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职

    海尔曼博士的诊所远近闻名，在布拉沙市没有不知道他和他的诊所的。这个倔老头子，像他那把用最好的钢材做成的手术刀一样坚硬、锋利。

    一天夜里，一个小偷撬开他的诊所，将一点现金和几样珍贵的药物，放在提兜里准备带走。不巧，他在慌忙中撞倒了吊瓶支架，又被氧气罐绊倒，摔折了大腿，要跑也爬不起来了。这时，海尔曼和助手从楼上下来，助手说：“打电话让警察把他带走吧！”

    “不，在我诊所的病人不能这样出去。”

    把小偷抬上手术台，海尔曼连夜给他做了接肢的手术，并打上了石膏，直到在诊所里把他彻底治好才交给了警察。

    助手说：“他偷了您的财物，你怎么还如此给他治疗呢？”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

    又一天，一个女人护送一位在车祸里受重伤的人来到诊所。

    海尔曼一愣：“呵，是她！她早已徐娘半老，怎么还这般漂亮？”这是他被人夺去的爱妻。直到今天她在他的眼里，仍然具有不可代替的魁力。

    女人泪流满面地说：“海尔曼，亲爱的海尔曼，你还恨我吗？……为了拯救他的生命，我不得不来求你，你是全市惟一能给他做手术的人。”

    受重伤的人是他原来爱妻的后夫，就是这个人把她夺去了，当时就差未同他进行古老的决斗。

    海尔曼曾经受过他们的侮辱。现在这种场合的重逢，使他不由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始终一言未发，只冷冷地反问一句：“列夫斯基夫人，你忘记我常对你说的话了吗？”

    “噢，你是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一个修补头颅骨的手术，让海尔曼站了十个多小时，最后晕倒在手术台旁。

    列夫斯基在伤愈后，夫妻俩在海尔曼面前忏悔地说：“如您不嫌弃，我们愿意为服侍您而献出余生。”

    “这是上帝的安排。医生的手术室里记住的只是他的天职，忘记的是个人的恩怨。”

    这件事更赢得了人们的敬重。

    这年，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占领了布拉沙。一个盖世太保头目，被波兰地下战士一枪打中了胸部。随军医生没人能给他做开胸这样的大手术，便把他化了装送到海尔曼的诊所。海尔曼一搭眼就认出了这个最凶残的德国刑警队警官，在这个城市里不知有多少波兰人丧生在他的枪口下。他心中猛然一震，暗自喟叹，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呵！

    海尔曼支走了所有助手和医护人员，他洗手，刮脸，重新穿好上教堂才穿的那套西服，罩上一件最新的白外套。然后拿起他最大的那把手术刀，一下子剖开了他的胸膛。他没有去找子弹，而是把手术刀插在他的心上……

    审判海尔曼时，德国人说：“你玷污了你的手术刀。”

    “没有，它用得其所。”

    “你忘记了医生的天职。”

    “没有，此时此刻反法西斯就是最高的天职！”他一字一顿，字字千钧，全市人都听到啦。

    海尔曼牺牲了。可城市到处都张贴着“天职”两个大字，不用再加其他文字，它就成了一条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反法西斯标语。时至今日，布拉沙还在最高的楼宇上，挺举着“天职”两个大字，谁都明白人们赋予了它更深远的含义。（原文略有删改）

虫嫂

    虫嫂是老拐的女人。很难说她的个子了，也就一米三四的样子或是更低。所以，虫嫂自嫁到无梁的那一天，就是作为笑料存在的。拿现在的说法，她几乎就是全村人的“开心果”。

    新婚第二天一早，当太阳挂在树梢上的时候，远远望去，人们看见村口滚动着一个巨大的“刺猬”。那“刺猬”背对着朝阳，看上去毛炸炸的，还一歪一歪地滚动着。一直到近了的时候，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是老拐家的新媳妇，背着一个大草捆。很能干哪。

    老拐的新媳妇已把身上的新嫁衣脱下来了。她本来个小，身上穿着老拐的旧衣裳，背着这捆草，就像是一个滚动着的刺猬。尔后，当她去牲口院交草的时候，大队会计五斗给她看的磅，称出来竟有七十二斤！五斗“呀”了一声，会有这么多？低头一看，这才发现，就这新媳妇，虫嫂，咬着牙，一只脚悄悄地踩着磅秤呢。于是，会计说，哎，脚，你那脚，挪挪。她擦了把汗，笑着，不好意思地把脚挪开了。再称，五十二斤半。那时候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挣十分。队里规定割六斤草算一分。扣了水汽，她一个人早上就挣了八分半。

