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贞观十四年（公元641年），魏征上书唐太宗，说：“广臣闻君为元首，臣做股肱……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唐太宗也经常对臣下说：“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贞观时期被后世称道的原因在于君主给了臣子更多的尊重和参政机会，让这些臣子在君臣道义的要求下去参与社会治理，进而在制度设计上为君臣共治的实现提供了许多条件。

——摘编自王亚南《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研究》

材料二：在明代，以官员批评皇帝为核心的君臣冲突表现的尤为突出。成化四年，宪宗为满足生母周氏愿望，命大臣于帝陵外别选址以葬英宗嫡后钱氏。此事有违礼制，群臣极谏争之，“伏哭文华门，竞得如礼”。明中期以后，“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于是“科道”谏言，“天子以四海为家，普天率土莫非所有，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刀锥之利哉”？宪宗边于群臣压力，对弊政有所厘清。天启年间，熹宗纵容魏忠贤介入朝政，南北诸臣纷纷上疏要求惩处魏忠贤，熹宗皆不纳。

——摘编自张廷玉《明史》

材料一：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贞观政要》卷一

材料二：参议院行使立法权；对于临时大总统认为有谋叛行为时……可决弹劾之；对于国务员认为失职或违法时……可决弹劾之……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议决；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得宣告大赦、特赦、减刑，但大赦须经参议院之同意。

——摘编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皇权一直凌驾于法权之上，皇帝的命令就是法律，臣民不得违背和更改。中国古代曾经创制了许多对皇权限制的措施，但收效甚微。唐朝初年，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下之法”的概念，把以皇权为代表的行政权纳入法权的约束之下，在司法行政官员中树立了法律至上的观念，初步确立了司法官员独立审判的传统；明确规定司法行政官员在任职前须通过吏部主持的法律考试，使其在任职后能迅速胜任司法审判的事务。唐朝政府在诉讼程序上作了许多制度的设计，如实行三审立案审核制。唐代国家监察官员和上级司法长官还通过录囚的方式监督、检查下级司法机关的审判。

——摘编自郑显文《审判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唐代司法》

材料二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三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