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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单选题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人教版语文必修四窦娥冤测试卷

对〔快活三〕和〔鲍老儿〕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快活三〕这首曲词主要以唱腔重复、强化前面独白中的“看你死的孩儿面上”的微薄乞求,在艺术表现上把悲表现到极致。 B、〔鲍老儿〕后半部分把这人生的大不幸归结到自身,让婆婆不必“怨气冲天”,说明窦娥对“天地”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 C、〔快活三〕这首曲词运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循环往复地极言身世之悲,中间加入“婆婆也”,使得排比中又有变化,达到一句比一句更悲的语言效果。 D、〔快活三〕和〔鲍老儿〕这两首曲词语言本色凝炼,进一步写出主要人物含悲慰婆及对身后事微薄的要求,是对前一部分的强烈衬托和渲染。
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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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襟胸怀

【美】贾莱斯·凯瑟·莱斯特

    “我从来就不恨北方佬,最可恨也最让人诅咒的就是那场战争……”我的姨妈贝蒂一讲起她的故事,总是用这句话开头。那时,尽管贝蒂姨妈快80岁了,但我可以想象到故事里她的容貌——刚刚20岁,长着一双亮晶晶的蓝眼睛,非常漂亮。

    贝蒂姨妈完全有理由憎恨内战——南北战争。她的兄弟中有一位在葛底斯堡战场上战死,另一位当了俘虏。随后,她年轻的丈夫詹姆斯——南部邦联的一名军官——也被俘虏,关到了某地的一所不为人知的战俘营里。

    9月下旬的一个热天,贝蒂家从前的奴隶郎纳来到贝蒂家,告诉她一件奇怪的事。他在查看离范·米特家半英里处的一家农舍的空房子时,听到屋里有人的低声呻吟声。他随着呻吟声来到阁楼上,发现那里有一名受伤的联邦政府士兵,在他的身边还放着一支步枪。

    贝蒂姨妈跟我讲起她第一次看到那个身穿污泥斑斑的蓝军服、长着胡子的人时,她总是说:“我简直就像是步入了一场噩梦之中;令人作呕的可怕的绷带,吓人的血腥气味。孩子,那就是战争的真实写照:没有军号,没有战旗,只有痛苦和污秽,无可救药与死亡。”

    贝蒂在阁楼上发现伤兵的证件,她从这些证件中得知,他是弗蒙特州的中尉亨利·比德尔,她很清楚应该把这位联邦政府军官的情况向南方邦联的军队报告。但是,她也明白自己不会那么做。她是这样向我解释的:“我一直在想,他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有一位妻子等着他。”由于贝蒂的精心护理和照料,重新点燃了亨利·比德尔身上奄奄一息的生命火花。

    当比德尔的体力有所恢复时,他给贝蒂讲起他在弗蒙特州韦斯·菲尔德的妻子和儿女。当贝蒂讲起她的两个兄弟和丈夫詹姆斯的情况时,比德尔也仔细地倾听着。

    在山谷地带,10月的夜晚变得越来越冷。骤降的气温加剧了比德尔伤口的感染。在一个黑夜里,贝蒂果断地将比德尔搬到她自家暖烘烘的厨房上面的一个秘密阁楼上。

    但在第二天,比德尔发起高烧来。贝蒂明白她必须求人帮助,否则他就会死去,所以她就去找她的私人医生、多年朋友——格雷厄姆·奥斯本。奥斯本医生仔细地为比德尔做了检查,然后摇摇头说:“几乎没什么希望了,除非能弄得到合适的药品。”“那好,”贝蒂说,“我到哈珀斯渡口的北方军队那儿去弄。”

    医生惊讶地看着她说:“你简直是疯了!联邦政府军的司令部在二十英里之外。即使你去了,他们也决不会相信你的话。”“我要带上证据,”贝蒂说着,从阁楼上取下一份血迹斑斑的、上面盖有战时统帅部官方大印的证件,“这是他最后一次晋升的记录,我让他们看看这个,他们就一定会相信的。”

    当她终于赶到哈珀斯渡口并找到联邦军司令官时,太阳都快落山了。 史蒂文生将军听了她的叙述,仍不相信她的话。他说:“我们已经接到比德尔阵亡的消息。”

    “他还活着,”贝蒂坚持说,“但是如果他得不到清单上的这些药品,他就活不了多久了。”

