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不能单纯娱乐化

王蒙

    近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包括满足各种不同层次的精神需要，以及文化服务的扩大与广大受众的参与。与此同时，也有一种现象令人担忧，就是好作品淹没在平庸、苍白、空心、浅薄以及炒作、消费化、单纯娱乐化的作品当中。

    文学艺术当然有娱乐消费的功能，但它们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品质、精神瑰宝、精神能量的表现，它体现着也充实着、提升着受众的灵魂。我们应该有鲜明的、权威的、富有公信力的评论，这种评论能入情入理、立意高远、令人信服：它们应该告诉世人哪些文学作品是真正优秀的乃至杰出的。卖得最多的一定是好的吗？不一定。点击率和受到时人夸赞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要有一套理论与价值标准，要有对于真正好作品的体贴与把握，热情与信心，要取法乎上，攀登精神生活的高峰，不能任由那些准广告式炒作式与跟风套话式的所谓评论大行其道。同时，还要告诉受众，有些作品其实不是最好的，但却是可以包容的；与此同时，评论家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出：这些作品是有着相当令人遗憾的方面的，是可以讨论的，是可以提出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水准更加相称的要求与期待的。

    传播在文艺推广方面的作用非常大，媒体不能带低俗这个头。现在传媒上有些说法是在跟着那些风格轻佻低下的“娱记”的风向走，接受了很多境外趸入的使严肃的文艺工作者相当反感的说法。尤其是电视节目里，许多都是计划好了的，到了某个地方，要让参与者和观众流泪。如果感情变成了兜售手段，怎么可能还有真诚的文艺呢？怎么可能还有真诚的眼泪呢？还有走光卖萌之类的，令人不齿。有的演员干脆在舞台上向观众要掌声，甚至以掌声能带来好运将观众的军，未免有失文艺的尊严与风度。我们的文艺不能浸泡在营销计谋、人云亦云与装腔作势的浑水里，传媒不能成为娱乐市场的附庸，不要与娱乐市场合谋，而要有一个正大光明、高尚庄重、对文学艺术与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们的传媒要去呼唤经典、呼唤真正的好的文艺作品。

    现在外国人办一个奖，口气大、规格高、人气旺。法国的龚古尔奖、英国的布克奖、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奖，还有诺贝尔奖等等，这些评奖活动都有极高的规格。于是就有一些朋友、同行，把作品的评价寄托在国际奖项上，令人深思。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我们的文艺需要有国家主体的高端评奖，也要在条件成熟时举办世界性的至少是华文作品的评奖，形成我们自己在文艺方面的评价体系与全球影响力。说到底，这方面的推进有助于显现我们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有助于激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高志向境界，激励创造力与精益求精精神，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05月11日12版）

    “性格即命运”，这是舶来品。人的性格如何，确实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但命运并不全然与性格相关。环境、条件、际遇有时比性格更能影响和决定人的命运。但一个人的性格对于人际环境、事业成败确实拥有不可小觑的强大影响力。

    性格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特色，是个体生命区别于其他生命的一种标志。所以真正的人生是一种性格人生。世界上没有无性格的人，也没有性格相同的人，只有性格相近的人。就像树上的叶子，看似相同，其实不同。而性格的构成是人的气质、习惯行为方式、语言态度方式、脾气秉性等特点的综合外在表现，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能太绝对了，但只有在一个人身上相对稳定的那些东西才被称为性格。这“性”字有本性、习性的含义；而这“格”字既有品格也有定格的含义。因而，性格既反映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又不与人的品质完全一致。比如有的人性格上看似温柔，但骨子里却很阴毒苛刻；有的人性格上看似暴戾，但心地却非常善良。性格是一种外在的表面的东西，性格的好坏本身，只是性格而已，并不能以此来判定一个人的品质优劣。

    因为性格具有相对稳定性、外在性的特征，所以对人的影响有时比品质的真实更大。人们在评价一个人时首先不是品质问题，而是看着你的感觉舒不舒服。更有许多交际是一次性的、短时期的，而人的品质的表露需要时间．所以，语言方式、态度、处事方式、个人习惯、喜恶等感情的表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即使在长期的人际生活中，性格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性格的人际影响力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性格的魅力。人的性格的人际魅力不在于相同，而在于不同。最有魅力的性格绝不是那种伪装、粉饰、压抑后的“标准”性格。一种真实的不掩饰的只属于你的，而不似他人的性格往往更能获得人际的引力。但这种人虽适合做朋友、当英雄，却很难成为领袖。

