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 ，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过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的陈迹。

材料一：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5.83亿人，过去5年，手游用户数从9000万增长至5.54亿，而青少年成为游戏主力用户之一。

    广东一所高校有学者进行了一项针对518名中学生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青少年中，大受欢迎的网游以暴力题材为主。玩家对暴力网游接触量越大，则越倾向于认为世界是丑恶的、他人是不值得信任的，同时对暴力的赞同度也越高，倾向于采取暴力行为解决矛盾冲突。

    记者调研发现，目前，受成瘾性电子游戏影响的群体呈现出低龄化、边缘化两大特征。低龄化——00后甚至05后被称为"数字化原住民"，一些经营者在设计、运营成瘾性电子游戏时倾向于针对低龄群体。江苏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副会长孙紫阳说，业余玩家尤其是低龄玩家往往比专业选手更容易对游戏成瘾，因为缺乏辨别力，游戏的设计能持续给他们以精神刺激，获得巨大快感。

    边缘化——成瘾的青少年存在一些共性，如现实世界社交面窄、少有其他获取娱乐的途径等。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精神科主任医师陈振宇介绍，临床发现游戏上瘾的孩子社交能力差，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存在感，一定程度上这是农村、县域留守儿童成为重灾群体的原因。

    成瘾性电子游戏对青少年的巨大杀伤力有两大主因，一是复合成瘾难以断根，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长期持续的负面影响；二是游戏构建的虚拟世界，以粗暴甚至错误的规则冲击误导了未成年人三观，埋下严重社会隐患。

（摘编自《低龄化边缘化：成瘾性电子游戏正摧毁我们的新生代》2018年6月6日新华网）

材料二：从6月19日开始，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病，并且通知世界各国将这个病症纳入医疗体系。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版《国际疾病分类》把“游戏障碍”正式列入“精神与行为障碍”，其典型症状是：无法控制地玩游戏、越来越经常将电子游戏置于其他生活兴趣之前，即使有负面后果也持续或增加游戏时间。

    要认定为游戏成瘾，需要满足下列条件：首先要表现出对游戏的自控力不足，其次是将游戏的优先级放在其他兴趣与日常活动之前，就算有身体或精神上的负面情况也要继续玩游戏甚至增加游戏时间，然后病患因为游戏已造成家庭、社会、工作等方面重大损害，最后需要至少十二个月才能确诊。

    WHO称，对于游戏是否成瘾，相关行为要持续至少12个月才能确诊，如果症状严重，观察期也可缩短。部分国家此前已承认游戏成瘾是重大的公共卫生议题，许多国家都有治疗游戏成瘾的戒瘾机构。

（摘编自环球网科技2018年6月19日）

材料三：如今好玩的网络游戏多如牛毛，少数青少年游戏成瘾，精神颓萎、身体羸弱、学业荒废，甚至诱发盗窃、暴力等行为。因而，如何防止游戏参与者从“着迷”走向“沉迷”，是亟待破解的公共卫生课题。

    正如工厂不能只顾盈利而肆意排污，游戏开发运营商有责任规制游戏的“副作用”，不能一切向钱看。日前，不少游戏开发商采用实名认证等措施，推出防沉迷系统；有的游戏公司还上线“数字契约”功能，引导家长和孩子订立使用契约……这些主动作为，展现出建构行业伦理的积极态度。业界也逐步认识到，应当努力从“娱乐游戏”向有益于技能成长的“功能游戏”转型。可以说，积极承担责任，主动转型升级，游戏行业才能摆脱困境，实现健康发展。然而，市场如马，脱缰则野。近年来，有的游戏平台实名认证形同虚设，各类破解防沉迷系统的手段频出，还有一些网络游戏传播低俗色情、渲染凶杀暴力，甚至扭曲历史、传播不良观念……这些顽疾，仅靠市场自我调节，显然难以消除。治理游戏市场乱象，必须善用法律与制度。除了事后下线封禁涉黄涉暴的网络游戏，能否加强源头评估与管控，将可能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拒之网外”？可否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用户，建立游戏分级制度？强化监管、创新手段，既是引导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共建清朗网络空间的必然要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不少研究表明，青少年走上网游成瘾之路，与其成长环境息息相关。有的家庭亲情冷漠或过度约束，激起“青春叛逆”，无形中将孩子推向网络游戏；有的家长自己就是“游戏迷”，为孩子树立起反面榜样。有的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游戏上瘾，要么粗暴地拔掉电源、没收终端，要么简单地将孩子送到“网瘾戒除学校”。事实证明，类似做法效果十分有限。与其一味苛责、视游戏为洪水猛兽，不如一点一滴改善家庭教育，通过增亲子之情、添假日之乐、促健康之趣，在潜移默化中为孩子培养多元爱好，提升自控能力。孩子的成长是一个不断上台阶的过程，当他们眼界更开阔、生活更丰富，游戏的吸引力也自然会减弱。

