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各答的天使

    1997年9月10日，印度的加尔各答。一场隆重的葬礼正在举行，逝者的遗体被12个印度人高高地抬起，所有在场的人全部下跪，包括印度总理。当逝者的遗体抬过大街时，两边大楼上的人全部下楼，没有人觉得有资格比她站得更高。

    这是印度各界人士以及自世界各地的吊唁者为被称为“加尔各答的天使”的特蕾莎修女举行国葬。成千上万的人冒着倾盆大雨走上街头，为她的离去流下哀伤的眼泪。

    1910年，特蕾莎修女出生在南斯拉夫联邦的马其顿共和国。12岁时，善良博爱的天性使她对慈善事业着迷，并加入天主教的儿童慈善会。她后回忆说：“我那时就意识到我有一个使命，就是去帮助穷人。”15岁时，与姐姐一起到印度接受传教士训练。18岁时，她到了被尼赫鲁称为“噩梦之城”的加尔各答。

    从1929年到1946年，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的一所女子学校任教，事业虽然神圣，但学校里的女孩几乎都是出生于印度的上层社会。这个优越的环境与更加广大、更加真实的印度无关。1948年，她用仅有的一点积蓄，创办了一所露天学校，专门收留失学的流浪儿童。1950年，她创办了印度爱德修女会，并为它制订了教规，凡教会成员都要定下“贫困、贞洁和服从”的誓约。她解释说：“要爱穷人，了解穷人，我们自己必须是穷人。1952年，她在加尔各答的一座寺庙旁建起了“垂死贫民收容所”，让那些垂死的贫民在弥留之际享受一下人间的温暖。这一举动惹恼了寺庙的和尚，他们扬言要杀死这些垂死者。特蕾莎修女用身体挡住大门，大声地说：“你们要杀就杀死我吧。让这些垂死的人平静而尊严地去死吧。”说着，双手合十，双眼紧闭。她无所畏惧的气概震慑了闹事者，和尚们没趣地走了。到80年代末，大约有3万名身患不治之症而无家可归的人，在这里度过最后的有尊严的日子。当有人问“挽救这些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是否值得”时，她很吃惊，因为这样的提问与她的人生观格格不入。

    特蕾莎修女到处奔走呼号，并将教皇保罗六世访问印度期间赠给她的一部高级轿车卖掉，成立了加尔各答唯一的麻风病防治中心，开始大量收留麻风病人。在贝鲁特的战区，在埃塞俄比亚的饥民区、在非洲艾滋病蔓延区都留下了她衰弱而坚定的身影。她甚至只身到科索沃交战区解救被围的妇女儿童，交战双方听说特蕾莎修女进入战区，立即停火，待她带走妇女儿童，双方又马上开火。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听到消息后说：“连我也做不到的，她做到了。”

    她创建的组织所有的钱物都是人们捐赠的，并无偿提供给贫病无力的人。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都愿意把钱捐给她，到她逝世前，她的组织有四亿多美元的资产，有7000多名正式工作人员，还有数不清的追随者和义务工作者分布在115个国家，管理着543个收容站、孤儿院和爱滋病防治中心。可是，她住的地方唯一的电器是一部电话。她穿的衣服，一共只有三套，而且自己换洗……

    1979年，特蕾莎修女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她在颁奖仪式上的即兴讲话中说：“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我只是一个群体的代表，我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没有所谓集体的人，每个人都是具体的，个人才是最重要的，每一个人在我而言就是基督，她是那时那刻世上唯一的人……”

    在颁奖仪式上，特蕾莎修女还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她对主持者发出了真诚的呼吁：客人们能否不享用例行的盛宴，把盛宴的费用捐给她的组织。因为这100多人享用的盛宴，可以让1500名加尔各答的穷人吃一天饱饭，结果出席颁奖仪式的人一致同意取消宴会，把节省出的1700美元赠给了特蕾莎修女，她所获得的奖金也全部做了慈善基金。

    特蕾莎修女18次被提名为“年度最受尊敬人物”中的“十大最受尊敬女性”之一，并屡次当选。2009年10月，特蕾莎修女被诺贝尔基金会评为“诺贝尔奖百年历史上最受崇敬的获奖者”（共3位，另外两位是马丁·路德·金和爱因斯坦）。

