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态伦理方面，儒家不仅提出了“取予有度”的责任律令，还提出了“用之有节”的行为规范，从而确立了节用的道德责任。儒家并没有系统创建过节用责任伦理学说，但是从两方面阐发了相关理念。

    一方面是为政之道的节用责任伦理。谈到治国方针时，孔子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朱熹在《论语集注》把这段话理解为敬事、信任、节用、爱人和使民以时“五者”，但他同时又引证《周易》经文“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加以解释说：“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显然依照《周易》的论说，孔子的话讲的理应是三层意思，而不是朱熹所说的“五者”。孔子的思想所要表达的正是因民信而敬事、因爱人而节用，前后构成因果关系。虽然孔子这里讲述的是治理诸侯国的行为原则，而不是直接针对天人关系的生态伦理，但是，犹如朱熹所言，侈用必伤财，而伤财必浪费自然资源；而且，奢侈消费必定害民，必定与民争利，与民争利又必定驱使民众获取自然资源。

    无独有偶，孟子同样立足于民本与王道，一再倡导节制的责任要求。他说：“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尽管孟子旨在提倡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却暗含着生态伦理的指向。这是因为，做到恭俭和有制，不但自己可以节省财物，减少向自然的索取，不致奢侈贪婪，而且不会向百姓横征暴敛，从而缓解民众的生存欲求与自然界资源之间的紧张。在论述富国之道时，荀子围绕人与物的生态问题做了更为明确、较为系统的阐发。基于“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的现实，荀子认为要保持自然资源和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就必须节用裕民，开源节流。

    另一方面是为人之道的节用责任伦理。荀子的节俭观点更为鲜明，也更为直接，在如何对待天人关系、力命关系问题上，他凸显了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和责任担当意识，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荀子是想告诉我们，人类即便在一定程度上要“靠天吃饭”，如果夯实农业这一根本，注意精耕细作，同时又力行节约、适度消费，就是有时无情的自然之天也不能使人陷入贫困境地。由此可见，强化生态责任观念，克制个人的不当欲望，追求一种俭朴生活方式，是实现天人和谐的伦理根基。

    古代，思想家也好，普通民众也好，强调节俭、节用、节约主观动机上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资源的短缺、生活的贫困而做出的无奈、被动的选择，也许还包含着维持社会生态平衡的责任考量。但是，应当肯定，他们所持守的节用责任伦理客观上有助于培养当今为人们提倡的绿色消费观念、绿色消费习惯和绿色消费生活，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必要的生态张力。

（摘自涂可国《用之有节》，有删改）

君子文化

钱念孙

    ①文化的重要功能是以文化人，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漫长发展进程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就是被历代中国人尊崇的君子人格。

    ②“君子”一词在西周时主要是贵族和执政者的代称。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对“君子”概念的内涵进行改造，赋予其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君子”一词在《论语》里出现107次，足见孔子对君子人格的百般钟爱和悉心打造。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探求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苦苦求索的结果，就是做人要做君子。

    ③为了让世人认识和理解君子人格，孔子在《论语》里采取比较排除法，同时论述了比君子高大的“圣人”和比君子矮小的“小人”。关于“圣人”，他对弟子把他奉为“圣人”的做法表示反对，“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关于“小人”，他在与君子一系列比照中予以否定，比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就告诉我们：君子一方面不是高不可攀的圣人，另一方面也与目光短浅、见利忘义的小人判然有别。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的崇德向善之人格，既理想又现实、既尊贵又亲切、既高尚又平凡，是可见、可感，又可学、可做，并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④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创立了影响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轨迹的儒家学派。什么是儒学？儒学就是君子之学。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其枢纽的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孔子确信文化教养能够提升人的品质，改善社会风气。儒学的价值就是培育具有这种文化教养的人即君子，再通过君子的言行与修为引领社会风尚。

    ⑤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其生命力主要是日常应用。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一特点，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都热衷于构造一个能够解释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严密理论系统，热衷于探寻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问题等。中国从孔孟、老庄，到程朱、陆王、颜李等，其学说却并不层层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而只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其所探寻的问题多半集中在社会人生方面，主要涉猎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取向，以及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等。