    “好吧,”将军最后说,“我不想为了搞清这件事,而拿一个巡逻队的生命去冒险。”他转向一个下级军官说,“你负责让范·米特太太得到这些药品。”他并不怎么理会贝蒂的感谢,却说道,“不管你讲的是真是假,你都是一位勇敢的女性。”

    有了贝蒂带回的药品,奥斯本医生将比德尔从垂危中拯救出来。“我不能再这样连累你了,”比德尔对贝蒂说,“我现在身体状况已经够棒了,可以走了。”于是他们安排由贝蒂的朋友萨姆先生用他的运货马车送比德尔回驻守在哈珀斯渡口的联邦政府军司令部。

    比德尔被送往华盛顿。在那里,他把自己的经历向战时陆军部长斯坦顿作了汇报。斯坦顿给贝蒂写了一封感谢信,并签署了一项命令,要求把詹姆斯·范·米特从战俘营中释放出来。

    有关文件记载,有个叫做詹姆斯·范·米特的曾经被送到俄亥俄州的一个战俘营。可是,当那些衣衫褴褛的俘虏们被带到贝蒂面前时,詹姆斯却不在其中。接着又查了几个战俘营,结果也是一无所获。后来,在特拉华堡,在靠近一排战俘的末尾处,一个高个子的士兵从队伍中走出来,蹒跚着扑向贝蒂的怀里。贝蒂拥抱着他,泪流满面。

    亨利·比德尔拄着拐杖站在一旁,此时,只见他正悄然垂泪……

(选自《最好的小小说》,有删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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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园

萧红

    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

    祖父是个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个手杖。嘴上则不住地抽着旱烟管,遇到了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说:“你看天空飞个家雀。”

    趁那孩子往天空一看,就伸出手去把那孩子的帽给取下来了,有的时候放在长衫的下边,有的时候放在袖口里头。他说:“家雀叼走了你的帽啦。”

    孩子们都知道了祖父的这一手了,并不以为奇,就抱住他的大腿,向他要帽子,摸着他的袖管,撕着他的衣襟,一直到找出帽子来为止。

    祖父常常这样做,也总是把帽放在同一的地方,总是放在袖口和衣襟下。

    那些搜索他的孩子没有一次不是在他衣襟下把帽子拿出来的,好像他和孩子们约定了似的:“我就放在这块,你来找吧!”

    祖父不怎样会理财,一切家务都由祖母管理。祖父只是自由自在地一天闲着。我想,幸好我长大了,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

    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同伴,我是我母亲的第一个孩子。

    我记事很早,在我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祖母用针刺过我的手指,所以我很不喜欢她。我家的窗子,都是四边糊纸,当中嵌着玻璃。祖母是有洁癖的,所以她屋的窗纸最白净。别人抱着把我一放在祖母的炕边上,我不加思索地就要往炕里边跑,跑到窗子那里,就伸出手去,手指一触到窗上,那纸窗像小鼓似的,嘭嘭地就破了。祖母若来追我的时候,我就越得意了,笑得拍着手,跳着脚的。

    有一天祖母看我来了,她拿了一个大针就到窗子外边去等我去了。我刚一伸出手去,手指就痛得厉害。我就叫起来了。那就是祖母用针刺了我。

    祖父一天到晚是闲着的,祖母什么工作也不分配给他。只有一件事,就是祖母的地榇(chèn棺材)上的摆设,有一套锡器,却总是祖父擦的。每当祖父一擦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一方面是不能领着我到后园里去玩了,另一方面祖父因此常常挨骂,祖母骂他懒,骂他擦得不干净。

    祖母一骂祖父,我就拉着祖父的手往外边走,一边说:“我们后园里去吧。”

    我拉着祖父就到后园里去了,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

    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

    一到后园里,我就没有对象地奔了出去,好像我是看准了什么而奔去了似的,好像有什么在那儿等着我似的。其实我是什么目的也没有。只觉得这园子里边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活的,好像我的腿也非跳不可了。

    等到自己实在跑不动了,才坐下来休息,那休息也是很快的,也不过随便在秧子上摘下一个黄瓜来,吃了也就好了。

    休息好了又是跑。

    后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花朵和酱油碟那么大。开得很茂盛,满树都是,因为花香,招来了很多的蜂子,嗡嗡地在玫瑰树那儿闹着。

    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脱下来用帽兜子盛着。在摘那花的时候,有两种恐惧,一种是怕蜂子的勾刺人,另一种是怕玫瑰的刺刺手。好不容易摘了一大堆,摘完了可又不知道做什么了。忽然异想天开,这花若给祖父戴起来该多好看。

