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说蟹文之灾

流沙河

    老夫银行排队，恭缴电、气、话之三费。站立久了心烦，不免游目四顾，用以杀死时间（Kill﹣time就是汉语说的“消遣”）。忽睹一妇，夏衫华丽，背绣英文曰Special lady，即特殊太太，不禁莞尔，心情为之一振。乃自思忖：“既然特殊，又何必来排队？”

    一自国门乍开，英语涌入，其势滔滔，不可逆挡。要现代化，要和先进文化接轨，就得容之纳之。道理大家明白，何须我来饶舌。但窃以为被动容纳的同时，也该主动疏之导之，莫让蟹行文字泛滥成灾才好。所谓泛滥成灾，别以为指的是“特殊太太”之类。笑话罢了，那不算啥。我指的是考试。学生要考英语，考吧。读硕士读博士而研究古汉语者，或中国古史者，或中共党史者，也非考英语不可吗？争取当公务员之非涉外事者，也要考英语吗？各行各界评专业职称，也要考英语吗？是不是太看重英文了？

    英文应该学，但不能都去学waiter英语，一辈子做低级舌人，侍候商董，至多爬上洋买办的阶梯。试看今日外文系的，几人能译学术著作。听他口语多么地道，不过高等waiter罢了。《颜氏家训•教子篇》云：“齐朝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 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观今鉴古，人情不二。我心窃忧之，有不忍言者。

    更值得忧心的是汉语。早在英语高烧之前，译体文风已经常见报刊文字。今则变本加厉，坏我汉语生态， 竟造出这样笨拙的译体病句来。胪列如下，请共赏之。

    这本书已被我读过了。（这本书我读过了）

    当我早晨起床的时候。（早晨我起床时）

    作为政协委员的我。（我当政协委员）

    浙江女子似乎就像花朵般的娇艳。（越女如花）

    我出门去的同时，看见他正在哭着。（我出门，见他在哭）

    必须加以严厉的惩办。（必须严办）

    你有吃过午饭了吗？（你吃午饭了吗）

    对我说来，她是我的妻子。（她是我妻）

    译体恶风劲吹，从大作家到小学生，同受其愚弄而懵然不觉。更可怕的是报刊上一窝蜂去学洋，还觉得有趣，真要教前辈大师们，鲁胡老梁沈赵，地下同声一哭。写到这里，猛想起余光中。他是外文系老教授，一辈子弄外文。看看他笔下吧，食洋而化为中华的灵与肉，那文字多纯粹，多典雅，多准确，多活泼。

    蟹文透过译体病句侵入报刊，我们拿啥武器去抵抗呢？我答：拿文言文。这武器能逢长化短，逢繁化简，逢深化浅，逢晦化显。笔下仍写现代汉语，但应掌握传统文言，择其铦利者而用之。必如此，方不至于被蟹文的语法攻占了我们的头脑笔下，杂交出怪胎来。不是教人排外，是用自家之本，赚取他家之长。若相反，便是自家无主，尽拾别人的敝屣了。

    各种洋文不滥用，择地而用之，那是必要的。见洋文而反感，义和团心态，贻祸邦国，愚昧可笑。但是，当今街市上好多店招，货物上好多标识，都来英汉对照，有这个必要吗？余非新左人士，不会上纲批判所谓文化帝国主义，只是觉得市井流风趋新可笑而已。还有更可笑的，语文教师引导学生沿街检举店招上的繁体汉字，必铲之而后快，却放过那些毫无必要的洋文招牌字，真有点“相煎何太急”的意味，不免一叹。

（选自《含笑录》，有删改）

材料一：

    近日，国家网信办出台《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对跟帖评论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进行了明确：建立用户信息保护制度、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先审后发”制度以及对注册用户进行真实身份认证等。从国际经验看，世界主要网络大国均对跟帖评论进行管理，政府机构、网络企业在保证言论自由的同时，都对跟帖评论中的违法信息予以限制。

