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是夏商周三代和秦汉的统治中心，文明发达，历史悠久，制度健全，理所当然的是当时文化最昌盛的地区。秦汉大一统，政令号一，制度划一，为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和与各地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中国自古就有华夏与夷蛮戎狄（又称四夷）之分。春秋时期，王权衰落，天下大乱，华夏与四夷的界限被打破，出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指中原）不绝若线”的局面。以齐桓公首霸为标志的春秋霸业，并没有真正做到“尊王攘夷”，晋文公也难以办到，周王室已无可挽救地衰落下去，一向被中原诸国看不起并被视为夷蛮的荆楚我行我素，早已独自称王，且鲸吞“汉阳诸姬”，饮马黄河，问鼎之轻重，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有学者认为汉文化的主要因素是中原文化和南方荆楚文化的结合，是有道理的。老庄道家源于南方，而又产生出黄老无为思想。汉赋也明显受到楚辞的影响。

    中国文化史上确实存在着南北的差异。梁启超说：“穹古之事不可纪，今后之局犹未来，然则过去历史之大部分，实不外黄河、扬子江两民族竞争之大舞台也。”（《饮冰室文集》之十）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南北文化的交融，造就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

    秦汉时期，被认为是南蛮的百越和西南各族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南越的犀牛角、象牙、珍珠、银、铜、布被用来与北方交换。1983年在广州市发现第二代南越王墓，其墓制基本同于西汉诸侯王，出土有玉衣、金印、铜铁器、漆木器等。反映了当时南越的文明水平以及与中原的密切关系。西南少数民族古称西南夷，为加强对他们的统治，秦建有“五尺道”，汉设有武都郡、益州郡等六郡，并封滇王，赐滇王金印。

    同时，中原汉族与东北各族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明显加强，如乌桓在武帝时受汉统治，为汉守边保塞，后结怨于王莽，与匈奴为友。东汉又率众归化，光武帝时封乌桓渠帅81人为侯王君长，后又设护乌桓校尉加强控制，使其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

    从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直到隋文帝统一的400年间，兵祸连年，政权更迭频繁。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和三国鼎立，仅仅是更大动乱的序曲，经西晋短暂的统一，北方出现五胡十六国的割据，继而又有北魏和东魏、西魏的裂变和嬗递。南方则有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的更迭，这是中国继春秋战国时代之后又一个乱世，而且乱的规模更大、乱的范围更广，影响更深远。春秋战国把思想和学术从旧的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赋予它以新的生命和活力，多元的思想、教育、学术，为秦汉奠定了高起点发展的基础。汉代为适应政冶上大一统的需要，几经变更整合，终于将儒家思想定为一尊，整合兼纳道法阴阳诸家而为一元帝国文化。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又将一元文化打碎，旧的名教和经学受到空前猛烈的冲击。佛教广为流传，并加快了汉化的进程。当四个世纪的震荡结束以后，一个崭新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强大王朝——唐朝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节选自裘士京、房列曙、周晓光编著《中国文化史纲》）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楼宇烈

    ①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不一定只靠孔子学院，其实交流的途径还有很多，交流的内容也很丰富。说到“软”实力，软在我们理不直气不壮，我们总是去迎合别国的口味。传播中国的文化，就应该以我国文化为主。每年都有交流团出国，但许多人的指导思想是要迎合别国，而别国却恰恰不需要迎合。来中国交流的外国人是来看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借鉴学习。有一些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许多东西都是模仿、抄袭，没有自己独创、独立性的东西。也有一些外国人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但是，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存在模糊、片面的理解，有的人甚至根本看不起自己的传统文化。一个研究科学史的学者就曾说过：“中医阴阳五行的那套说法，打死我也不会认同的。”我们给外国人讲阴阳五行，有的一下子就接受了；给中国人讲，国人反而听不懂。我们还有什么地道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了呢？有人说我们的国乐走出国门了，但现在中国的乐律其实绝大部分都变成了西洋的乐律了，我们其实没有把真正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东西传到国外。