    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给他戴花。祖父只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把他的草帽给他插了一圈的花,红通通的二三十朵。我一边插着一边笑,当我听到祖父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

    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的不晓得。我跑得很远的站着,我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机进屋去找一点吃的来,还没有等我回到园中,祖父也进屋来了。

    那满头红通通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见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

    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一想起来,又笑了。

    祖父刚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

    一提起,祖父的笑就来了。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刮了风,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样,在我却是非常寂寞的了。去没有去处,玩没有玩的,觉得这一天不知有多少日子那么长。

(选自《呼兰河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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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的孤独者

韩少功

    我与老一辈文学家交往不多,唯严文井先生是少有的例外,其中一份深情,与其说缘于私恩,不如说缘于公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旧的文学模式仍然在惯性滑行。有些苦心的新创,总是遭遇一些大人物严厉的面孔,不少革新者感到威压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庆幸一些文学大人物苦尽甜来重新出山,但对他们在台上的一些陈旧而专断的说教,又一直深感困惑和不满。

    有一次,我出席一个座谈会,听到一位老作家为朦胧诗大胆作辩护。我不觉暗暗吃惊,后找旁人打听,得知发言者即严文井先生。我没料到文井先生对文学新探索表现出足够的敏感、宽容以及支持。这在老一辈中实为难得的异数。这次会上,没有什么人附和与支持他的发言,这使他在会场里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甚至身陷十面埋伏。

    会后不久,出于一份按捺不住的崇敬,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一些有关文学的粗浅看法,对他的勇敢与睿智表达感激。我没料到他不但细读了一个陌生青年的来信,还把我的一些小说和文章找来读了,很快回复了一封信:

    近年来,你的一些有关美学的议论,只要能碰到,我都看了。我的印象,你和另外一批年轻朋友,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些严肃问题,不人云亦云,不自卑自贱,也不自高自大。你们各有所得。

    他在信中对教条主义也大不以为然:

    我听了一辈子训斥,也不喜欢任何人在作品里继续训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浅薄之辈引用自己并未读懂的中外圣人的片言只语来吓唬人或讨好人,我很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

    他在这封信中热情肯定和鼓励了我的新作《爸爸爸》。我把这封信交给一位编辑,在1985年8月的《文艺报》上发表,但在一次官方高层文件的传达中,我听到了有关方面对文井先生这封信的点名批判,我的小说《爸爸爸》当然也株连受斥——它们都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例证。

    在整个新时期的前十多年里,思想风向反复,曾身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严文井先生,却一直被冷落在主流圈子之外,常常被主流媒体的镜头和笔头跳过。以致最后,他九十诞辰时的一个小小座谈会,相对来说还是规模很小,规格很低,在文学界几乎无声无息。他逝世之后虽有各种追思报道,但诸多媒体一般只提到他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他在新时期以来表现出大义和大智的孤独抗争,对他多年来被实践证明了具有非凡眼界和非凡胆识的破冰之功,却奇怪地保持着沉默。

    我与文井先生的忘年之交就是在患难中开始的。以后每次到北京,我总要去他家看望。他的居室很狭窄,光线也很暗,成堆的书刊占去了陋室的绝大部分空间,只留下窄缝任人通过。如有两三客人入室,房内就拥挤不堪,主客双方难免“抵肘”和“促膝”。比较闲的时候,我与他会聊得漫无边际。他谈到的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是闻所未闻,让我大开眼界和大受补益。他对我的批评也毫不留情。有一段时期,我轻率应付编辑们的约稿,出手较松,就引起他的不满。

    “作者不动心,读者就更不会动心。读者是骗不过的”他警告我。

    之后,我们终于遭遇了一个尖锐的话题。当时我列举了东德与西德、朝鲜与韩国、大陆与台湾的对比,问他你不觉得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吗?