    性格的亲和力。“世俗标准”的性格尽管不具有个人魅力，但对大众具有亲和力。虽然这种人可能没人会成为他的朋友，他也永远不会是英雄，但却适合做领导。因为他会让人们觉得很舒服，至于他心里怎么想，人们倒不过多计较苛求。

    性格的破坏力。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处处不合时宜地显示自己，或者挖苦、打击、讽刺他人，无论对人际、对群体都有极大的破坏力，这种人只能是“孤家寡人”。这种人既不可做朋友，也不能当领导，也不会成为好下属。

    好在性格远非本质，性格也是会改变的。但应该改变的只是那令人不舒服的部分，而没有必要连同那份真实也抛掉，那就失去了自我。

(摘编自周殿富《你是老榆木，我便伐你做门槛》）

中国诗歌自身的调节功能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来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来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来。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长。就一个诗人来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灵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鑢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说诗晬语》）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来，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来是辉煌灿烂的，但其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

    “微博粉丝”的兴起与媒体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受“粉丝”自身心理因素的驱动。美国社会学家卡茨认为：人们接触和使用传媒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社会、心理需要。“微博粉丝”的出现也是源于这个群体的特定需求。“微博粉丝”对于名人的关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粉丝”相类似，是为了追逐体育明星、影视明星和媒体人物等偶像。偶像的身上体现了大众的梦想，并且为大众建构了生活的幻象。“粉丝”通过微博通信进行信息沟通，不再单纯通过大众传媒来获取名人信息，而是通过类似直接的接触途径为自身带来直接的媒介体验，甚至于对自己产生认同。所以，“粉丝”关注微博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满足情感的自我需求，并在名人偶像的形象中找到自我认同。

    劳伦斯·克罗斯伯格曾撰文指出：“‘粉丝’对于某些实践与文本的投入使得他们能够对自己的情感生活获得某种程度的支配权，这又进一步使他们对新的意义形式、快感及身份进行情感投入以应对新的痛苦、悲观主义、挫败感、异化恐惧及厌倦。”换句话说，“粉丝”对偶像“评论”，为其争取人气，照亮星途，既能获得一种投射在偶像身上的替代性满足，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实现。

    关注机构官方微博和权威人士微博的“非忠实粉丝”虽然不像其他“粉丝”那样狂热，但也是为了满足自身对信息的需求而成为“粉丝”的。我国几个门户网站微博开通以来，吸引了很多官方机构的入驻，这些微博上的信息无疑为关注它们的“粉丝”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同时也为“粉丝”节省了购买典类信息的人力和财力。而一些具有休闲娱乐特色的微博也为大众“粉丝”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传统的“粉丝”群体和社团要获得有关“粉丝”客体的信息，通常需由第三方提供，例如借助电视娱乐节目、广播和报纸的娱乐板块，或者是“粉丝”团能够接触到的明星的领导层提供的消息。微博的产生无疑舍弃了第三方这一环节，“粉丝”只需通过关注名人微博，就可以即时接收明星发布的所有消息，甚至可以在明星微博下进行“评论”，这就给“粉丝”创造出一种与名人直接互动交流的错觉。“粉丝”在这种错觉之下认为自己与名人多了一层社会关系，是熟悉的双方的彼此关注。

    基于生态环境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维护和生态问题的治理，形成全社会协同效应，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逐步实现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使得生态治理被提升到更高的战略高度。生态治理不仅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更需要人民群众的内在认同与积极参与。

    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和实践者，其环保认知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生态治理能否顺利推进。不可否认，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对于周边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尤其对于环境污染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但现实中人们对于环保认知的深度、广度和准确度还有所不足。生态文明价值观整体呈积极良好态势，但多数人更关注一些负面环保问题，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国家、社会和他人一般拥有较高的环保期望，但自我行为约束意识较差，对于一些“环境不友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早已习以为常，这些都是当前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保认知不可回避的问题。

