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潮湿的下午

曹文轩

    时间到了一九六零年……

胡妈早已发现奶奶去当铺当家里的东西了。半年前的一天晚上，她向奶奶说，她打算离开蓝屋了。她说家里要她回去带孙子。奶奶摇了摇头说：“你说的不是实话。”她安慰胡妈：“这里的日子，自然不如从前了，但还能过下去。你在这里，还能挣一点钱；这钱，对你乡下的家，也许很重要呢。别再想着离开吧，我总会有办法的。再说，阿梅还小，打她出生，就是你带的，她也离不开你。在奶奶的再三劝说下，胡妈才答应留下。

    而现在，奶奶在踌躇了许多天后，却要对胡妈和宋妈开口说，她们两个人中间，得有一个人要离开了，未来的日子，已使奶奶寝食不安，若要每月再拿出一些钱来支付胡妈宋妈的工资，实在太困难了。这一天下午，犹豫了好几天的奶奶终于把胡妈宋妈叫到了楼下客厅，说岀了她心中的决定。那时，奶奶显得极度不安，脸上满是愧疚，她甚至都不好意思看着她们。

    胡妈和宋妈听罢，却都没有感到吃惊。离去的想法早已在她们的心里翻来覆去。蓝屋的窘迫，一天不如一天的衰落，她们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只是乡下的日子因为灾荒越过越紧巴，她们每月得到的报酬越来越显得重要了。她们没有决然离开，还有一个原因：她们实在舍不得离开蓝屋，离开这一家人。

    她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根筷子、每一把勺子，熟悉这蓝屋里所有人的喜好和脾气。一年四季，她们手脚不停地劳作，把蓝屋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在日子越来越窘迫时，她们费尽心机，帮奶奶精细地计算着家人的开销。胡妈去小菜场买苿，要把菜场来回走好几遍，然后走向那个菜价最便宜的卖家。开始买卖时，又是一番讨价还价。那时，她脸上的表情，完全不像佣人，而像是这个人家精打细算的主人。

    有剥好的、现成的毛豆卖，但胡妈不买，为了省那一斤五分钱。当奶奶问起何不直接买剥好的毛豆时，胡妈说“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剥毛豆，热闹。”她回头看了一眼阿梅“我们家阿梅最喜欢剥毛豆了，是吧？”阿梅就会说“我要剥毛豆！”后来，奶奶也喜欢上了剥毛豆，一边剥，一边与胡妈宋妈说笑，或不时地夸阿梅：“阿梅剥得又快又好。”

    厅里的气氛有点儿特别。

    先是胡妈开始说话。

    胡妈笑着说：“夫人，您不要为难。您留我又多待了这么久，我心里已万分过意不去了，蓝屋不比从前了，我和宋妈心里都清楚。夫人您整天是一张笑脸，可我们知道，您心里苦着呢。在这里多待一天，就让您多一天负担。夫人您不必为我们担心。我们是乡下人，什么苦都吃过，回到乡下去种地饿不死的，说不定还会好一些呢！只是心里有点放不下这里，放不下老爷、夫人，放不下阿梅……”她朝阿梅拍拍手，阿梅连忙跑过来，胡妈弯腰将阿梅抱到怀里，用她满是皱纹的脸用力贴住阿梅粉嫩的脸蛋儿，“就没有见过这么好看、这么让人疼的孩子……”

    不一会儿，阿梅觉得自己的脸湿了——胡妈无声地哭了。

    阿梅呆呆地看着。

    接下来，宋妈也说了很多话，不停地安慰奶奶，希望奶奶心安。

    她们用乡下人的语言，一遍一遍地赞美着奶奶——由哀地。

    奶奶一直微笑着，那是胡妈和宋妈所熟悉的微笑：安宁、温柔。那微笑里，还永远有一片淡淡的羞涩——是一个女孩的羞涩，虽然她已老了，但那羞涩依然。

    说着往事、眼下和往后的日子，许多事，许多话，说着说着，三个人泪流满面。

    阿梅见她们三个人哭，也哭了起来。她不太能够明白，她们为什么泪流满面，但见她们三个人哭，她也想哭。

    胡妈连忙用衣袖擦去阿梅的眼泪：“这孩子，你哭什么呀！”

