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科学的历史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有起有伏，科学的地域分布也是不平衡的，有的国家先进，有的国家落后。关于世界科学中心，根据一些学者的统计分析，有世界科学单中心说、科学多中心说、科学主中心与副中心说。技术发展也是有起有伏，地域分布也不平衡，也有世界技术中心转移说。实际上某一学科、某些学科群也有世界中心，以往对此缺乏统计分析。

    借鉴英国著名学者贝尔纳的研究发现，日本学者汤浅光朝用定量的方式描述了16—20世纪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及其转移的情况。如果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超过全世界总数的25%，则这个国家就称为世界科学中心；该国成果超过25%所持续的时间，称之为科学兴隆期。

    按照汤浅光朝关于科学活动中心的定义，根据不同的科学史年表可以得出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特征，尽管具体时间节点不完全相同，但表1中的5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依次顺序及主要时期基本一致。近现代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顺序大致是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年至今）。每个国家的科学兴隆期平均为80年左右。

    那么，哪些因素影响世界科学中心形成？根据研究，我们认为影响世界科学中心形成和转移主要取决于政府政策、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教育人才和科学技术五个方面。为此，我们提出了世界科技中心转移的“五要素钻石模型”（图2），经济繁荣、思想解放、教育兴盛、政府有力支持等4个社会因素和1个科技革命（科学技术成果涌现期）因素对科学中心形成必不可少。

    图2：世界科技中心转移主要影响因素的“五要素钻石模型”

    （摘编自潘教峰《世界科技中心转移的钻石模型》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导致德国的衰落和美国的振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世界科技、文化、经济、政治中心迅速从德国转移到美国，使得美国很快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大国。世界科技、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又一次沿着顺时针方向由西方欧洲大陆转移到北美大陆。使得整个大西洋区域在各方面处于繁荣状态。由于“冷战时代”的结束及世界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进行以及世界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未来世界科技、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还将沿着顺时针方向再次进行转移，即从北美大陆及大西洋区域转向东方亚洲大陆及太平洋区域。随着未来一场更大规模的“东方文化复兴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中国将随之崛起再度成为未来世界科技、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未来世界格局的演变将遵循这一古老法则。“分”则是世界科技、文化、政治、经济中心转移之时，“合”就是世界科技、文化、经济、政治中心形成之日，世界文明中心又一次面临转移，未来将属于热爱和平的中国。

    （摘自沈律《论现代科技革命与世界文明中心之转移（摘要）》）

    材料三：

    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科学中心话语权还执掌在欧美国家之中。科学发展永无止境，科学理论不可能穷尽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真理，科学中心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某一个国家。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存在越来越大的惯性，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世界科学中心将转移出美国，并转向哪一个国家，但随着新兴国家和地区经济、科技迅速发展的势头，世界科学中心可能呈现多中心的局面。因此，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我们应按照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规律，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制定积极的应对政策，站在全球科学“巨人的肩膀上”，凭借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培养高度的中国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期待在21世纪或者更长远的未来成为下一个世界科学中心。

    第六个世界科学中心能否到中国，就看以整体观、系统性思维的中国精神及其文化是否能影响21世纪世界整体生产力，影响21世纪世界整体生活方式，具体在“智能科学”“再生能源科学”“太空科学”和“人体健康科学”四大领域是否有所突破。

（百度百科“世界科学中心”词条）

    材料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校园欺凌案件被曝光。施暴者手段之恶劣、残忍常常令人瞠目。校园欺凌对未成年受害者造成的心理阴影甚至会影响其一生。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2名学生进行了调查。

    “有不少欺凌事件是发生在课间、校外，不在老师的视线内。受欺负的学生跑到老师那里告状，老师还经常认为是孩子间正常的嬉戏打闹，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北京市初二学生蒋琴（化名）认为，欺凌事件如果没得到及时严肃的处理，就容易发展得越来越恶劣。她向记者讲述，初一时，她班上有个女同学长得黑，被男生取了各种各样的外号。到了课间，几个男生经常围着这个女生坐一圈，一起取笑她。后来该女生就不爱讲话了。

    “被欺凌的同学往往不敢把事情告诉家长。”河北省某中学初三学生张凯波认为，用口头批评教育的方式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收效甚微。“对于老师、家长讲的大道理，实施欺凌的学生往往已经‘免疫’了。处理力度不够，会导致他们之后越来越放纵，变本加厉。”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防治校因欺凌68.3%受访者希望学校或社区定期与家长沟通》）

