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长为什么关心《山海经》？这突出了她的什么特点？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草的一张政治传单!

        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向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①济南与青岛是多么不相同的地方呢！一个设若比作穿肥袖马褂的老先生，那一个便应当是摩登的少女。可是这两处不无相似之点。拿气候说吧，济南的夏天可以热死人，而青岛是有名的避暑所在；冬天，济南也比青岛冷。但是，两地的春秋颇有点相同。济南到春天多风，青岛也是这样；济南的秋天是长而晴美，青岛亦然。

       ②对于秋天，我不知应爱哪里的：济南的秋是在山上，青岛的是在海边。济南是抱在小山里的，到了秋天，小山上那黄绿的草丛，苍翠的松树，褐色的石层，仿佛给小山穿上了一件色彩斑斓的衣衫，再配上那光暖的蓝空，我觉到一种舒适和安全，只想在山坡上似睡非睡地躺着，躺到永远。青岛的山——虽然怪秀美——不能与海相抗，秋海的波还是春样的绿，绿得晶莹剔透，远处的点点白帆在绿波上轻轻荡漾，平时看不见的小岛也清楚地点现在天边。这远到天边的绿水使我不愿思想而不得不思想。青岛的秋给我带来丝丝的甜美，我不知应当爱哪个了。

——节选自《春风》（老舍）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刘禹锡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谈独立思考

茅盾

    ①有人问：如何而能独立思考？

    ②我想：这个答案可以很多，其中之一也许是洋洋万言，引经据典，而效果等于不着一字。但是，也还有另一方式的答案：不读书者不一定就不能独立思考；然而，读死书、死读书、只读一面的书而不读反面的和其他多方面的书，却往往会养成思考时的“扶杖而行”，以致最后弄到独立思考能力的萎缩。

    ③眼睛只看上边、不看下边的人，耳朵只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批评的人，常常只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的人，他们面前的可能的危险是：让“独自”思考顶替了独立思考。

    ④如果广博的知识是孕育独立思考的，那么，哺养独立思考的便应是民主的精神。

    ⑤井底之蛙恐怕很难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应声虫大概从没有感到有独立思考之必要。而日驰数百里的驿马虽然见多识广，也未必善于独立思考。

    ⑥人类的头脑，本来是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如果没有，人类就不能从“蠢如鹿豕”进化到文明。

    ⑦儿童的知识初开，常常模仿大人。这时的模仿，就是吸收前一代的经验和知识，为后来的独立思考准备条件。做大人的，看见幼儿模仿自己，便赞一声“聪明”，可是到后来看见渐臻成熟的少年不再满足于模仿自己，却又骂他“不肖”；这真是可笑的矛盾。

    ⑧前人的经验和独立思考的成果，应当是后人所借以进行独立思考的资本，而不是窒息独立思考的偶像。

    ⑨从前有些“诗礼之家”，有一套教养子女的规矩：自孩提以至成长，必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这是把儿童放在抽出了空气的玻璃罩内的办法。这样培养出来的，如果不是书呆子，是犬儒，便是精神上失去平衡的畸形人，是经不起风霜的软体人，当然也不会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⑩“诗礼之家”现在没有了，我盼望这样的教养方法也和它一同地永远消逝。

    我们在田野上散步：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

    母亲本不愿出来的；她老了，身体不好，走远一点就觉得累。我说，正因为如此，才应该多走走，母亲信服地点点头，便去拿外套。她现在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候很听她的话一样。

    天气很好。今年的春天来得太迟，太迟了，有一些老人挺不住，在清明将到的时候死去了。但是春天总算来了。我的母亲又熬过了一个严冬。

    这南方初春的田野，大块小块的新绿随意地铺着，有的浓，有的淡；树枝上的绿芽也密了；田野里的冬水也咕咕地起着水泡……这一切使人想起一祥东西——生命。

    我和母亲走在前面，我的妻子和儿子走在后面。小家伙突然叫起来：“前面也是妈妈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我们都笑了。

    后来发生了分歧：母亲要走大路，大路平顺；我的儿子要走小路，小路有意思。不过，一切都取决于我。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小，他还习惯听从他高大的父亲；妻子呢，在外面，她总是听我的。一霎时，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就像民族领袖在严重关头时那样。我想找一个两全的办法，找不出；我想拆散一家人，分成两路，各得其所，终不愿意。我决定委屈儿子了，因为我伴同他的时日还长，我伴同母亲的时日已短。我说：“走大路。”

    但是母亲摸摸孙儿的小脑瓜，变了主意：“还是走小路吧！”她的眼随小路望去：那里有金色的菜花、两行整齐的桑树，尽头一口水波粼粼的鱼塘。“我走不过去的地方，你就背着我。”母亲对我说。

    这样，我们就在阳光下，向着那菜花、桑树和鱼塘走去了。到了一处，我蹲下来，背起了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我们的儿子。我的母亲虽然高大，然而很瘦，自然不算重；儿子虽然很胖，毕竟幼小，自然也轻。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地，稳稳地，走得很仔细，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