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节临近，烟花爆竹摆上了各地的零售摊点，随之而来的，则是“今年放不放鞭炮”的大讨论。

昨天，首都文明办发出倡议书，号召市民绿色环保、文明出行，留住“北京蓝”。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人群82.9％表示今年春节期间不打算燃放烟花爆竹，比去年同期上升6.4个百分点。按照规定，如果在春节期间遇到空气重污染橙色以上预警，北京市将全面禁放烟花爆竹，98.3％的受访者表示会严格遵守。昨天，法晚记者从新浪微博等多渠道随机截取的1.8万余条网络留言显示，近四成网友不想燃放烟花爆竹是出于保护空气环境考虑，另外，有近一半的网友建议各地组织一次集中燃放，既安全又环保。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材料二：

    近年来，随着雾霾天气的长期肆虐，人们对蓝天白云的迫切渴求，呼吁不放烟花爆竹的民声已经越来越强烈。首都文明办顺势而为，发出倡议，语言亲和平易，感情真诚友善，可谓顺应民心之举。相对于此前河南“禁炮令”的朝令夕改，高明了太多。

    穹顶之下，雾霾肆虐，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也少有人是彻底的无辜者。人类存在于城市之中，每个人都在排放碳，每辆车都会排放PM2.5，每个家庭都在使用和消耗能源。通过自身行为的克制，为环保尽一份力，应该成为每一位有识之士的自觉行动。然而，自觉行动是一码事儿，强制限制是另一码事儿，春节期间的“禁炮令"不是不能出台，是确需充分的民意支持，经过充分商讨，完成行政和法律程序，方可实施。在此之前，引导工作就非常有价值。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每日新报》）

材料三：

    给“鞭炮热”降降温确有必要。除了不安全的因素外，对环境的污染，特别是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略。最近几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普遍偏差，一级二级预警天数显著增多。而燃放烟花爆竹，往往会对本来就很差的空气质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出台禁放、限放烟花爆竹措施，确实大有必要。

    烟花爆竹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福，这个无可厚非。尽管烟花爆竹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亦不能一棍子将其打死。过年嘛，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庆祝方式。但前提是要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遵守相应的操作规程。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去铤而走险，做出违法的举动，到头来只会是害人害已。而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积极寻求新的、更安全、更环保、不扰民的过年方式，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说，确有必要给当前的“鞭炮热”降降温了。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东北新闻网”）

材料四：

    近年来，各地对于春节烟花爆竹的管理从限放到禁放，体现的是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决心。而普通民众从对禁止放炮规则的抵制到主动遵守，也说明大家环保意识在增强，人人都希望过一个祥和绿色的健康年。电子鞭炮作为年货“新宠”持续走俏，就是环保宣传、民众自省的最佳佐证。

    事实上，“年味儿”并不等于“炮味儿”，传统的中国年有丰富的年俗，少了鞭炮，还有祭灶、除尘、写春联、挂年画、贴窗花、蒸年糕、包饺子、守岁、拜年、舞狮子、耍龙灯、逛花市、赏灯会等，这些方式都会使年更有味道。

    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承担责任，自觉放弃燃放爆竹，为改变公共环境尽一份力，形成了政府提醒、百姓配合的社会管理新局面。它的价值将远超春节不放爆竹本身。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材料一：数字阅读升级对文化产业的决定性作用体现在，数字阅读拓宽了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改变文化产业发展的格局。在过去，以传统出版为主流的文学作为内容的提供方，只占据了产业的小部分，很难聚拢用户，产生足够的影响力。而“网络文学从作家到读者之间的环节是相对来说比较短。”（中国软件资讯网）

（速途网）

材料二：

    当前，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等数字文化产品拥有广泛的用户基础，与百姓生活越来越密切，已经成为目前群众文化消费的主产品，在这种文化创作生产和消费形态愈加数字化、网络化的形势下，出台《指导意见》，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优化升级，提高文化产业供给水平、改善供给结构；有利于促进文化消费、满足群众不断提高的消费新需求，增强文化产业发展的活力与动力；有利于推动文化与国民经济各门类融合发展、促进“文化＋”，提高中华文化在互联网时代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从内容角度来看，《指导意见》在把握数字文化产业瞬息万变的发展形势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引领和超前的特点，向社会发出国家鼓励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明确信号，形成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良好预期。

    数字文化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一领域创新活跃，产业门类包罗万象，产业边界不断拓展，《指导意见》基于对产业发展形势的研判，在整体规划上提出了优化数字文化产业供给、优秀文化资源数字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扩大和引导数字文化消费四个主要发展方向，同时立足于文化部职能范围，对动漫、游戏、网络文化、数字文化装备、数字艺术展示等主要产业领域进行重点布局和引导，体现出文化部对行业的预期管理，从而坚定业界创业创新的信心，激发社会领域的投资活力。

