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埃德加•斯诺

我于1913年入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我一共用了160元——连所有学费在内。在这个数目里面，一定有1/3是用在报纸上面的，因为经常订阅，书报费每月约需一元，此外我还时常向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父亲责备我说是浪费，他说这是在废纸上花钱。不过我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而且从1911年到1927年，当我和中国最初的红军中坚分子爬上井冈山时，我从未停止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是夏，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我帮助他们实现这种计划。不过，虽然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并且他们受新民学会的帮助，但我本人并没有到欧洲去。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中国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时间……

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湖南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助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每月8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为有几个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敬仰的人。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借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不过当时我还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1919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我又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10元钱给我，使我能买票到浦口。旅途中，我在曲阜下车，访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时所居的小村。我看见孔子所植的树。我又访问颜回的住处和孟子生地。在旅途中，我还登游过泰山。

不过，当我到达浦口时，钱用光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可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了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知道有了大笔款子帮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回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直接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湖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向的团体，这个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都督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平和西南去，去煽动反对张敬尧。当时孙中山在西南活动，张为报复起见，就禁止《湘江评论》出版。

这件事过后，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将反张的斗争扩大而为普遍反军阀的运动了。在北平我做了一个新闻社的社长，来推动反军阀工作，在湖南，这个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阉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个新政府。

1919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的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过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协会有回湖南“独立”的计划。

1920年冬，我将工人第一次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儿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过动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摘编自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

相关链接：①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后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他被编入第八班。湖南师范第一学校，创建于1903年，前身是湖南师范馆，最初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拭创办的城南书院，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比肩。学校的教育思想先进，聘请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的教师任教。与毛泽东几乎同时的一批进步青年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和陈章甫等，当时的湖南第一师范堪称是“新青年”的摇篮。（摘编自<毛泽东传》）

②张敬尧（1881～1933），当时的军阀，1918年3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任督军：他驻湘期间，曾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和伪造选举等等。湖南人民当时即有“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呼吁。1920年，张在一片声讨声中逃离湖南。同年7月9日，毛泽东在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摘编自“百度”）

天鹅之死

汪曾祺

    “阿姨，都白天了，怎么还有月亮呀？”

    “阿姨，月亮是白色的，跟云的颜色一样。”

    “阿姨，天真蓝呀。”

    “蓝色的天，白色的月亮，月亮里有蓝色的云，真好看呀！”

    “阿姨，树是紫色的。树干是紫色的。树枝也是紫色的。树上的风也是紫色的。真好看！”

    “阿姨，你真好看！”

    “我从前好看。”

    “不！你现在也好看。你的眼睛好看。你的脖子，你的肩，你的腰，你的手，都好看。你的腿好看。你的腿多长呀。阿姨，我们爱你！”

    “小朋友，我也爱你们！”

    “哦！看见玉渊潭了！玉渊潭的水真清呀！”

    “阿姨，那是什么？雪白雪白的，像花一样的发亮，一，二，三，四。”

    白蕤从心里发出一声惊呼：“是天鹅！”

    “它们从哪儿飞来？”

    “从很远很远的北方。”

    “是吗？——欢迎你，白天鹅！”“欢迎你到我们这儿来作客！”

    天鹅在天上飞翔，去寻找温暖的地方。飞过了大兴安岭，雪压的落叶松的密林里，闪动着鄂温克族狩猎队篝火的红光。

    白蕤去看乌兰诺娃①，去看天鹅。大提琴的柔风托起了乌兰诺娃的双臂，钢琴的露珠从她的指尖流出。她的柔弱的双臂伏下了。又轻轻地挣扎着，抬起了脖颈。钢琴流尽了最后的露滴，再也没有声音了。天鹅死了。白蕤像是在一个梦里。她的眼睛里都是泪水。她的眼泪流进了她的梦。

