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我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是我的心愿。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比如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欺凌，这些国家的民众，由于受一种被扭曲的心理的影响，容易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一种是闭关排外，甚至极端仇视西方。目前，这种仇视西方的状况似乎已经酝酿成一股社会潮流。从另一方面说，作为强势文明的发达国家，容易妄自尊大，热衷于搞“传教”，一股脑儿地推销自己的“文明”，其实这样做会蒙住自己的耳目，成了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井底之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盲目崇拜”和“闭关排外”的现象。希望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能够彻底拋弃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或者妄自尊大、闭关排外的心理。

    中华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我想我们今天尤其需要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和总结。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需认真思考怎么办。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方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因此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

    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从现在起就必须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文化观念上的一场深刻大变革，它可能与当前世界上很多人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相抵触。在这场变革中，一定会因为不被理解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抵制，特别是当触动到某些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当我们看到人类前进的步伐已经迈上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尽快解决全球化和人类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紧要关头，这些抵制和攻击又算得了什么。

（选自《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费孝通，有删节）

“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

李宇明

    “一带一路”建设借用丝绸之路这一历史资源，与沿线各国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它涉及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形态。海行靠舟，陆运需车。语言，即思想之舟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如何铺路？怎样搭桥？

    既达意又表情。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首谈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五通”。实现“五通”，当然需要语言互通。首先，政策要用语言表述。协商制定区域合作规划与措施，并使相关政策、法律、规划、措施为民所知所用，环环都需语言交流。其次，设施联通更需语言连通。语言之路不通畅，其他方面也难以通畅。再次，“五通”之中，民心相通看似最“软”，但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为命运共同体，实现利益互惠、责任共担，民心相通更为根本。“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用英语等作为通用语，但这种通用语只能达意，难以表情；只能通事，难以通心。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区域各国各族人民最乐意使用的语言。粗略统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有近50种，再算上这一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重要者不下200种。这50种或者200种语言，乃是表情、通心之语，应当列入“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项目单中。

    既看得明白又看着顺眼。“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理念是互利共赢，表现在语言理念上就是提倡平等互惠。在各种概念的中外翻译中，应尊重各种文化的语言使用习惯，特别要注意能让更多的人看得明白、看着顺眼，注意词语使用得体。比如“汉语推广”“过剩产能输出”等，都未必是合适的用语，因为这些词语要么含有不平等的话外之音，要么是用中国眼光看世界，容易引起误读。此外，有人把“一带一路”分为“新起点”“真正起点”“黄金段”“核心区”“中心线”“支点国家”等，特别是国内一些地区正在“抢占制高点”。如此“截路分等”是否合适，值得仔细斟酌。

    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与“互联网+”使语言的作用急遽放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重视语言规划。第一，研究“一带一路”语言状况。摸清底数、列出清单、组织调研，建立语言数据库。第二，注重培养语言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学习不断升温，公民外语水平大有提高。但学习的语种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英语等大语种上。第三，了解相关国家的语言政策及语言使用习惯。语言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使用习惯是重要文化习惯。第四，充分利用语言技术。当下人类的语言交际多数伴随着语言产品，得助于语言技术，比如智能手机、短信微信、电子邮件、PPT、翻译软件等。第五，做好社会语言服务工作。语言服务，需要政府与民间双手推动、更多依靠民间力量，需要公益服务与有偿服务双腿行进。

（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9月22日期）

材料一：

    近日，国家网信办出台《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对跟帖评论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进行了明确：建立用户信息保护制度、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先审后发”制度以及对注册用户进行真实身份认证等。从国际经验看，世界主要网络大国均对跟帖评论进行管理，政府机构、网络企业在保证言论自由的同时，都对跟帖评论中的违法信息予以限制。

    放眼全球，主要网络大国都对网络跟帖评论等内容，依据各自法律进行监管。美国对网上公共论坛、留言板等进行监控，部分网络言论被定性为犯罪，纳入司法打击范围。英国颁布和实施网站分级管理制度，成立网络观察基金会协助执法部门打击网上内容犯罪。俄罗斯建立起多层级较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规定用网络煽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实践证明，这些国家的做法是有效的，对我国具有参考价值。规定的出台是对网络安全法适用于跟帖评论条款的具体化，也是管理实践上的精细化。强化跟帖评论监管关乎网络生态建设，关乎互联网健康发展，是依法治网的题中应有之义，也符合国际互联网治理的发展趋势。