    材料二：说到底，频发的校园霸凌事件显示了儿童社会化进程中某一环节的缺失，对此，父母难辞其咎。他们一方面热衷于发嗲、装嫩，拒绝让孩子成长、断奶，另一方面又笃信圆滑市侩、强权即公理、摆平即水平。他们从小就对孩子诱之以利，而不是晓之以理，道破利害而不是申明原则。他们追求华而不实的表象，早早地把孩子训练出流利的成人腔，却丝毫不懂得尊重他人。这种看似离谱的错乱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家庭教育失败导致的校因霸凌事件，很多最终只能以“力争达到多方认可的结果”为结局。

    一个大学生，其人格的养成和性情的塑型差不多已完成。大学的思想工作做得再好，也替代不了中小学在未成年人品德培育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是从源头的琉波与治理，也涉及更多教育主体的协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的学生德育和心理疏导工作，应当得到全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校因霸凌：被娇纵的“邪恶宝宝”》）

    材料三：

（美国学校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教育学生如何应对校园欺凌）

诗与城市

孙琴安

①诗人居住城市，在城市生活，天天面对城市，很自然地地便会会以市为题材，写城市的诗也就日渐增多。难怪近些年来城市诗的观念不止一次地被提出，请与城市的关系也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

②如果从文学渊源上来说，与城市的关系远不如小说密切。最初的诗多采自乡村田间，在古希腊则有“牧歌”，或称“田园诗”．而最初的小说则来自“街谈巷语”，天生就与城市有关，与城市并存共盛，无论是唐宋间的“说话人”，宋元间的“话本”，还是明代的“拟话本”，即“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如《三言》《二拍》等，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求而在城市中产生的。至于近现代报刊杂志在城市的发轫，以及报纸所辟出的“小说林”、“小说连载”之类，也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可这样说：中国小说发展的每一步，都与城市有关、而诗歌却无这般运。随着城市的愈加发达，对诗的挑战会越大，对小说则更有利。

③因为小说的艺术要件是人物和故我而城市正是各种人群的聚集地，与人有关的各种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故小小说家入城，如鱼得水，有着写不完的人物与故事。难怪巴尔扎克面对巴黎，在楼上望着屋檐与瓦片，就有许多小说要写，因为在巴黎街头和屋檐下有着无数的人物与故事供他选用，但他如果来到人烟稀少的喜马拉雅山，就可能束手无策，一筹莫辰。而这正是诗人思如泉涌、放喉高歌的时候，因为塑造人物与故事不是诗的必备要件，诗人需要的是激情、心境。灵感与想象，是情感与意念的直接表达、但他面对一坐喧熟同、杂乱纷扰的城市时，他或许会感到烦躁困惑，诗心难见。因为山色水光自然之美的诗意是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的，而一座城市的诗意是要靠诗人的嗅觉去寻和发现的。这正是现代诗人面对城市的一种困境、挑战与尴尬。

    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山水诗、田园诗，此后又有边塞诗、咏史诗、怀古诗等，却无城市诗的名目。

⑤然而，中国古代无城市诗的名目，并不等于就没有城市诗，如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所写的七言歌行《长安古意》，就可说是我们最早而相当完备的城市诗，极写长安城里的街市繁华和形形色色的城市生活。骆宾王《帝京篇》紧随其后，可惜借学问友挥处过多，不如《长安古意》通篇铺陈渲染有致。词本艳科，多写花前月下，男女离愁，然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一篇，却偏写杭州“参差十万人家”的城市风光，可说是古代第一首“城市词”，而关汉卿所写的散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尽管写法、情调与柳永不同，但也写尽了“百十里街衢整齐”的杭州城市美景，可说是古代第一首以城市为题材的“城市曲”。由此可见，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平心而论，若就世界范围来看，城市诗实崛起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大大推进了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城市诗也随之兴盛。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都是描写巴黎的，至于美国庞德的《地铁车站》、桑德堡的《雾》、《芝加哥》等，早已成为城市诗的名篇。