    大地上远处有个修女，她穿梭于又臭又脏的废墟，与那四季踏遍天涯海角，含泪说着爱要爱到心痛。…………香港歌手郑秀文的名曲《加尔各答的天使》，将特蕾莎修女平凡而伟大的形象永远定格在了道德的天空……

大先生

赵威

    先生姓凌，有绝活儿，能把戏里的场景搬到木头上，一块巴掌大的破木板，只需半炷香的工夫，就能让人瞧明白刻的是“桃园三结义”还是“三英战吕布”。所以凌先生起初是凌木匠。

    凌木匠不是本地人，早年间逃荒来的。可老话不是说了吗，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凌木匠说，那是没尝尝小清河一带盐碱地的威力，十年九荒，一到冬天，家家都得出去讨饭。那年，又是个只种不收的年景，日子还没挨到冬天，就过不下去了，凌木匠兄弟俩从小清河以北的广饶县，一路讨到胶东。弟弟半路得了伤寒，死了，只剩下孤苦伶仃的凌木匠。

    凌木匠来到村里的日子，是那年冬天日头最短的时候。薄暮下，先是一根打狗棍进了三叔家的院门，继而是一个身影，像用那根棍子挑进来的，破衣旧絮，褡裢挂在肩头，趿拉着一双单布鞋的脚，有一只似乎受了伤，缠着破布条。正在院里喂鸡的三婶，委实被吓着了，以为大白天撞到鬼。刚要喊人，“鬼”却先开口，怯生生地道：“大娘啊，要饭的来了，给口吃的吧。”三婶仔细一瞧，是个讨饭的。只见他端着搪瓷缸子的手捂在胸口，哀求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给完吃的，三叔三婶看他可怜，天又冷，就留他在磨坊里过夜。凌木匠望着三叔三婶的眼睛，变得浑浊了。天亮后，他见磨坊里堆着打磨了一半的木料，知道这家要盖房。就对三叔说，他会做木工，可以帮忙，给口吃的就行。三叔寻思，正好雇的木匠有事，就让他试试吧。没想到，凌木匠的手艺精得很，不但会做门窗，还会木雕，窗棂花饰、门簪颂语，好看极了。聊着聊着，又知他不光有好手艺，还装着一肚子墨水。嘿，正好村小缺个先生。

    就这样，凌木匠留在了我们村，成了凌先生。“手艺人”在村人口中格外尊贵，而凌先生的尊贵，一部分来自他的手艺，一部分来自肚子里的墨水。因此，“手艺人”和“先生”似乎都配不上凌先生了，村人便称他为“大先生”。

    大先生活儿细，字儿好，可闷头做活儿可以，写信作文也行，只是嘴太笨，肚子里的学问也便像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而大先生却总认为自己的理儿多，不光要讲个“知其然”，还要讲个“知其所以然”，于是越讲越糊涂，化简单为复杂了。渐渐地，就不受娃们待见，老是捉弄他。一开始，大先生气得直跺脚，骂道：“朽木不可雕也！孺子不可教也！”后来，习惯了，也便没了火气，只顾讲他的，哪管下面乱成一锅粥？大先生是文人，文人最瞧不上文人，他总是跟我们讲，历代风流才子中只佩服李白，还是半个。他说李白一半是诗，一半是酒，他最讨厌喝酒，也便只佩服半个李白了。大先生认为我们是朽木，而我是个例外，说我虽然嘴拙，但悟性高。我上学的第一天，跟着邻家二姐去祠堂（兼作村小）报名，二姐路上问我：“会算数吗？”我摇摇头。“会数手指头吗？”我继续摇头。二姐一脸愁容地道：“见到大先生，第一件事就是数手指头，不会数就报不上名啦。”于是，一路上，二姐不但教会了我数手指头，还教我若不够用就借脚指头。到了大先生那里，顺利过关，给我一个结论：“这娃悟性高。”