    天鹅在天上飞翔。去寻找温暖的地方。飞过了呼伦贝尔草原，草原一片白茫茫。圈儿河依恋着家乡，它流去又回头。在雪白的草原上，画出了一个又一个铁青色的圆圈。

    白蕤考进了芭蕾舞校。经过刻苦的训练，她的全身都变成了音乐。她跳《天鹅之死》。大提琴和钢琴的旋律吹动着她的肢体，她的手指和足尖都在想象。

    天鹅在天上飞翔，去寻找温暖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森林起了火了。

    白蕤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因为她说：“《天鹅之死》就是美！乌兰诺娃就是美！”

    那些 “工宣队员”，每天晚上都想出一种折磨演员的花样。叫她们背着床板在大街上跑步。叫她们做折损骨骼的苦工。命令白蕤跳《天鹅之死》。

    “你不是说《天鹅之死》就是美吗？你给我跳，跳一夜！”

    录音机放出了音乐。音乐使她忘记了眼前的一切。她快乐。她跳《天鹅之死》。

    她跳《天鹅之死》。她羞耻。

    她跳《天鹅之死》。她愤怒。

    她跳《天鹅之死》。她摔倒了。

    玉渊潭在月光下发亮。四只天鹅翩然落在玉渊潭上。

    白蕤转业了。她当了保育员。她还是那样美，只是因为左腿曾经骨折，每到阴天下雨，就隐隐发痛。

    孩子们对天鹅说：“天鹅天鹅你真美！”“天鹅天鹅我爱你！”“我们和你来作伴！”

    甲、乙两青年，带了一枝猎枪，偷偷走近玉渊潭。天已经黑了。一声枪响，一只天鹅毙命。其余的三只，惊恐万状，一夜哀鸣。被打死的天鹅的伴侣第二天一天不鸣不食。傍晚七点钟时还看见它。半夜里，它飞走了。

    “阿姨，天鹅还在吗？”

    “在！在那儿，在靠近南岸的水面上。”

    “天鹅天鹅你害怕吗？”“天鹅天鹅你别怕！”

    湖岸上有好多人来看天鹅。他们在议论。“这个家伙，这么好看的东西，你打它干什么？”

    “想吃天鹅肉。”

    “都是这场‘文化大革命’闹的！把一些人变坏了，变得心狠了！不知爱惜美好的东西了！”

    有人说，那一只也活不成。天鹅是非常恩爱的。死了一只，那一只就寻找一片结实的冰面，从高高的空中摔下来，把自己的胸脯在坚冰上撞碎。

    孩子们听着大人的议论，他们好像是懂了，又像是没有懂。他们对着湖面呼喊：“天鹅天鹅你在哪儿？”“天鹅天鹅你快回来！”

    孩子们的眼睛里有泪。他们的眼睛发光，像钻石。他们的眼泪飞到天上，变成了天上的星。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清晨（有删减）

【注】①乌兰诺娃：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曾两次到访中国。

有声电影

老舍

    二姐还没有看过有声电影。可是她已经有了一种理论。在没看见以前，先来一套说法，不独二姐如此，此之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知之”也。她以为有声电影便是电机嗒嗒之声特别响亮而已。不然便是当电人——二姐管银幕上的英雄美人叫电人——互相巨吻的时候，台下鼓掌特别发狂，以成其“有声”。她确信这个，所以根本不想去看。

但据说有声电影是有说有笑而且有歌。她才想开开眼。恰巧打牌赢了钱，于是大请客。二姥姥三舅妈，四姨，小秃，小顺，四狗子，都在被请之列。

    大家决定看午后两点半那一场，所以十二点动身也就行了。

    到了十二点三刻谁也没动身。二姥姥找眼镜找了一刻来钟；确是不容易找，因为眼镜在她自己腰里带着呢。跟着就是三舅妈找钮子，翻了四只箱子也没找到，结果是换了件衣裳。四狗子洗脸又洗了一刻多钟，总算顺当。

    出发了。走到巷口，一点名，小秃没影了。折回家里，找了半点多钟，没找着。大家决定不看电影了，找小秃更重要，把新衣裳全脱了，分头去找小秃。正在这个当儿，小秃回来了；原来他是跑在前面，而折回来找她们。好吧，再穿好衣裳走吧。反正巷外有的是洋车，耽误不了。