    ⑦当然，诗与小说尽管都是文学，由于艺术表现的特质和属性不同，二者对城市的表现视角和能量也各不相同。小说可以展现一座城市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写出千奇百怪的市民形象，此其强项；诗在这方面的能量不及小说、但她可以直接表达一座城市的精神风集中写出这座城市的情绪、心态和时代呼声。这又是小说所不及的。我们要了解一座城市的市民生活，应从小说中去寻找；而要了解一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则不得入从诗中去寻找，由此可见，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诗人与小说家同样重要。

    ⑧然而，小说家可以从俗，诗人不会。从这一点上来说，文学的纯择性和高贵品质，在诗人身上也许会闪现得更多一些。这也正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品格所不可缺少的。尽管小说及其派生的电影、电视剧已走进城市人的文化生活，但它无法建构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地；虽然然诗一再地被边缘化，但她仍是一座城市精神高度的重要标，志。人要诗意地栖居，除了内心，在其生治的环境中也应有诗性的存在，如果周围全是市侩气，那是无法“诗意地栖居”的。诗可以使一座城市变得更美好，用诗人李琦的诗来说：“有诗人的城市就是一座好城”（有删节）

材料一：

王维笃志奉佛，对其诗歌创作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表面的佛教术语，而是禅境的那种深入到诗人审美意识和骨髓中的空、静、冷、寂的境界，从而形成最能代表士大夫简远、闲淡的人生风格和诗歌风格，使王维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成为与李杜鼎足而立的大家。禅对王维诗的影响更多的是使诗人的诗得到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审美境界，甚至可以说是开拓了一片新的艺术天地，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一派诗风：空寂、清幽。

王维在社会政治和自然山水中的心情基本是平静的，他消除了对政治与自然的比较意识，因而既没有超越者的快意，也没有失意者的心累。他的山水诗常常表达一种悟禅得道的瞬间体悟。

王维终身在官场，却能得到入道的超脱。他将政治功利作为一种生存的方式；而又陶醉于山水田园的自适。

王维精通佛理，并在自然和社会中实践佛理。在观察自然山水方面，寻得自然万物之真趣。王维的山水诗以超脱生活为动机，而又回到了生活之中，自然山水在他心中唤起美感，包括自我、自然、社会诸方面的因素，同时又超出了这三者的实际内涵，别具情趣。

王维所处的时代，没有社会恐惧和政治忧患，却有了禅宗的超越哲学。王维的山水精神，就是在这种宗教信念的支配下，从哲理的高度彻底解决对生存空间与时间的疑惑，使政治、自我、自然三者由分离到合一，而且在生命价值上平衡了政治功名与自然山水的关系，使其山水作品具有无尽的禅趣。王维的山水审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习佛参禅生活的一部分。“他一方面徜徉山林，一方面躬行奉佛，这两者互为依辅地结合在他的生活之中。他在倾心奉佛时不忘寄情山水，在欣赏风景时又从事佛教修行。”他的许多山水诗作品就是他隐逸生活的写照。他的山水田园诗，多追求一种寂静清幽的境界。王维多次隐居，曾经在嵩山、终南山、辋川等地的山水胜境中生活过，对那里的宁静、优美景色十分喜爱，并有真切的体验，所以他的诗能够创造出寂静清幽的境界。

王维的山水诗充满着禅趣，他生动地传达出了自己微妙的神悟体验，表现了一种以静为终极目的的动静情致。他特别醉心于表现自然界的静态美。在他心中，大自然的一切运动，最终是导向静穆的。他在很多诗句中的动静描写，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的结构，“静”的永恒与“动”的虚幻相映衬，使意境中的禅趣表现得幽妙而深切。王维这种诗禅一体的和谐是如何完成的呢？习佛参禅极大地改变了王维的世界观，他以虚空一切的心灵彻悟代替了对纷纭世界的观察和感受，自然物象进入他的视野，便在他心里唤起一种无待、忘我、超然物外的空无意念，这就是王维的内在心理。在创作中，他用自然物象与心灵感悟的契合，使这种内在的空无意念自然外化，便形成诗禅一体的意境。那淡远含蓄、玲珑澄澈的意境，沈是诗性的智慧和佛性智慧的闪光。