    放眼全球，主要网络大国都对网络跟帖评论等内容，依据各自法律进行监管。美国对网上公共论坛、留言板等进行监控，部分网络言论被定性为犯罪，纳入司法打击范围。英国颁布和实施网站分级管理制度，成立网络观察基金会协助执法部门打击网上内容犯罪。俄罗斯建立起多层级较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规定用网络煽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实践证明，这些国家的做法是有效的，对我国具有参考价值。规定的出台是对网络安全法适用于跟帖评论条款的具体化，也是管理实践上的精细化。强化跟帖评论监管关乎网络生态建设，关乎互联网健康发展，是依法治网的题中应有之义，也符合国际互联网治理的发展趋势。

    “自由就是做法律允许做的事。”除了政府依法治理、网站落实主体责任外，网民也要自律。规定的出台明确了跟帖评论的红线，但从红线到道德底线还有一定空间。要靠网民强化自律意识，做到慎独慎微。你若光明，网络便不黑暗；你带来清风，周围就不会停留灰霾。网民应使自己所发表的意见，成为文明、理性、友善的交流，共同营造健康、清朗、文明的网络空间。

（摘编自《依法加强跟帖评论管理是国际通行做法》）

材料二：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7.51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96.3%，互联网已经成为多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互联网技术赋权之下，跟帖评论成为各地区、各群体网民在网上分享信息、表达意见、交流观点、舆论监督的重要方式。不同利益出发点、不同的学科教育知识、多样的文化熏陶背景，多元化的跟帖评论对于促进社会个体“开眼看世界”，提升社会共识，促进融合皆有积极意义。在互联网论坛上，不少网民跟帖的精彩程度有时甚至超过新闻主帖本身。

    新规的亮相与网络舆论环境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人民网评文章指出，如今，告别了早期原始生长的“黑暗森林”状态，网络发展进入了信息高度提炼、权利责任清晰的新阶段。在这个大背景下，发帖留言等内容作为《网络安全法》的分支领域，对网络立法进程和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摘编自《（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出台：跟帖评论到底有多乱？》）

材料三：

    当下，人人都是“自媒体”，都可以成为独立的信息发布者和传播者。但当我们在享受网络便利的时候，同样面临着互联网谣言满天飞、严重干扰对信息真实性判断的尴尬。充斥着污言秽语、胡编乱造的非理性跟帖评论，已经影响到了网络舆论场的正常秩序，更有甚者会威胁社会稳定和安全。而有些网络平台为了吸引眼球，对这样的内容反而会刻意保留与放任，无形中助推了不良之风的蔓延，广大网民对此早就深恶痛绝。顽疾若想根治，必须从源头抓起。跟帖实名认证，就是要让造谣者与传谣者们明白：互联网世界并非。“法外之地”，其间的一言一行，同样要和现实社会一样，承担社会责任与法律风险。

    事实上，无论在任何国家，网络“自由”都是有边界的，都不等同于毫无底线的肆意妄为。当一小部分人的非理性行为越过了道德和法律的边界、侵犯到大多数人的发言权与知情权，就已经走向了公众自由的反面。跟帖实名认证，正是要以对“任性”的约束，来保证全体国民的网络自由。

（摘编自《央广时评：跟帖实名认证，让网络自由不再“任性”》）

    被称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周，是古代中国社会秩序变动最激烈的时期。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士人和私学的兴起，是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现象。

    士人和“士”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周代，士曾是贵族阶层的一员，其地位居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和其他的贵族一样，接受《诗》、《书》、礼、乐等方面的教育。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们极易失去自己原有的位臵，少数人幸运地上升到卿大夫的阶层，但大多数人则降入庶民的行列。士地位下降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四民”这一说法的出现，士民、商民、农民、工民的划分至少在战国时期就非常普遍了。

    士开始大量沦为士人，是在孔子前后。与此前的士相比，他们地位下降了，从贵族降为庶民，但也摆脱了对某些特定贵族的依附，成为自由人。这意味着在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除由士而来之外，士人的产生还有两个途径：王官的下降和庶民的上升。前者如《论语•微子》中所记载的太师挚等乐官散落民间，成为士人。后者则与私学的兴起有关，庶民因此可以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从而进入士人的行列。士人没有贵族的权力和地位，可是也不像其他庶民那样从事耕作等固定的职业。他们最重要的特长是知识和技能，多以此往来于各国，寻求赏识自己的君主。