    ②经济全球化后，信息交流更方便快捷了，古代流行的东西可能要过几十年、几百年才能传播到另一个地方，现在只要几秒钟全世界就都传遍了。文化会不会趋同呢？现实生活中，的确有很多人为追求时髦，把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抛弃掉了。有些学者主张文化要寻根，不能把根丢掉。我很赞同这个观点。跟世界接轨不是消除自己的特点，而是要让现代人认识、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但是也不一定要普遍接受。我们存在很多思想误区，例如，有的东西一被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想尽办法要把它变成全民文化。我觉得越是这种文化就越是小众的，把小众的文化变成大众的，无形之中这种文化就被搞没了。我觉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绝如缕就可以了，把传统文化的种子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而不是一下子把它变成大众都热热闹闹搞的东西。不求轰轰烈烈，但求不绝如缕，这是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看法，这样它才能保留今人要借鉴的东西。

    ③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除了艺术之外，还有中医。中医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国外从事中医事业的人比国内的要多，其中很多人是从国内出去的，也有外国当地的。中医现在在世界上除了中药没有被完全认同外，中医的针灸、推拿、按摩、心理治疗都被普遍接受。有一个自然医学派，其理论都出自中医，它七条总的原则跟中医是一样的，比如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治病要找原因，不能只找它表现的症状；医生不应该只是开药的，而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生活的老师。有一次，我在中医会上提出，重要的不是强调中医的“技”，而是强调它的“道”，要传播中医文化，而不是只偏重中医治疗。

    ④中国其实有很强的文化软实力，但在文化传播的时候只是从“艺”和“术”的层次出发，没有从“道”的文化层次去全面考虑。中医文化里面也不要只是宣传怎样治病，而是要让人不得病，中医文化的核心是养生文化。中国文化里的儒、佛、道、医、武都有养生文化，中医的养生文化应该是融会贯通这五家文化的产物。得了病去治好，还是不得病好呢？当然是不得病好，所以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选自《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在中国古代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浪潮中，土地问题总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

    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史，为君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把土地和附着在土地上的人民牢牢控制在手中，这就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推行来实现。西周建立后推行分封制与井田制，使得王权和土地开始真正结合在一起。

    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的政治变革往往伴随着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商末周初的政治变革在历史上影响甚巨，其以“授民授疆土”为核心的封建体制便是最重要的代表。周初重器大盂鼎铭文中记载了周康王封赐给一位名孟的贵族土地、人民的情形，就是这一制度的生动写照。作为配套制度而行的井田制在当时也举足轻重。春秋中期以后以井田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走向瓦解，新的土地关系与生产关系开始出现，引发了政治领城内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便抓住了土地这一关键问题，在地方行政和土地分配两方面完成了新旧制度的更替。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以皇帝为主导的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巩固，土地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

西汉中期以后，聚敛了大量土地与财富的地方豪强严重危及了中央的税治。对此，大儒董仲舒曾建议通过“限民名田”“来抑制土地兼并，但未被采纳。自此以后，严重依赖地方最强的中央政权无心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最终形成了魏晋由北朝时期延续达教百年的门阀政治。中央对所辖区域内土地与行政权力的控制越来越弱，反过来又促使中央政权对土地关系地方行政运行机制进行调节与整頓。于是，在隋唐北宋时期，中国历史上又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与土地变革。

    隋朝建立，推行均田制。这些本应在打击豪强大族势力方面效果显著的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却稍嫌操之过急，根基未稳的隋王朝也迅速覆亡。随后崛起的李唐政权在土地分配方面延续并完善了均田制。使得唐朝开始走向强大； 但自天宝之后，中央政权失了对地方行政的主导权，出现了藩镇割据、边疆不守的局面，以此走向消亡，此后，北宋政权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以土地的控制与分配为中心，将地方权力大都收归中央，改变了地方势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局面。

