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微信谨防病态

    过去总说我们的阅读量低，其实，那要看阅读什么，读书的数量确实不高，可读微信的时间和数量，恐怕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

    不妨看看四周，无时无刻不在那里看微信，可以说是任何地方的风景。开会、上课、听讲，凡是低着头的，十有八九是在读微信；上班时间看微信，已经成了常态行为，更何况微信与工作有关的也不在少数；坐公交、乘火车，等在候车室、候机室、候诊室里，盯着微信的恐怕占大多数，幸亏飞机上不许开手机，否则，读微信的比例大概接近百分之百。从前纸质媒体独占天下时，蹲厕所看报是一景，今天，上厕所不看微信的还剩下多少？

    微信的诞生，当然是好事，让阅读大大提速，看什么都变得无比便捷，可这种如潮水一般涌来的微信量也很容易令人沉迷。

    须臾离不开微信，一刻不盯着微信就有如失魂落魄，这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一家几口各看各的微信，还互转互动，这已经是当今家庭生活的普遍景致。姑且不说在看微信中度过的生活究竟是好是赖，仅是把阅读都耗费在微信里，就会让原本已经少得可怜的读书时间更无一席之地。

    书痴，古往今来向来都是少数，但微信痴如今正与日俱增。阅读微信一旦成瘾，茶饭无心、睡眠不足、耽误了正事，恐怕就是病态了，不仅无益于身心健康，而且还会带来诸多副作用。因为这种病态阅读常常是排他的、痴迷的、偏听偏信的，即便谬误就在眼前，也浑然不觉。

    尽管读微信也是阅读，好微信就是好文章，好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一张好报纸、一本好刊物，甚至是一部便携式的好书，可是，阅读那些转来发去的微信时你也会发现，这毕竟有别于书籍、报刊。

    个人间转发的微信大多是单向的，很少能看到相左的意见，即使有，往往也难得再次转发到同一个人的手里。这还不如阅读报刊，起码不同的说法、争论的意见都可以相继呈现；更不如网页，不但有不同的声音，而且还有纠错的跟帖及时出现。前些时候，一则大学生只因掏了家门口的鸟窝而被判重刑的消息，除在报纸、网络上竞相传播外，在微信里更是频频转发，可当真相披露出来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都有报道，唯独相关真相的微信却在转发中不见了踪影，于是，就给只专注于微信传播的人留下了极为片面的印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微信群遍布的今天，可谓特别恰当的形容。不少微信群正日益走向近亲繁殖，在相同认知、经历、层次、职业的人组成的各类微信群里，传播的微信都在相同水平上徘徊，所以，沉浸、徜徉在这样的微信群中，很难受到启迪和提升，大家需要的只是纵情宣泄和盲目点赞，以致很多错误百出的微信可以反复疯转。有的微信传递的消息说是昨天的，可照片和视频里的着装都与季节不符；有的微信说得尽管慷慨激昂，可连基本常识都是错的，年月日都没说对，但又有谁在乎这些呢？

    阅读微信有可能成为病态，而转发微信也可以变成许多人的癖好，转得瘾头十足。为了获得转发量，不惜用“转疯了”“不能不转”“是中国人就转”“有良心的就转”等词语作为噱头，可等你打开一看，恐怕只有没良心的才会转了。不过，这种自以为是的微信转发，却很合乎病态阅读的胃口，只图叫座，不顾事实。

    阅读微信原本是好事，转发微信也不是什么坏事，但不能过度，过度就会陷入病态，病态的结果就是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会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诸如汉魏三曹、西晋三张、宋代三苏、明代三袁……这样的佳话，不胜枚举。如此独特的中国式文化现象，与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的关系密不可分。

    钱穆先生认为，一个家族对于后世子孙的期冀无外乎“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

    先秦时期，记载学术、文化的简牍十分珍贵，朝廷藏之秘府，遣职官专守，文化被垄断，因而有“学在官府”之说；又由于小农经济的形成和宗法制度的确立，逐渐出现了父死子继、子承父业的情形。于是，掌握文化知识的为官者，业有专守，不传他人，只传弟子。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诸如儒、道、法、医等不同学派，各家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这是早期家学形成的另一重要途径。

