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腊人开始，西方人一直认为，整个存在，包括宇宙都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原因。西方艺术的源头是希腊的雕塑和建筑，建筑的空间位置讲究各种数比关系和几何秩序，人体雕塑中各种秩序、比例的和谐是希腊艺术家所孜孜以求的，因此西洋画特别讲究从形体光色关系上苛求细节、越来越精细逼真，毫发不左地模仿自然，刻意求实，然而东方民族的整体自然观．导致中国人不信赖自己的视觉印象，认为越是想努力把握自己所面对的自然，便越是难以把握其原状，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就是这种心理状态的反映。在中国艺术家看来，人是万物万象中的一个有限物，他是不可能认识自然的，在“以为有物”，而“未使有封”之际，方可保留天机的完整。而“一旦有封”(分类、概念化)， 一旦有“是非”之分(有判断)，天机的完整性便开始分化、破碎。因此，中国艺术家认为，写实只是雕虫小技，苏轼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因为人是无法表现自然之道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即“封死则道亡”。这一切都使中国艺术家放弃再现和模仿自然的冲动。中国画的意境是虚静空灵，笔墨是简率疏淡，他们遵从庄子的指引，“无知”，“无为”、“无我”、“心斋”、“坐忘”。因为“有我”，才会有恐惧，有苦恼。西方人就是因为“有我”，才会妄自尊大地想要规划世界，解释世界。而“丧我”、“无知”，不用自己的思维分解这个世界，就能量新拥抱原有的具体的世界。因此，依照老庄哲学，中国人在自己的诗词，书法和绘画中，不仅没有否定自然，反而找到了“离形去知”的解脱方式，这成了中国人拥抱自然、跃身大化、天人合一的内在动因。艺术家只有放弃对物象外形的追求，才能在忘我的宁静中进入自然现象内部而与之呼吸与共。在中国画中和谐生动、灵气往来，艺术家浑然坐忘于山水花鸟之间?如树，如山、如水、如云。有西方艺术评论家说： “中国画虽然讲究空灵，却又最写实，最超越自然而又最接近自然，是世界上最心灵化的艺术，而同时又是自然本身。”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有某些鲜明的个性，其思维的特点是“抽象而不彻底”，是带有具体的抽象，带着感性的理性，是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问的一种状态。

     因此，由于东方人的哲学，由于坚信人用“心”思考，而不像西方入很早就知道人用“脑”思考，这样的哲学，触动中国人的是“抽象而不彻底”的美感(粱漱溟先生用“心役于形”概括)。东方人接受了不可理解的天地万物的存在，并一直同这种无意义性共处，故在东方人看来很自然的表意特征的艺术形式，就同生活本身—样没有形式、—样正常，一样无理挫，如果西方艺术家认为东方音乐“没有意义”，那么，东方人完全可以回答，这是自然本身的无意义性，无休止地延续下去，没有开头、中场或者结尾，而一切西方古典文学、艺术都有开头、中场或者结尾_的理性次序。西方艺术传统还对崇高和平庸的、事物严格加以区分，要求以最高级的艺术形式处理最崇高的主题，因此对东方人盛赞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趣味目瞪口呆，不能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以来西方艺术家对自己继承下来的古典艺术传统普遍不满，甚至无法忍受，这是因为他们对待世界的整个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位20世纪的西方艺术评论家说：“我们欧洲的艺术有一种致命的倾向一一要成为科学*．可谓—语中的，而摄影和影视技术的出现更让西方传统的写实艺术理想无立足之地，他们感到了理智的苍白与可怕。辜鸿铭老先生看得真切，他说现代西方艺术乃至人文学科是在。心灵与理智的可怕战场”上厮杀，是在“洒满墨水的世纪”为求生存而战斗，可斗来斗去，仍然摆脱不了科学的纠缠，这不，它们双双走在“彻底抽象化”的道路上，只不过科学是理性的抽象化建构，艺术是用抽象表达对非理性的尊重，真是貌离神合啊!

                                         一一选自《中国艺术在东西方的对视中》，有删节

    青花瓷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与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重合，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航海与瓷器同时达到鼎盛，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从历史事实来看，郑和下西洋为青花瓷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近三十年的航海历程推动了作为商品的青花瓷的大量生产与外销，不仅促进技术创新，使青花瓷达到瓷器新工艺的顶峰，而且改变了中国瓷器发展的走向，带来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郑和远航带来活跃的对外贸易，青花瓷也许会像在元代一样，只是中国瓷器的诸多品种之一，而不会成为主流，更不会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由此可见，青花瓷崛起是郑和航海时代技术创新与文化交融的硕果，中外交往的繁盛在推动文明大交融的同时，也推动了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