    士人的兴起与诸子学术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诸子之学，其实就是士人的学问。和王官之学不同，它出现在民间，因此也可以叫做私学。所谓私学，可以从教育和学术两个方面来看。教育意义上的私学是指民间的教育，学术意义上的私学主要指诸子的学术。中国古代的知识和学术，原本为官府垄断，是所谓的王官之学。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但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官不断流落到民间，因此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这为私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而另一方面，士人的兴起和活动，使得培养士人成为社会的需要，这也是教育上私学出现和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

    与官学相比，私学可以使知识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使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知识。这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史乃至整个文明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但其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开私学聚徒讲授之风的孔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他收授弟子，没有门第的要求，所以很多弟子如颜渊、子张等都出身寒门。孔门教授的内容，主要仍是诗书礼乐，但他已经把新的精神注入到了旧的文献中。譬如他把“仁”作为礼的基础，就与过去对于礼的理解不同。在这种教育中，新的学术和知识其实已经诞生，这就是诸子学。

    诸子学的自由和创造性是官学无法相比的。对于王官而言，知识仅仅是职业，他们的态度是“不知其义，谨守其教”，没有反省的精神，因此也就没有创新的基础。但士人不同，流动不居的身份使他们可以摆脱某种权力的束缚，从而对知识以及当时的政治进行反省，进而发展出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当然不是单调的，而是多元的，春秋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得益于此。

（摘编自王博《士人和私学的兴起》）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日知录》是一部“资治”之书，是他学术和思想的结晶。“日知”，出自“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至于成书过程，顾炎武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复改定……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日知录》初刻本完成后，他仍不断新写札记，充实内容，纠正讹误。他说著书当如“采铜于山”，而不可“废铜铸钱”，急于求成。他看到了明朝末年社会弊病丛生，风气日益衰败，民生凋敝的景象，于是将自己的“经世”见解——“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寄于书中。他引古人言论，必加“立言之人”，还说“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他在《日知录》中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论点。他认为改朝换代、权力更替，属于“亡国”，肉食者谋之，与百姓没有大的干系；而败义伤教、无君无父、道德沦丧则会使整个民族陷于衰败，属于“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里提出的“天下兴亡”其实已不再是针对反清复明，而是在于捍卫社会的道德、公平与正义，事关民族的命运。他认为以天下之大，仅靠君主一人是管理不好的，而应该扩大民间百姓的权力，重视民众的力量，突出民众的地位，民心向背是治乱根本。他以“封建”和“郡县”制度为例，说封建制变为郡县制，这是历史的必然，当郡县制的弊端又到了极点，就必须顺应时势进行变革，否则，危机将一天比一天严重。“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阔矣。”这是他历史盛衰思想的又一基本观点。他还说：“国家之所以长治而不乱者，人才也。”缺乏人才，就预示着国家的衰亡。

（节选自钟岳文《〈日知录〉：一部讲求经世之学的“资治之书”》，有删改）

    为何春秋时代成为中国文化突破的关键时期？引发这次文化突破的主体是谁？

    殷商、西周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王朝拥有绝对的文化主导权，掌握知识的祝、卜、史、宗等“王官”环绕在最高统治者身边为他服务。在浓重的神巫色彩的笼罩之下，春秋以前文化观照的核心其实是“治政”之术。中国文化的若干基因那时渐次生成，如对祖先的崇拜，对象征性仪式的重视，对天帝的敬畏，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追求，等等。春秋时期，文化下移，形成了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春秋时代的主题是诸侯争霸，国力强盛与否成了生死存亡的关键。如此严酷的形势之下，各国的执政卿大夫都拼命汲取前代的政治经验和统治智慧，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尚书》《诗经》《周易》等典籍受到重视。“王官之学”于贵族阶层普泛化，迅速变成了执政卿大夫阶层的思想武器。

