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并不是新开拓的科学，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期，我们从现代天文学的基本概念中很容易发现它的痕迹。也许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就知道利用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行踪来判断季节，这种物候授时是早期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甚至到上一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还通行这种习俗。物候虽然与太阳运动有关，但由于气候变化多端，不同年份相同的物候特征常常错位几天甚至更多，物候授时比起后来的观象授时就要粗糙多了。观象授时，即以星象定季节。比如《尚书•尧典》记载，上古的人们以日出正东和初昏时鸟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春，以日落正西和初昏时虚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秋，等等。

当人们对天文规律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掌握了回归年长度以后，就能够预先推断季节和节气，古代历法便应运而生了。据史料记载，夏商时期肯定已有历法，只是因为文字记载含意不明，其内容还处于研究之中。春秋战国时期，流行过黄帝、颛顼、夏、商、周、鲁等六种历法。它们的回归年长度都是365.25日，但历元不同，岁首有异。

    从西汉到五代是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完善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观测手段和计算方法。南北朝的姜岌以月食位置来准确推算太阳的位置，隋朝刘焯用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来处理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唐代一行的大衍历，显示了古代历法已完全成熟，它记载在《新唐书•历志》中，按内容分为七篇，其结构被后世历法所效仿。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以后，浑仪的功能随着环的增加而增加；到唐代李淳风时，已能用一架浑仪同时测出天体的赤道坐标、黄道坐标和白道坐标。除了不断提高天体测量精度外，天文官员们还特别留心记录奇异天象的发生，其实后者才是朝廷帝王更为关心的内容，所谓“天垂象，见吉凶”，把它看成上天给出的瑞象和凶象，并加以趋避。

    宋代和元代为古代天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颁行的历法最多，达25部，其中郭守敬等编制的授时历最为优秀，连续使用了360年，达到中国历法的巅峰；观测数据最精，许多历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值已与现代理论值相差无几，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大型仪器最多，其中苏颂的水运仪象台集观测、演示、报时于一身，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仪器；恒星观测最勤，平均不到20年一次。

    进入明代后，中国天文学开始停滞不前。这里有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也有天文学本身的原因。从天文学本身来看，首先，当时中国的天文仪器只能满足肉眼测量的极限，除非加上凹凸镜片，精度不会提高，而采用凹凸镜片的望远镜技术是在欧洲诞生的。其次，中国古代擅长代数计算，在解决天体位置与推算值弥合问题上只注意表象，不注意从几何结构进行理论探讨，与此相反，古希腊天文学则是侧重几何学的。对中国明清时代的天文学进行反思是痛苦的，但却有助于我们今天的发展。

（摘编自陈久金、杨怡《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

地理大发现时期，美洲巨大的体量突然从黑暗的大西洋中浮现，横在欧洲旧大陆面前，使欧洲人感到异常惊惧，他们用一个古希腊地理学名词“antipodes”来指称这块从大地的另一端冒出来的陌生板块。这个词的意思是“对极”，也就是“恰恰相反的事物”。对于旧大陆来说，美洲就是一种恰恰相反的存在物，换言之，美洲是欧亚旧大陆的反题和悖论，这种悖反的特性将遍布每一个方面，新大陆注定以有悖于旧大陆的固有方式介入世界史，这必将使旧大陆感到极其不适。1776年以后，美利坚建国，并且从政治与道德维度继续向其余世界展示美洲这种神秘的悖反特质。

    美国的“对极性”或“反题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就是它的荒野。荒野并非一无是处的空空荡荡，荒野是文明的反题，文明在荒野遇到最彻底的否定力量。伯纳德·刘易斯和塞缪尔·亨廷顿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忧心不已，但文明与荒野之间冲突却是世界史进程中的另一个伟大叙事，对此，罗伯特·卡普兰具有充分的警觉。他的《荒野帝国》研究的并非美国荒野，而是从荒野角度研究美国，美国的“反题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卡普兰的文字一再印证了“边疆史学”创始人特纳的洞察：美国的成长史是一部经久不息的“脱欧史”，亦即“去文明史”。从东岸开始，当一个定居点构筑妥当以后，他们便毫不迟疑地离开，向西行进，再度隐入荒野。这种“逃离”文明世界和再度“野蛮化”的双重变奏，塑造了美国独特的充满野性的灵魂和身体。

    文明和野蛮两种元素的和谐共存，锻造了美国强悍的肌体，使得这个民族可以承载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多元生活和道德方式，尤其可以完美而无副作用地对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提出的以“自然状态”为根本驱动力的政治方案。“自然状态”就是“政治状态”的“antipo-des”，它和美国荒野共享一种文明秩序的“反题性”。霍布斯、洛克和卢梭要解决的最重大议题就是如何让“政治状态”和“自然状态”共同存在于一种更高的状态中。同样道理，美国要解决的最重大问题就是如何终结文明和野蛮的敌对和厮杀，让两者为构筑一种更加恢弘的空间秩序贡献各自的独有元素，正题和反题在此被综汇为合题。综观世界史，很多文明都毁于野蛮的打击，很多政治理论也无法解决治乱更替的“黄宗羲定律”，究其原因，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这些失败的文明与学说不具备兼容“反题”的体质、胸怀和智慧。