    元明清三代，虽然最高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不同，但他们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与两宋时期边患屡兴相比，元明清对边疆的控制也明显加强，而“摊丁入亩”等政策之所以能够推行，依靠的正是国家对土地所有与分配体系的绝对控制。

    中国古代政治变革与土地权力发展的关联使我们认识到，土地与中央集权抑或君权的一体化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土地与君权的联动机制也使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较为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的政治因素的萌生与发展。而当土地与君权出现矛盾冲突时，往往会出现政治危机甚至政权更迭，这又促使掌权者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缓解矛盾冲突。

（选自刘伟《土地问题决定中国古代政治走向》，有改动）

我们要向古人学习什么？

①不久之前的报纸披露，某些名流倡议部分恢复繁体汉字。人们可以从繁体的汉字之中读出古人造字的匠心，例如“爱”之中包含了“心”，“親人”必须相见，如此等等。繁体汉字的阅读和书写犹如拜谒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我们有机会再次向祖先表示由衷的敬意。

    ②当然，汉字的“繁简之争”由来已久。反驳的声音迅速传来。繁体汉字笔划繁杂，孩童的识字必须耗费巨大的精力，甚至有可能畏难不前。一些人举出了几个典型的例子——先生们，请默写“簫、齊、鸞、齡、靈、叢、釁”这么几个字，感觉如何？

    ③如果允许插嘴凑趣，我愿意追加一个小小的要求：请使用篆书书写。篆书不仅更为接近古代的象形文字，形象直观；而且，篆书的历史更为久远。繁体汉字来自祖先的创造，篆书来自祖先的祖先。不能抱怨这种要求的刁蛮无理，根据相同的逻辑，篆书与繁体汉字无非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罢了。

    ④相信我——提出篆书书写的意图并非制造某种夸张的调侃，而是再现文字史的概貌。篆书构成了文字史的第一个鼎盛期。众所周知，繁体汉字的流通大约中止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事实上，文字史内部另一个更大的转折是篆书退出日常的书写领域——时间大约是汉魏之际。我想指出的是，从篆书开始，或明或暗的汉字简化运动几乎始终活跃于文字史之中。总之，篆书、隶书、楷书以及相继而来的行书和草书无不包含了简化的意图。

    ⑤我不想纠缠每一个字的简化方案，也不想谈论隶书之后诸种字体性质各异的简化特征，我真正兴趣的问题是：那些名流为什么未能察觉文字史内部如此明显的演变倾向——为什么未能察觉，恢复繁体汉字恰恰与古人的理念背道而驰？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究竟是什么？

    ⑥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不胜枚举。从四大发明到长城或者大运河，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绚烂的唐诗宋词，历史曾经将一笔又一笔享用不尽的财富转交给后人。这些财富的内容如此丰富，以至于许多人常常遗忘了最为重要的一笔——古人的创造精神。

    ⑦偶尔能听到一种舆论：我们这个民族温柔敦厚，拘谨含蓄，很少显示出蓬勃的创新冲动。这种观点显然不对——一个没有创新冲动的民族怎么可能留下那么多文化遗产？但是，多数人愿意承认另一个特征：我们这个民族崇尚古人，尊重传统，敢于自我作古、独树一帜的人并不太多。对于某些人说来，古人的辉煌业绩时常悄悄地转化为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牢笼。这时，一个问题愈来愈尖锐：我们要向古人学习什么？