    那时的执政卿大夫阶层无论是讨论国事还是进行外交，都要对这些经典随时加以征引。从《左传》和《国语》对《尚书》援引的内容看，主要是围绕着“礼”展开，落脚点在“德”。在春秋时代的执政卿大夫看来，要想维持国家稳定，就要维护等级差别，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使民”；维护秩序的方式是“礼”，以“礼”行“政”，才能保持和谐的局面；而要维护“礼”，就要落实于“德”，没有“德”的维护，“礼”就难以生根，难以延续。春秋时代，《诗》被纳入到“礼”的范畴之内，由“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可以看出。无论是《尚书》还是《诗》，都是当时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既是政治文化的思想资源，也是藉此发展政治文化的跳板。“礼”是春秋时期最为核心的文化概念。

    春秋时期还是中国文化走向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春秋时期中央王权更为衰落，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某些统治者表现出对“天”的怨恨和质疑。很多人开始认识到所谓的“天命”“帝”或“上帝”的支撑有点靠不住，宗教文化开始动摇，现实世界受到更大关注。而春秋执政卿大夫更自觉地将关注的焦点从“天”上移到“地”上，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现实统治智慧上，因此政治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儒家的那些基本文化观念都已经形成，只是在春秋末年孔子出现以后，通过《论语》以及《春秋》把这些观念加以明确化、固定化和理论化；特别是引入了“仁”学观念，为“礼”文化找到人性基础，为“礼”文化的合法性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证明。可以说孔子是中国“礼”文化的集大成者。

    春秋时代诸侯分裂造成了政治的混乱，却为思想的多元化提供了条件。齐国杰出政治家管仲以强烈思想个性开辟了“法家”的一个源头。管仲作为国相看到了“礼”对于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但是通过道德和舆论来支撑过于乏力，因此他把“法”作为强有力的支撑。此时还崛起了另一个思想家老子。老子的思想也是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参照，主张尊重生命的自然状态，讲究“无为而治”，开启了自觉的生命意识。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书吴潘二子事

（清）顾炎武

    苏之吴江有吴炎、潘柽章二子，皆高才。当国变后，年皆二十以上，并弃其诸生，以诗文自豪。既而曰：“此不足传也，当成一代史书，以继迁、固之后。”于是购得《实录》，复旁搜人家所藏文集奏疏，怀纸吮笔，早夜矻矻^①。其所手书，盈床满箧，而其才足以发之。及数年而有闻，予乃亟与之交。

    会湖州庄氏难作。庄名廷鑨，目双盲，不甚通晓古今。以史迁有“左丘失明，乃著《国语》”之说，奋欲著书。廷鑨得之，则招致宾客，日夜编辑为《明书》，书冗杂不足道也。廷鑨死其父胤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产独仲子死无后吾哀其志当先刻其书而后为之置嗣遂梓行之。慕吴、潘盛名，引以为重，列诸参阅姓名中。

    书凡百余帙，颇有忌讳语，本前人诋斥之辞未经删削者。庄氏既巨富，浙人得其书，往往持而恐吓之，得所欲以去。归安令吴之荣者，以赃系狱，遇赦得出。有吏教之买此书，恐吓庄氏。庄氏欲应之，或曰：“踵此而来，尽子之财不足以给，不如以一讼绝之。”遂谢之荣。之荣告诸大吏，大吏右庄氏，不直之荣。之荣入京师，摘忌讳语，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执庄生之父及其兄廷钺及弟侄等，并列名于书者十八人，皆论死。其刻书鬻书，并知府、推官之不发觉者，亦坐之。发廷鑨之墓，焚其骨，籍没其家产。所杀七十余人，而吴、潘二子与其难。当鞫讯时，或有改辞以求脱者。吴子独慷慨大骂，官不能堪，至拳踢仆地。潘子以有母故，不骂亦不辨。

    其平居孝友笃厚，以古人自处，则两人同也。予之适越过潘子时，余甥徐公肃新状元及第。潘子规余慎，无以甥贵稍贬其节，余谢不敢。二子少余十余岁，而予视为畏友，以此也，方庄生作书时，属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不学，竟去，以是不列名，获免于难。二子所著书若干卷，未脱稿，又假予所蓄书千余卷，尽亡。予不忍二子之好学笃行而不传于后也，故书之。且其人实史才，非庄生者流也。

（选自《顾炎武诗文选译》，有删减）

【注释】①矻矻：kū，勤劳不懈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