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与汉代

    ①文学与时代紧密相连，汉赋也是如此。除文学内部发展因素外，汉代社会对汉赋的生产、消费等有重要的影响。

    ②汉赋生产与两汉社会的兴衰基本同步。汉初基本上是汉代社会的休养生息阶段，汉赋生产也处于初期阶段。现存的赋作，最有代表性的是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这些作品体制上继承楚辞传统，抒情言志，篇幅短小，而且内容上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汉赋生产的繁荣期是武帝以后到东汉中期。大一统的天下，文人心向中央，盛世激发了作家的情怀，于是，规模宏大、歌颂为主的大赋兴盛。这是时代的产物。典型代表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羽猎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这些大赋采用对话体，以状物为主，风格上呈现出“全”而“大”的特点。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两汉整个思想界成为经学的天下，大赋所体现的正统思想以及形式上的“劝百讽一”，就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

    ③东汉和帝以后社会走下坡路，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党锢之祸使文人与社会逐渐疏远，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地震、蝗灾、水灾、瘟疫等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文人士大夫内心世界发生了重要变化，深感人生迷茫。此期经学衰落，道家思想又占据了重要位置。社会的剧变带来汉赋的新变，文人鸿篇巨制形式的大赋作品逐渐减少，代之而起的是以抒情为主的小赋。这种赋继承屈原、贾谊的传统，代表人物和作品如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等，他们突破汉大赋的创作模式，由外部世界的描绘转向内心世界的抒写，由体物转入写志，个人的思想、感情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这是东汉后期社会带来的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④由以上可以看出，汉代社会影响着汉赋生产。首先影响辞赋生产者，如辞赋作家的地位、遭遇、追求、情怀等。汉代经学盛行，辞赋家的地位低下，被视为倡优一类人物，亦可见地位之低下。就作家的追求、情怀而言，当社会处于鼎盛时期，辞赋家就有很强的自豪感，主动与时代靠拢；当衰世时，辞赋家更多关心的是自我内心。其次，时代影响辞赋作品，包括思想、体制、风格、内容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时代与文学是互动关系。时代一方面影响汉赋生产，同时汉赋也反映时代的风貌，为时代服务。“天子之事”中，那种磅礴的气势，宏大的景象，强壮的声威，无不体现着大汉帝国的时代精神。东汉后期赵壹等人的辞赋揭露社会黑暗，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⑤时代不仅影响汉赋生产，而且影响汉赋消费。汉赋由于辞藻华丽，典型的汉赋大多是宫廷作品，或歌颂，或讽谏，所以基本在宫廷和知识阶层传播。当然，抒情性的辞赋也有一定的消费群体，大部分还是在文人范围之内。

（摘编自《光明日报》作者：张新科）

中国新诗为何处境“尴尬”

    ①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商周的四言，到楚骚汉赋、汉魏乐府、隋唐律绝和宋词元曲，可谓灼灼其华，蔚然大观。千百年前的黄钟大吕，至今犹萦绕在苍穹。然而中国新诗在诞生近百年后的今天，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它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中华古典诗词曲赋的优良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令广大读者望其兴叹，最后只好弃之而去。中国新诗为何会处境“尴尬”呢？

    ②首先，是由白话新诗至今未能构建审美规范更无法达成审美共识造成的。无论是《诗经》中的“风雅颂”，还是楚辞、乐府、律诗、宋词、元曲……不论其诗体形式怎么演变，但都是讲究韵律的，作品都具有节奏美、旋律美和韵式美。由于白话“新诗”“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胡适《谈新诗》）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自其诞生以来，便成为其发展的严重弊端和障碍。

    ③其次，是由某些诗人一味地强调诗体形式而忽略主题思想造成的。诗歌是文学形式美的一种体现，但形式美只是诗歌的美丽外衣而已。过分地强调诗体形式，从而否定主题思想的意义，如近年来所谓的技术主义、玄学派、立体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就像失去了土壤的禾苗一样，必将枯萎。