    ⑧我想更多地提到“古人的创造精神”。相对于依循古制，创新远为艰巨。创新不是单纯地依靠灵感、聪明和想象力，更为重要的是，创新还包含了历史条件的深刻洞察。创新意味着在最为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实施新的举措。为什么篆书消亡于汉魏之际？历史条件的改变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诱因。公务文字交流数量的急剧增加，书写工具的改变，这一切无不迫切地召唤另一种更为便捷的新型字体。这时，文字创新及时地赢得了一个空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汉字简化存在相近的理由：文字交流的规模前所未有，书写工具的日新月异，大众的识字如何更为容易，孩童如何启蒙教育——这时，汉字的简化成为一项疏通瓶颈的文化工程。 尽管如此，对于许多人说来，一个小小的不适已经足够瓦解创新的冲动。

    ⑨我们要向古人学习什么？至少可以从文字史的演变察觉，古人曾经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积极互动。如果想到的仅仅是恢复繁体汉字而没有意识到这些汉字的来龙去脉，没有意识到隐藏于隶书、楷书、行书、草书背后不懈的创造精神，那么，这种做法业已迹近于买椟还珠了。

    ⑩许多人已经熟悉了李鸿章的形容：现代社会的降临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科技，这个世界的变化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各种剧烈的震荡纷至沓来。这时，古人的现成经验显然不够用了。期求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以前的古人完整地解答当前遭遇的问题，只能证明我们的平庸和懈怠。古人的业绩属于过去，古人给予我们的最大馈赠毋宁是：如何创造自己的时代。

    ⑪无论是争辩汉字的繁简还是别的主题，“古人的创造精神”必须成为我们关注的首要内容。

（有删改）

    2003年开始，玄幻小说逐渐在网络文学中崭露头角，进入2004年以后，则出现了玄幻小说的热潮，从此玄幻小说开始占据网络小说的主导地位。玄幻小说热潮的出现不仅是一种出版领域的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特定社会、文化土壤孕育的产物。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富于想象和奇幻色彩的。中国的传统神话包括了从开天辟地到诸神战争等丰富的现代奇幻小说素材。庄子的《逍遥游》、先秦的《山海经》、魏晋的志怪小说、明代的《西游记》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浪漫主义元素在各个时代的体现，这也是现代玄幻小说得以出现的文化源泉。此类小说多以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为背景，更多地延承了传统武侠小说之风。目前比较畅销的《搜神记》以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为题，小说在上古洪荒的背景下，展现了光怪陆离的古代神话世界。总体上看，玄幻小说在内容上多以上古或古代社会为背景，在风格上模仿神话故事或志怪小说，在主题上则延承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特点，这是中国玄幻作品本土文化特征的三个主要体现。

    玄幻小说的主要受众为青少年群体，其作品本身也体现了青少年文化的特征。青少年处于人生特殊的发展阶段，通常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内在叛逆、反应敏感，而玄幻小说从风格到主题都在相当的程度上满足了青少年受众的需求。就脉络而言，玄幻小说多是以主人公的个人奋斗经历为主线，在一定程度上留有成长小说的痕迹。玄幻小说为青少年呈现出一个另类的奇异世界，这里表现的是一种超越世事沧桑的人生感悟，是一种看尽烟花后的自省修身之态。

    玄幻小说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潜质。由于拥有数量可观的青少年读者，专业玄幻小说网站不断出现，这种现象也吸引了纸质出版商的关注。网站运营商与出版商的合力商业打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玄幻小说在市场中的推广和流行。同时，由于玄幻小说具有浓郁的本土元素、稳固的青少年受众市场，配合幻想小说抬头的全球背景，玄幻小说自然也成为商业资本着力打造的一种文化产品。中国玄幻小说的发展和流行也离不开网络的使用和普及、网络化为玄幻小说热潮的出现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撑。玄幻小说本质上是流行文化和青少年文化的典型代表，运与网络文化所倡导的草根文化、通俗文化不谋而合。

    社会现状为玄幻小说的兴起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然而，尽管在玄幻小说热潮中出现了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是由于受到作者自身素质以及商业环境的限制，严格意义上真正能够传承中华悠久文化，同时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仍不多见。

 （摘编自盖博《中国玄幻小说热潮现象的多元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