    作为中外文明交融的结晶，青花瓷真正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则是因为成化年间原料本土化带来了民窑青花瓷的崛起。民窑遍地开花，进入商业化模式之后，几乎形成了青花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种海外流行的时尚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的时尚，中国传统的人物、花鸟、山水，与外来的伊斯兰风格融为一体，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进而走向世界，最终万里同风，成为世界时尚。

    一般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而时尚兴盛则是社会快速变化的标志。因此，瓷器的演变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它与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向多元社会的转型同步。瓷器的演变与社会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我们对明代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如果说以往人们所了解的明初是一个复兴传统的时代，其文化特征是回归传统，明初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那么青花瓷的例子，则可以使人们对明初文化的兼容性有一个新的认识。事实上，与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高峰密切相关，明代中国正是通过与海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和进步的，青花瓷的两次外销高峰就反映了这一点。第一次在亚非掀起了中国风，第二次则兴起了欧美的中国风。可见，明代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正是中外文明的交融，成功推动了中国瓷器从单色走向多彩的转型，青花瓷以独特方式昭示了明代文化的演变过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例证。（摘编自万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

    《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明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级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做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簪献曲”或“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邶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徒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提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做了一个歌儿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做了给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访诗歌的人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达到统治阶级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和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展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展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一个叛臣。

    诗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 ，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文言文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 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这部伟大的诗集才冲开了各种乌烟瘴气，在思想和艺术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

学问源于乐趣，藏宝最终散尽

    曾有一种说法，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

    2009年11月28日，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王世襄的离世，意味着中国又一位标志性文化老人的陨落。

    王世襄生于1914年。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曾是朝中大官，母亲出身书香门第。他年轻时就在燕京大学读书。王世襄虽然出身名门，拥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对书画、陶瓷这些也都较为精通，但是他更关注社会底层的文娱活动，如捉獾、养鸽、驯鹰、养狗等。然而，他的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却并没有被一般人看成是学问。

    王世襄是杂家也是通家。他的许多学问最初都起源于乐趣。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果连玩都玩不好，还有可能把工作干好吗？”他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少年的“王家二少爷”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在京城可算是小有名气。他玩过一只白鹰，是鹰中绝品，当时叫价一百块钱，而当时一袋面粉才两块五。王世襄平生头一次借钱，买走了这只白鹰。

    王世襄的心思从小就不在学业上，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但启功先生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曾说，王世襄先生的“玩物”是“研物”，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学问。王世襄曾说：人生价值不在于据有事物，而在于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为知识，有助于文化研究。

    即使是“雕虫小技”，王世襄都能玩出道道。他曾经出版过《中国金鱼文化》《竹刻艺术》《北京鸽哨》等。他收藏的东西除了像家具这样的大家伙，还包括蛐蛐罐、鸽哨这样的小玩意，他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同样也都非常精深。2000年，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涉及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舞乐、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

    王世襄于1940年曾应梁思成之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国难频仍的年代，他们在荒野中寻找中华文明存在的久远证据，将历史传统缝合。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中损失的文物。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于是通过他父亲的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最终没收了杨宁史的240件青铜器，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文革时期，王世襄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文物局的“内行红卫兵”前来抄家，就此保住了大批文物。

    王世襄毕生为追回国宝而努力，收藏了那么多宝贝，却在晚年全部拍卖回流到社会。王世襄选择了“散尽”，这些宝贝也有了更多前世今生。

王世襄自称“书呆子”，在“反右”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他还热情地邀约黄苗子、郁风以及漫画家张光宇来自己的四合院“芳嘉园”住。小院越来越热闹，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城文化圈里一个不可多得的雅致场所。但由于人越来越多，王世襄便将宝物缩回一间漏雨的小屋，将数十件形态、大小各异明清家具塞满狭小的空间。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以至黄苗子专为这张特殊的“大床”写了一副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陋室。

    有一件物什是王世襄始终珍藏的，那就是他与夫人用了多年的买菜的提筐。2003年，妻子去世，王世襄在怀念亡妻的诗中，深情地回忆与妻“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的情景。他还说，到将来自己辞世之后，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他们俩的墓穴中间，能与妻子“生死永相匹”。

