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岳麓

近些时候靠近惊蛰，春寒倒流，料峭的的寒气迟迟不肯退去，倒是春雨来得勤、来得畅快。故乡的春雨有它独特的韵味，不仅可看、可听、可淋，还可赏可想。春雨像把把细线在空中万簇齐发穿插在大地的物件上，雨除了是乡愁的外衣，它还是天地相接的唯一可感知的细线。这些日子在雨中我品味到的不仅是雨本身由舌入心的真实味道，更多的是站在雨中我领略到了故乡雨的精魂。

由于这些年大抵是在外求学，回到家乡就特别想为她写些什么，一直在外漂泊的我连家乡的名山大川也不曾怎么去过，站在雨中可怀念的只有岳麓了。山水这东西好比喝茶，需要多次细细的品味才能体会到它的真韵味，也许是特别的缘分，唯独岳麓山我连续去过好几次。开始的时候一直想写写它的样子，可几次提笔都不得已放下了；方今春来，春雷惊天，春雨飘飞，点点滴滴打在泥泞的路上，特别是淅淅沥沥的雨激荡在湖面上所引发的串串涟漪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雨中的岳麓。

岳麓山南接衡岳，北望洞庭，西临苍翠原野，东瞰故水湘江，静若蛟龙潜伏于大地，动如万马奔腾于云间，远视如一天然屏障侧立湘水西畔，与浩浩湘江相呼应，乃我潇湘之大观。第一次走进岳麓山时已是傍晚时分了，走在上山的阶梯上，有晋朝的罗汉松、唐代银杏、宋时香樟、明清枫栗等名贵古树伟岸蓊郁的生于路旁，时近黄昏，再加上山间雾气萦绕让人视野不尽开阔，但是古树的老干虬枝苍劲挺拔直耸入云的身影还是十分清楚的。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见山涧泉水潺潺流动的声音，特别是水流撞击石头上发出的清脆声音更是岳麓山上终年不绝的悦耳音符。此时红枫层林尽染，红桔满挂枝头，使麓山充满了诗情画意。到过岳麓山的人如果不细心的话还不见得能发现在山林岳壑苍松翠柏之间还有灵芝异宝的存在，聚山间之灵气、生万物之精魂，却是奇妙景致。此山之间万壑千岩、幽泉千缕，走入其中很有曲径通幽之感，古木绿得幽，在傍晚的景色下幽得让人觉得入骨三分。奇巧的是刚走到半山腰时天空竟飘起了细细雨丝，不觉之中雨还越下越起劲，在雨的滋润下麓山显得更幽了，泥土里慢慢地冒出了雾气，慢慢地漫过我的大腿爬到我的身上来，我一时兴起把上衣脱了让自己的身体浸泡在这灵山雾气之中。

第二次爬岳麓山的时候我们特别选好了一个晴天，可是等我们爬到山顶的时候天还是下起了雨，看来我与岳麓是跟雨有缘了，站在飞来石上可感觉自然的惊奇，放眼望去湘江映入眼帘，秀美传奇的橘子洲抢先吸引众人的目光，“橘子洲”取自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一词。站在岳麓山顶，俯瞰湘江，而橘子洲更像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航行于湘江之上，见到此景方知谁人可主世间沉浮了。

在淅淅沥沥的雨中沿山而下到了云麓峰北侧小月亮坪上方时有一座墓座西朝东，俯瞰着英雄的长沙城，这便是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墓。此墓地势开阔，且有湘江环绕，四周绿草如茵，“极目楚天舒”衬出了先烈生前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壮烈气势和“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坦荡豪情。

在黄兴墓的下面，白鹤泉旁，一处在松柏怀抱中十分清幽肃静的地方躺着那位著名的“护国将军”蔡锷，孙中山的在悼念他的挽联中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把将军比作投笔从戎的班超和东汉的伏波将军马援，足见将军功绩可彪青史。除此之外，岳麓山上有很多革命者的合墓，在风景独秀的山地里安息着革命先烈们，这样的景观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见，在雨中，更有一种活的灵魂飘飞在岳麓山上。

