡？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个体原因。其中社会原因又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因素等多个方面。从流寓文人的角度看，大多数文人因政治斗争遭排挤打击，流落他乡，如唐顺宗年间因“二王八司马事件”，两大文豪刘禹锡与柳宗元分别被贬到郎州、永州，而苏轼更是因为政治上的打击，一路从江南贬到海南岛。古今中外，为改变命运、博取功名，负书担橐，远离家乡外出游学、游宦之士，如苏秦、张仪等，其流寓主要为个体原因。

    此外，不同时代、不同原因的流寓者之流寓地是不同的。社会历史的变迁，文明程度的发展，决定了流寓地的不同。因战乱灾荒而发生的流寓，流寓者往往迁徙到较为安宁、富庶的地方，如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因犯罪而被流放和被统治者贬谪，其流寓地往往是远离京城与繁华的僻远荒凉地方，如先秦巴蜀，汉唐湖广，宋明清之岭南、东北和西北等。

    （取材于李永杰《“流寓”概念探源》）

    材料二

    作为荒服之地的岭南地区，其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恶劣的生存环境——令人闻之畏惧的“瘴气”和湿热多雨的气候，一直为中原地区民众所鄙弃。但是，终究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许多文士不得已寓居岭南。

    古代流寓文士的生存状态极为艰难，诸如流寓之路艰辛无比、语言文化多有隔绝、物质生活极为匮乏、气候环境极为不适等。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状态下，多数岭南流寓文士并没有长时间地消极度日。迥异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情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也拓宽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视野。他们借吟诗作文排遣胸中抑郁之情，顺带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

    韩愈贬谪连州阳山令时，在诗文中呈现的连州是一个远极遐荒之穷地，交通极为不便，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险恶，这是连州给作者的最初印象。同为寓居连州，然而在刘禹锡的眼中，连州却是“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墟也”。他在《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中写道：“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刘禹锡不仅对连州秀丽的山水极为推崇，而且深入民间了解连州的民俗风情、少数民族生活。在谪居连州的岁月里，他以平和的心态、从容的诗笔，还原了岭南的青山秀水，描绘了民情民俗画卷，并讴歌了少数民族的勤劳勇敢。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一贬再贬至“荒服”的极致——海南岛，这在宋代是仅次于杀头的重罪。初到海南的苏轼也曾悲观地说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与王敏仲书》）然而，天性乐观旷达的他并没有彻底沉沦于流寓之苦，而是用自己的诗文去描绘海南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纵情于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写下了很多优美的“和陶诗”。诗文不仅明显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更体现了他虽身处天涯海角，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旷达境界。

    流寓生活往往充满着艰辛，但是达观的处世精神总是让诗人于艰险中发现天地之美，描述天地之美，即便是“九死一生”的蛮荒岭南，他们依然“诗意地栖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材料三

    流寓文士来到岭南之后，一方面用诗文排遣心中之情，另一方面则深入民间为民谋利，在蛮荒岭南积极实践自己未尽的政治抱负，给岭南大地带来深远的影响。

    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镐撰《旧志序》，认为连州风气之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两公始”。刘禹锡在连州至少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编医书，惠及百姓。刘禹锡对医学颇有研究，他结合自己40多年积累的验方，编成了《传信方》医书，让连州人受益。二是重教兴学。在刘禹锡的带动下，连州文风迭起，吸引了荆楚吴越的儒生纷纷来连州求学。在唐代，广东共有48名进士，连州就有12名；到了北宋时期，广东共有进士127名，连州就有43名，时称“连州科第甲通省”。三是关心少数民族。刘禹锡在连州期间写下了《莫徭歌》《蛮子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三首诗，对徭族人的外貌服饰和狩猎活动以及他们的勤劳神勇大加称赞。

    柳宗元流寓柳州可谓他本人之不幸，但又是柳州人民之大幸。唐元和十年，柳宗元第三次被贬到柳州为刺史，其内心非常痛苦，但他依然积极为政，兴办儒学，推行教化，开挖水井，养民安民；反对横征暴敛，力主轻徭薄赋，对柳州地区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柳州人以修建柳侯祠的方式来表达对柳宗元的纪念。至今，文慧桥、文慧路等路桥名称依然体现着人们对他的缅怀。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以八月之治而令江山易其姓，韩愈在潮州人心目中不仅是文化先驱，更成为神明一般的存在。到潮州后，韩愈驱除鳄鱼，奖劝农桑，兴办教育，大修水利，延选人才，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从而使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边远落后的蛮荒之地，来自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流寓文士们自觉承担起传播先进文化、先进生产方式的责任，他们不愧为岭南大地的文化拓荒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樱花时节

郝 俊

    樱花确实有些特别，看一次就难忘。樱花的花瓣较小，颜色多为粉红或白色。我见过的樱花，更多似乎是介于两种颜色之间，嫩红中含着素白的花色是那般淡雅，犹如在水中涤荡之后，有了一种一洗尘埃之后的脱俗，又像是原本色泽浓艳的花瓣在水中浸渍，褪去了几分娇红，多了几分苍白。