    ④最后，是由当代诗人在商品经济时代的退缩和自闭造成的。同古典诗词曲赋相比，当代诗歌在题材内容方面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其一，迫于现实社会生存的巨大综合压力和人类因物质文明进步而带来的精神困惑，当代诗歌的内容越来越局限于私人性的东西，正日愈失去处理重大社会题材的艺术能力，这就使得它日愈减少获得公众关注的机会，而只有在少数未被现代社会物质化的心灵当中获得知音；其二，随着诗人们从社会文化中心退却，科技英雄和商业英雄、娱乐英雄取代了艺术家的中心地位，诗歌越来越被推挤到社会的边缘，诗人们成了一个不被社会关注的自我封闭、自我肯定、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奇怪群体，这更加加剧了他们的自闭倾向；其三，当诗人们精神的价值已经从崇高、纯洁、美好、自然过渡到了喧嚣、乐趣、庸俗、时尚的方向，于是平庸困扰着诗歌界，诗歌的阵地越来越虚弱。

    ⑤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新诗只有志存高远，发扬其应有的精神文化提升作用，既在主题内容方面深度切入自己的时代，又在诗艺表现方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中华传统诗词曲赋艺术，随时代、社会、语言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改进，让中国新诗界尽快构建审美规范并早日达成审美共识。这样，中国新诗才能够既有技艺的美感，又有时代的气息，还有历史文化的内涵，并因此而融入中华诗歌的历史长河之中，从而有机会成为新时期的经典诗歌作品而流传于世。

（选自《长空诗话》，有删改）

    逻辑思维是正确思维的基础，而形象思维是正确思维的主要创新源泉。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就不能有正确的思维，思维就是混乱的、漏洞百出的、自我矛盾的，乃至往往是错误的，以至是荒谬的。正因为如此，学音乐的，应该懂得些声学；学美术的，应该懂得些光学；学艺术体操的，应该懂得些力学；学人文的，应该懂得些科学技术。《红楼梦》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巨著，光照古今，流传不朽，但也存有不掩瑜的瑕点，例如，林黛玉入贾府的年龄，多处有矛盾，这也是曹雪芹这位伟人在创作《红楼梦》时在逻辑上失误之处。然而，正因为逻辑思维执着于前后一致的严密，因此，一般摆脱不了现有思维方式与内容的框架，难于飞跃，难于求异，难于作出超脱现有模式的重大的创新。

    而文学艺术恰恰与科学相反，不是追求抽象，不是直接表达共性、普遍性，而是着手个体，着手特殊，通过个体、特殊的形象来反映共性、普遍性；因此，必须力求从不同侧面、从不同个体、从种种特殊，来创造新的形象，来深刻反映事物的共性、普遍性。正因为直接表达的是侧面、是个体、是特殊，从而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给观赏者、阅读者、研究者去思考、去领悟、去追索、去开拓；极为精炼的中华诗词，就更是如此。“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写登鹳雀楼，还是哲理之言呢？“杨花榆荚无才思，唯解漫天作雪飞”，是写暮春的杨花榆荚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写诗人无比喜悦之情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不管怎样，这些名句，都是合乎客观实际，合乎逻辑的。

    一个漫画家画某个人，不管怎么美化或丑化，不管怎么夸大，寥寥几笔，确如此人。为什么？关键就是这几笔。这几笔不是其他，而是同现代数学一个分支即“拓扑学”有着紧密关系的。“拓扑学”是研究图形在各种变化中有哪些东西始终不变的。这些不变的东西叫做“特征不变量”，这几笔就是“拓扑学”的“特征不变量”。严肃音乐的主旋律，京剧中所谓的“不能不像，不能真像；不像不是戏，真像不是艺”，所谓的“神化”，都是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就连摄影，如果是艺术照，就决不能将客观事物原封不动搬上照片，而应加以“艺术”处理，分出轻重浓淡，突出主要，突出本质，这不是科学又是什么？“春秋笔法”下的用字用词，是“杀”？是“弑”？是“诛”？是“戮”？是“斩”？用之不同，所表达的人际关系、事件性质及所作的褒贬评价则大不相同。诗眼、词眼、文眼，也正是用以集中地深刻地揭示事物的特征的。

    正因为这些伟大的作家阅历广泛，深入实际，深入思考，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由定性到定量，才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掌握了事物的特征。“环滁皆山也。”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始第一句中的“环”字，滤去了词句水分，浓缩了语言容量，揭示了滁州为群山环绕特征，一字可敌万语。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一个在小小空间的红杏枝头，一个在辽阔空间的锦锈江南，都生动深刻、内涵极为丰富地展开了春天的欣欣向荣的画面。温庭筠的《商山早行》诗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10个字，10件事物，6点景色，描绘出了行人秋晨离开荒村野店匆匆上道的有声有色的凄凉景象。要强调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华诗词用词用字最为精炼，从而也最能抓住事物本质，突出事物特征．反映事物主要方面。