    大先生喜欢讲唐诗，尤其是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大先生说李白的床不是床，而是井栏。说这话时，身为木匠的大先生显得颇有把握。我们却哄堂大笑，床就是床，怎么可能是井栏呢？每次我们一笑，他就一窘，嗓门提高了，像是要争辩，说：“你们想想，床在屋里，窗户是木头的，还贴着纸，哪会看得见月光？在院子里，就着月光，看到井栏，才会思乡，背井离乡嘛！”

    讲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扭头望着窗外，我们也停止了议论，只有窗外不知谁家的羊在不知趣地叫着。大先生陷入沉思，眼睛变得浑浊。然后，他又扭过头来，说：“这是思归之辞也！”教室里又是一片笑声，“死鬼之词”，大先生骂李白是个死鬼哩……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灵感，我站起来说了一句：“就是想家了嘛！”大先生用浑浊的目光向我投来赞许之意，似乎还念叨了一句：“孺子可教也。”

    农村撤点并校后，大先生也退了。教了几十年的书，一下子闲下来，不知所措，于是，大先生又拾起了木匠活儿。第一件作品，就是把祠堂里的旧课桌搬回家，拆掉，打磨，又合到一起，变成一口棺材，严丝合缝。漆了好多遍，晾干，放到厢房里，是留给自己的。不教书了，自己也老了，大先生认为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只等着哪天躺进去了，身为木匠，那是一生最大的幸福。可是，他想不明白的是，自己却越活越精神。

    想不明白的事不只这一件。国家针对民办教师的新政策出台后，给大先生补上了退休待遇。头次领到工资，他就跑到支书家里，不干了，说：“我教书时，每月不到300块，现在不教了，怎么还拿3000块呢？不能白拿这钱。”支书跟他掰扯了半天，也没讲明白，命令道：“国家的政策，不拿也得拿！”大先生的眼睛又浑浊起来。

    后来，大先生用每月领到的钱买了好多木料，做了结实的课桌椅，给镇上的学校送去。再后来，还设了助学金，村里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他就赞助一笔。直到有一天，他心满意足地躺进自己打制的棺材。

    大先生死的那天，我特地查了《辞海》，其中一条写：“床，井上围栏。”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2月22日）

月白湖荡

余显斌

    六月，湖里绿了一片，绿的是苇草，是荷叶，是其它水草。水草下当然有鱼，有虾。水面有菱角，青嫩嫩的，随手捞起一个，洗一洗就可以生吃，味道青鲜鲜的。水下呢，还有嫩嫩的藕。这儿的湖泥很软，提一根荷梗，轻轻地扯起来，就带出一根藕来，白嫩嫩的。用水一洗，吃上一口，满嘴都是莲藕的香味。

    棒子捞了几个菱角，还有几个嫩藕，不是自己吃，是给小王叔叔的。

    每次等待小王叔叔时，棒子都会这么做。等到芦苇那边传来两声鸟鸣，小王叔叔就会出现，来时，骑着匹大白马。小王叔叔吃着菱角，还有嫩藕。棒子就跑过去，羡慕地摸着大白马的鬃毛。

    小王叔叔笑道，想骑？

    棒子点点头，当然。

    小王叔叔就老气横秋地说，小鬼，太矮了，脑袋高过马背时，才能骑。

    棒子噘着嘴，暗地里和白马比比，头刚刚挨着马背。

    他想，再过一年就高过马背了，就可以了。

    可是，离开后，小王叔叔却再没有来过。那天，棒子撑着一只小划子，藏在苇草里，等着小王叔叔送信来。没有等到，几声鸟鸣后，他等来的是一个陌生人，是张叔叔。棒子忙问，小王叔叔呢？

    张叔叔红了眼圈，轻声告诉他，小王叔叔遭遇了小鬼子，牺牲了。

    棒子眼睛顿时模糊了，远处的天，近处的水，还有苇草、荷叶、荷花，都一片朦胧。他喃喃地道，怎么会？小王叔叔有大白马，又高又大，跑起来飞快。

    张叔叔叹息，小鬼子的东洋马比新四军的马更高更大，跑起来比小王叔叔的大白马快多了。

    棒子咬着牙，狠狠地道，东洋马，真可恨！

    张叔叔也点点头咬着牙说，我们要报仇。

    报仇的机会就在眼前。原来，张叔叔这次来，是传达上级命令的，最近，一支新四军骑兵营要经过这儿，准备和湖东新四军二团会合，端掉小鬼子的碉堡。张叔叔告诉棒子，骑兵营来时，希望棒子能给带路。