    他沉吟了很久以后说:“我不会向你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相信共产主义是什么天堂,我并不相信那种神话,但我的共产主义就是公平和正义,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是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我在这一条上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觉得有任何必要来改变。”

    我没有料到文井先生会有堂堂正正的别出一言,也没有回应这番道理的准备,于是一时无语。

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高歌猛进,一种弱肉强食的资本逻辑悄悄流行,贫富差别的社会矛盾正在加剧。面对崇私尚恶大潮,思想文化界很多人却助纣为虐。在他们那里,连“公正”和“平等”这一类词都羞于启齿,“理想”和“道德”更成了洪水猛兽——这正是文井先生曾经忧虑过和警告过的。当年很多攻击过文井先生的正统人士,转眼之间也成了红皮白心的新贵,争相抢搭着权力与资本两相勾结的时代快车、香车宝马,甚至在纽约曼哈顿和东京银座挥金如土。与同时代好些慌不择路的潮流追随者相比,先生当年的那一席话余音在耳。

    先生在一篇自白性的文章里说过:

    我最珍重的品德:敢于面对现实,承认事实。

    我最厌恶的是:伪善。

    我喜爱做的事:修改自己没写好的文章。

    我的座右铭:尽力认识各种局限性。

    我对文学的追求:反对成见与偏见,尽可能地跟谎话、废话唱反调。

    我对文学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权威,不走捷径,不怕寂寞,不急于成名,有了稿费要领取,但不能把作品当商品。

    ……

    孤独是孤独者的光荣。

    孤独者有一颗遍及天下的大心,因此在更广阔的世界和更久远的年代里,必有自己成千上万真正的亲人和朋友。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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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

(鲁迅)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我回到了我的故乡鲁镇。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①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②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③她的眼钉着我的 , 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蹰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阿!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梧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蹰,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

    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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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击

孙犁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从小屋里走出来,看了看吴召儿姑家的庄园。这个庄园,在高山的背后,只在太阳刚升上来,这里才能见到光亮,很快就又阴暗下来。东北角上一洼小小的泉水,冒着水花,没有声响;一条小小的溪流绕着山根流,也没有声响,水大部分渗透到沙土里去了。这里种着像炕那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就奔着高山爬上去了!在这样高的黑石山上,找块能种庄稼的泥土是这样难,种地的人就小心整齐地用石块把地包镶起来,恐怕雨水把泥土冲下去,奇怪!在这样少见阳光、阴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吴召儿出去了,不久,她抱回一捆湿木棍;

    “我一个人送一把拐杖,黑夜里,它就是我们的眼睛!”

    她用一把锋利明亮的小刀,给我们修着棍子。这是一种山桃木,包皮是紫红色,好像上了油漆;这木头硬得像铁一样,打在石头上,发出铜的声音。

    这半天,我们过得很有趣,差不多忘记了反“扫荡”。

    当我们正要做下午饭,一个披着破旧黑山羊长毛皮袄,手里提着一根粗铁棍的老汉进来了;吴召儿赶着他叫声姑父,老汉说:

    “昨天,我就看见你们上山来了。”

    “你在哪儿看见我们上来呀?”吴召儿笑着问。

    “在羊圈里,我喊你来着,你没听见!”老汉望着内侄女笑,“我来给你们报信,山下有了鬼子,听说要搜山哩!”

    吴召儿说:“这么高的山,鬼子敢上来吗?我们还有手榴弹哩!”

    老汉说:“这几年,这个地方目标大了,鬼子真要上来了,我们就不好走动。”

    这样,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十几里、几十里的大小村镇全可以看清楚。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吴召儿说:“这是暴雨,一会儿就晴的,你害怕吗?”

    “要是我一个人我就怕了,”我说,“你害怕吧?”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常在山上遇见这样的暴雨,今天更不会害怕。”吴召儿说。

    “为什么?”

    “领来你们这一群人,身上负着很大的责任呀,我也顾不得怕了。”

    她的话,像她那天在识字班里念书一样认真,她的话同雷雨闪电一同响着,响在天空,落在地下,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一清早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

    “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他们从吴召儿姑父的羊圈那里翻下,转到大黑山来。我看见老汉仓惶地用大鞭把一群山羊打得四散奔跑,一个人登着乱石往山坡上逃。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

    “你去集合人,叫姑父带你们转移,我去截兔崽子们一下。”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几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地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节选自《吴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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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归向天地间

聂鑫森

    马千里一辈子不能忘怀的,是他的亲密战友小黑。

    小黑是一匹马。

    马千里已八十有三,在他的心目中,小黑永远年轻地活着,活在他的大写意画里,活在他画上的题识中。他的家里,画室客厅、卧室、走廊,到处挂着关于小黑的画,或中堂或横幅或条轴,或奔或行或立或卧,全用水墨挥写而成,形神俱备。

    可如今他已近灯干油尽了,这一年来肝癌突然找上了他。他对老伴和儿女说:“我要去和小黑相会了,何憾之有!”