    “自由就是做法律允许做的事。”除了政府依法治理、网站落实主体责任外，网民也要自律。规定的出台明确了跟帖评论的红线，但从红线到道德底线还有一定空间。要靠网民强化自律意识，做到慎独慎微。你若光明，网络便不黑暗；你带来清风，周围就不会停留灰霾。网民应使自己所发表的意见，成为文明、理性、友善的交流，共同营造健康、清朗、文明的网络空间。

（摘编自《依法加强跟帖评论管理是国际通行做法》）

材料二：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7.51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96.3%，互联网已经成为多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互联网技术赋权之下，跟帖评论成为各地区、各群体网民在网上分享信息、表达意见、交流观点、舆论监督的重要方式。不同利益出发点、不同的学科教育知识、多样的文化熏陶背景，多元化的跟帖评论对于促进社会个体“开眼看世界”，提升社会共识，促进融合皆有积极意义。在互联网论坛上，不少网民跟帖的精彩程度有时甚至超过新闻主帖本身。

    新规的亮相与网络舆论环境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人民网评文章指出，如今，告别了早期原始生长的“黑暗森林”状态，网络发展进入了信息高度提炼、权利责任清晰的新阶段。在这个大背景下，发帖留言等内容作为《网络安全法》的分支领域，对网络立法进程和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摘编自《（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出台：跟帖评论到底有多乱？》）

材料三：

    当下，人人都是“自媒体”，都可以成为独立的信息发布者和传播者。但当我们在享受网络便利的时候，同样面临着互联网谣言满天飞、严重干扰对信息真实性判断的尴尬。充斥着污言秽语、胡编乱造的非理性跟帖评论，已经影响到了网络舆论场的正常秩序，更有甚者会威胁社会稳定和安全。而有些网络平台为了吸引眼球，对这样的内容反而会刻意保留与放任，无形中助推了不良之风的蔓延，广大网民对此早就深恶痛绝。顽疾若想根治，必须从源头抓起。跟帖实名认证，就是要让造谣者与传谣者们明白：互联网世界并非。“法外之地”，其间的一言一行，同样要和现实社会一样，承担社会责任与法律风险。

    事实上，无论在任何国家，网络“自由”都是有边界的，都不等同于毫无底线的肆意妄为。当一小部分人的非理性行为越过了道德和法律的边界、侵犯到大多数人的发言权与知情权，就已经走向了公众自由的反面。跟帖实名认证，正是要以对“任性”的约束，来保证全体国民的网络自由。

（摘编自《央广时评：跟帖实名认证，让网络自由不再“任性”》）

“独立不迁”是屈原人格美的核心。它包含两方面：一是对养育了自己的故乡的热爱与依恋；二是在政治斗争中坚持原则，决不随波逐流。

屈原的一生便是“独立不迁”的最好诠释。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屡遭打击，毫不动摇，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说的：“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他也曾打算像战国时代一般士大夫那样周游列国。去寻找了解自己的君主。但是，对于自小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的深挚感情，使屈原不能他迁，最后只好身投汨罗，以死来殉自己的祖国和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与“独立不迁”相联系着，屈原在诗歌《橘颂》中还提出两条为人的准则：无求与苏世。《橘颂》中说：“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一个人胸怀坦荡，不图私利，不干人，不屈己，才能顶天立地，保持独立的人格。《橘颂》又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必须头脑清醒，是非明辨，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不至于随波逐流。无求与苏世浸透在屈原“独立不迁”的人格里，使之臻于更坚实、更完美的境地。

《渔父》的中心思想也是“独立不迁”。不过这首诗人们多以为伪作。王逸既说是“屈原之所作”，又说是楚人追记屈原与渔父的对话，本来就自相矛盾。但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已采用它的内容作为事实来叙述，因此可以设想，这篇作品的文字虽然不一定出自屈原之手，而渔父与屈原的问答却实有其事。屈原的答话可以作为了解屈原思想的可靠资料。渔父问屈原何以被放逐，他答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又问他：“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他答曰：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