    棒子高兴极了，说声是。

    张叔叔拍拍棒子的肩膀叮嘱，小鬼，注意安全啊。

    棒子点点头，送走了张叔叔，撑着小划子，出没在密密的苇丛里，等着骑兵营的到来。

    骑兵营来时是在一个晚上，月光水亮亮的一片，笼罩着湖面。湖面浮荡着淡蓝的雾，苇草和荷叶在雾里如淡墨画的一般，朦朦胧胧的。

    张叔叔带头，将骑兵营长介绍给棒子。

    骑兵营长笑着夸棒子是好样的。

    棒子很高兴，看看这匹骏马，又摸摸那匹。骑兵营长开玩笑说，没骑过吧？棒子使劲地点头，傻乎乎的样子，逗得骑兵营长笑了，张叔叔也笑了。

    湖里芦苇丛中隐藏着一条暗道，在湖中间，有新四军的监察哨把守着，有可疑人经过，监察哨马上鸣枪报警，对岸的新四军二团听到枪声，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因此，鬼子几次来袭，都大败而归。

    棒子当然能带人顺利通过，因为棒子是新四军的通讯员啊。

    他手一挥，带着骑兵营出发了。

    已经是后半夜了，湖上月光变得更亮更白。苇草深处，不时传来露珠滴落声，还有“咚”的一响，是青蛙跳水的声音。棒子带着部队，静静地走着，沿着那条路走着，新四军监察哨看见了，没有阻拦。棒子带着骑兵营走到一处湖湾处，将两根手指插入嘴里，“嘘”地吹响一声口哨。在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时，他已抱着身边的张叔叔，“噗通”跳入湖水深处的苇草丛里。

    湖里的月光顿时碎了。枪声响起，打破湖面的寂静。

    骑兵营士兵一个个在枪声中倒下，不一会儿，全被消灭。

    新四军战士划着水，从苇丛里浮出来打扫战场，同时寻找着棒子。一片荷叶下，一个声音道，在这儿呢。随着声音，棒子浮出水面，拖着肚子已经灌满水的张叔叔。

    张叔叔不是什么通讯员，是日军间谍大木三郎。

    大木三郎一直想破获新四军的交通线，就悄悄盯上了小王叔叔，摸清一切后，他枪杀了小王叔叔。然后，自己扮成通讯员，哄骗棒子，准备带着日军特种部队，假扮做新四军骑兵营，将湖东新四军一举歼灭。

    他最终自投罗网，却弄不清自己究竟在哪儿露了马脚。

    棒子得意地说，是你自己吐露了真相的。

    棒子说，大木三郎曾告诉自己，东洋马比小王叔叔的大白马高大。当骑兵营出现时，自己走过去，站在马旁暗暗一比，那些马都高过了自己的脑袋，而大白马和自己脑袋齐平。他终于清楚，他遭遇了日军。因此，发出信号，让提前防备着的新四军出击。

    大木三郎一听，傻了眼。

    棒子随着新四军战士押着垂头丧气的大木三郎，迅速消失在月光下的苇丛中。月光慢慢变淡了，照着湖面，苇丛里有只小划子，如一牙月亮，一晃一晃的。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8年第1期）

年关岁末

徐建英

    摩托车灯刺破漆黑的村庄小道，留下一路突突的轰鸣声，吱地一声停在一个农家小院前。摩托车刚停稳，“嗵嗵”的脚步声一路从小院里迎出来。小院的铁门“嘎吱”一声在娘手中拉开一条缝，不等何水清发问，娘就帮着他支下车脚垫，后退，又向前一着力，摩托车倏地滑进了小院。

    爹坐在堂屋前叭嗒叭嗒地吸着旱烟，烟和过往一样，一袅一袅地绕着，打着转儿，旋成一道道细细的烟圈。何水清松了口气，爹好这口自家产的老烟叶，烟杆儿是爹的命。瞧这烟雾，节奏还是过往的那几出，看来爹好着呢。