（2018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林国华《从荒野角度看美国》，有删改）

材料一：与“表现现实”的传统文学路径不同的是，在网络文学中，现实世界退居幕后，已经不再是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玄幻穿越类网文要重新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与之相对应，网络文学对世界的再创造要求其理想读者抛弃现实世界经验和观念的束缚，接受全新的世界设定，沉浸式地进入网络文学文本当中。

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传统文学，网络文学的作者创造文本后交由读者解读与评判，作者和读者之间是双向互动的。读者可以对作品实时评价，作者也可以即时接纳读者的设想与建议，改变自己原本构思的走向，在某种程度上，网络文学成为作者与读者群想象的狂欢，成为不同主体合作完成的作品。

网络文学的作者对于“流量”与“变现”的需求，使得当下网络文学“粉丝向”严重，大行其道的“爽文”正是“粉丝向”发展的产物。这类“爽文”直白地表达人类的望，建立起一个没有根基的乌托邦。“金手指”泛滥、“套路化”严重，而这类“爽文”永远可以戳中人们的“爽点”，从而拥有永恒的读者。

不过，无论何种文学类别，其“流量”大小永远不能成为评价它的唯一标准。对于网络文学而言，流量既是商业的助力，也是资本的镣铐。因此，网络文学要想在商业性与文学性的拉锯之下寻找相对的平衡，在网络文学中表现现实问题、呈现人类普遍的情感价值与取向，则不能唯流量是从，要建立其自身的主体性。令人欣慰的是，网络文学中也确实产生了挣脱镣铐的文学佳作。

邵燕君等人在《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典文集》中，从海量的网络文学作品中遴选了五位作家的经典作品，以其判断标准来看，是否“传达了本时代最核心的精神焦虑和价值指向”、是否“成为某种更具恒长普遍意义的‘人类共性’的文学表征”等，仍然深受传统文学评价标准的影响。

然而，网络文学不同话语主体的交锋对文学圈内的评审标准发起了挑战。参与者的普泛化必然导致更多元、更健康的话语语境的形成，对于网络文学的评价，必须兼顾文学内部与大众传媒等多个向度。邵燕君等人的这套评价标准，可以说是目前为止较为全面的网络文学评价标准，但是，网络文学的快速生长性决定了其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

(摘编自《浅谈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一场文学之间的角力》)

材料二：一些文学研究者对大众文艺的基础功能与核心竞争力认识不清。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类情感是人类的“生物算法”，用以迅速处理个体生存发展面临的各种信息，以做出有效应对。情感是生命存在与表达的方式，人类为了变得更聪明，进化出丰富的情感。人类个体的生存、发展与繁育后代，需要强劲的、时刻运行着的感觉、情绪和情感活动。

艺术发生的内部驱力正在于此。人们的情感体验需求是自我实现与自我服务的。现实生活中情感体验、获取生命经验的机会不够，为了让情感能力得以提高，生命体就驱动人们创造或进入艺术情境，进行感觉、情绪与情感体验活动。而文艺作品的故事情节就是承载大量生命活动信息的奇异容器，装载生命情感信息越多，越是特异、剧烈，受众体验就越好。

大众文艺通常更强调营造剧烈的高潮体验，把各种感觉、情绪和情感体验激发到极致，产生情绪爆炸效应。人们把它持久地作用于自身情感信念的建构，从中得到自我肯定、自我确认与自我完善，因而带来持久的愉悦。对于大众文艺来说，能否令受众得到过瘾到位的情感体验，帮助读者建立精神秩序，是作品能否受到读者欢迎、对读者是否有价值的基础性评价标准。

正因为大众文艺创作是以受众为中心的，所以大众文艺也必然是类型化的。人类的情感体验需求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一面，人类个体需要在某些作品中，专门体验某些特定的感觉、情绪和情感，所以大众文艺的一个类型就是指向人类一个愿望情感群组，这使得人类的情感体验更加高效集中。

(摘编自《不断顺应人类对情感体验的新需求》)

材料三：如果寄望于把网络文学当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旗帜之一，就不能过早地为它套上枷锁。