    至魏晋南北朝，家学从内容和规模上都有了突破。此前，两汉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内容多以经学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文化政策变得宽松，儒家不再独大，史学、医学、文学、书法、绘画、玄学、天文历法、科技等，都成为世族家学的内容。在选官制度方面，魏晋南北朝一改两汉注重考察品行的“察举制”，采用“九品中正制”，品评人物，择优入仕，把“家世”与品行才能同时列为考察对象。至此，学业与门庭形成了相因相成的关系，要想力保门第不衰，唯有“籍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由此，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家学的一大优势，就是能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尤其世家子弟往往三四岁便开始接触史书典籍。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回忆童年生活时说，自己从四岁开始，就要每天在父母面前背诵儒家经典、唐诗宋词。与官学相比，家学最大的特点在于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同辈之间的切磋探讨也是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之一。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自己的天赋和勤奋，他与表兄文同在创作过程中的互相借鉴探讨也功不可没。不仅是学识技艺的传授，家学中道德品行的培养也历来受重视。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叔叔王廙曾为爱侄绘制了一幅《孔子十弟子图》，并在《平南论画》中解释说，自己亲自画画、题字，意在激励王羲之，希望他明白“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不要单单着意技法，更要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家学正是通过这种以上感下，前后相继，左右相渗，彼此研习的传统，在乱世之中，存续了学术文化，又在官学之外，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为文化传承打下了基础。

    98岁高龄的钱学森曾反复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对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回答莫衷一是，但纵观中国的家学传统，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

（摘编自《中华遗产》）2013年第12期）

    ①以“君子”为中国理想道德人格的典型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今天人们仍将“君子”作为人格美的典范。在孔子之先，君子主要指统治者，自孔子后才成为主要以道德为标志的理想人格。很多论著中都有这样的解释：儒家所推崇的君子，是指拥有高尚道德和理想人格的人。

    ②《论语》中，君子是有着几乎完美人格的人，他们有着极高的内心修养，极好的行为准则。君子内心的人格修养来自不断地学习和思考。学习和思考是君子实现其人格理想、成为人格典范的前提和基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通过学习和思考，才能拥有自立于世的能力，拥有洞穿宇宙人生的犀利眼光与广阔视野。孔子重视学习儒家典籍，强调在政治实践中贯彻礼乐教化的原则，以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表明，《诗》在孔子时期是君子修身的重要项目。正是通过学《诗》，君子才更具有人生美学意义上的价值——仁义，知礼。

    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是精神化的人，他追求的不是物质和名利，而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感，其核心就是仁义。仁者，爱人；义者，宜也。但很多时候，人总要面临仁义与利益的选择。《里仁》篇对此表达了明确的看法：“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也就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④君子知礼，以礼来处理人与自身、他人、社会的关系。《论语》中以君子衣食住用等方面的礼节来表明君子好礼的品质。日常生活中，对祭祀礼仪的推崇与尊重最能表现君子好礼的品质。在周礼几近消亡时，孔子的弟子问他是否可以结束一些祭祀仪式了，孔子表现得十分不舍。他难以割舍的不是礼的具体形式，而是礼所包含的精神导向作用。这不仅是对长幼有序、尊卑有法的留恋，更是对礼制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的不舍。

    ⑤无论君子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君子”形象所承截的人生美学价值一直是几千年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人格美的典范。君子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是理想形象：博学多识，仁义知礼，德行高尚：有治国安邦之能；处下位不馁，居上位不骄。在道德和行为上，君子由内而外的人格魅力始终令人神往。当今时代，作为有知识有理想的一代人，我们仍然向往君子式的人生。

（有删改）

    君子人格，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发展进程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被历代中国人广泛接受并尊崇。

    “君子”一词在西周时早已流行，主要指称贵族和执政者。春秋末期，孔子赋予“君子”概念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冯友兰说，孔子一生思考的问题很广泛，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对如何做人的反思。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探求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求索的结果，就是做人要做君子。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崇德向善的人格，既理想又现实，既高尚又平凡，是可见可感、可学可做、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儒家学派。什么是儒学？有一种观点回答得很干脆：儒学就是君子之学。具体来说，在修己和治人两方面，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枢纽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这种观点从儒学的目标追求和功能作用上说明儒学的特点，无疑抓住了本质，对于我们理解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今天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学说，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西方文化热衷于构造能够解释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严密理论系统，热衷于探寻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等。中华传统文化虽然也包括对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思考，却并不层层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这种不仅讲究“知”，更看重“行”的“知行合一”的理念，在有关君子及君子文化的论述中尤为突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中的这些论述，鲜明体现出儒家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洋溢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重行动、轻言辞，重实践、轻思辨的精神，使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都不是只把仁、义、忠、孝、廉、悌等当作理论，而是当作值得遵循也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其目的就是在全社会尽可能多地培育和塑造君子人格，并以其引导、带动各阶层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