在山脚舍利塔不远处有一座爱晚亭傲然立于山间，看到此亭就不得不想起唐代诗人杜牧那首“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来。爱晚亭是革命活动的圣地，毛泽东青年时代在第一师范求学时，常与罗学瓒、张昆弟等人一起求知于岳麓书院，与蔡和森等聚会于爱晚亭下，纵谈时局，探求真理。站在爱晚亭前抬头便可清楚的看见毛泽东的亲笔题词。历经岁月的沧桑，雨中的爱晚亭依旧那么地璀璨。

除了笔下这几个景点之外，岳麓山上有名的景点还有麓山寺、云麓宫、禹王碑、蟒蛇洞等等，在此就不逐一介绍了。

走到岳麓山脚下，“岳麓书院”四个大字清晰的呈现在眼前。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历经宋、元、明、清时势变迁，延及晚清(1903年)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至此标志旧式书院制度向近代新式教育转变，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仍为湖南大学下属的办学机构，历史已逾千年，是世所罕见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大门上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道尽了岳麓书院历史上人才辈出的事实。在这里聚集过各朝各代有名的文人墨客，在这里一直流淌着经世致用、敢为天下先的湖湘文化的血脉。千年的风雨也不曾撼动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这就是她引以为傲的地方。

雨中岳麓让人耳目一新，让我流连忘返、永不懈怠，在多次雨的洗礼中我领悟到了故乡雨的精魂，那就是麓山墓、爱晚亭、橘子洲和千年学府！  (选自博文，有改动。)

                                                                       从“艳照门”事件看网络时代的舆论引导

      主持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舆论的作用日益凸现。本期传媒沙龙的嘉宾将就近期舆情中讨论比较热烈的事件展开讨论，比如香港演员“艳照门”事件及网民的心态分析。

于泽远：“艳照门”事件一直在香港各大媒体占据主要版位。在台湾也是这样。在大陆有一个比较怪的现象：媒体版位并不突出，网站点击率却很高。可能因为大陆的网站博客太多，管理方面也没有能力把他们都一一清查到，因此点击到这个所谓的“艳照”照片的机率比在香港和台湾都大，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说明可能在香港有些地方，这个事可以炒，媒体可以拿来消费，很多人对它感兴趣，但是一个青少年要对它感兴趣的话，在香港的网站上，反而不太容易能够点得到这个东西。在新加坡恐怕也是很难点到的。他们对互联网的淫秽内容、不良信息的管控，还是比较严格的。但是大家为什么对它有强烈的兴趣，主要还是因为它是名人效应，再有就是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满足了大家的窥视欲。这个欲望没有错，但是因为它的确会对青少年产生非常不良的影响，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窥视欲，不管有多少人对它有好奇心，作为管理部门就是应该把它封掉。可惜，尤其是在博客上，或者通过其他的转接，还是不太难就能看到这些东西。

      段鹏：这件事情似乎看起来告一段落，但是远远没有落幕，一方面我们认为它是一种色情信息的传递，但是我更看重它可能代表其他的两层含义。第一，带来的是偶像的失位，明星们的私生活居然是这样的，很多人心理非常失落，甚至很多网友力挺他们的偶像，说这是拼接的，说这是PS的，这是一种偶像的失位。第二，这是对道德的挑战，对别人隐私的关注我们到底有多强烈。为什么我们公众，我们的受众对别人的隐私这样关注?就是因为现代文明造成了每个人的房间都分割，互相不来往，大家反而对墙那边的邻居更关注，对于名人更是这样。我们偷窥的极限在哪？我们是不是在伤害别人？当然明星可能有他的问题，他的生活不是很检点，但另一方面毕竟是他私人的照片，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可以看到，这可能会对当事人造成很深的伤害。