渔父和屈原对话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渔父大概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隐者，他不满意社会的黑暗，但他的态度是与世推移，随波逐流。屈原则不然，他要保持自己的清高和清醒，不肯同流合污。这当然会陷入孤立，但他不怕孤立，决不会投合世俗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正如他所说的“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独立不迁”的人格还表现为对正直的追求与维护。屈原批评那种“背绳墨以追曲”的行为，发出“伏辩以死直”的誓言。在《涉江》中，他表示：“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

在儒家的典籍中，治水有功却被天帝处死的鲧一直是个反面人物，那么鲧到底犯了什么天条会被天帝处死呢?《山海经》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原来，鲧的罪行是私自窃取了天帝的息壤去填洪水以拯救人类。这样说来，他简直就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屈原对这样一个英雄深表同情和赞赏，从这可以看出屈原自己人格的崇高。屈原明知自己的结果会和鲧一样悲惨，但是他决不屈己从俗，而始终保持着“独立不迁”的人格，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选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有删改）

代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高度的融诗意美与禅意生命为一体的文化艺术，其根源正是耕读生活。这种让生命实现自主、自在、自觉的耕读生活，使中国古代文化艺术走向了源于心法的内求性、自我生命体验的崇高性、与天地感应的自在性之路，由此使中国古代艺术审美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在农业机械化的背景下，当高强度的农耕劳动从满足生计中解脱出来后，农耕劳动不是没有价值了，恰恰相反，在21世纪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的背景下，农耕劳动价值将比任何时候都大。脱离生计的劳动之后，农耕劳动所携带的具有道法自然的文化、精神、生命的价值更加凸显。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后，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在物质产品丰富之后，什么样的劳动才能成为人类第一需求？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成为人类生命最优陪伴的劳动，不是现代工业化的工厂劳动，也不是办公室的脑力劳动，只能是集生命健康、艺术创作、物质自养、精神自主为一身的农耕劳动。

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引发一场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劳动革命。随着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工业化时代的许多劳动将会被机器人所替代。但由于我们对此缺乏正确认识，对于即将发生的这种劳动替代的革命充满了恐慌和不确定性。其实，现代智能机器人所替代的恰恰是工业化时代对人性和生命有副作用、有异化的劳动，但对人类生命有价值、没有异化的农耕劳动不仅不会替代，反而更加凸显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时代不是人类成为智能机器人奴隶的时代，而是人类从异化劳动解放的时代。

人正是因为劳动才使自己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21世纪人类劳动革命的意义，是让劳动承担起实现人类生命崇高，使人类与机器人有区别的新使命。让人类从劳动满足物质需求中解放出来，使劳动所具有的满足人类的生命健康、生命崇高、生命幸福价值的作用充分释放出来。

今天中国教育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教育越来越走向急功近利的“做事教育”，严重导致了“做人教育”的供给不足。从“做事”层面看，耕读教育没有什么价值；从“做人”层面看，耕读教育恰恰是现代非常需要借鉴、传承的。

按照新时代劳动观，如何让耕读教育承担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使命，是当代中国迈向新时代的重大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耕读不仅是从儿童到大学生的做人教育的必修课，也应该成为如何做中国人的必修课。

耕读教育重新定义中国乡村的价值和未来，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耕读教育是我们迈向新时代重新发现乡村价值的重要教育。乡村振兴的时代意义不是单纯的资本下乡的产业振兴，而是中国古老乡村文明如何实现与新时代嫁接的振兴。迈向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耕读教育将会承担起将古老的农耕文明与新时代嫁接、过去与未来对话、城市与乡村互补共生、物质与精神统一的使命。

在全国开展耕读教育，不仅可以让国人在精神上找到回家的路，还可为乡村振兴带来人气与人才、资源与市场、自信与文化。耕读教育，不仅会使全社会重新认识中国乡村价值，也会推动乡村教育改革，使古老的乡村在耕读教育中走向振兴。

（摘编自张孝德《千年耕读教育的时代价值》）

（一）

①因为儒家政治构想的最高目标是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人与人之间伦理认同即是根本和逻辑起点。这种伦理的内涵，有着更为普遍和更为基础的对天下之“人”的论述。先秦时期的中国，以最为根本性的孝、仁来建构人与人的认同，来建构自己与“他者”共在的联系，即天下。