    二姥姥给车价还按着老规矩，多一个铜字不给。这几年了，她不大出门，所以现在拉车的三毛两毛向她要，不是车价高了，是欺侮她年老走不动。她偏要走一个给他们瞧瞧。她确是有志向前迈步，不过脚是向前向后，连她自己也不准知道。四姨倒是能走，可惜为看电影特意换上高底鞋，似乎非扶着点什么不敢抬脚，她过去搀着二姥姥，要是跌倒的话，这二位一定是一齐倒下。

    三点一刻到了电影院，电影已经开映。这当然是电影院不对；二姐实在觉得有骂一顿街的必要，可是没骂出来，她有时也很能“文明”一气。

    既来之则安之，打了票。一进门，小顺便不干了，黑的地方有红眼鬼，无论如何也不能进去。二姥姥一看里面黑洞洞，以为天已经黑了，想起来睡觉的舒服；她主张带小顺回家。谁不知二姥姥已经是土埋了半截的人，不看回有声电影，将来见阎王的时候要是盘问这一层呢？大家开了家庭会议。不行，二姥姥是不能走的。至于小顺，买几块糖好了，吃糖自然便看不见红眼鬼了。事情便这样解决了。四姨搀着二姥姥，三舅妈拉着小顺，二姐招呼着小秃和四狗子。看座的过来招待，可是大家各自为政地找座儿，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离而复散，分而复合，主张不一，而又愿坐在一块儿。直落得二姐口干舌燥，二姥姥连喘带嗽，四狗子咆哮如雷，看座的满头是汗。观众们全忘了看电影，一齐恶声的“吃——”，但是压不下去二姐的指挥口令。二姐在公共场所说话特别响亮，要不怎样是“外场”人呢。

    直到看座的电筒中的电已使净，大家才一狠心找到了座。不过，总不能忘了谦恭呀，况且是在公共场所。二姥姥年高有德，当然往里坐。可是四姨是姑奶奶呀；而二姐又是姐姐兼主人；而三舅妈到底是媳妇，而小顺子等是孩子；一部伦理从何处说起？大家打架似的推让，把前后左右的观众都感化得直叫老天爷。好容易一齐坐下。可是糖还没买呢！二姐喊卖糖的，真喊得有劲，连卖票的都进来了，以为是卖糖的杀了人。

    糖买过了，二姥姥想起一桩大事——还没咳嗽呢。二姥姥一阵咳嗽，惹起二姐的孝心，与四姨三舅妈说起二姥姥的后事来。老人家像二姥姥这样的，是不怕儿女当面讲论自己的后事，而且乐意参加些意见，如“别的都是小事，我就是要个金九连环。也别忘了糊一对童儿！”这一说起来，还有完吗？说也奇怪，越是在戏馆电影场里，家事越显着复杂。大家刚说到热闹的地方，忽，电灯亮了，人们全往外走。二姐喊卖瓜子的；说起家务要不吃瓜子便不够派儿。看座的过来了，“这场完了，晚场八点才开呢。”

    只好走吧。一直到二姥姥睡了觉，二姐才想起问：“有声电影到底怎么说来着？”三舅妈想了想：“管它呢，反正我没听见。”还是四姨细心，说看见一个洋鬼子吸烟，还从鼻子里冒烟呢。“鼻子冒烟，和真的一样，你就说！”大家都赞叹不已。（有删改）

杏花春雨江南

王清铭

    看过徐悲鸿先生的自题联“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印象特别深刻，每个人都有侠骨柔情的一面，骑白马驰骋在秋风萧瑟的辽阔塞上，马蹄得得，强劲的风刮动鬣鬃一般的头发，心头的豪情也随之猎猎作响。突然马一声长嘶，一个阳刚的形象镌刻在后人瞩望的视野里。

    画家吴冠中先生把这一句改为“骏马秋风冀北”，意境相似，后一句则完整保留。画家李可染更是以“杏花春雨江南”为题，画了一幅水墨画。在很多人的心中，江南是故乡，是心灵的家园，也是感情的寄托。台湾作家余光中先生在《听听那冷雨》中就这样写道：“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