    她就是个“虫儿”。在无梁，“虫儿”就是小的意思，也是低贱的意思。通常是对一些看不起的人的蔑称。刚嫁过来不久，虫嫂就落下了很不好的名声。从此，人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小虫窝蛋。简称：虫嫂。

    在无梁，虫嫂就像是一个童话。

    每每她挑着一副水桶走出来，人们不由地就笑。她人小一号，水桶也是小一号的，从娘家带来的。她挑水就像是走划船步，踮着脚尖，磕磕碰碰，试试摸摸的。在井上打水时，她不让人搭手，说：会。我会。就是辘轳把儿太长了。人们又笑。

    在村里，虫嫂割草、割麦都是一把好手，工分也是不少挣的。可她不会编席。她是无梁村惟一不会编席的女人。她身量小，指头太短，编不了丈席，也试着编了几次，每次都欠尺寸，不合格。收席点的老魏说：她的尺子小一号。那时候，粮食是队里分的，而油盐钱全靠编席来挣（编一张大席可挣一毛五分钱）。虫嫂不会编席，就从娘家逮了一窝小鸡，靠着“鸡屁股银行”，总算能换个油盐钱。老拐腿瘸着，干不了重活。再加上两人结婚时，老拐塌了一屁股的债，那日子就更加艰难些。

    日子虽然难过，可也过了。她会爬树，身量小，却灵活，猴子一样。春天里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捋些槐花、榆钱，掺和着吃。她还会做“鲤鱼穿沙”，就是玉米掺加榆叶儿煮着吃，我吃过一次，也挺香。这年夏天，队里菜地先是少了一垄茄子，尔后又少了一垄辣椒。于是人人都怀疑是虫嫂偷了，却没有证据。治保主任曾建议说：搜，挨家挨户搜。却被老姑父否决了。老姑父说：几个茄子，算了。

    虫嫂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头上勒一方巾，三天就下地了。人们说，虫嫂，可不敢哪，迎了风，就出大事了。她说，没事。我皮实。奇怪的是，就虫嫂这样的小小身量，却一拉溜生了三个孩：两男一女。也许是因为她个子低的缘故，她对“大”有无限的向往。她的三个孩子统称为：国。大国，二国，三国（老三是女孩，也叫花，国花）。她生了一群“国”。她说是“国家”的“国”。全是嗷嗷待哺的货色。由于头生儿回了奶，她的三个孩子都是靠她嘴对嘴喂活的，她先把蒸好的红薯嚼一嚼，尔后用嘴，或是手指头抿在孩子的嘴里。当三个孩子牙牙学语、满地滚的时候，她已经是村里有名的小偷了。

    此后人们也就习惯了。一天劳动下来，很累，在村口上拿虫嫂逗逗趣儿，人们很快活。于是虫嫂就成了人们日子里的“盐”。日子很苦，人们还是笑嘻嘻的，有盐。

    一天夜里，老姑父突然对我说：丢，你见过鬼么？我说：没见过。老姑父说：要不，今晚我领你长长见识去。夜半时分，老姑父领着我潜入玉米田旁边的老坟地里。天很黑，四周寂无人声，萤火虫一闪一闪亮着，我吓得头皮发麻，头发梢儿都有点抖了，忙把眼闭上……只听老姑父说：就快出来了。我大着胆睁眼一看，就见一团黑影，像旋风一样从玉米地里冒出来，时隐时现，一忽儿一忽儿地飘……怪吓人的。

    玉米叶沙沙响着，一股黑气像是拨云穿雾一般从玉米田里游出来。在黑森森的玉米田里，在弥漫着夜气的星空下，先是有波浪一样的夜气把玉米棵分开去，接着是风的响声，随风流出来的是一个圆滚滚的东西，就像是滚动着的老鳖盖子……看得我眼皮都要奓了。