王维在中国山水田园诗上的贡献，就是以佛禅意识为内在精神，去体认和表现生命和自然，在一种特定的宗教体验中去幻构理想的心理时空，开拓山水诗的意境。

（摘编自《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意》）

材料二：

王维丰富了山水诗中的禅意，开创了禅意境界的新起点，开创了唐代的水墨山水画和泼墨山水画，对后世文人画产生了巨大影响。秦汉时期的绘画形式主要有壁画、石画、砖画和绢画，主要由图形和颜色构成。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体现在艺术中，画中的铭文也是这一时期绘画的主要特征。隋代绘画风格承前启后，具有“精、妙、美”的特点。唐代绘画在隋代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山水画相继成熟。盛唐时期不仅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也是一个佳作云集、风格新颖的时代。不同地域文化的绘画手法相互交融和反映，形成了一种流行的新形式。宋代的苏轼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明了文人画理论，对文人画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明代董其昌推崇“文人画”，以唐代的王维为文人画始创者。在明末清初文人画迎来了鼎盛的时期。通现出了许多项尖的文人画家，其中最突出的是“四僧”，而“四僧”中又以八大山人和石涛最为突出。陈师曾认为文人画有四种元素即品格、知识、才智和思想，有了这四种元素，文人画才能得到提高。文人画追求的不是绘画技巧本身，而是“画外之意”。这种“画外之意”是“文人画”的含金量高于“画家画”的根本原因。绘画中的环境是可以描述的，但绘画之外的意境却很难找到，因为“绘画之外的意境”需要丰富的学识和生活积累才能实现。文人画家必须是善诗的文人、任性率直的画家和重视道德的书法家。文人画在观点上是写意的，在表达的本质上寻求图像之外的兴趣，而不是注重现实主义。文人画家都以一颗空旷宁静的心，深刻体会大自然的无言之美，也透视生命之根。在万物自由的大背景下，活着的人享受着自己的生活，也很自在。在这个天人无声交流的契机下，绘画的情感从文人的心中涌出，活跃于画幅上。

（摘编自魏宝丽《论王维山水诗的禅意》）

材料一：

①在《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是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缘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种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孩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时，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②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人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教师》）

材料二：

①“述”的内涵非常丰富。《说文解字》将“述”解释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

②在《中庸》中，儒家德行“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如果我们将“孝”的这种解释和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那么“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了，也就是，“述”表达了“孝”的德行。

③孔子践履“孝”这种德行的对象是天。《论语·八佾》讲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道德追寻的是天的使命。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传天道，兴天道。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他不想再说话，但是他的弟子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孔子述的是天道，天是最终的创造者；第二、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道的述者，子贡则将自己看作孔子思想的述者。孔子践履德行的活动表达了对天的“孝”，而子贡践履德行的活动则表达了对孔子的“孝”。

④因此，孔子将他对经典的传承比作一个孝子做的事情。儿子对父亲最大的孝是对父亲的志向、事业、梦想的继承、实现和发扬光大。同样，孔子述的天道也是对天的孝。对于孔子而言，他的智力活动是恢复天道，这就是对天尽孝。在孔子那里，“孝”的含义涉及延续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义务。

⑤孔子不是唯一把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的人。孔子对“孝”的理解与柏拉图的早期作品《游叙弗伦》中对“孝”的定义殊途同归。苏格拉底的诘问对象游叙弗伦得出“孝”是公正的一部分，“孝”是人类对上帝的侍奉。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哲学活动就是对神灵的侍奉，自己的问答法就是对神灵的侍奉。基于对上帝侍奉的论证，苏格拉底提供的答案就是进行哲学活动是对上帝真正的“孝”。对于哲学活动与孝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也有所表述。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孝”要求更加尊重真理而不是尊重你的朋友。他认为“孝”的对象是真理，而不是上帝。践行“孝”这一德行活动是追求哲学的严肃义务，因为追寻哲学是为了探寻真理。

⑥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活动和“孝”联结起来，但是每个人对“孝”的理解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研究哲学的方法不同。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方式审查人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更多的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考察、批判发现真理，孔子则认为从事“孝”的活动就是对天道的传承。

（摘编自余纪元著，金小燕、韩燕丽译《“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三：

①“述而不作”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教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己任。要从事这一学问，必须熟记经文才能言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

②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

③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使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这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摘编自李杨《“述而不作”与传统教育》）