    马千里不肯住在医院里了,他倔犟地要待在家里,随时可以看到画上的小黑,随时可以指着画向老伴倾诉他与小黑的交谊。尽管这些故事,此生他不知向老伴讲了多少遍,但老伴总像第一次听到。

    “我爹是湘潭画马的高手,自小就对我严加督教,‘将门无犬子’啊,我的绘画基础当然不错。解放那年,我正上高中,准备报考美术学院。”

    “怎么没考呢?”老伴问。

    “解放军要招新兵了,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向往戎马生涯的诗情画意,呼啦啦都进了军营。首长问我喜欢什么兵种。我说想当骑兵。”

    “你爹喜欢马诗和马画,你也一脉相承。唐代李贺的马诗二十三首,你能倒背如流。最喜欢的两句诗是:‘向前敲瘦骨,犹自作铜声。’”

    “对。部队给我分配了一匹雄性小黑马,我就叫它小黑。它刚好三岁,体态健美,匀称,双目有神,运步轻快,敏捷,皮毛如闪亮的黑缎子,只有前额上点缀一小撮白毛。”

    “小黑一开始并不接受你,你一骑上去,它就怒嘶不已,乱跳乱晃,直到把你颠下马来。”

    “你怎么知道这些?”

    “你告诉我的。”

    “后来老班长向我传道,让我不必急着去骑,多抚小黑的颈、背、腰、后躯、四肢,让其逐渐去掉敌意和戒心;喂食时,要不停地呼唤它的名字……这几招,果然很灵。”

    “因为你不把它当成马,而是当成人来看待。”

    “有一次,你失足掉进山路边的一个深坑里。”

    “好在我紧握着缰绳,小黑懂事啊,一步一步拼命往后退,硬是把我拉了上来。”

    “你有时也画它吧?”

    “当然画。用钢笔在一个小本子上,画小黑的速写。因老是抚摸它,它的骨骼、肌肉、鬃毛我熟悉得很,也熟悉它的喜怒哀乐。只是受当时的条件所限,不能支画案,不能磨调色,不能铺展宣纸。这些东西哪里去找?”

    “你说小黑能看懂你的画,真的吗?”

    “那还能假。我画好了,就把画放在它的眼前让它看。它看了,用前蹄轮番着敲击地面,又啖啖地叫唤,这不是‘拍案叫绝’么?”

    老伴开心地笑了,然后说:“你歇口气再说,别太累了。”

    马千里靠在床头,眼里忽然有了泪水,老伴忙用手帕替他指去。

    “1952年冬天,我奉命去驻扎在龙山镇的师部,取新绘的地形图和电报密码本,必须当夜赶回团部。从团部赶到师部,一百二十里地,那时暮色四合。”

    “半路上要经过一片宽大的谷地,地上积着一层薄薄的雪花,突然小黑放慢了速度,然后停住了。”老伴说。

    “一个人影从一片小树林里走出来,接着便响起了枪声。是土匪!我迅速地跳下马,把挎着的冲锋枪摘下来端在手里。这块谷地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作掩体,形势危急啊。小黑竟知我在想什么,蓦地跪了下来,还用嘴咬住我的袖子,拖我伏倒。”

    “好在子弹带得多,我的枪不停地扫射着,直打得枪管发烫,打死了好些土匪。我发现小黑跪着的姿势,变成了卧着,趴着,它的身上几处中弹,血稠稠地往外渗。我的眉上也中了弹,痛得钻心。我怕地形图和密码本落入敌手,把它捆在一颗手榴弹上,一拉弦,扔向远处。轰的一声全成了碎片。”

    “小黑牺牲了,你也晕了过去。”

    “后来,我被送进了医院……后来,我伤好了,领导让我去美术学院进修……后来,我退伍到了地方的画院工作。”

    “几十年来,你专心专意地画马,画的是你的战友小黑。用的是水墨,一律大写意。名章之外,只用两方闲章:‘小黑’‘马前卒’。你的画,一是用于公益事业,二是赠给需要的人。但从不出卖。”

    “夫唱妻随,你是我真正的知音。”

    在马千里去世的前一日,他突然变得精气神旺盛,居然下了床,摇晃着一头白发,走进了画室。在一张六尺整张宣纸上,走笔狂肆,画了着军装,挎冲锋抢的他,含笑手握缰绳,走在小黑前面:小黑目光清亮,抖鬃扬尾,显得情意绵绵。标题是“牵手同归天地间”。

    待铃好印,马千里安详地坐于画案边的圈椅上,慢慢地合上了眼睛……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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