    就在这一刻，我明白了，那不是鬼。是人。

    是虫嫂。

（选自李佩甫《生命册》有删改）

乡音

万芊

    那年，银泾村的阿秀，在陈墩镇上读完初中后，靠在城里做科长的姨夫的帮助，进了国营棉纺一厂做了农民长期临时工。阿秀，名为秀，人也长得秀，瓜子脸蛋，眼大大的，嘴小小的，稍一打扮，比那明星还明星，可一开口就露了馅：她把“这里”说成了“该爿”，把“那里”说成了“给爿”，把“糖”说成了“同”。跟她一起上班的女工，都是爱笑的，一听她说“该爿”就止不住笑，后来不知是谁，干脆不叫她阿秀叫“该爿”。有一次，厂长听人唤她“该爿”她应着，很奇怪，问身边的人：“好像厂里的工人名册上，没这人么。”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有的女工止不住笑，还直唤妈。因此，在厂里阿秀是从不轻易开口的，一门心思学技术干活。阿秀手脚挺麻利，又吃得起苦，干起活来，常常一个顶两个，进厂没两年，车间主任就让她当了能管十来个人的工班长。手下的人常常不服气，跟她较劲，可技术上谁也较不过她，只能取笑她的乡音，一时间，车间里到处是“该爿”、“给爿”的声音。可阿秀一点也不往心里去，该做的照做，该管的照管，只是仍然从不轻易开口。

    不料，阿秀的好景不长，厂里因销售不善，入不敷出，工资常一拖再拖，实在是难以维持，厂工会一班人，开始按厂长办公会的意见，做那些农民长期临时工离岗的思想工作，阿秀也在其中。可阿秀死也不答应，哭着跟工会主席扳理：“厂里好的时候，还不是靠伲‘该’些农民工撑着，干的活最多，拿的钱最少，可伲哪一天说过一句怨言？为啥？还不是因为伲把厂当成了自己的家。”

    正在这时，厂长派人来找阿秀，说是有一桩极其重要的外商接待任务让她去作陪，并派专人来指导阿秀化妆打扮。可阿秀说啥也不肯打扮，说是随她意她就去，不随她意，她就不去。厂长没法，只得随她的意，她去了，厂长的小轿车接去的。厂里人见了，就开始说风凉话：“‘该爿’长着这么漂亮的脸蛋，干啥都赚钱，干么非要赖在厂里呢，真是死脑筋。”

    三天以后，厂里开全厂大会，大家都没搞懂，阿秀竟陪着个老华侨坐在了主席台上。会上，厂长让大家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老华侨童先生讲话。白发苍苍的童先生站起来，对着麦克风一开口，全场都笑了：老华侨竟是一口拗舌的乡音，把“我”说成“伲”，把“这里”说成“该爿”，把“吃糖一样甜”说成“吃同一样甜”。坐在前边的人这才发现老华侨说着说着已是热泪盈眶。

    后来，厂里人才知道，老华侨童先生跟阿秀是同乡，也是银泾村人，五十年前在海外白手起家，成就了一番事业。这次来，他确实非常有诚意地想与国棉一厂合作。半个月的实地考察、谈判，基本上都谈妥了一应事宜，只待签字前的最后一轮谈判，只是半途中回了一次牵缠了他半个世纪的家乡时，他却伤心了：故居依稀还在，可家里什么人也没有找到，原来跟厂里谈妥的投资事宜再也没心思谈了。厂方没法，只得礼节性地设宴送别，可就在那晚宴上，老华侨竟与身边的小同乡阿秀“该爿”、“给爿”谈得少有的投机，阿秀那说话的神态，他越看越像记忆里的小阿姐，而阿秀的敬业精神，使童老隐约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再加上阿秀说起生产技术上的事竟一套一套的，满心欢喜，当场拍板，由他提供一应的资金、设备、技术、高级管理人员及百分之七十的外销业务，并让阿秀当他的全权代理。

    谁也没有想到阿秀一顿晚饭救活了一个大厂，众人都挺感激她的，再也没有人称她“该爿”了。只是有人问起阿秀跟童老先生是不是亲眷时，阿秀说：“只是老乡。他家以前住村里的‘该爿爿’，伲家住村里的‘给爿爿’。”众人都会意地笑了，自然都是善意的笑。