    经典的形成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特定的民族和地域相联系，因而经典具有了某种特殊品格。但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还表现于它的超时代价值。《论语》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体现了春秋时期政治体制及伦理关系中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内含从普遍的文化层面加以阐释的可能，例如，今天我们可以从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层面进行阐发，思考如何使个体充分履行各自义务的问题。经典不仅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更有超越地域的世界性的意义。真正的经典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世界文化共同财富的组成部分。中外经典，概莫能外。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其重点讨论的正义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不只适用于西方；儒家典籍《论语》讨论的仁道原则，其意义同样超越中国。在不同的文化尚未相互作用时，这样的意义也许隐而不彰，但当不同文化彼此相遇，经典的世界性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就意味着我们要开眼界。在阅读、理解经典的过程中，如果眼界封闭，常常会给经典的理解带来多方面的限制；而视域的扩展，则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经典。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引进来，借鉴西方历史演化过程中积累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主动走出去，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不管是西方文化的引进来，还是中国文化的走出去，都既要以其各自的特殊内涵为背景，也要以它们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为前提。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还要再反思。再反思就是在承认经典所拥有的超越时代与地域的普遍性的前提下，对时下一些流行看法进行理解和反思。如“以中释中”，即以所谓纯粹传统中国概念去理解中国的问题，这种思路明显忽视了经典的普遍意义。外来语已逐渐输入并融入现代汉语，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外来思想和观念内容。当我们用受外来语影响的现代汉语去理解经典时，相应地也受到外来语背后的深层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因而，试图以“纯而又纯”的中国观念去解释以往的经典，事实上已缺乏可能性。与之相比，王国维在20世纪初所倡导的“学无中西”的观念则更具有开放意识，他就是在当时世界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以世界文化视野来反思和理解多样文化经典的。近代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等大儒者，他们尽管以回归或延续儒学为学术旨趣，并对西方文化有各种批评，但他们对以往经典的诠释在不同层面上都受到西方外来观念的影响，都体现了“学无中西”的理念，这也就是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新儒学”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杨国荣《经典的意义》，有删改）

    汉字的一撇一捺都凝结着中华文化，是中国魂。湖南卫视6月10日起推出的原创文化节目《神奇的汉字》，结合时代需求，坚守与创新并举，深入挖掘汉字文化蕴含的内容精髓，深入浅出地展现和弘扬了中国汉字文化，从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民的文化自信。

    汉字，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文化基因，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为深入推进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神奇的汉字》被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确定为2019年重点文化创意扶持题材。节目选择了“汉字”这一文化题材，解析造字起源，展现了汉字的妙、雅、巧、美、趣，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重新认识到潜藏在汉字背后的文化意蕴和文化魅力。节目中，汉字专家郑贤章讲述了“买”字如何由最早汉语当中的表形结构，意为“网兜装满了贝（货币）”，演变为现在我们使用的“买”字，让观众看到一个汉字在千年时光中的流转变化。节目以生动新颖的形式传递丰富的汉字知识，带领观众走进中华文化宝库，感受汉字的韵律和意境，唤醒对汉字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热爱。

    除了传递汉字知识，该节目还深入解读汉字背后的文化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神奇的汉字》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邀请熟谙汉字文化的专家讲述汉字背后的文化故事，将汉字背后的来龙去脉和文化故事娓娓道来，以汉字的历史意义、文化价值为载体，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汉字专家郦波在节目中这样解读“美”字：“‘美’者，甘也，从羊从大，所以我们常说‘羊大为美’。‘美’字最早来源于美食，后来延伸到感官和审美。我们是华夏民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曰‘夏’；有服章之美，故曰‘华’。所以中国人的美，有美食之美、服饰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节目通过汉字专家的趣味解读，寓教于乐，让观众学习汉字、热爱汉字，彰显着当下中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神奇的汉字》邀请了来自各行各业、年龄不一的普通人，如青少年兄弟姐妹、快递和外卖小哥等，以他们为主角，聚焦平凡中的不平凡，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展现新时代中国人民热爱文化、奋发好学的精神面貌，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嘉宾们在节目中展现出满满的正能量，张墨和张竣旗两兄弟分享了共同学习汉字的经验，让观众看到他们和谐友爱的家庭氛围和互帮互助的兄弟情谊。节目还讲述了外卖小哥陈正利奋发图强的励志故事，虽然创业不顺利，但他依旧通过脚踏实地的劳动、坚持不懈的学习，为美好生活努力奋斗，表现了中国人民乐观向上、努力奋斗的风采。汉字专家也以饱满的热情、幽默的语言，解读汉字文化和历史故事，焕发汉字进入新时代的新光彩，激发人们对丰富学识的追求。节目通过展现嘉宾对汉字文化的热情、丰富的学识涵养、不懈的奋斗精神，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无穷魅力和时代风采，力求使汉字成为全民的基本涵养和情操，嵌进中华文化的基因，并代代相传。

    提笔忘字的时代，《神奇的汉字》像一股清流，以汉字为桥，走进中华文化宝库，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让国人更加珍惜敬畏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节目通过生动有趣的形式，以字育德，以字启智，以字修身，以字促美，展现新时代中国人民奋发好学的新风采，努力为促进我国国民文化素质的不断提升、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自《＜神奇的汉字＞：寻找汉字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