②周朝的天下，以宗法制为联结，宗法制的伦理根基是“孝”。家庭共同体有了孝的概念，孝的延伸就是天下共同体之“仁”。仁不是与他者的对立，而是与他者的共生共通。“仁”即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概念，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逻辑上首先要处理与亲人的关系。只有实现家庭内部的“亲亲”，才能实现向外的“爱人”。人与家庭共生，通过“仁”的概念转向了人与天下共生。因此理想的天下就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天下大同，是仁孝概念的逻辑必然，也是伦理化天下的根本内涵。换句话说，天下其实就是人类的伦理共同体，因此在这个共同体之内，就不可能有民族歧视。

③天下为一家，意味着“他者”的取消，即不以政体或民族区分敌我，而是在伦理关系中确证对方的独立性，并与对方共生共在。天下一家的秩序展现在现实中，就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礼制。凡天下之人，皆需仁孝，而仁孝就要服从礼制，服从礼制就要服从天子。因此，家与天下就在政治秩序层面实现了同构。随着大一统的实现，天下之内没有了其他的国，国家秩序也就成了天下秩序。这种伦理化的天下秩序不断将边缘的地域和人民纳入天下中来，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

④后世的中国人，往往不是以民族或者国家来定义中国，而是以文化或文明定义中国。正是因为中国概念的文明内涵，才导致中国可以消弭地理边界，逐渐与天下趋同。

⑤这种伦理的、文化的天下观念在宋朝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挑战。宋朝地域褊狭，为了与北方政权争夺话语权，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它有自己的族群文化，还有固定的地理范围；这种观念与过往的种种天下观并存。”由于宋朝儒家文化的巨大影响力，这种民族认同强化了中国后来的“正统论”“华夷之辨”等一系列论述。虽然宋朝的民族感日益强烈，但士大夫、思想家的理念中仍旧维持着、发展着天下观。所以变成天下、民族两层。天下观可能影响了民族感的发展，限制它只能发展到某个程度。也就是说，几千年的天下观仍然是中国人国家认同的主流，并持续约束和限制着民族偏见的发展。

（二）

政体的多重巨变使得欧洲人的身份意识从最初的文化意义上的宗教观念，即教徒，经连绵不断的战争而催生出地理意义上的地区意识和民族意识，最后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国家内部多元权力的团结统一，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共同体意识，于是“民族”就被发明了出来，并与“国家”相联结，成为民族—国家。

对社会中多元权力主体而言，它们都有各自独特的认同意识。尤其当面对多个封建邦国时，要达到共同的民族认同更是难上加难：“在几百年的邦国分立时代中，各邦国已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政治民族特性。假如人们没有将邦国民族特性同其他民族价值联系起来的话，那么他们必然否定这种根深蒂固的情感。”（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为了凸显本民族的特质，就需要树立一个敌对的“他者”，使共同的民族特质不断得到认知和巩固：“它如同个性那样，通过与邻人的争执与交流才能形成它的特质。”（同上）民族共同体的特质，就是在与“他者”的争执和交流中不断形成。

因此创造民族认同的关键，在于树立一个“他者”，依靠对他者的想象进行自我建构。近代欧洲国家一般通过两种方式树立“他者”，即战争和殖民。国家只有创造一个敌人，才能实现内部多元权力的和谐稳定，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内部民族的认同。“他者”的存在，是实现内部权力统一的绝佳理由，创造“他者”，也是西方长期以来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

民族认同依赖于树立一个“他者”，这种民族认同的实现方式，就必然导致对“他者”的污名化，即民族歧视。殖民统治的扩大，使欧洲人认识到越来越多的“他者”。非洲和亚洲的民族在文化、宗教、肤色等方面与欧洲人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就成了天然的、绝对的“他者”。面对这些非欧洲人的“他者”，殖民者展现出巨大的力量优势，这成为欧洲人民族优越论的重要证明。通过殖民所建构的“他者”，一方面为欧洲人的自我同一性提供证明，另一方面也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提供支撑。

西方社会史的逻辑告诉我们，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国家内部多元权力的统合压力，其二是国际竞争的压力。民族国家的建构既是国内政治统一的要求，又是国外权力斗争的结果。主权国家的发展逻辑，使得创造“他者”与创造“敌人”成为同义词。

（节选自杨光斌《中国“天下观”与西方“国际观”——兼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观》，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