    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激活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价值理念，有必要通过挖掘、整理、阐发和弘扬，让君子文化这颗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气神”的种子在新时代春风吹拂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文化的传统魅力与当代张力》）

    魏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魏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在这种背景下，“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魏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由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成、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形骸放浪、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内心的痛苦，用不合时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

    魏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这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玄学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他们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周易》《老子》和《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的哲学文化领域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魏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魏晋名士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种由外知内、以形显神的美学观念，这使他们开始转向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探究，以空灵之心审视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正是这种超越形的束缚的情怀，使自然山水被赋予了人性化的灵性与无穷的玄趣。另一方面，他们把在政治理想上的绝望转向文学艺术，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神韵”这一独特的审美追求指导下，魏晋时期的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魏晋风度是士魏晋名士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的具体展现，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它不仅在那时具有广泛的时代意义，对后世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哲学和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士人通过自身在乱世中真实而坚定的实践，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和感染力，融入了中国文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魏晋风度造就了中国文人清高的气质与清醒的思辨；另一方面，它为后世处于低谷困境的文人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与平静，并得以发展为自省与放旷的生活理念，用以追求人本质的回归、精神的解放和个性价值的真正体现。

    ①客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具有显著特性的汉族民系，是汉民族中的一个地缘性群体。而客家文化是这个群体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和改造生存条件而创造出来的全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一旦这种文化产生，它就成了该群体的识别标志及维系该群体生存与发展的最核心的力量。换句话说，没有客家群体，就不会有客家文化；但如果没有客家文化长期稳定的发展，客家群体也不可能具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以至于经过数百上千年之久。

    ②客家人的先民是从中原地区来到岭南地区的，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或为军队戍边，或为躲避战乱。初以平民为主，后有文人贵族。而历史上的客家人因各种原因，又从岭南地区继续外迁。当今客家民系分布很广，其中粤闽赣边三角地区是其主要聚居地，在国外以东南亚为主。所以，客家文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移民为代表的地域性文化，有古汉文化活化石之誉。在客家迁徙史和客家文化的诸多方面中，都突出体现了客家精神的丰富内涵，而其精神的核心又在于团结和奋进。

    ③首先是客家先民自身团结的精神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正是这种向心力使他们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把中原灿烂的文明带到南方播衍而不被迁徙地的土著同化。江西赣南，广东梅州地区的多层梅州围龙屋、永定的土楼、长汀的九厅十八井等典型的客家建筑，既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支奇葩，也是客家人团结奋进的象征。

    ④在永定的一些大型土楼内，有石柱雕联、石鼓承柱、雕梁画栋；有天井、花园、假山、盆景、鱼池，美不胜收。甚至还有土楼附设学堂，楼有楼名，柱有雕联，如“振成楼”、“振纲立纪，成德达才”，教人遵纲纪，重德才，奋发进取。这些文化印记无不闪耀着中原文明崇文尚武、耕读传家的精神光芒。

    ⑤其次，这种团结奋进的精神特质，还表现在对异族文化的博采和涵化上。客家先民的南迁，是中原的汉人与迁徙地土著长期斗争而又走向团结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共同体。今天的客家，绝不单靠入迁的中原汉人的自身繁衍，而是经过与当地民族融合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也有其他民系迁入客家居地而被同化成了客家人。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运动，提出“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姐妹之群”的口号，表现出客家人希望与土著居民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一视同仁那种朴素的民主思想。

    ⑥在客家地区，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是十分宽容和亲善的，儒、道、释以及基督等教可以亲如一家、同居一寺。连刘邦、项羽这对冤家也可合祀一龛接受人们的膜拜。妈祖本是沿海地区人们航行的保护神，客家人也把她请到山乡，作为山乡的保护神。客家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文化的精华，长期的迁移养成了兼收并蓄取其长、开拓进取不保守的民风，使客家民系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摘自罗勇《客家文化特质与客家精神研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