    江南是一种时光无法磨灭的诗意，一种藏在心灵角落的柔情，是长期缠绕在思念之中的情结。我很有兴趣地查阅了“杏花春雨江南”的出处，它最早出现在元代诗人虞集《风入松寄柯敬仲》中，画家柯敬仲要回江南，虞集写词相送：“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词翰兼美，一时争相传刻，流传遍海内。特别是节拍处“杏花春雨江南”，入画入书或入印，还被人织成锦帕，为时所贵。由此可见，这句词曾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

    如果再往前到宋代，写杏花和江南雨的诗词非常多。陈与义写“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曾经得到宋高宗的欣赏。诗人客居他乡，在诗歌的平仄中消磨时光，在淅沥的雨声中，杏花突然开放了，粉红腮颊，仿佛想念中伊人的脸庞，那押了韵的思念被雨声一遍又一遍地洗濯，诗人的心中布满了水意，那场春雨来自心头，仿佛就在他的眼眶里下着。

    江南是美丽的，“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江南又是忧伤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或许是因美丽而忧伤，或是因忧伤而美丽？如果再往前到唐代，我们会遇上落魄的杜牧，沿着牧童手的指向，我们会在细雨霏霏的杏花村，端起盛满感伤的酒杯，与他隔着一千多年碰响这水底的火焰。

    我很奇怪，杏花开放带来的是热闹的春意，宋祁就写过“红杏枝头春意闹”，但我们想到江南就想到柔情的雨，想到春雨就想到了在雨中开放和飘零的杏花。或许杏花春雨江南是一个缠绵的梦境，或是一种难以愈合的伤痛。或许，人生多苦难，生命的本质就是忧伤的，在我们远离故乡，或者感觉光阴悄然远逝，我们的心头就有杏花开放，就有江南雨犹如唐诗宋词一样，在我们梦的边缘平平仄仄地滴落，淋湿了我们押韵的心情。

    生命不可缺少诗意。我们也不难明白，春节晚会上那个《小城雨巷》的舞蹈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现代人的情感共鸣。人们并不是真的要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去寻找“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样的诗意和浪漫在现代生活早已消逝，但并没有隔断现代人的向往。人们是怀旧的，也向往过上一种诗意的生活，这是日渐丰富的物质生活所无法弥补的心灵空缺。人们对杏花春雨江南的向往和怀恋，也是同样的情愫。

    余光中先生说：“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在杏花春雨的江南，也许我们不需要一把油纸伞，嗅着杏花的幽香，走在江南的雨里，被雨淋湿，也不失一种幸福。

牛

张爱玲

    ①禄兴衔着旱烟管，叉着腰站在门口。雨才停，屋顶上的湿茅草亮晶晶地在滴水；地下，高高低低的黄泥潭子，汪着绿水。禄兴在板门上磕了磕烟灰，紧了一紧束腰的带子，向牛栏走去。牛栏里面，积灰尘的空水槽寂寞地躺着，上面铺了一层纸，晒着干菜。角落里，干草屑还存在。栅栏有一面磨擦得发白，那是从前牛吃饱了草颈项发痒时磨的。禄兴轻轻地把手放在磨坏的栅栏上，一缕辛酸慢慢堵住咽喉，泪水泛满了眼睛。

    ②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禄兴娘子已经立在他身后，也直瞪瞪望着空的牛栏，头发被风吹得稀乱，下巴颏微微发抖，泪珠在眼里乱转。他不响，她也不响，然而各人心里的话大家看得雪亮。瘦怯怯的小鸡在狗尾草窝里簌簌踏过，四下里静得很。

    ③“到底打定主意怎样？”她兜起蓝围裙来揩眼。

    ④“不怎样。”

    ⑤“眼见要立春了，家家牵了牛上田，我们的牛呢？”

    ⑥“明天我找蒋天贵去。”

    ⑦“天贵娘子当众说过的，要借牛，先付租钱。”

    ⑧他垂下眼，弯腰把小鸡捉在手中，“不，不！”她激动地喊着，已领会到他无言的暗示了，用惊惶和恳求的眼色看着他，“这一次我无论如何不答应，先是我那牛活活给人牵去，又是银簪子，又轮到小鸡了！我问你，小鸡是谁忍冻忍饿省下钱来买的？”她把蓝围裙蒙着脸哭了起来。