      于泽远：这大概可以分为法制层面和传播层面，从法制层面讲，肇事者一定要缉拿归案，应该负法律责任，不然就乱套了，你偷拍别人的照片，你都可以随便发布，法制何谈？但从传播层面上讲，这个东西一旦传播出来，尤其是上了互联网以后，你是绝对阻挡不了的，那个时候你再用法律牵制第二个、第三个传播者是不可能的了。刚才段老师讲，大家都有一些偷窥欲，尤其所谓的名人效应，这个是社会心理的自然反应，是挡不住的。既然传播出来了，就是怎么样引导的问题。你要想从技术层面上隔断它的传播，这个可能性很低。很多人有好奇心，他可能自己留一份，今天暂时隔绝了，过几天就冒出来了。我们要借这个事件引导青少年，让他们知道这其实是不良信息。你不要以为这些名人都是圣人，也不要把他们在银幕上、舞台上塑造的形象和他真实本人联系在一块，那样的话就太幼稚了，这些观点必须让青少年知道，而且应该让他们知道，那些不雅照，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这种东西是绝对不值得去模仿的，它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主持人：目前我们的青少年教育，特别是我们的学校教育，现在有了信息技术课，有了技术层面的互联网教育、电脑网络教育，但是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我们是不是仍然没有很好地在观念、教材、案例各方面适应互联网的新格局？

      于泽远：这一次所谓的“艳照门”事件凸现了这个问题。包括现在有这么多青少年沉迷于网络，很难自拔。的的确确给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挑战。我们希望教育部门能够应对这种挑战，拿出比较好的办法，让青少年接触到这些不良信息的时候，有他自己的鉴别能力。

      段鹏：当现代大众媒介越来越泛滥，越来越流行的时候，青少年不免要接触它，从以前的报纸、广播，到后来的电视、电影、互联网。有些专家开始关注，青少年到底从媒介中得到什么，如何辨别媒介中像洪流一样的信息，如何去筛选、过滤，如何相信某些是事实某些并非事实。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能够把媒介素养的课程，真正开到中小学去，我们希望在中小学会有老师讲授媒介素养，告诉学生回家应该如何看电视，如何筛选网络。我觉得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对于普通的群众来说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本文有删改）

乐书

宗璞

    多年以前，读过一首《四时读书乐》，现在只记得四句：“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熏风。”这是春夏的情景，也是读书的乐境。

    经常读书，接触的都是别人的精华。读书本身就是一件聪明的事，也是一件快乐的事。陶渊明说：“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金圣叹读到《西厢记》“不瞅人待怎生”一句，感动得三日卧床不食不语。这都是读书的至高境界。

    我不是一个做学问的读书人，读书缺少严谨的计划，常是兴之所至。虽然不够正规，也算和书打了几十年交道。我想，读书有一个分——合——分的过程。

    分就是要把各种书区分开来，也就是要有一个选择的过程。现在书出得极多，有人形容，写书的比读书的还多，简直成了灾。我看见那些装帧精美的书，总想着又有几棵树冤枉地献身了。开卷有益可以说是一句完全过时的话。千万不要让那些假冒伪劣的“精神产品”侵蚀。即便是列入必读书目的，也要经过自己慎重选择。有些书评简直就是一种误导，名实不符者极多，名实相悖者也有。当然可读的书更多。总的说来，有的书可精读，有的书可泛读，有的书浏览一下即可。书经过区分，选好了，读时就要合。古人说读书得间，就是要在字里行间得到弦外之音，象外之旨，得到言语传达不尽的意思。朱熹说读书要“涵泳玩索，久之自有所见”，“涵泳”就是在水中潜行，也就是说必须入水，与水相合，才能了解水，得到滋养润泽。王国维谈读书三境界，第三种境界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种豁然贯通，便是一种会心。古时有人自外回家，有了很大变化，人们议论，说他不是遇见了奇人，就是遇见了奇书。书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过要使书真的为自己所用，就要从合中跳出来，再有一次分，把书中的理和自己掌握的理参照而行。虽然自己的理不断受书中的理影响，却总能用自己的理去衡量、判断、实践。

    其实，这些都是废话，每个人有自己的读书法，平常读书不一定都想得那么多，随意翻阅也是一种快乐。因为从小在书堆中长大，磕头碰脑都是书，有一阵子很为其困扰，曾写了《恨书》、《卖书》等文，颇引关注。后来把这些朋友都安排到妥当或不甚妥当的去处，却又觉得很为想念，眼皮子底下少了这一箱那一柜或索性乱堆着的书，确实失去了很多。原来走到房屋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接触到各种宏论，感受到各种情感，这里那里还不时会冒出一个个小故事。虽然足不出户，书把我的生活从时空上都拓展了。因为思念，曾想写一篇《忆书》。近几年来眼疾发展，几乎不能视物，和书也久违了。幸好科学发达，经治疗后，忽然又看见了世界，也看见经过整顿后书柜里的书。我拿起几部特别喜爱的线装书抚摩着，一部《东坡乐府》，一部《李义山诗集》，一部《世说新语》，还有一部《温飞卿诗集》，字特别大，我随手翻到“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不觉一惊，现在哪里还有这样的真诚和执著呢。

