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图示一，图示二分别是秦朝的三公制和唐朝的三省六部制。

材料二：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

——《史记·李斯列传》

材料二：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者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者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

——《朱子语类》

材料三：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明太祖实录》

材料一：原始农业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具体来说，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成为春秋时期齐鲁文化的物质基础。齐鲁文化厚重、扎实，提高了人的道德价值。

——摘编自张岂之《文明起源与炎黄时代》

材料二：春秋时期的齐鲁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唐贞观十八年，太宗曾告诫太子李治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因为有此认识，所以唐太宗能说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和“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简宽”之类话语。值得注意的还有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他对边疆少数民族并非一味征伐，而是注重和平交往。太宗晚年总结自己的民族政策时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据《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编写

材料：唐朝初年，数次修律，“律以正刑定罪”。高宗即位之初，即颁布《永徽律》十二篇，又命长孙无忌等为律文作疏证解释，剖析内涵，成《律疏》30卷，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后将二者合并刊行，即《唐律疏议》，为现存最早而完整的中国古代法典。十二篇篇目包括名例律（总则）、卫禁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贼盗律、斗讼律和拾遗补阙的杂律等，这一分类法源于北齐，影响直至明初。名例律首列为“十恶”，即常赦所不赦的十项大罪，具体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唐代法典尚有令、格、式三种形式，均起源较早，“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至隋唐始并行而收互相补充之效。如唐太宗时颁行令30卷，1590条，后经数次更定，至开元年间整理为27篇，1546条。贞观时对唐朝建国以来累颁制敕进行删订，编为《贞观格》，以后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整理，于是又有《永徽格》、《开元格》等等。高宗永徽以下，又将格分为两部分，“留司格”存本部门行用，“散颁格”发至州县。

——据《新唐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