    阿梅却哭出了声。三个人都笑了起来——放声大笑，笑声里是流动在皱纹里的泪水。

    那个下午，世界一片潮湿……

（节选自长篇小说《蜻蜓眼》）

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东君

    ①认识鬼金是在青创会上。甫一见面，便要跟我聊小说.他读过的外国小说似乎比我 还要多，有些书名与人名我都不曾听过。他对那种名气不大却能够入得心来的作家的喜爱程度恐怕有过于托尔斯泰，正如他对北京某条老巷的喜爱程度超过长安街.

    ②鬼金通常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一个写作者，一个吊车司机。在我想象中，现实生活中的鬼金应该是驾着恐龙般的吊车在工地上来回移动，铁臂舒展，不无威武之气。后来在现代文学馆的园子里听他谈起自己的工作，才知道，那种吊车是悬在车间的半空中的，而他置身其中，一坐就是六七个小时，除了吃喝拉撒，很少从上面下来.每个月他的工作日是22天 或24天，每天工作8小时。有一回，他跟我谈到“四班三运转”这种上班模式时，我听了一脸茫然。他就作了补充解释：两个班是早7点40分接班，下午3点40分下班，白班上完第二天下午3点40分接班，半夜11点40分下班，这是两个班；之后休息一个白天，第二 天半夜11点40分接班，至凌晨7点40分下班，这又是两个班。每个月“四班三运转”，循 例进行，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我问他，那么，你是怎么安排写作时间呢？他只吐出两字：少睡。

    ③可以说，他的写作时间是从工作时间中挤出来的，坐在禁闭室一般的吊车驾驶室内，如果没事可做，他会偷偷写点诗，或琢磨一些小说片段至于看书，在工作时间是严格禁止的，一经发现就以违反劳动纪律论处。"三班倒"之后，他一回家倒头即睡，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看一会儿书或写点什么。事实上，他完全有理由偷个懒，干点、别的什么不必动脑子的活儿，但他就是喜欢跟文字打交道，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生理需要”。

    ④这些年，他有没有可能换个工作？可能性很小，他说，他这20多年来，只有一回因 为工厂放假，跑出去做了几个月的记者，后来回到工厂。他长年待在笼子般的吊车内，就仿 佛一只大鸟待在老巢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不甘就此堕落，却又无法远走高飞。

    ⑤20多年来，他从一个坐在吊车里的小吊车司机，熬成了一个诸事顺其自然而不试图 逆袭的老吊车司机。然而，他的生活还是因为文学而发生了一点点改变：当吊车司机刘政波坐在吊车里，一个叫鬼金的写作者就会从他那里分离出来，以精神的形态存在着.记得有一回，有人在文学讨论会上谈到“入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时，鬼金突然来了情绪，他说，他就是试图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那个人。

    ⑥鬼金大概不相信“灵感”这玩意儿，什么时候有空，他就开始伏案写作.他之勤奋， 时常让我汗颜。鬼金说，他一旦进入写作，内心就有一种东西在撕扯，生怕自己一松手，那股气就拢不住了。大概是因为长期写作带来的焦虑，他经常犯胃病；反过来说，随着胃病的加重，—种说不清的焦虑也在日复一日地折磨着他。

⑦有一年，他一口气写出了十几部中短篇小说，这在我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这么疯狂地写作，不怕脑子写坏掉啊。没法子啊，鬼金说，我不写就得饿死（因为胃病，他病休，每月仅开1000多块钱工资）。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心头好像被什么带棱角的东西撞了一下”是的，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身后一直有一个被我们称为“不名之物”的东西在追赶着他。他稍作停留，那“不名之物”就会追上来，给他 一顿暴打。于是，他就在房间里逃跑，骑着凳子逃跑，驾着吊车逃跑，提着笔逃跑。他一直在逃跑。他的写作就是一次大逃亡.我曾在电视上见过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同时也是“脚中灵魂”项目发起人达利安•沃尔科夫的双脚，因为过度训练，导致脚骨错位严关节松弛，看起来像一双劳改犯的脚。如果一个高产作家的灵魂也有脚，那么，它的形状大概也是这样子 吧