    寒暑交替，我们的忙总无变化，忙着做各种有意义和无意义的事。我和老伴现在最大的快乐就是每晚在一起读书，其实是他念给我听。朋友们称赞他的声音厚实有力，我通过这声音得到书的内容，更觉得丰富。书房中有一副对联：“把酒时看剑，焚香夜读书。”我们也焚香，不过不是名贵的龙涎香，而是最普通的蚊香，以免蚊虫骚扰。古人焚香或也有这个用处？

    四时读书乐，另两时记不得了。乃另诌了两句，曰：“读书之乐何处寻？秋水文章不染尘。”“读书之乐乐融融，冰雪聪明一卷中。”聊充结尾。

（略有改动）

    在中国美学史上，伴随着审美境界由偏于外在之物发展到心物和谐，然后再发展到偏于个体情感的变化，中国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经历了由集体主体到理性主体，然后由理性主体再到感性主体的迁移过程。

    先秦两汉时期，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当中，审美的主要艺术情感本体是向集体主体倾斜的，作为集体情感的“志”是艺术表达的重心，比如出现比较早的《尚书•尧典》当中，最早提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另外，《庄子•天下篇》谈到“诗以道志”；《孟子》当中提出“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等等。一直到写成于东汉时期的《毛诗序》，在总结文艺的本质特征时仍然说“诗者志之所之也”。

    而“缘情”说取代“言志”说，这是中国美学在魏晋时代出现的重大转折。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集体主体开始向理性主体迁移，然后由理性主体再向感性主体迁移。从诗歌创作实践来看，建安诗人学习汉乐府民歌，树立了“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规范，他们的作品中关注社会动乱、民生疾苦，政治理想高扬，但是也开始显示出强烈的个性以及对人生的思考，虽然有“诗言志”的成分，但是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集体主体开始向理性主体迁移。在汉末这个空前黑暗混乱的时代，有很多敏感的文人已经开始对家国意识失去了兴趣，而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人自身。从诗歌发展史上来看，汉末出现了完全表达诗人个人情感、重视个体生命意识的诗歌作品，比较典型的如《古诗十九首》，这些作品或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或抒发文人士子的伤时失意，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理性主体再向感性主体迁移。

    在诗歌理论方面，西晋时期陆机的《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口号，表现了中国艺术精神的真正自觉。南朝刘勰所作的《文心雕龙》一方面认为先秦时“诗主言志”，另一方面又专设《情采》一篇，“情”指称文艺作品内容，又在第三十一篇《物色》中以“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来描述艺术的审美创造过程，明显表现出以“情”代“志”的倾向。

    钟嵘《诗品序》中提倡诗歌应有感而发，倾向于物我统一，强调主客观结合。《诗品序》开篇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另外，钟嵘还提出了社会生活对于作者的冲击也是诗歌产生的重要原因。钟嵘认为诗歌更应侧重描述社会人生的种种情态，因此只有人类社会惊心动魄的历史演进、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际、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才能够引发他足够的兴趣和激情。可以说《诗品》中个体独立地位的确立，对诗歌情感独立地位的确立和诗歌本体地位的确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此，诗歌开始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开始从群体的工具、政教的工具变成了个体生命意识的一部分，开始自觉地把情感表现放到重要的位置，从情感的体验和抒发中去追求美、展示美。也就是说，诗歌开始回归到人自身，回归到个人的心灵和情感。抒情不仅成为诗人们在创作中的自觉追求，也同时成为诗论家们在理论上的自觉认识。钟嵘在理论上完成了诗歌情感主体以“情”代“志”的迁移。

（摘编自张艳存《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情感本体的迁移》，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