（中新网）

材料三：

    经过一年多的开发建设，数字文化馆“文化莞家”现已正式启用，为群众提供服务，并开放参观体验。

    据悉，“文化莞家”网站平台试运行至今不到三个月，已有2万多名市民注册，网站浏览量（PV）接近100万次。市文化馆与六个试点分馆共在线上推广活动100多场，推出活动票数6500多张；推出培训课程119个，网络报名学位达4300多个。今年市文化馆走进艺术公益培训班招生实行网络报名，最快的班不到一分钟就报满，近两千个公益学位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录满。市民只要通过手机就可以轻松了解和获取这些服务，大大提高了市民参与文化馆活动的便利度，也提升了文化馆的服务效能。

    此外，东莞市文化馆还整理了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打造东莞文化网络电视，让市民通过不同终端都可以观看到数字资源、参与直播互动，领略东莞文化的魅力，参与全民艺术普及。

    为了让数字化服务更加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第一批文化馆数字化试点分馆也同步建设。未来两年，试点分馆还将逐步铺开，直至实现全市全覆盖，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中国网）

材料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天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材料二：

    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表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分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是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气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

材料一：

2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作出新的部署。《“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要求，从八个方面实化细化了相关路径和措施，各地按照这个规划，攻城拔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贫国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金国平均水平，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突出产业扶贫，提高组织化程度，培育带动贫因人口脱贫的经济实体。干部群众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把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扬自力更生精神，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摘自新华社2017年2月22日，有删改）

材料二：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产业是本。巴中市巴州区曾口镇书台村张家大院安置点引进科技公司成立农民专合社，建立产业示范园3000亩，年人均可增收1600元，湖北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湖北引导各地走特色扶贫道路，如黄冈市形成了“罗田一只羊”“麻城一朵花”“英山一片茶”等一批特色产业，另外，加强就业培训，提高搬迁户劳动技能，也是鼓起“钱袋子”的重要手段。

（摘自2017年9月18日《四川日报》，有改）

材料三：

    走进曲靖市会泽县大海乡观音岩村易地扶贫安置点，60户安居房分成六七排，错落有致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旁边小山上的野菊花迎风盛开，这里安置了5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5户随迁户，村民董兴淮高兴地说：“我用政府补助的5万元建起了占地面积40多平方米的安居房，没有增加建房负担，很是满意！”

    董兴淮介绍：“原来我们住的是土墙石板顶，一下大雨就不敢睡，怕水冲进房子来，害怕房后的山垮塌，现在不出钱就住上了新房，孩子在外打工也不担心在家的老人和孩子的安全，他们回来交通也方便。”

据村支书介绍：该村269户689人中，外出务工者达186户546人，占总人口的79.2%，大部分均在东川区务工，务工成为了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之一。在安置点一侧的公路边，有致富头脑的人，已带领群众进行白芨等中药材种植，当地传统产业“老家洋芋”也越来越受外地消费者欢迎。

（摘自2017年4月27日《曲靖日报》，有删改）

材料四：

（摘自《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7）》）

材料一：

中国的近视患者有多少？统计数据显示，6个亿！其中，更让人忧心的，是我国青少年的近视率，已经居世界第一，而且近年来，仍然不断呈上升趋势。以上海为例，上海眼病防治中心的监测数据是，2016—2017学年，上海小学生的近视率为47.2%，初中75.8%，高中达89.3%。

    数据触目惊心，防控近视，十万火急。为此，今年8月2日，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共同起草综合防控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未来几年的综合防控目标。

    到2030年，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

    在此背景下，北京市东城区教育部门，发布了本辖区未来几年的防控目标，并出台一系列具体措施。

    具体措施是，除了落实一二年级不留书面作业、限制作业时间外，北京东城区教委还表示，要继续增加学生们的户外体育锻炼时间，确保每天体育锻炼一小时的实效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的实施方案中，明确要求，将严禁学生把电子产品带入课堂。

    除了课业负担，手机等电子类产品的过度使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证明，是造成我国青少年近视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北京东城区教委对学校电子类产品的限制，实施效果值得观察。

（摘编自央视网《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世界第一防控近视刻不容缓》2018年9月14日）

材料二：

    微观来看，近视发病率居高不下关系到下一代的学习质量和个人发展；宏观上看，近视并非“小事”，它折射的是教育、家庭和社会的短板。

    近年来，虽然“减负”和关停补习班的呼声不断，但部分追求高升学率的学校和家长依然过于看重学习的量。素质教育应该看重的是学习的质量和效率，解决课外负担重是让学生享受高质量教育的必要条件，因此，学校应该建立与高质量教学相匹配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和教师考核体系，不要让“减负”只是一句承诺，甚至成为一块“心病”。