    ⑧鬼金没有跟刘政波好好相处，于是就有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小说的东西。那个写小说的鬼金驾驭着文字，超然于吊车司机刘政波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写作者是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

（有删改）

老街书楼

徐贵祥

我记事时候的安徽六安洪集老街，基本上是一个遗址了。但是，老家的长辈说，洪集原来是一个大商埠，传说中的娥眉州呢。

几十年后回忆洪集老街，确实能看到往昔繁荣的蛛丝马迹：以老街十字街为原点，东北方有杜家老楼，西南方有窦家老楼，东南方有一座清真寺，西北方有一个娥眉塔，正东方是汲河码头，正西方是尚善街……而在老街的周边，有文昌宫、山西会馆、南天门、月牙堂、瓦门楼，等等。不过，这些景观后来都被拆除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老街除了有一幢被称之为“百货大楼”的综合商店以外，还真有一幢红顶小楼，虽然只有两层，但是每层都有五米以上，再加上地基较高，在平畈上鹤立鸡群。我记得一个景象，好像是个阴天，站在两公里外的新街往东边看，老街方向烟柳婆娑，掩映红楼一角，如梦似幻。

我的故事就从这幢小楼说起。十岁前后我就住在这幢小楼所在的院子里，那个院子叫公社大院，附近还有卫生院、信用社、食品站等小单位。这些小单位的孩子和公社大院的孩子加起来，成立了一个“战斗队”。每天晚上，不管月黑风高，还是月牙挂梢，都要“打一仗”。

当然，这些“战斗”其实都是游戏，主要模仿《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两军会师，要先商量好，谁演杨子荣和郭建光，谁演座山雕和胡传魁。^①“开战”之后，就五花八门了，有时候“郭建光”被“座山雕”掐住了脖子，有时候“胡传魁”被“杨子荣”摔了个嘴啃泥。那年头，基本上没有文娱生活，恰好是孩童之间的游戏，让我们知道了“智取”“伏击”“奔袭”等概念。所以我说，十岁前后的游戏，既是我的少年军校，也是我的少年艺校，它为我提供了军事和文艺双重启蒙。

应该是比十岁稍微大一点，同伴乔大桥得到一个“情报”，说是有不少旧书，还有画册子，也就是连环画，两麻袋，至少有三百本，堆在曹三饭店的柴房里，给他当柴草用，抵饭钱。

我的天啦，三百本画册子，要是搞到手，那不就发财了吗？

我们这个老街，哪里来的这么多书和画册子呢，这又要从头说起。

洪集的学生上中学，大部分都在叶集中学，而叶集是“未名四杰”的故乡，鲁迅创办的未名社，主要功能是翻译出版，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都是翻译高手。除此之外，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蒋光慈、文化名人张目寒，都跟叶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文学大家往家乡倒腾了不少图书，大都放在叶集中学。特殊年代里，叶集中学一度停课，学生不上学了，从图书馆借的书也不用还了，都带回家。粗略地估计一下，在我小学至初中期间，洪集老街一百多户人家，至少三分之一家庭都有书柜。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

乔大桥的“情报”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各回各家鬼鬼祟祟地吃了饭。大约晚上七点多钟，在小楼下面集合完毕。我们按计划秘密潜入曹三饭店后院，乔大桥命令陈肖江站哨，然后带领我和乔二桥、吴刚、张吉一干人等，翻墙进入院子。我们的行动进展很顺利，乔大桥让我在院内充当第二道岗哨，然后他带领其余的人直接进入柴房。很快，乔大桥他们出来了，满脸晦气。我问怎么回事。乔二桥说，柴房里啥都没有。