    看到何水清推摩托车进屋，爹连说：好！好！然后磕了磕手中的烟杆灰，食指头小心地伸向烟窝里戳了戳又说：自个儿骑车回，好！

    何水清刚坐下，爹的话头就开始了。他还是习惯地把年头到年尾的事儿倒豆子般叙一遍。末了，爹说：我和你娘就是想你了，想和你唠唠话儿。知道年关来了，你审计局的工作会比平时忙，若不说我病了，兴许你还不见得回吧？

    春种秋收，爹指不上他这独生儿帮上忙。逢年过节，他似做客般匆匆忙忙。想到此，何水清眼一热，眼角开始痒痒的。他忙蹲下身抓了一撮烟丝，殷勤地从爹手上边接过烟杆边说：我一早计划过，忙完这阵就休年假回来好好陪陪你和娘。又掂了掂手中泛黄的新烟杆，问：爹，你换了新烟杆？

    小伍昨儿一早捎来的，烟杆儿说是纯铜的哩……这小伍也真上心，你从小到大的同学论桌儿地数，谁也不及小伍识礼数，懂情义。都当上大主任的人了，还常来咱家帮这帮那的。上次来咱家送冬柴时，瞧见你爹的铜烟杆儿豁了口，特地请五金厂的师傅打的。娘在一旁接过嘴道。

    何水清摸着烟杆沉吟半晌，又默默地对着烟窝一撮一撮地捺烟丝，摁着摁着，烟丝纷纷飞了一地。到何水清醒悟过来时，发现爹在盯着他看，忙不迭地“噗”地一下帮爹点上火，看了看还在絮絮叨叨地说话的娘，又望了望叭嗒叭嗒地默默吸着旱烟的爹，他悄悄地退出了堂屋。

    年终的审查工作刚开始，他就接到了举报，伍思源负责的城市中心花园项目财政资金收支有问题，施工上也有不少的疑点。这中心花园本是政府斥资打造的，是给老百姓提供休闲用的。这几日他正犹豫着要不要派人勘查此事以及怎么样来查这事。娘突然来电话说爹病了。院子里的柴垛高高地码着，足够娘和爹燃上两个冬的。自从他去外地上大学起，在本城上大学的高中同学伍思源就代他照顾着爹和娘，感激的话他在心里说了不下八百次。这次的事，只要他稍稍动点手脚，伍思源就会平安。只是，原本为百姓造福的城市公园，会遭人唾骂。

    而他的心中，从此会多了一处污印。想到此，他倚在柴垛上，重重地叹了口气。

    不知几时起，爹捧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走了过来。

    爹说：唠也唠过了。你工作忙，就不留你，你还是趁黑赶回去吧，明天还得继续上班呢。你娘呢，特意备了些辣椒干，都是你爱吃的。这些个辣椒干啊，别看着土里土气的，冬天里佐上菜，吃了热乎，脑子跟着灵醒呢！

    爹动手把鼓鼓囊囊的塑料袋绑在摩托车后座，边捆边自言自语地唠开了：这人啊，明眼看得到的，也不一定都是真的。那包着裹着的，谁包准就没人晓得？工作上的事儿，我们也不懂，也帮不上啥忙。这天黑了，路上小心！得空了，记得常回家看看我和你娘。

    何水清轻轻地推过摩托车，车灯又一次刺破漆黑的村庄小道，向城里驶去。

    坎坷的土路上，车身一颤一颤的，屁股被后座的塑料袋一下下戳得生疼。猛记起，他自幼就不爱吃辣椒干，这个，娘怎能就忘了？他赶忙停了车，塑料袋被解开的那一瞬，他怔了——那把崭新的“铜”烟杆就放在辣椒干上，在车灯的照耀下，泛着刺目的金色光芒。

    何水清摸了摸辣椒干，又一次掂了掂手中沉沉的“铜”烟杆儿。爹的话还在耳边回响，一股暖意涌上心头，他轻轻跨上摩托车。

一个诗人的生命

迈克·弗洛里安

    建筑物的大片墙皮已经脱落，露出红砖和白色的墙体。窗户上连玻璃也没有。三月冰冷的雨一直下着，地面上积了一个个小水坑。很久以前战斗刚打响时村民们就离开了这个名叫罗斯多夫的小村庄。村子里有二十所小房子、一座东正教教堂、一口井和几条泥泞的小道。一百公里内几乎看不到人。