    数字时代为人们带来了许多便利，也潜藏着风险和挑战。面向未来，进一步增强“反成瘾”的自觉、共同维护“数字健康”，我们才能更好地拥抱数字生活、追求美好生活。

（摘编自姜赟《美好生活需要“数字健康”》2018年06月20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在“10·17”世界消除贫困日到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 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杨多贵认为，消除贫困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少，而在于执政者的责任感和决心，以及强大的调控能力，全力推动扶贫攻坚工作。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说，6年时间减贫7 000多万，意味着每年要减贫1 170万，平均每月减贫100万，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艰巨。“为实现这个目标，从中央政府到各地方政府都铆足了劲，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系列政策，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我国坚持分类施策原则，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并特别指出了“五个一批”脱贫手段，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各个措施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关联的，需要多种措施共同发力。”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说。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记者了解到，今年扶贫日前后，教育部等部门将启动实施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精确对准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加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摘编自新华社2015年10月17日讯)

材料二：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编撰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公布了一组数据，意味着“十三五”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回看历史，以7亿多贫困人口为起点，中国在这场战役中已经艰苦奋战将近40年；面向未来，到2020年中国现存几千万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有目标、有思路、有举措，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脱贫战争中，中国成绩斐然。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改革开放30多年来，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快、这么大规模的减贫，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对此，《纽约时报》评价，极端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赫芬顿邮报》则指出，世界减贫成绩“最大的功劳来自中国。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归功于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在改革方面作出的努力”。

(摘编自201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提问：现在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您如何看待现在的中国形势？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去年我国的经济发展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现了平稳健康的发展。以下几方面是特别突出的：第一，经济实现了平稳增长。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在6.7%，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8%。中国经济的总量大概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5%左右。去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将近33%。第二，就业稳中有增。新增创造了1 000多万的就业岗位，去年安排了新增就业人口1 300多万。第三，千万人口脱贫。去年实现了现行标准下1 2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脱贫。放眼全球，可能中国是唯一能够做到的。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深度进展，为去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为今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也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夯实了更好的基础。

(选自2017年3月5日中国网，略有删节)

材料一：

在线教育市场需求升温。这种升温一方面在于在线教育类产品是面向家长市场，但体验者却是孩子的这样的一种用户错位的产品，因此它需要准确切中家长的心理需求。当前，中产阶层家庭队伍逐步壮大，对子女教育投入见涨，许多家长为了避免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愿意为孩子的教育下血本。而中产阶层对于知识、阶层与未来的焦虑往往会压在下一代身上，导致在线教育市场尤其是基础教育需求也逐步庞大。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处于基础教育的人口接近1.8亿，预计到了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100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指出，相较于传统线下教育，在线教育在这方面的优势十分突出，它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满足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学习时间碎片化的需求，提升了学习效率。在线教育还可以跨越由地域等方面因素造成的教育资源不平等分配问题，使教育资源共享化，降低了学习的门槛。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随着互联网普及率越来越高，之前被紧紧封锁在学校围墙之内的知识信息，正在通过在线教育的形式被广泛传播出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介绍，一对一直播、一对多直播及录播相结合等多种在线教育形式，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尤其是近几年盛行的在线教育直播课程，更是受到不同群体的欢迎。在线教育直播课程不再是老师们自说自话的单方面授课形式，而是有了交流、分享的过程，这无疑提高了学习效果。“同时，在线教育机构在运营过程中，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房租等成本，使得在线教育体现出价格优势。”熊丙奇认为。