我们刚刚离开曹三饭店，就被一堵人墙挡住了去路。乔大桥定睛一看，惨叫一声：坏啦，快跑……

说时迟那时快，哪里还能逃得了？那堵人墙是我们的父亲——陈肖江的爸爸首先冲上来，将他抓小鸡一样缚住了双臂，其他几个孩子也纷纷束手就擒。当天晚上九点钟左右，洪集公社大院传出阵阵哭声，包括本人在内，至少有六个孩子被打屁股。原来我们的行动被公社炊事员陶大伯发现了。他在学校里找到我们的爸爸，他们正在开会，所以一起出动，打了我们一个“伏击战”。

后来我们得知，那批书，不在曹三饭店，就在我们的身边，在公社大院的小楼里。事情的真相是，那批书，被乔大桥的爸爸乔书记拦截了。他下令送到公社食堂，交给炊事员老陶当柴火用。老陶几乎是个文盲，但是他觉得所有带文字的东西都很金贵，哪里舍得烧火啊，就把那几麻袋东西都背到小楼的二层，一把锁锁上了。

消息证实后，乔大桥召集我们开会，商量怎样从陶大伯那里弄到钥匙。商量来商量去，都不是办法，最后决定，还是“夜袭”。

那是夏天，农历十六，月亮正圆。当天晚上，乔大桥组织我们几个“勇士”，架上人梯，从窗子里翻进去，果然发现，有几麻袋书，其中一麻袋是画册子。乔大桥规定，为了防止被发现，一次只能偷出十本，大家轮流看，看完了交换，交换完了把这十本放回去。

那个夏天，我们这群孩子就像找到了天堂，一次又一次从小楼里偷出图书。我至今仍然记得，其中有连环画《三国演义》《平原枪声》《我的大学》，还有小说《茶花女》《红楼梦》《烈火金钢》《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等。这些经典作品，是我的文学启蒙。

三十年后，我在部队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有年探亲回乡，去看望陶大伯，说起这件事情，他哈哈大笑说：“你们这些臭小子，自以为聪明，你们每次飞檐走壁，我都在一边替你们站岗，有好几次，你们溜走了，连窗户都没有关好，是我替你们关的。”

我问：“乔伯伯知不知道您暗中帮助我们偷书？”

陶大伯沉吟一会儿，一拍巴掌说：“你说乔书记啊，臭小子我跟你讲，把书送到我手上的时候乔书记就跟我讲，先别烧，看看有没有有用的，留几本给孩子们。臭小子我跟你讲实话，我哪有那个文墨去看有没有用啊，我知道你们识文断字，都有用。前年乔书记回洪集还跟我讲，老陶啊，当年的那些孩子里面，出了一个作家，老陶你也有一份功劳呢。”

【注】杨子荣、座山雕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人物；郭建光、胡传魁是样板戏《沙家浜》中的人物。

（有删改）

材料一：

就文化而言，最有价值的往往是正在生成和正在消逝的部分。对处于第三次文化裂变^【注】中的乡村社会而言，正在生成的便是信息化、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种种新的文化观念、生产生活方式和美丽乡村。而正在消逝的则是乡村社会数千年建构起来的宗族伦理、文化规则、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其存在的空间——传统村庄。

作家们敏感地意识到作为传统乡村社会实体的一些“村庄”，正在成为逐渐远去的文化背影。这与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和城镇化建设密切相关。由此，作为亲密关系存在空间和宗族伦理文化生成地的村庄正在解体。正是由于村庄成为一种正在消逝的文化，新乡村叙事才集中爆发出了从未有过的书写“村庄”的热潮，如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阿来的机村、贾平凹的清风街、孙惠芬的上塘村、梁鸿的梁庄等。作家们尽管风格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开始与自己心中的“村庄”做最后的告别，有的甚至直接将作品命名为《即将消失的村庄》（赵本夫）、《最后的村庄》（曹乃谦）。这批书写村庄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留住村庄的情怀，并由此生发出文化“乡愁”主题，为正在消逝的村庄唱出深沉的挽歌。