（选自阳叔子《科学人文相融，爱国创新与共》，有删改）

    世界上很少有国家间的关系像中日关系这样复杂。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在多个历史转型关口都离不开“他者的影响”。大化改新后的日本长期向往中华文明，古代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结果，并无太大争议。近代日本决定转向西方，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依然与中国互为镜像，只不过晚清的步调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而日本比中国更早获得了现代性的体验，也更早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

    百年前的诸多国恨不能用简单的国运来解释，日本的现代化之路不止物质文明的发展，更在于政治文化与精神观念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远学欧美，近看日韩，早期日本在中国的大量投资和技术支持，也促使了近四十年国家的变化。国人看待日本，增添了更多暧昧与含混的色彩，一些历史往事是永远无法忘怀的，但一些现实的处境和未来的可能却十分依赖中日两国的互利合作。尤其是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后，国人看待影响的焦虑问题也多了几分理性，增了些许宽容。

    时至当下，中国要寻求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最先要面对的，依然是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这其中有无数历史的恩怨，也有太多现实的考量。一方面，日本经济形势见好，中国经济则亟待升级换代，中国对日本不再是过去“世界工厂”“廉价劳动力”之类的存在，而是要在高科技、品牌经济、前沿文化等诸多方面展开交流与竞争。在这个过程中，摩擦是在所难免的，但寻求共识、和平对话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关键，理应得到更多的推崇与遵循。

    另一方面，安倍连续执政，给日本带来了空前的政治稳定状态。此前，日本首相频繁更换，带来了政策持续性弱、中日关系走向不清晰的问题。安倍的执政风格也越来越稳健，越来越清晰，他在告别早期摸索状态的同时，实际上也让中日两国关系的持久稳定获得了可能性。与其说，我们渴望看到那些“破冰之旅”“融冰之旅”“暖春之旅”，不如说，我们一直都希望寒冬从未降临。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日关系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的因素依然很大。尤其是中美关系，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日关系，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暂时无法得到解决的时候，保持良好的中日关系，既是为我们争取和平环境与历史机遇的必要前提，也是建立两国长期的有效沟通的良好契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中日关系能否顺利打开“下一个40年”，既要考虑历史的问题，更要兼顾当下的现实。用未来的光照亮现实的想象，中日这对互为镜像的关系，值得被赋予更多乐观的期待。

（《一衣带水，而又互为镜像》）

    所谓文学，就是以言达意的一种艺术。言所以达意，然而意决不是完全可以言达的。因为言是固定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变，飘渺无踪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的。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以言达意，好像用断续的虚线画实物，只能得其近似。文字语言固然不能全部传达情绪意旨，假使能够，也并非文学所应希求的。一切艺术作品都是这样，尽量表现，非惟不能，而也不必。

    《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几句话决没完全描写出孔子说这番话时候的心境，而“如斯夫”三字更笼统，没有把当时的流水形容尽致。如果说详细一点，孔子也许这样说：“河水滚滚地流去，日夜都是这样，没有一刻停止。世界上一切事物不都像这流水时常变化不尽么？过去的事物不就永远过去决不回头么？我看见这流水心中好不惨伤呀！……”但是纵使这样说去，还没有尽意。而比较起来，“逝者知斯夫，不含昼夜！”九个字比这段长而臭的演义就值得玩味多了！陶渊明在《归园田居》用四十字把乡村风景描写得多么真切！然而仔细观察起来，乡村景物还有多少为陶渊明所未提及。从此可知文学上我们并不以尽量表现为难能可贵。

    在音乐里面，我们也有这种感想，凡是唱歌奏乐，音调由洪壮急促而变到低微以至于无声的时候，我们精神上就有一种沉默肃穆和平愉快的景象。《琵琶行》里形容琵琶声音暂时停顿的情况说，“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就是形容音乐上无言之美的滋味。英国诗人济慈在《希腊花瓶歌》也说，“听得见的声调固然幽美，听不见的声调尤其幽美”，也是说同样道理。