——搜狐网2017年08月18日

材料二：

    近段时间，“小猿搜题”涉不雅内容，指控“作业帮”蓄意抹黑陷害，两大在线教育平台激烈开打，再次将人们的视野拉回到这个已经被业内冷落许久的行业，隐藏在其背后的乱象及问题也浮出水面。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程方平认为，健全行业自律不失为一剂良方。“我国可以建立一个行业内部的权威认证机构。”它们的主要责任是，对在线教育机构的教学成果进行追踪认定，不管是颁发的相关证书，还是作出的效果评价，都是真实而有效的。“该认证机构作为第三方，与在线教育机构和学员之间都不存在利益瓜葛，作出的评判可信度较高，但若该认证机构有失公允，则要负一定责任。”程方平解释说。

    对于建立权威认证机构，姚建龙认为可以借鉴，他建议我国建立完善有序的行业规则，帮助行业内部自查自纠，提高行业积极性。储朝晖指出，建立公正客观的行业标准，就要明确奖惩规则，对有良知的在线教育机构应积极鼓励，对粗制滥造、剽窃盗版甚至冒用他人名声宣传的，应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采取零容忍态度。

    “除此之外，我国在线教育的教学质量不高，也成为制约在线教育发展的因素。”储朝晖建议，应当把握“内容为王”的原则，优秀教师和优秀内容才是在线教育发展的保证，才会有市场。

    熊丙奇认为，在线教育行业知识库体系庞大，专业多且层次深，因此行业内部需要注重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鼓励行业协会创建一套丰富的知识库体系，丰富在线课程的种类及内容，让整个行业受益。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材料三：

    如果要从源头抓起，准入资质是第一道环节。程方平认为：“教育服务与其他社会服务类机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线教育机构还具有教书育人的责任，因此，教育机构不能以纯商业模式运作，工商注册管理和教育部门的双重认定方能取得办学资格，不仅不能放松，还需要严管才行。”

    姚建龙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出台在线教育培训法，在立法上明确主管部门和相关协调部门，齐抓共管，多措并举，共同治理。完善在线教育的资质审核，规范相关手续流程，加强对在线教育机构的审查，不仅要依法依规有序发展，还应将其子公司、分公司、加盟店等纳入审查范围，争取将每一个环节落实到位。

    程方平也建议，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在线教育教师的资格认证标准，从事在线教育的教师都要经过互联网和教育方面的培训，获得相关资质证书才能进行授课。

    “大力发展在线教育，不仅是社会的进步，更是时代的要求，因此立法上对此也应该加以鼓励，要制定相关的鼓励性政策。”姚建龙建议，应当将《教育法》第六十六条加以细化，增强我国的网络环境建设，打造更有利于信息化教育的发展环境，政府也应当加大对在线教育的投入，对发展优良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建设一批质量优、口碑好的在线教育品牌。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材料一：

    国家中心城市，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提出的处于城镇体最高位置的城镇层级。国家中心城市在全国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这种功能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多方面。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建设五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国家中心城市的规划和定位。2016年至2018年，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先后发函支持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材料三：

    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城市，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建设这些国家中心城市，就是要促进中国在更大区域范围内扩大对外开放合作、引领国际交流合作向纵深推进。这些城市要代表国家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要带领所在区域的城市群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网络，抢占我国在全球城市体系和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制高点。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都是所在区城城市群的核心龙头城市，要强化区域引领、辐射带动作用。这些中心城市建设除了关注自身功能提升以外，还需要充分加强与周边城市区域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推进区域人口、产业、交通、生态、公共服务、市场要素和体制机制一体化对接，建设高效联动、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城市群区域，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区域整体均衡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要对所在区域文化的渊源、发展、地位和作用有清醒的认识，主动承担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对外要展示地域特色文化，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对内要保护城市的文化根脉，加大对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的正面宣传力度，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文化自信。

    对于国家中心城市来说，制约城市发展的短板在质量。未来一个时期，在面对新发展理念的深刻变化时，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对新时代提出的新目标进行系统思考和准确把握，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体系，让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核心目标。