材料一：

明清以降，随着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关于月球的叙事亦随之一变。现代物理学知识的传播，令人们渐渐知晓月球是人类难以抵达之地。1920年代末开始，随着国外火箭理论的发展和实验的纷纷展开，中国人对于火箭实验也有了自己的兴趣，除了介绍西方科学家的旅月理论外，一些国人更自觉阐述其有关构想。1929年，刘开坤在《中国工程学会会刊》上发表的《火箭机游月球之理想》一文，可称此种思想之代表。在刘开坤看来，德国初造火车轨道、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等最早都曾受到过世人的质疑，但它们最终都实现了，因此火箭登月的实验决不应停止。他说以往自己与亲朋好友“茶余酒后，尝作空谈，每有往游月球之梦想，谓吾人伏在炮弹上，不难一射而抵月球也”，如今这样的“玄谈”，“以科学之理想，已证实其或可能成功”。针对世人关于登月的种种疑问，作者均一一作出回复，他认为月球上虽没有空气，但是人类却可以仿照潜水服，“背负着气袋，则不患无新鲜空气”。至于冷热转换人类难以适应的问题，可以通过“制造一种器具，令其寒冷不至悬殊”。同时，人类登上月球后，还可以利用月球上的太阳光，“借光学各种镜片收光之理，而设日力电厂”。至于如何能到达月球，首先需要找到一种高速行驶的方法，只有速度快到一定程度，才能够突破地心引力的约束。刘开坤甚至还设计出了地月飞行的轨道图（图1），认定唯一可行的交通工具只有火箭（图2）。若以“后见之明”来看，刘氏的一些设想，正是后来探月的发展方向。

图1刘开坤所绘飞行轨道图                                图2 刘开坤所绘火箭

（摘编自李世鹏《“到月球去”：近代中国火箭探月知识的传播与演变》）

材料二：

中国探月工程中航天器的命名都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嫦娥六号只是其中之一，在月球上还有很多带有中国元素的地名。

“广寒宫”“天河”“织女”“泰山”“华山”……这些独具中国韵味的元素，以月球地理实体命名的形式标记着月球上的山脉、盆地、环形坑等。目前，月球上以中国元素命名的地名共35个，其中，包括3个着陆点、22个环形坑、2条月溪、5个卫星坑和3条山脉。

给月球上的地理实体命名，不仅是起一个名字那么简单。月球地理实体命名与探测成果、科研水平和国际贡献相关，比如具备原始探测数据是取得月球地理实体命名权的基本条件。

我国科学家利用嫦娥一号影像数据，申请获批了“毕昇”“蔡伦”和“张钰哲”三个环形坑的命名。嫦娥三号取得成果后，着陆区包含“广寒宫”在内的4个月球地理实体命名被正式批准。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背面的着陆区“天河基地”和“天津、河鼓、织女、泰山”等名字被批准。嫦娥五号任务，“天船基地”等8个月球地理实体被命名。

（摘编自2024年1月10日央视网相关报道）

材料三：

8月29日，在2024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与阿里云联合发布国际首个“月球科学多模态专业大模型”（以下简称“月球专业大模型”）。该大模型以视觉、多模态及自然语言等通义系列模型为基模，结合RAG 检索增强等技术，在阿里云百炼专属版平台进行微调及训练，目前最佳落地场景为月球撞击坑识别。

撞击坑的大小、深浅、形状等特征是研究月球地质演化的重要依据。据统计，目前月球上直径一公里以上的月球撞击坑数量已超100万个，直径一公里以下的撞击坑数量还无法确定。如果完全依赖人工，识别所有月球撞击坑几乎无法实现，大模型的应用将极大提升这项工作的效率。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建忠介绍，在月球撞击坑年代和形态识别上，月球专业大模型的准确率已达到80%以上。

研究人员只需输入月球撞击坑的图像和相关问题，大模型即可调用通义视觉、多模态模型，从光谱、高程、重力等17种多模态数据中判定该图像对应的模态类型；通过检索知识库、调用通义语言模型，月球专业大模型可回答该撞击坑的形态、大小、年代等相关问题，并给出推理过程。“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准确把握，大模型不仅可以对撞击坑进行分类，还可以解决一些目前仍未解决的科学问题。”刘建忠说。

“人工智能正在为月球和行星科学的科研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表示，随着人类深空探测活动的快速推进，探测数据呈井喷式增长，科学大数据已经成为推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在数据管理方面，我国已经取得先发优势；在数据应用方面，我国必须充分发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月球专业大模型将大大加速海量数据的处理，帮助科研工作者挖掘新的科学发现。

（摘编自《科技日报》2024年8月30日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