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

    经学的真正确立是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收博士弟子五十人。其后博士弟子屡经增加，东汉时多达三万人。五经博士及其弟子以五经为研习对象，这就形成了经学。所谓经学，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从中国文化史看，经学出现的前提是汉王朝运用国家力量将民间流传的文化经典宣布为国家经典，并设立博士制度予以专门研究，于是，五经成为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根据。从国家制度层面保证儒家经典的传习，确立了儒家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主流地位，客观上也确立了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儒学作为汉代主流思想，是与中央集权的统一相适应的。儒家主张的五伦、五常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也因儒家的主流地位而得以明确确立。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典籍的浩劫，五经借助儒生记忆而保存下来。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文本，被称为今文经。汉景帝以后，陆续在孔府旧宅壁等处发现的与五经有关的用战国字体书写的文本，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书写字体不同，而且同一部经典的篇章多寡也或有差别，如孔府旧宅壁中友现的《尚书》就比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多16篇。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古文经典，如《周官》《左传》等。因汉武帝及其后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博士，西汉末刘歆便要求把古文经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家的阻挠，一时没有实现于是引起今古文经学家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是经学主流。今文经学通经以致用，注重思想的阐发，强调经书的历史借鉴意义，但弊病是与谶纬结合而流于神秘。古文经学在东汉发展昌盛，注重文字训诂和对典章名物的解释，突出还原历史和文化传承，学术贡献良多，弊病是流于繁琐的文献考证而脱离思想和生活。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主张今文经学，强调经学大义与社会价值，借以维护主流思想，带有一定的理论总结性。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论争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它们所代表的两种学术精神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后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软肋。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使“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艺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乡村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乡村记忆是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在城镇化过程中留住它们，才能留住乡愁。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情感的尊重。至于哪些乡村记忆真正值得保留，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对于乡村中的集体记忆场所，如村落的祠堂、乡村的入口、议事亭、祭祀场所等，不可因为城镇化就让其全部消亡，而应对这些承载着人的情感和记忆的场所定期维修。既要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更为方便，又要让游子在故乡找到依恋感与归属感。

    如果说留住和呵护乡村记忆是一种消极型的留住乡愁的话，那么，活化乡村记忆则是一种积极型的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就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深度挖掘乡村记忆与乡村传统产业，进行精细化、产业化升级，将“文”“人”“居”与“产”融合在一起，让原来的乡村记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这需要相应的公共设施与之配套，需要发展教育、医疗、商业、娱乐休闲产业等，使乡村记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产生新的凝聚力。

（摘编自陆邵明《留住乡愁》）

    《论孔子》是彭富春教授继《论老子》《论国学》之后又一部探讨和研究中国先秦思想的学术专著。全书既有译解，又有论述。从字、词、句到篇章结构，从局部到整体，作者上下求索、左右探源，深入开掘和阐发《论语》的精义要旨。当然，这不是一般化的译读和阐释，而是富有新意地重构孔子思想的整体，并且在分辨、评判之中构建了天人共生和人我共生的思想体系。

    基于《论语》文本，作者对其进行了忠实的现代汉语翻译，为了使语言表述更加完美畅达，作者还试图弥补了一般汉语译本在语法、逻辑和修辞方面的不足，使译文的形质和文采俱佳。作者还对《论语》篇章进行了全面分析，精邃深微，要而不繁，不仅阐释了各章的核心思想，而且还揭示了其内在关联。如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悔焉。”一般把“束修”释为“十条干肉”。而彭富春的看法是：“此为束带修饰，喻十五岁的成人。”故他把此句译为：“凡十五岁以上自行束带修饰的人，我未尝不教诲的”其根据是：“孔子所教并非小学（发蒙之学），而是大学（成人之学），大学的根本是学道。”这是颇有道理的，大学旨在培养高级人才，不然孔门三千弟子中何来七十二贤人？

    还有，作者的解析不仅在理论底蕴上有深层的开掘，而且在行文运笔上也彰显了个性风采。他的语言凝练、精粹，有深刻的哲理内涵，不少句子写得很美，像箴言，像诗篇，耐人咀嚼和寻味。如“逝者。流逝就是时间。它不仅是过去，而且是包括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无限整体。流逝不仅是消逝，而且是生成，是生生不息。天地人的本性就是这种永远的生成。天旋地转，日出日落，月明月暗，春去秋来，暑尽冬临。”