    未来一个时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将在产业布局、交通网络、通勤就业、生活居住和管理制度等几大领域呈现一体化趋势，城市体系将由等级结构向网络扁平化转变。未来一个时期，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塔尖城市，应通过人本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这将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条件，从而使城市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城市空间环境实现品质提升，使城市成为宜居宜业的乐土。

（摘编自《国家中心城市蓝皮书：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2018>》）

材料一：

8848.86米——珠穆朗玛峰最新测定的高程。12月8日，习近平主席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信函，共同宣布了这一数字。珠峰是中尼两国的界峰，此次宣布的8848.86米，是“基于全球高程基准的珠穆朗玛峰雪面高程”。这是中尼两国团队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开展扎实工作最终确定的。几十年来，中尼不仅实现登山队员联合登顶，还在珠峰环保等方面开展合作，两国友谊在珠峰见证下结出累累硕果。

2020年5月27日，中国人又一次登上地球之巅的消息传来，让世界刮目相看。这次珠峰登顶和高程测量，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登顶珠峰。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登顶，始终无人能够攻克。1960年5月25日，组建仅有5年的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从北坡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的壮举。那次攀登，是在中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和严峻外部环境的形势下，一次担负特殊使命的国家任务。“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有力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摘编自新华社2020年12月9日《中尼元首共同宣布珠峰“身高”有何深意？》）

材料二：

人类对珠峰高度的第一次科学测量是1852年，由英国人和印度人共同完成。1958-1960年，我国测量工作者在绒布寺河谷开阔地段丈量基线，使用水银气压计测定基线端高程，并开展天文测量，获得珠峰高度为8882米。1975年，我国首次将3米觇标竖立在珠峰山顶，提高了测量的瞄准精度，这是人类首次对珠峰的精密测量，获得珠峰海拔高程8848.13米。之后，我国对珠峰高程又进行了四次测定。2020年4月30日，中国宣布启动2020珠峰高程测量。5月27日，中国测量登山队成功登顶。提供更高精度的测量结果，不仅可以结束国际上珠峰高程不统一的混乱局面，而且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青藏高原由于受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相互碰撞而一直处在隆升状态，垂直形变约5.3毫米／年。定期对珠峰开展观测，将不同期次的高程数据进行差分处理，是分析该地区地壳垂直形变及形变速度、开展地球动力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距离2005年最近一次测量已经过去15年。15年来珠峰地区构造运动活跃，尤其是2005年12月26日苏门答腊9.3级地震和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8.1级地震，都对青藏高原及珠峰地区地壳运动产生重大影响。重新测定有助于了解掌握该地区地壳构造、运动规律。全球气候变化也对珠峰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在该地区开展高精度测量，既可为青藏高原尤其是珠峰地区冰川、地质、水文等研究提供定量依据，也可为全球环境变化分析提供科学支持。

（摘编自柳建乔《珠峰测量工作综述》）

材料三：

珠峰高程的确定需要外业进行登山测量并完成珠峰区域数字的传输和内业的测量数据处理等多方面合作。珠峰测高，测算出来的结果，有测也有算。数据处理中心的主要任务，就是算。此次的珠峰水准测量，从日喀则国家一等水准点向珠峰脚下布测了数条水准线路，并且首次将国家高程基准传递至中国与尼泊尔边界。而且在本次测量过程中，人类首次实现了实测珠峰峰顶重力值，还采航空重力测量，连片测量了人类无法涉足区域的重力值。正因如此，这次数据处理中心收集了珠峰及邻近地区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最新地形数据，总量达1.44亿条之多，远远超过2005年。

本次测量，将我国自主研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首次应用于珠峰峰顶大地高的计算，获取了更长观测时间、更多卫星观测数量的观测数据北斗与GPS数据融合，获取了峰顶雪面精度±0.9cm 大地高成果，与2005年成果相比，精度提高了2.1cm.而且，本次珠峰测量过程中，还首次将5G和北斗结合。

（摘编自2020年12月8日澎湃新闻《探秘珠峰测算背后的数据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