虽然具有多重角色，网络文学的本质依然是一种文学样式，具有其独特的精神追求，这就要求作者与读者不能被资本太过束缚，网络文学产业的繁荣并不意味着网络文学自身的繁荣，过早过强的逐利动机难免会扼杀它。有些影视导演就曾直言，现在许多改编自高点击率网络文学作品的影视剧缺乏应有的深度。正如尼尔·波兹曼认为的，造成文化枯萎的原因，不光是对精神的约束，还有可能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其中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此外，在确立评价机制和建立理论研究框架的过程中，还要对网络文学的创作多一些包容。当前，在理论研究方面有刻意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相对立的趋势。但是，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分野，更重要的在于它摆脱了“文学是一种文化精英的活动”。作为“一种为揭露和批评自己的局限性而存在的艺术机制”，文学总是在现有框架或者同一题材下去探索如何超越前人，隐含了对文学自身的反思，“新”与“旧”永远都是相对的。不仅如此，在文学理论发展方面，即便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其也早已摆脱文学自身的局。这说明目前的文学理论对网络文学的无力感，并不能简单归咎于传统话语体系和批评模式的落后，而是文学理论发展早已与这个时代拉开了“代差”。

不要过早地为网络文学套上枷锁，它的多样性，就是文化领域繁荣的最大源泉和前进动力。

(摘编自赵明昊《别给网络文学套上枷锁》)

材料一：

科技发展与创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这轮科技革命正加速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直接导致生产力的三个要素，即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力的变化，已经不是以往蓝领、白领、金领、粉领、圆领之类的升级和变化，也不是体力型、知识型、科技型的智能化升级，而是满足人作为劳动者的健康、安全、智慧、长寿需求，丰富了劳动者的内涵；各种便携式智能装备拓宽了劳动者的外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参与劳动，跻身劳动者行列，增加了劳动力的类别和数量；人工智能参与生产的标准化、精准化，以及人更多地向着脑力劳动发展，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质量。劳动者再没有以往那么单纯，人和机器人建立了多重内部关系，体现了劳动者的深刻变化。人的健康、安全和长寿以及人的体质和智能，是劳动者最重要的内涵。内涵丰富、素质提升，这是劳动者最大的变化。

劳动者质量取决于人的体质和智能，农业科技促进的粮食增产，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改善了劳动者的营养，使劳动者的体能得到加强。

现代医学科技从为少数人服务发展到普惠大众，使更多的劳动者的健康得到保障。“世卫组织估计，由于距离遥远，大约有10亿人终其一生也不可能看见卫生工作者。”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人类在健康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已经让大多数人受益，但仍然有很多人享受不到这些福祉。如果想要所有人都能得到医疗护理，就必须对卫生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并投入资金，让其能给最偏远地方的人提供健康医疗服务。虽然老弱病残不是直接的劳动者，但如果他们的疾病能够得到治疗，他们的生活能够得到保障，也能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实际上也间接地改善了劳动者工作和生活的条件和环境。

教育科技，特别是这些年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兴起，使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短期培训得到发展，提高了劳动者的智能技能水平，进而提高了劳动效率。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逐渐参与一些劳动，虽然取代了劳动者的一些岗位，但是那些急难险重和肮脏的工作被取代，大大减少人类劳动的风险，使人可以更加安全、舒适地劳动。未来有可能机器人、人工智能作为新的劳动力取代相当部分人的劳动和工作，人类将主要从事科技、研究、娱乐、游戏、创作等获得精神快乐的智能劳动，人类将更多地适应以精神、文化、智能、创造为主的工作，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火爆的Chat GPT拓展了机器人取代人类劳动的想象力和可能性的边界，在许多岗位上，Chat GPT有望取代人类，比如从客服代表到新闻写作。这样的技术发展，也许最先提升的不是“蓝领”劳动力，反而更多的是“白领”劳动力，因为白领劳动只需要人工智能，蓝领劳动反而需要一系列实体技术。这对我们调整国家的规划，抢占科技高地，涉及人口、就业等都会影响深远。当然，使用人工智能系统编写内容时，务必查找核实，因为有时AI会出错。更要思考如何避免劳动力的增长和劳动者的解放，变成对人类独特性、人类生活价值和意义的削弱甚至剥夺。以色列总统说：“我们必须永远不要忘记人类的精神——没有计算机……能够取代人类的DNA。硬件和软件都不能代替人的意志。”

（摘编自邵春堡《劳动力内涵发生深刻变化》）

材料二：

马克思认为，自由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伦理尺度，社会的理想伦理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是人的本质属性，劳动自由是自由的根本体现。考察劳动的伦理价值，关注的核心是劳动自由度。劳动及其内在结构的演化对劳动自由的影响是正面和反面双向的。一方面，劳动使人感受到的是对生命的否定，是体力和精力的付出，是劳累和疲倦，是对自由的限制乃至否定；另一方面，劳动丰富和发展人的生命，成就和完善自我，使劳动者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人的自由权利的增加往往意味着自由受到更多限制。马克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

（摘编自黄云明窦星辰《劳动与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劳动内在结构理论的伦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