金络渡

聂鑫森

    这条奔淌在湘省东部大山中的河，叫野马河。嵌在野马河中段的小渡口，叫金络渡。摆渡人，叫钟水生。

    钟水生五十好几了，身板宽厚、挺直。他怎么也想不到，高中毕业后当了四年海军，转业时本可以在城里安排工作，却回老家来摆渡，一口气当了三十年的“河军”！

    这块地方偏僻，还穷，又最冷清，不可能花大钱去架一座钢筋水泥桥，但河两岸总有人要来来往往，于是就有了摆渡人。摆渡人是由镇政府聘请的合同工。三十年前，钟水生每月工资七十元，眼下也就每月一千元。但每年全镇评“五好家庭”，钟水生的家总是上红榜。他的爹娘、老婆和孩子，都把农活、家务活包揽了，让他一门心思当好摆渡人。每早出门，爹总是嘱咐他：“当好摆渡人，代我们全家去感恩。”他听了都会落泪，连连点头。

    又是莺飞草长的春天。

    野马河上的雾气渐薄渐淡，太阳逐渐露出热情的笑脸。渡口，这时候静了下来。钟水生看了看手表，上午十点钟。他用拖把开始擦洗船头上、船舷上、船舱里的泥巴脚印。野马河河滩一年四季潮乎乎的，人们都得走过这段河滩路，才能上船。从早上六点钟到现在，渡船穿梭来往，船上留下了许多泥巴脚印，但上年纪老人和学生伢的脚印都不会沾上泥巴，因为是他一个一个背上船的。

    钟水生除了寒冬穿套鞋外，其余季节都打赤脚。人们上船后，他洗干净脚上的泥巴，在船尾操起双桨，高喊一声：“坐稳了哟——开船了！”渡船便离开渡口，稳稳地驶向对岸。

    这一幕旷日持久，又平常真切。

    老人说：“水生呀，我的儿孙都没你这样耐得烦。”

    小学生说：“穿再漂亮的鞋子，也不会弄脏，谢谢钟爷爷。”

    钟水生灿烂地笑了，说：“应该的。我小时候上学和回家，都是由摆渡人背来背去的，我是比着他的样子学哩。”

    有人问：“那个摆渡人是谁呀？”

    “我叫他宫大爷。”

    “你已五十出头，宫大爷该过九十了？”

    “他老人家不在了。三十年前的那个春天，野马河发大水。他为救一个坐船不慎落水的妇女，卷进了一个大旋涡里……那个被救起的人，就是我娘。那一年我正在当兵。”

    钟水生把渡船弄得干干净净。阳光下，他又想起了他高中毕业后去参军，转业的时候，爹对他说：“你回老家来吧，当摆渡人。人家嫌这工作不赚钱，又苦又累，镇政府着急找不到合适的人。为了死去的宫大爷，为了过河的父老乡亲，你必须做这件事！”

    钟水生说：“我愿意。”

    钟水生知道，他也会有划不动船的那一天，好在他有两个儿子，都在本乡本土做泥工、木工，都很乐意做摆渡人。想到这里，钟水生不由得仰天打了个哈哈。

    河岸上忽然有人喊：“摆渡的，我要过河！”

    钟水生抬眼一望，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手提一个大公文包，西装西裤一色白，黑衬衣上系一根红领带，一双黑皮鞋贼亮贼亮。他站在河滩那一端，头昂得高高的。

    “要过河？走过来上船！”

    “我是去镇政府谈投资的，这烂泥巴路怎么走？麻烦你背我过去，我付钱就是。”

    钟水生说：“你既是来这里投资的，虽不是老人、小孩，我破例背你一次。”

    钟水生赤脚下船，走过河滩，蹲下来，背起中年人。离船还有四五米远时，中年人嘀咕了一句：“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话音未落，钟水生双手一松，腰一挺，把中年人丢在烂泥里，火爆爆地说：“背人上船，我从不收钱。你有钱，去找鬼推磨吧。”

    中年人跌得一身是泥，气得大喊大叫。

    这时候，河对岸有人招手、喊话，有人要过河到南岸来。

    钟水生抄起浆，让空空的船飞快地过河去了。

    一河波浪，在阳光下，闪着金子般的光泽。

捡来的家

侯发山

    老高并不老，只有三十出头，他不修边幅，冷不丁一看，像是四五十岁的人，因此人们都叫他老高。老高是从农村来的。他是个孤儿，三十多才娶了带着一个十岁的女儿的媳妇。老高老实，除了种庄稼，不会挣钱，家中生活拮据，结婚不到两年，老婆就带上女儿远走高飞了。老高一气之下来到城里，在郊区那儿租了一间房子，背起蛇皮袋，捡起了破烂。后来有了积蓄，便鸟枪换炮，弄了辆人力车收购废品。