    《论语》全册的第一个字，即“学而时习之”中的“学”字，充满了原发的思想含义。所学者何？道也。它是人的生命的根本规定，是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主题。在解读《论语》的基础上，彭富春抓住了孔子思想的这个核心主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指明孔子体道的根本路径是下学而上达。孔子下学万事万物的知识，上达到那唯一的道本身。 他一方面将形而下的问题上达为形而上的问题；另一方面将形而上的问题化为形而下的问题，彭富春特别强调这是理解孔子思想的关键之处。在书中，彭富春提出了一些顺应时代进步潮流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理念，如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育人应当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体两翼。

    通过对孔子思想的阐释，彭富春指出，人应当唤醒自己内在的本质力量和创造潜能，发扬人的主体性，高扬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走向精神、心灵的自由和高蹈。这本书的卷终语是：“一个活着的孔子则会说出我们时代的智慧箴言。”这是一位学者诚挚的心声。

    美好生活表达了人存在的目的性与社会性，是哲学与伦理学的重要命题。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具有世界性，是各民族国家普遍的向往、共通的命题；另一方面具有民族性、契合于一个民族独特的历史命运和在此当中形成的文化精神、文化心理。一方面具有超越性，指向了人的丰富和全面；另一方面具有现实性，要立足于当下历史阶段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基础，以现时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为依托。

    对美好生活这一人类共同的超越性追求，不同伦理学流派有不同的表达，尤其体现在古典时代哲学家的研究理路中。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生命的自然目的，也是最高的善；斯多亚学派认为“按照自然生活”、按照理性生活，才能达到幸福。其共同特征是认为，幸福是与理性相一致的，理性内在于美好生活的普遍理想之中。

    中国文化同样传递着对安定、幸福生活的恒久守望。《尚书·洪范》中有“五福”的记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表达了一种整体性的幸福观。与上述古希腊哲学家对理性强调、对求真求知的强调不同，中国文化对美好生活的描述更强调求善求美，强调幸福的整体性和完备性。比如，强调天人一体。在中国哲学里，天是万物的生命本源，也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易经》中提出天、地、人三才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的作用在于“成万物”，将人与自然、人与最高道德本体的关系清楚展现出来。比如，强调德福一致。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德福一致，认为道德内在于幸福之中，美好生活同时也是道德的生活，因此即便“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圣人也能“不改其乐”。同时，因为道德带有利他性，这就要求人们不能只注重个人的幸福，个人的美好生活必然融入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发展之中，内圣外王的个人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由此趋于一致。

    这些特征，构成了中国文化所表达的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40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这种千百年来的文化表达上升为国家发展的目标，并逐渐赋予其更加丰富、更加现代化的内涵。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概括，对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定义，进一步彰显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体现了党对“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系统性把握，对人民获得感的全面理解，由此也彰显出了中国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文化精神。改革开放40年，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早非难题，“美好生活的向往”便应运而生。

（摘编自刘文嘉《美好生活的中国表达》）

    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关注教育，尤其重视学校建设，认为“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他对以科举为轴心的学校教育非常不满，痛斥之为名利争夺场，黄宗羲所理想的学校，是超越功名利禄的文化传承与光大之地是养士之所，又是涵育与推动思想解放与创新的精神家园。

    在黄宗羲看来，学校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场所，更是体现思想解放的创新家园。黄宗羲断然否认皇权与真理的等价性，强调是非不是任何专断的意志所能独裁，必经理性辨析而后定。其间隐含了黄宗羲对学校的不迷信、不盲从而唯在求真求是的创新寄意。

    黄宗羲曾痛斥科举祸国殃民，而其最大的危害则是“取士而锢士”，扼杀教育的启蒙与创新追求，使“经、训”俨然雷池，士人不敢越之半步。黄宗羲痛斥科举强化了这种盲从迷信的学术风气，使“数百年亿万人之心思耳目，俱用于揣摩抄袭之中”，士林失去了思想的活力和探索的勇气，从而形成严重的“封己守残”。有鉴于此，黄宗羲大声疾呼要冲破迷信，要学贵独创，学贵自得：“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黄宗羲反对“以水济水”，正是期待学校教育彻底摈弃科举的“锢士”之弊和“空华臭腐”的精神沉沦，而涵育独抒已见的勇气与冲破成见的创新活力。