    人民群众应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环保事业。但调查中发现，人们在一些行为习惯性方面，仍然表现为生态行为能力较弱的状况，个体生态行为习惯的养成更多与自我需求相关，虽认知面广但参与程度较低，行为跟进的广度不够，主动参与环保行动和环境监督的意愿不强，环保自觉性还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强化人民群众生态行为的主体自觉性，需要注意在生态治理的实践中积极完善环保的奖惩机制，通过各种积极的政策鼓励并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努力提高个体生态行为的主体自觉性。

    生态环境治理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合力作用。构建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是发挥人们合力的必要保证。这就需要积极畅通群众的参与渠道，不断健全举报、听证、舆论监督等制度，引导环保领域各类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为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提供更多的组织依托，提高人们参与的组织化、规范化水平。同时，还要在其组织性、行动力、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进一步加强。需要采取相应的扶持政策，积极支持各类民间环保组织的运营和发展，使它们凝聚更多的民众力量，对于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发挥更多作用。

    总之，持续、有效地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形成社会协同效应，是化解生态危机的关键所在。只有每个个体从自身做起，提升生态认知水平，积极参与环保行动，才能促进生态治理各项重要任务的完成，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解“执”

余英时

    ①一谈到执，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固执”、“执迷不悟”等概念，于是我们对“执”字便有了恶感，以为“执”总是要不得的。尽管破“执”者如此之多，“执”在各方面之存在却依然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世间万事万物之存在都有其存在之理由，“执”自然也不能例外。婴儿初出世时即有“猿握”的本能，而此种“猿握”也就是“执”的表现。如此说来，“执”倒是与生俱来的。

    ②中国古代讲“执”字最为中肯者是儒家。《中庸》说“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故儒家是反对“执一无权”，孟子亦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这便是儒家反极端、反调和的中庸之道。关于这一点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也持有同样的见解，亚氏的中庸说认为一切美德都是处于两极端之间。我们把儒家与亚氏的中庸理论比附而观之，可见他们都是不反对“执”的，问题乃在于所“执”者是否正当而已。

    ③问题谈到这里，我们对“执”的种种看法可以加以澄清了。首先，我认为绝对地破“执”是不可能的，即便超脱如佛家，也还要另悬一涅槃的境界，终还是有“执”，算不得真解脱。禅宗说佛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就是把极端的“执”改变为中庸的“执”，依然承认了“执”的存在价值。哲学地说，“执”是有，极端地破“执”是无；欲以无来代替有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感受了苦痛，转而向宗教领域中去求得精神上的抚慰，并不等于说人们已从“执”走向了“无执”，而是人们的物质之“执”转化成精神之“执”，而其为“执”则根本无殊。

    ④其次，“执”的本身却无好坏之分，但视所执者的性质而定。我们不又常听到所谓“择善固执”的成语吗？可见即使是固执也还不打紧，如果它真的是择善的话，问题亦在于标准如何。据我的看法，中庸仍然是其中的重要关键，固执极端总是要不得的事。我们平常做人喜讲“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正是“有所固执”，如果一个人毫无个性，没有一点固执之处，即便是孔子所说的乡愿了。大凡能坚持真理到底的人都是最固执的人，但因为他所坚持的是真理，所以固执不仅不足为他诟病，倒反而增加了他的伟大。同时，真能择善固执的人是最不固执的人——他的良知不允许他做违反真理的事，故发现自己错误之后，便会毅然悔改。

    ⑤最后，“执”的本身容易引起冲突——多方面的冲突。善恶之“执”固然要发生抵触，同是善之“执”或恶之“执”，也一样会造成龃龉。因此，“执”须有容忍来协调之，即人人都有所“执”而同时也承认他人之执。只愿坚持自己的理想或权利，而忽视甚至妨害他人的理想或权利，即使所“执”者是真理也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

    ⑥在今天这个世界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错误的“执”，于是有心的人不免要想用破“执”的方法以救“偏执”或“执一”之弊，殊不知问题并不起于“执”的本身，而是源于所“执”者非善，以及“执”之权利仅存在于极少数人之手。如果人人都能“择善固执”并各有所“执”，那正是人间天堂的到来、人类理想世界的实现，“执”之罪恶果何在乎？因噎废食毕竟是世间最愚蠢的事哩！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