    所谓无言，不一定指不说话，是注重在含蓄不露。雕刻以静体传神，有些是流露的，有些是含蓄的。这种分别在眼睛上尤其容易看见。中国有句谚语，“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所谓怒目，便是流露；所谓低眉，便是含蓄。凡看低头闭目的神像，所生的印象往往特别深刻。最有趣的就是西洋爱神的雕刻，男女都是瞎了眼睛。这固然根据希腊的神话，然而实在含有艺术的道理，因为爱情通常都在眉目间流露，而流露爱情的眉目是最难比拟的。所以索性雕成盲目，可以耐人寻思。当初雕刻家原不必有意为此，但这些也许是人类不用意识而自然碰的巧。

    以上是各种艺术中的几个实例。把这些个别的实例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一个公例，就是：艺术表现思想和情感，与其尽量流露，不如稍有合蓄；与其把一切都说出来，不如留一大部分让欣赏者自己去领会。因为在欣赏者的头脑里所生的印象和美感，比尽量流露的还要深刻。换句话说，说出来的越少留着不说的越多，所引起的美感就越大越深越真切。

    流行语中有一句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推广地说，艺术作品之所以美，不是只美在已表现的一部分，尤其是美在未表现而含蓄无穷的一大部分，这就是无言之美。

（摘编自朱光潜的《无言之美》）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乡村的“信息闭环”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原先，村民们的主要交流内容几乎仅来自某个特定村庄内发生的事情。一山之隔就可能使山两边的村落互不相闻，谈话内容毫不相干，这也使村民的社会化过程被缩短与简化，几乎没有逆向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的过程。

 从某种程度上说，乡村中的文化环境与当下我们在互联网上所处的文化环境有些相似。在此不妨将乡村中的文化传播环境与互联网上的做一些对比。通过算法分析，应用程序向每个用户精准推送与其偏好一致的内容，推荐与其意见一致的其他用户。在这个“信息茧房”中，尽管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获知天下事，但手中握着的选择权使我们更多地关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言论和内容。不仅如此，由于碎片化信息能够被快速理解与传播，更适应网络时代需求，网上的表达也趋于简单化。判定一个人说的话有没有道理，不是在于他的论据及论述过程，而是在于他的立场。这样，就形成了文化闭环，相似的声音回荡在其中，使闭环内部人员的文化观念愈发固化，使各种有门槛的、相互之间不甚了解的亚文化社群林立于互联网土壤之上。

 这种物以类聚的行为模式也催生着社群语言体系的适应性变化。语言和符号是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人们使用的语言已不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同时也是社会的语言。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农村中出现了属于各村、各个家族的内部话语体系，互联网上也出现了更迭速度极快的网络流行语。网上的各个亚文化圈中也流行着属于自己圈子的“行话”。

 综观互联网“信息茧房”与乡村的“文化回音壁”现象，我们会发现两者不仅有着相似的表征，而且在破除限制的方法上也不谋而合，即主体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跳出信息限制的怪圈。在互联网世界中，网民个体可以有意识地通过点击新话题，降低“奶头乐”内容点击率等行为自发跳出文化闭环。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只要剔除自己精神上“物以类聚”的过度依赖，就可以凭自己的力量，跨过画地为牢的门槛。对于乡村的文化闭环，由于其是受血缘、地缘等因素限制而产生的隔膜，在信息传播全凭口口相传的时代，村民们对于这种局面凭一己之力几乎无法改变。但随着乡村振兴的加速、人口流动性的提升、信息技术的普及，常居乡村的人们已经可以挣脱“文化回音壁”的束缚。

 在现代化发展帮助人们逐步冲破文化闭环的同时，这片地域上的淳朴亲情与中国乡村的特性并未随之被稀释。村民们会热情接待回乡的游子，乡邻之间会相互邀请对方来自家分享刚出炉的美味。乡村中并未变得人情冷漠。同时，人们的“乡愁”也不再局限于中国乡村，而是随着人口的流动扩展到全世界。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存在着扎根于中国乡村的乡土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乡村和城市并没有完全割裂。在乡村振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削弱与消失的是封闭，愚昧和落后，存留的是亲情、乡情和家国情。乡土性并不囿于“村落”这个物理地域内，乡土性同时也是中国人的民族性。

 虽然中国现代化的脚步不可阻挡，但它的乡土性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磨灭——这个国家的根还留存在这片土地上。这是当代中国与西方社会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它也使中国成为某种意义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摘编自陈道逸《信息时代：乡土中国的存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