    黄宗羲曾开宗明义地说过：“学校，所以养士也。”不过，这里的“养士”，绝非仅仅是培养、造就一般的人才，或者是科场得意，进而能博取功名利禄的人，其寄意所在是为国家培养和准备安邦与治天下的精英与栋梁。具体说来是像东汉太学生那样，“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是如宋代的太学生那样，“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可能正是在此安君保国的意义上，黄宗羲又强调学校有着使天下达于大治的重要功能：“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认为，学校固有“养士”之功能和职责，但“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在黄宗羲的教育设想中，学校还有改善社会风气和推进文明进程的义务。黄宗羲认为，如果没有学校，人民将有陷于野蛮之虞：“学校之法废，民蚩蚩而失教。黄宗羲认为改变风俗主要有两种途径为：一为厉禁，一为教育。就效果和功效来看，前者为末，后者为本。黄宗羲说：“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在黄宗羲看来，光有禁是难以变民风、改民俗的，只有依靠教育才能从根本上移风易俗，即“学校之教明而后可”。黄宗羲主张，一地教育的主管者，对一地的风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入其境，…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提出学校教育不仅有“革习俗”的文明进步的意义，也是富民的关键措施之一，“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华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这里黄宗羲实际上已触及启民智与富民的关系，其本质是肯定了文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意义。

（摘编自胡发贵《黄宗羲的“学校”观》，《光明日报》2018年8月4日11版）

    一个人一生要追求些什么？我认为有三点：必要、需要和重要。“必要”就是非有它不可，有它还不够。像生活条件是必要的，非吃饭不可，但是光吃饭不够。。

    人生的需要是什么呢？人生的需要是发展潜能，即心智上的潜能，包括三方面：知、情、意。“知” 就是求知。古人读书，书不多，五本就够了，即《诗》、《书》、《礼》、《乐》、《易》。《诗》代表文学， 《书》代表历史， 《礼》代表社会规范， 《乐》代表艺术修养，《易》代表哲学。当时，如果把这五本书都读好的话，就是全方位的学习。所以，“知”的重要性是帮助我们这一生过得充实又快乐。

    “情”就是情感。人的情感要调节，意即“情绪智商”。我们如果处在穷困的境况中，怎么才能快乐呢？调节情绪。情绪调节有很多方法，譬如欣赏音乐或通过休闲生活接触大自然等在这一享受休闲生活的过程中，你就会感觉到人我之间微妙而又美好的互动关系，可以慢慢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因为一般人的情绪都是利己的，人与人互动很自然都希望对自己有利。如果你培养好的情绪智商，就会慢慢想到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就像《易经》中的“损卦”。很多人听到“损” 字，就觉得是损失。但是《易经》六十四卦中，只有两卦卦辞是上上大吉，其中一个就是“损卦”，为什么呢？就是“损己利人” 这四个字，与我们平常想的“损人利己” 倒过来。一般人如果做事损人利己，肯定人缘不好，大家都讨厌。如果是损己利人，做任何事都考虑到别人的要求，自己吃亏无所谓，这样的人谁不喜欢？

    我以前读《论语》，常常觉得自卑，打开《论语》一看，里面好像只有两种人：君子和小人。仔细看孔子的描写，发现自己就是小人。因为君子所了解和考虑的是道义，小人则专注于利益。想想看，我们从小一路走来，真的很像小人，没什么长进。是不是这样呢？也不尽然。君子跟小人的区别在于“小人” 就是小孩子，身体长大了，但是心态还是小孩的阶段，顾自己，只替自己着想，所以小人就是没有立志的人。君子就是立志的人。所以孔子所说的君子就是立志者，有志向，让自己每天提升、改善的人。所以我们在读《论语》的时候，要把“君子”看成正在进行的状态，君子就是立志成为君子的人，而不是已经做到的君子，真要做到君子的境界很难，没多少人能做到。

    “意”就是意志。何谓意志呢？当你做一个选择的时候，请问你是被动还是主动？通常我们做选择都会有几分被动，几分主动，而被动成分居多，所以要慢慢修炼。如何修炼？慢慢增加主动的成分。本来是我不太愿意做的，被要求做，慢慢变成是“我觉得我也能够做”，到最后变成“我愿意做”。所以我们平常要练习把自己的责任都当做是自己愿意做的，心情就不同了。上班的时候很开心，工作的时候很认真，学习的时候也很快乐。如此一来，作为部属，上司对你很满意；作为学生，老师对你也很满意。

    快乐人生的秘诀无它，关键就在“化被动为主动”，古今中外都相同。不能做到这一步，什么快乐都是假的。

（摘编自傅佩荣的《人生追求无私无欲的快乐层次》，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