    ⑨“闹着借牛的是你，舍不得鸡的也是你！”禄兴背过脸去吸烟。到底借牛是正事，不耕田，难道活等饿死吗？她懂得的。

    ⑩黄黄的月亮斜挂在茅屋烟囱口上，把湿茅草照成一片清冷的白色，烟囱上正蓬蓬地冒着炊烟，熏得月色迷迷蒙蒙，鸡已经关进笼里，低低地、咯咯地叫着。

    ⑪后天早上，鸡没有叫，禄兴娘子起身把灶上点了火，禄兴跟着起身，吃了一顿热气蓬蓬的煨南瓜，把红布缚了几只鸡的脚，倒提在手里，兴兴头头向蒋家走去。

    ⑫黎明的天上才漏出美丽的雨过天青色，树枝才喷绿芽，露珠亮晶晶地，一个个牵了牛扛了锄头的农人唱着歌经过它们。蒋家的牛是一只雄伟漂亮的黑水牛，温柔的大眼睛在两只壮健的牛角的阴影下斜瞟着陌生的禄兴，在禄兴的眼里，它是一个极尊贵的王子，值得牺牲十只鸡，虽然它颈项上的皮被轭圈磨得稀烂。他俨然感到自己是王子的护卫统领，一种新的喜悦和骄傲充塞了他的心，一路上高声吹着口哨。

    ⑬到目的地时，放牛的孩子再三叮咛他，又立在一边监视他为牛架上犁耙，然后离开。他开始赶牛，然而，牛似乎有意开玩笑，才走了三步便身子一沉，伏在地上不肯起来，任凭他用尽了种种手段，只在那粗牛角的阴影下狡猾地斜睨着他。太阳光热热地照在他棉袄上，他浑身都出了汗。远处的田埂上，农人顺利地赶着牛，唱着歌，在他的焦躁的心头掠过时，都带有一种讥嘲的滋味。

    ⑭“杂种畜牲！单单欺负你老子！”他焦躁地骂，刷地抽了它一鞭子。“你——你杂种的畜牲，还敢欺负你老子不敢？”

    ⑮牛的瞳仁突然放大了，翻着眼望他，鼻孔涨大了，嘘嘘地吐着气，慢慢地、威严地站了起来 ， 禄兴迅速地嗅着了空气中的危机。一种剧烈的恐怖的阴影突然落到他的心头，他一斜身躲过那两只向他冲来的巨角，很快地躺下地去和身一滚，骨碌碌直滚下斜坡的田陇去。一面滚，一面听见那涨大的牛鼻孔里咻咻的喘息声，觉得那一双狰狞的大眼睛越逼越近，越近越大——和车轮一样大，后来他觉得一阵刀刺似的剧痛，又咸又腥的血流进口腔里去——他失去了知觉，耳边似乎远远地听见牛的咻咻声和众人的喧嚷声。

    ⑯又是一个黄昏的时候，禄兴娘子披麻戴孝，送着一个两人抬的黑棺材出门。她再三把脸贴在冰凉的棺材板上，用她披散的乱发揉擦着半干的封漆。那柔驯的棕色大眼睛里面塞满了眼泪；她用打颤的声音说：“先是……先是我那牛活活给牵走了……银簪子……陪嫁的亮晶晶的银簪子……接着是我的鸡……还有你……还有你也给人抬去了……”她哭得打噎——她觉得一生中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中渐渐地飞去。

    ⑰黄黄的月亮斜挂在烟囱，被炊烟薰得迷迷濛濛，牵牛花在乱坟堆里张开粉紫的小喇叭，狗尾草簌簌地摇着栗色的穗子。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是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呵！

（有删改）

礼拜二午睡时刻（节选）

马尔克斯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住神父。神父的脸刷的下子红了。他低下头准备填一张表。一边填表一边询问那个女人的姓名、住址等情况，她毫不迟疑地、详尽准确地做了回答，仿佛是在念一份写好的材料。神父头上开始冒汗了。女孩子解开左脚上的鞋扣，把鞋褪下一半，用脚后跟踩在鞋后帮上。然后把右脚的鞋扣解开，也用脚趿拉着鞋。