    有两个俘虏坐在泥地里，低头盯着自己的膝盖。因为有一只手被一根粗粗的绳子和旁边站着的伙伴的手紧紧地绑在了一起，所以他们不得不举着它。

    一百米开外处，一个黑衣女人站在一辆马车后面默默地看着他们。那匹没有上套的马背风站着，长长的马尾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女人把马拴在村中央一口老井的手柄上，朝这群俘虏走来。

    获胜一方的十个士兵和他们的队长全身也都被雨淋透了，制服上沾着泥水和血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佩带手枪，还有几个人的身边放着步枪。队长的左肩上缝着一块黄色肩章。右肩上的衣服撕破了，露出光光的皮肤和血淋淋的伤口。这个孤单的黑衣女人朝他走来。

    队长几天前就注意到她了，她牵着马车，远远地站着。

    “同志。”女人走到队长身边用俄语喊道。队长吃惊地看着她，发现她并不漂亮。她上身穿着黑罩衫，脚上是一双平底宽靴子。一只靴子的前头磨破了，露出乌黑的指甲和弯曲的脚趾。她的两只手共用一只手套，抵御着冰冷雨水的袭击。她的头上顶着一块破布，眼睛和她的靴子一样黑，四周有深深的黑眼圈。

    “就是那个人，”她指着其中一个俘虏说，“他不属于他们的队伍，我要把他带回家。我已经把马牵来了。他不会给你们惹麻烦的。”

    队长低头看看她的靴子，转过身对他的士兵们说：“准备列队。”

    “他和他们不是一类人，”她又重复了一遍，“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是俄国人，和我一样，他是我的丈夫。”

    队长没有搭理女人，而是背对着她，命令手下：“站好队，每个人瞄准一个人头。”

    “我已经跟踪你们五天了，他真的不是和他们一伙的，他是一个诗人。”她用俄语说。

    队长仍然没有转过身来，他的士兵们排成了一行。

    这个阵势把女人吓坏了。她看着丈夫，那一排被绳子连在一起的人中的倒数第二个。他站在那里，是唯一一个没有倚着墙的人。他的两只手臂被旁边或坐或躺的人直直地朝下扯着。有些俘虏在抽泣，有些在祈祷，还有几个也像她丈夫一样沉默地站着。

    她用一种被克制的急促腔调说着克罗地亚语、匈牙利语、奥地利语、斯洛伐克语等，甚至尝试了捷克语。当她用斯洛伐克语说“他和他们不是一伙的”时，她似乎看到队长动了一下，因此她就继续用那种语言说：“我丈夫两边的队伍都帮。他没有枪，只是给两边的伤员们提供药品和酒。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是正当他在那边的队伍里时被你们抓到了，是运气不好。同志，他不是你们的敌人。”

    队长仍然背对着她坐着。女人不敢接近他或碰他。她继续说：“他救了很多你们的人，也救了很多你们的敌人。他就像一个傻瓜一样带着酒精不顾一切地穿越前线去救那些伤员。当他的马被一颗地雷炸死之后，他就以步代行。”

    “我跟着他翻过一座高山。他想阻止杀戮和死亡，这个傻瓜。他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士兵。看，这里有他写的诗。”她轻轻地挪到队长跟前，把一摞写满字的纸放在他身边的泥地上，纸上有不知是被雨水还是被泪水冲出的一道道水渍。

    队长站起来走开了，那些写满诗行的纸被他的靴子踩进泥地里。他走向那个人——女人的诗人，她的爱人，丈夫，傻瓜，她的生命。他从枪套里拔出左轮手枪，命令士兵们站在每个俘虏的身后照着他的样子做。

    当他发布枪决令的时候，黑衣女人目击了这幕情景。但是她的眼里只有队长、队长手里的枪以及她的丈夫。当蓝色的硝烟在一片血淋淋的尸体上方飘浮的时候，她的男人却没有被枪毙……

(选自《译林》，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