    老高实在，不会缺斤少两，价格也公平，这样一来，特别是那些老头老太太，都会把家里的破烂留给老高。有了固定的客户，老高每年也能赚个三两万。

    这样捣鼓了几年，老高在郊区买了一套二手房，顶层，老房子，屋里有现成的家具，他简单打扫一下就住了进去。

    有一天，老高捡到一个三个月大的弃婴，男孩 。当时围观了不少人，议论纷纷的。老高从人们的言谈中得知，这个婴儿是兔唇。亲生父母都不要，谁还要？听着婴儿嘶哑的哭声，老高二话没说，就把这个婴儿抱走了。

    这下子，够老高忙活了，一会儿给儿子换尿片，一会儿给儿子喂奶粉……过了半个月吧，老高就在人力车上用旧棉被弄了个窝，藏上儿子，挨街穿巷地收购废品。

    张大嫂是和平小区的保洁工，丈夫出车祸走了，儿子在外上学，现在也是孤身一人。也许是同病相怜，她关心老高多一些，说是关心，无非是把丈夫之前的衣服送给了老高，有时拉呱几句闲话而已。就这样，老高已经感激不尽了。她问老高，说你不知道这孩子有缺陷？老高说，好歹是一条命啊。张大嫂叹口气，说你这是图啥哩？老高吭哧半天，才蹦出一句，说，家里边有了哭闹声，有了屎尿味，才像个家的样子。

    和平小区门口有个垃圾箱，老高赶到的时候，总能在垃圾箱外边捡到一些小孩子衣服、玩具，还有学步车。刚开始，老高以为是小区的居民丢弃的。时间长了，老高才明白是张大嫂故意给他的，有的衣服还没拆封，新崭崭的，看样子是张大嫂买的。老高要给钱，张大嫂不要，说这是破烂，又不是我的东西，你给啥子钱？老高想不起反驳的话，只是嘿嘿呵呵地傻笑。看到老高这个样子，张大嫂转过身，抿着嘴乐了。

    别看老高没文化，却给这个孩子起了个很有文化的名字——高兴。

    高兴两三岁时，老高就把他丢在家里，让他自己玩去。高兴知道爸爸是个捡破烂的，家里的好多东西是爸爸捡来的，电视机，冰箱，玩具手枪，身上穿的衣服，好多啦。有一次，儿子问老高：“爸爸，垃圾箱里什么东西都有啊？”老高点了点头：“可不是哩，你也是我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这天傍晚，天气阴阴的，往日的星星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老高打开屋门，不像往常那样，儿子一边叫着一边扑到自己身上，他挨个屋子看了看，才发现儿子没在家。

    被人绑架的可能性不大，肯定是儿子自己跑出去了。往常，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不过，儿子都是在楼门口玩耍，不会走远的。

    老高急冲冲跑到楼下，在门口转了几个来回，没有见到儿子。一时间，老高急出了满头的汗。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接到了张大嫂的电话，说高兴在她那儿。

    老高松了口气。随后，他破天荒打的赶到了和平小区。

    张大嫂说，她准备下班时，在垃圾箱那儿见到了高兴。

    老高气呼呼地瞪着儿子，你来这里干啥？

    高兴看着爸爸的样子，咧了一下嘴，哭出声来。

    你看你！张大嫂不满地翻了老高一眼，然后给高兴擦拭眼泪：“孩子，别哭，别哭。”

    高兴忍住哭声，但嘴还是一撇一撇的，挺委屈的样子。

    张大嫂揽过高兴，别过脸：“你知道吗，高兴他、他想捡个妈妈。”

    老高一下子愣住了，心里满满的，眼里差点落下泪来：“真是个傻孩子。”

    高兴说：“爸，姨姨说，只要您愿意，她就到咱家来。”

    老高心里通通直跳，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偷偷看了一眼张大嫂，忽然间发现，路灯下，张大嫂的脸蛋是那样的红润，那样的美丽。

（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