事情发生在上礼拜一凌晨三点钟，离开这里几条街的地方。寡妇雷薇卡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所堆满东西的房子里。那一天，在细雨的淅沥声中雷薇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她慌忙起来，摸着黑从衣箱里拿出一支老式手枪。这支枪自从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时候起就没有人用过。雷薇卡太太没有开灯，就朝大厅走去。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她两手举起枪，闭上眼睛，猛一扣扳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打枪。枪响之后，周围立刻又寂然无声了，只有细雨落在锌皮屋顶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她随即听到在门廊的水泥地上响起了金属的碰击声和一个低哑的、有气无力的、极度疲惫的呻吟声：“哎哟!我的妈!”清晨，在雷薇卡太太家的门前倒卧着一具男尸。死者的鼻子被打得粉碎，他穿着一件花条的法兰线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中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镇上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这么说他叫卡洛斯・森特诺。”神父填完表，嘴里咕咕哝哝地说。

    “卡洛斯・森特诺，”那个女人说，“是我的独生子。”

神父又走到柜子跟前。在柜门里钉子上挂着两把大钥匙，上面长满了锈。在小女孩的想象中公墓的钥匙就是这个样子；女孩子的妈妈在小的时候也这么想过。神父本人大概也曾经设想过圣彼得的钥匙就是这么个样子。神父把钥匙摘下来，放在栏杆上那本打开的笔记本上，用食指指着写了字的那一页上的一处地方，眼睛瞧着那个女人，说：

    “在这儿签个字吧!”

    女人把皮包夹在腋下，胡乱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小姑娘拿起鲜花，趿拉着鞋走到栏杆前，两眼凝视着妈妈。

    神父呼了一口气。

    “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

女人签完字回答说：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神父看看那个女人，又看看那个女孩子。看到她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意思，感到颇为惊异。那个女人还是神色自如地继续说：

    “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过去他当拳击手，有时候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

    “他没有办法，把牙全都拔掉了。”女孩子插嘴说。

    “是的，”母亲证实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看到礼拜六晚上他们打我儿子的那个样子。”

    “哎!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神父说。

    神父本人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多大的说服カ，一则是因为人生经验已经多少把他变成一个怀疑主义者了，再则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神父叮嘱她们把头包好，免得中暑他连连打着哈欠，几乎就要睡着了。他睡意朦胧地指点母女俩怎样才能找到卡洛斯·森特诺的墓地。还说回来的时候不要叫门，把钥匙从门缝下塞进来就行了。要是对教堂有什么施舍，也放在那里。那个女人注意地谛听着神父的讲话，然后向他道了谢，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

    在临街的大门打开之前，神父就觉察到有人把鼻子贴在纱门上往里瞧。那是一群孩子。大门敞开后，孩子们立刻一哄而散。在这个钟点，大街上通常是没有人的。可是现在不光是孩子们在街上，在杏树下面还聚集着一群群的大人。神父一看大街上乱哄哄的反常样子，心里顿时就明白了。他悄悄地把大门关上。

    “等一会儿走吧，”他说。说话的时候，他没有看那个女人。

    神父的妹妹从里面的门里出来。她在睡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的上衣，头发散披在肩上。她一声不响地瞅了瞅神父。

    “怎么样?”他问。

    “人们都知道了。”神父的妹妹喃喃地说。

    “那最好还是从院子的门出去。”神父说。

    “那也一样，”他妹妹说，“窗子外面净是人!”

    直到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好像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透过纱门朝大街上看了看，然后从女孩子的手里把鲜花夺过去，就向大门走去。女孩子跟在她的后面。

    “等到太阳落山再去吧!”神父说。

    “会把你们晒坏的，”神父的妹妹在客厅深处一动也不动地说，“等一等，我借给你们一把阳伞。”

    “谢谢!”那个妇女回答说，“我们这样很好。”

    她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