    我觉得樱花的美正好印证了“独木不成林”这句话，看樱花就要看繁花锦簇、片片丛林的热闹。其他花则不然，俏皮的红杏只需一枝就可充当报春的使者——“一段好春藏不住，粉墙斜露杏花梢。”一株莲花就是一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凌波仙子，一枝月下的红梅即可绽放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幽逸风姿。若单看一枝樱花便觉得太柔弱，太单薄，甚至让人难以觉出其生命迹象。带着一份怜恤，从地上随手拾起一片花瓣置于掌心，手中的花瓣就像是被折断的蝴蝶的翅膀，在微风中的颤动恰如断翅后隐隐作痛时的挣扎。倘若花树密集，规模盛大，那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我记得第一次看樱花看的就是一片花海，近千株樱花竞相绽放，花朵密密匝匝，远看层层叠叠，亭亭如盖。白的如雪堆枝条，粉的似落霞满天。这般情景，才让人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目不暇接。眼前的樱花灿烂繁华，加之地势起伏，远看，花潮汹涌。是的，当一种美极其繁复，同时又蕴含连绵的韵律时，几乎是汹涌而来，会令人有点眩晕，可能是在记忆中一时找不到相同或相似的审美经验，所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有些不知所措。

    面对数量如此之多的樱花，不知道从哪里看起，越是想尽收眼底，越是难以穷尽，这样的美来得如此急切，让人振奋，也让人感觉有些压迫，这种不适应会在短时间内激发心灵，使内心的感受能力迅速扩展。这种体验，让我想到在夜间看萤火虫，如果看到零星几只萤火虫，总觉得它们像一盏盏微弱的灯，飘忽不定，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黑夜吞噬，出于同情和怜悯，看一眼就想替它们把光再拨亮些。试想，如果我们看到的不是几只，而是数万只萤火虫在眼前闪烁，这时我们一定不会觉得它们渺小。我们会醉心于它们漫天飞舞时的流光溢彩，会觉得这些小精灵正在尽兴地释放自己的光芒，那么欢快，那么耀眼，那么势不可挡。当我们感觉它们化作繁星点点之时，我们的内心早已阔大辽远，灿若星河。

    看樱花也是如此。一朵樱花甚是娇小，但如果我们置身于一眼望不到边的花海，内心就不只是顿生怜爱了。知道樱花的花期短暂，越看越觉得这些樱花像无数羸弱的生命经过盟约共誓，一起开放，一起凋落。花开，蔚为壮观，有一种试图将一时的绚烂推向极致的意味；花落，悲壮不已，看万花飘零，满地残红，便觉得有一种芳华骤逝的伤悼。或许，当美的事物数量多到一定程度时，会蓄积某种强大的势能，导致内心深处引发的情感突然加剧，久难平复。

    今年看樱花，没有选择白天，友人相邀到近郊的一所植物园，晚上踏月赏樱，感觉甚好。月夜赏花不仅是看花，准确地说是“会花”——与花约会。既是约会，自然不同于白天犹如“花展”一般的喧闹，更不是用贪婪的目光一味地捕获视觉享受。约会是在静谧之中收获惊喜，通过彼此微妙的交流，有了灵魂的相惜和情感的寄托。我看着一树树连绵的樱花，愈发觉得这些繁茂的花枝宛如海底的珊瑚，美得奇异，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愿变成一条鱼，畅游花海……

    花是草木中生发出来的一抹芳华，其美不在色香之惑。人们之所以赏花、赞花，终究是为了满足内心深处对美的渴求。怜花，惜花，其实是希望如花绽放的韶光久留心间。欣赏着夜色里的樱花，期盼下一个樱花时节的到来。

（选自2018年3月25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改革后，学生在校成绩以及综合素质将成为重要的录取依据和参考。根据河南省高考方案，高考招生录取基于“两依据、一参考”。“两依据”是指统一高考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一参考”就是指把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招生录取参考条件。

    以河南为例，有专家指出，河南版的《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在评价内容上，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五大方面与教育部保持高度一致。但也有其特色，例如在思想品德方面，增加了违规违纪和有无违法情况的评价内容，便于学校管理与记录。

    不只河南，全国多省份都明确将综合素质纳入到学生录取的重要参考因素。专家认为，综合素质评价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培养个性特长、扭转“唯分数论”的重要举措。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刊文《27省份高考改革方案出炉综合素质成录取重要参考》）

材料二：

    2018年，全国一多半的省份将从秋季入学的高一年级开始，实行新的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制度。所有省级行政区域均突破文理界限，由学生跨文理选科，均设置“3+3”的考试科目。前一个“3”为必考科目，为统一高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除个别省级行政区域仍执行教育部委托的分省命题任务外，绝大部分省级行政区域均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后一个“3”为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简称“学考”）选考科目，由各省级行政区域自主命题。