这曲多声部的挽歌，唱出的是具有深远历史回音的“乡愁”主题。这个时期的乡愁，既不同于鲁迅所说的“侨寓文学的作者”们“隐现着”的“乡愁”，也不同于余光中远离故土的“乡愁”。鲁迅所说的那些“侨寓”北京的作家们对故土的“胸臆”，只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对故土的怀恋和想象，诸如“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事实上，也应包括沈从文之于湘西。而其时的贵州、榆关、湘西都还是完好无损地存在着、延续着的乡村社会，他们“愁”的只是自己主观上的怀恋、想象和与他们生活的城市之间的文化反差。所以说，那时的乡土文学与其说是在写乡土，不如说是在写作家自己的“胸臆”。谢有顺曾用“‘存在’的乡愁”来区别先锋派作家们与此前乡土作家们的“‘文化’的乡愁”。而事实上，在乡村社会的第三次文化裂变中，作家们所面对的不断变化的乡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文化消逝的特征，不管用树碑立传、记录苦难，还是神化、美化甚或丑化方式与之作别，都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生离死别”，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乡愁。

（摘编自李震《新乡村叙事及其文化逻辑》）

材料二：

文化自觉的提出最早来自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是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的成果。由中华民族的“大混杂、大融合”格局所形成的“和而不同”“多元交融”“多元统一”文化，启发费孝通提出兼容并包、互利共生、共存共荣的文化自觉思想。在费孝通的思想脉络里，文化自觉理论是他从关注利用现代技术富国强民的经济政治建设，转向关注利用文化心态安民遂生的文化建设的标志。这一思想上的转向，代表了费孝通对乡土中国之现代化的体悟，从物质文明延伸到了精神文明、从社会生态扩展到了社会心态。

从这一角度上来说，“记住乡愁”其实就是乡土中国文化价值的体现，也是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保持文化自觉的体现。乡愁除了包含恋土、思乡的复杂情感外，作为一种隐喻城乡关系、乡民认同的观念话语，也包含着价值诉求和伦理意义，如理想追求、身份认同、精神寄托等。有学者认为，“记住乡愁”是对“乡愁”这一中国传统话语的传承和现代化转换，为乡村伦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构提供了道德与文化的“根”，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愁”成为人们重归故乡的精神动力。无论是单纯思念家乡的返村乡民，还是为了支援家乡建设的返村乡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落叶归根”的精神动机而返乡，也就是出于对家乡的文化认同而非仅仅是对经济发展机会和政策倡导的认同。因此，乡村振兴所要实现的应当是一个以文化认同撑起乡愁、留住乡愁的乡村，而不是一个只有城市文化而丧失乡愁底蕴的乡村；是一个“文化实心化”的乡村，而非一个“文化空心化”的乡村。这种基于文化自觉的深层认同，也同样可以作用于城市，乡愁记忆是所有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种乡愁记忆生成了落叶归根的观念，让人们与家乡建立了精神纽带，这是传统中国城乡人才流动循环的原因所在，也是化解现代中国城乡融合难题的策略之一。费孝通曾在《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一文中提到，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是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来的精神。中国人一直有着强烈的“根”文化，这个根就是供给他生长和教育的社会：小之一家一村，大之一乡一国。而从社会层面来说，取之于一乡的必须回之于一乡，这样社会才能维持它的水准。传统中国确如费老所言，乡土社会的人才从不忘本，而是始终设法回到生养他的土地和族人中去，将保卫和培养“乡土之根”视为责任和荣耀。然而，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土生土长的人才已不复为乡土社会自身所用，人们既不愿也不能回到乡土中，这成为中国乡村随现代化进程而衰弱的根源之一。因此，记住乡愁的意义就在于巩固人们与家乡的精神纽带，使人们能够将个人人生价值的衡量放置到更高的精神追求中，将生命融入到家乡振兴和国家复兴中，重新打通城乡互促共进的回路，甚而以此为基础，增进以国为家、家国一体的文化认同。

（摘编自吴越《文化自觉与记住乡愁：乡土中国的文化价值》）

【注】第三次文化裂变：在21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第三次、第四次科技革命兴起，新型信息产业与农业、工商业的融合体之间不断冲突与再度融合，乡村社会从传统生活习俗、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语言和行为方式，到心理和观念意识等都发生了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