    近视折射的也是家庭教育、社会发展的“短板”。

    互联网时代，当手机、平板电脑触手可及，忙于工作的家长们是不是都应该承担起家庭责任？不要把陪伴的时间“让位”给电子产品。另外，网络信息的传播也应该加强监管，从源头上避免无效、无用的信息“流入”青少年群体，让孩子从游戏机前、“小视频”前回归到健康有益的课外活动中。

    对近视这件小事的关心，体现的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决心。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一次视力普查引发相关部门的担忧，因此推广的眼保健操，伴随了一代人的健康成长。但这些年来，青少年视力问题却被忽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正是对相关问题的“不够认真”，才导致了青少年的视力状况的“超乎想象”。

    孟子说：“胸中正，则眸子暸焉”。关注近视这件小事，便是“胸中正”的体现。政府部门、学校、医疗卫生机构都要直面防治近视的问题，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摘编自“浙江在线”《近视问题不能“近视”》，作者陈宁）

材料三：

    在加拿大，中小学学生家长在每学期期末都会收到一封来自校方的“爱眼信”，信中详细阐述了视力保护的重要性、用眼卫生的注意事项、定期接受视力检查的方法等内容。由于在加拿大的医疗体系中，眼科是少数设有直接门诊的专科之一，家长可以根据校方的建议，每半年带孩子到指定诊所接受定期的检查和治疗，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为孩子配眼镜，他们会为孩子验光，并配一副合适的眼镜，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另一方面，加拿大教育部严禁拖堂、补课等行为。由于许多学生坐校车上下学，校车准时发车，过时不候，所以，老师一旦拖堂，只得自己开车将孩子送回家。加拿大各中小学也不提倡多留作业，低年级基本无作业，高年级学生被要求当堂完成作业，孩子们几乎从未把作业带回家。加拿大教育部发言人称：“比起写作业，我们更希望孩子们能去自然中探索体验，学校的许多作业都与观察报告有关，多探索多体验能让孩子们在写观察报告时有更多的思路。”

（摘编自《各国为完善“近视迹象清单”做了什么？》《北京青年报》2018年9月15日）

    材料一：

    慈善捐赠是一种对陌生他者的伦理关怀，其基本理念中有分工协作和契约精神两个原则。

    慈善捐赠的发展由一对一的直接捐助形式逐步走向捐助者与受助者的分离，即建构起以三方关系为特征的慈善主体关系，如：捐赠人、慈善组织和受益人三方，志愿者、志愿服务机构和受益人三方，捐赠人、募捐人和受益人三方。这种分离意味着：一方面，分工带来了专业的服务和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协作使捐助者与受助者在心理、人格、尊严等方面更趋平等。目前来看，分工协作的原则显然还没有真正得到慈善事业有关部门的尊重和维护。

    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存在着诸多乱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契约精神”的缺失。由于缺失契约精神，有关部门可以任意变更捐赠领域或受捐对象，慈善组织可以随意背弃诚信谋取私利，捐赠方可以随时违背捐赠承诺等。正是这些违背契约精神的行为，给慈善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摘编自《慈善法充分彰显现代慈善新理念》，2016年3月25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图一                        图二

    2017年11月2日，中国慈善联合会公布了《2016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据悉，这份报告通过对2016年国内（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公开捐赠数据进行监测、统计和分析，共收集到较为完整、符合数据分析要求的捐赠数据70.23万条。分析显示，该年度我国全年接收国内款物捐赠共计近1392.94亿元，相比上年增加近284.37亿元，相当于人均捐赠100.74元。

    从捐赠主体看，企业捐赠仍为第一大捐赠来源，捐赠总额首次突破9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贡献超过五成。据不完全统计，上年我国捐赠过亿的慈善家共35人（夫妻和家族按单一主体计入榜单），比2015年增加13人，捐赠总额达到近80亿元；普通民众10万元以下个人捐赠总额跃升至2016年的90亿元以上，这意味着我国慈善捐赠正在“飞入寻常百姓家”。

    从捐赠渠道看，2016年我国网络募捐得到了较快发展。移动端成为主流，手机捐赠占总额的七成以上。2016年，民政部指定了首批13家慈善组织在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其中，腾讯公益平台、蚂蚁金服公益平台、淘宝公益平台三家平台全年共筹得捐赠款近13亿元，比2015年增加近38%。从网络捐赠关注的领域来看，备受关注的依次是医疗救助类、教育助学类、减灾救灾类和环境保护类。

    分析认为，自2016年9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施行后，多项具体配套政策陆续出台，多个行业重大问题得到回应，对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我国慈善事业目前仍存在慈善组织数量少规模小、培育扶持政策配套不足、事中事后监管力量薄弱等主要问题。慈善组织将要面临的诸如继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坚持慈善信息公开、不断提升自身公信力等新问题、新挑战，也需要在有关部门监督下予以解决和应对。

（摘编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