    浙江省外语科目和3门选考科目均一年两考，每个学生最多有两次机会；其他省目前对外语科目提供两次机会，很多省份均表示要创造条件增加提供两次机会的科目。

    学考的具体安排和作用方面，浙江省实行高中学考与高考科目在同一次考试中相结合的办法。同一科目命制两种试卷，一种为“必考题”（满分70分），作为单纯的“高中学考”；一种为“必考题+加试题”（满分100分），“一考两用”。其中“必考题”的成绩作为“高中学考”成绩使用；“必考题+加试题”作为“高考选考”成绩使用。两种试卷同时在不同试场开考，后一种试卷多半小时的考试时间，其中必考题试题相同。两种试卷的考试均允许学生跨年级参加，每位考生最多有两次考试机会。

    其他地区把高中学考区分为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分开组织考试。合格性考试分散在高中三年安排，等级性考试一般安排在高三年级，仅限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参加，其中上海市对地理和生物两科分别在高二（下）和高三（下）提供两次机会，每位考生只能参加一次考试。合格性考试是高中学生毕业和高中同等学力认定的主要依据，等级性考试用于统一高考招生。

（摘编自边新灿等《中国考试：全国30个省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比较》）

材料三：

    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域均明确要逐步减少、合并乃至取消录取批次。浙江从新高考首届学生毕业的2017年起，除特殊类型（自主招生、综合评价招生、定向招生等）提前录取外，统一高考招生取消所有录取学校批次，纳入统一高考招生的本科院校和专科（高职）院校同时填报志愿、投档录取。

    按专业（类）还是按院校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志愿设置成为关注焦点。各省级行政区域，基本上都明确高校按专业（类）提出选考科目范围，基本上确定了“1门对应即可”的机制。但具体是按院校还是按专业投档，只有少数省份已经在改革方案中提及。浙江在2014年即明确“考生志愿由‘专业+学校’组成”，实行基于专业的志愿运行模式，录取时直接投档到专业录取，充分尊重学生既要选学校又要选专业的选择权。

（摘编自“南昌教育信息网”刊文《解读全国各省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

材料四：

    2017年高考中，计划在浙江招生的近1400所高校里，有500多所高校没有提出选考科目要求。各高校所有专业（类）中，54%不限选考科目，46%设限选考科目，其中设限范围为3门的占33%，2门的占8%，1门的占5%。选择物理、化学、生物组合的考生，可选考95%的专业；选择政治、历史、地理组合的考生，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生，可选考66%的专业，比现行高考34%的选择面，高出近一倍。

（摘编自“浙江省教育考试网”刊文《2017年浙江省高考选科组合报考统计》）

材料一：

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加注重精细品质和独特体验的时代。“我是真的希望工匠精神可以变成我的墓志铭。”不久前，一位生产智能电器的企业家如是感慨。企业对高精尖、炫彩酷的不懈追求，同工匠精神不谋而合。只有像手工匠人一样雕琢技艺、打造产品，企业才有金字招牌，产品才能经受住用户最挑剔眼光的检验。

《说文》里讲：“匠，木工也。”今天的“匠”，已成为心思巧妙、技艺精湛、造诣高深的代名词。职业与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差别。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深厚人文素养的国家。“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命”，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将我们带往一个更为不凡的世界。

一盏枯灯一刻刀，一把标尺一把锉，构成一个匠人的全部世界。别人可能觉得他们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疆域。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并不是把“拜手工教”推上神坛，也不是鼓励离群索居、“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倡导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节选自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材料二：

工匠精神是中国人自古及今、绵延百代孜孜以求的。早在《诗经》中，就把对骨器、象牙、玉石的加工形象地描述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庄子》中的“庖丁解牛，技进乎道”、《尚书》中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以及贾岛关于“推敲”的斟酌，都体现了古代中国的匠人精神。

古代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原创之国、商品出口国及匠人之国。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金银器、壁纸等产品曾是世界各国王公贵族和富裕阶层的宠儿。早在西周时期，就已设立了“百工制度”，古代的“中国制造”闻名遐迩。

中国自古就有追求“精确”的传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说法就是例证。欧阳修《归田录》载，汴京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勘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预浩把塔建好后，却是“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成了斜塔。大家都奇怪这是怎么回事，预浩解开了谜团：“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意大利比萨斜塔的倾斜并不是设计者的初衷，而开宝寺塔则是在充分考虑到气候因素前提下的刻意之举。这样来看，不光前人要感叹预浩精益求精，就连今人也定会竖大拇指。

《五杂俎》记载，明朝中期有一位木工蒯义，参与了紫禁城建设，最终迈上了工部左侍郎的岗位；王世贞《奔山堂别集》记载，明朝成化年间的木工蒯刚，仰仗木工技术，官至工部右侍郎；嘉靖年间的木工郭文英因建造宫殿有功，走上了工部侍郎的岗位，而同期的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

中国古代工匠匠心独运，他们把对自然的敬畏、对作品的虔敬、对使用者的将心比心，连同自己的揣摩感悟，全部倾注于一双巧手，创造出令西方高山仰止的古代科技文明。曾侯乙编钟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为“稀世珍宝”。

总之，只有沉得下心、坐得住“冷板凳”，才能真正做出匠心独运、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如今，尊重工匠的劳动，以良好的环境催生新时代的工匠精神，才能使“工匠精神”绽放异彩。

（摘编自张勇《古代的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