    ⑥这种“知行合一”的思想，在有关君子文化的论述中尤为突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中的这些论述，无不鲜明体现出儒家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洋溢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重行动、轻言词，重实践、轻思辨的观念，使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都不是把仁、义、礼、智、信只是作为一种理论来探讨，而是作为一种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推向大众。其结果就是要在全社会尽可能多地培育和塑造君子人格，并以其为引导带动各阶层大兴君子文化、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一切艺术都是抒情的，都必表现一种心灵上的感触。文学当作一种艺术看，也是如此。不表现任何情致的文字就不算是文学作品。在文学的文字中，无论是言情说理叙事状物，都必须流露一种情致，若不然，那就成为枯燥的没有生趣的日常应用文字，如账簿、图表、数理化教科书之类。不过这种界线也很不容易划清，因为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而情感是容易为理、事、物所触动的。许多哲学的，史学的，甚至于科学的著作都带有几分文学性，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不运用言辞则已，一运用言辞，就难免要表现几分主观的心理倾向，至少也要有一种“理智的信念”，这仍是一种心情。

    情感无法直接表现于文字，都必借事、理、物烘托出来，这就是说，都必须化成思想。行文的第一步要心中先有一种情致，其次要找出具体的事物可以烘托出这种情致，最后要找出适当的文辞把这内在的情思化合体表达出来。创造也并非无中生有，它必有所本，自然就是艺术所本。艺术根据自然，加以熔铸雕琢，选择安排，结果乃是一种超自然的世界。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全在“自然”之上加这一番“人为”。情是自然，融情于思，达之于辞，才是文学的艺术。在文学的艺术中，情感须经过意象化和文辞化，才算得到表现。浑身都是情感不能保障一个人成为文学家，犹如满山都是大理石不能保障那座山有雕刻，是同样的道理。

    一个作家如果信赖他的生糙的情感，让它“自然流露”，结果会像一个掘石匠而不能像一个雕刻家。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有一句名言：“诗起于在沉静中回味过来的情绪。”这个诗的原理可以应用于一切文学作品。

（节选自朱光潜《谈美·谈文学》，有删改）

    杜甫之所以能有集大成之成就，是因为他有可以集大成之容量。而其所以能有集大成之容量，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他生而禀有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杜甫是一位感性与理性兼长并美的诗人，他一方面具有极大极强的感性，可以深入到他接触的任何事物，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华；另一方面又有着极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脱出于一切事物的蒙蔽与局限，做到博观兼美而无所偏失。

    这种优越的禀赋表现于他的诗中，第一点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其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就诗歌体式风格方面而言，古今长短各种诗歌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运用，开创变化，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我们看他《戏为六绝句》之论诗，以及与当时诸大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酬赠怀念的诗篇中论诗的话，都可看到杜甫采择与欣赏的方面之广；而自其《饮中八仙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等作中，则可见到他对各种诗体运用变化之神奇工妙；又如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及“三吏”“三别”等五古之作中，可看到杜甫自汉魏五言古诗变化而出的一种新面貌。就诗歌内容方面而言，杜甫更是无论妍媸巨细，悲欢忧喜，宇宙的一切人物情态，都能随物赋形，淋漓尽致地收罗笔下而无所不包，如写青莲居士之“飘然思不群”，写空谷佳人之“日暮倚修竹”；写丑拙则“袖露两肘”，写工丽则“燕子风斜”；写玉华宫之荒寂，予人以一片沉哀悲响；写洗兵马之欢忭，写出一片欣奋祝愿之情、其涵蕴之博与变化之多，都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证明。

    其次值得注意的，则是杜甫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我以为每一位诗人对于其所面临的悲哀与艰苦，都各有其不同的反应态度，如渊明之任化，太白之腾跃，摩诘之禅解，子厚之抑敛。东坡之旷观，六一之遣玩，都各因其才气性情而有所不同，然大别之，不过为对悲苦之消融与逃避。其不然者，则如灵均之怀沙自沉，乃完全为悲苦所击败而毁命丧生，然而杜甫却独能以其健全的才性，表现为面对悲苦的正视与担荷。所以天宝的乱离，在当时诗人中，唯杜甫反映者为独多，这正因杜甫独具一份担荷的力量，所以才能使大时代的血泪，都成为了他天才培育的浇灌，而使其有如此强大的担荷之力量的，则端赖他所有的一份幽默与欣赏的余裕。他一方面有极主观的深入的感情，一方面又有极客观的从容的观赏，如著名的《北征》诗，于饱写沿途之人烟萧瑟、所遇被伤、呻吟流血之余，却忽然笔锋一转，竟而写起青云之高兴，幽事之可悦，山果之红如丹砂，黑如点漆，而于归家后，又复于饥寒凛冽之中，大写其幼女晓妆一片娇痴之态。此外，杜甫虽终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其诗体中却往往有“戏为”“戏赠”“戏作”等字样，凡此种种，都说明杜甫才性之健全，所以才能有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相反而相成的两方面的表现。这种复杂的综合，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又一证明。

（摘编自叶嘉莹《轮渡复七律直言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

材料一：

    苗绣，苗族的刺绣。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楚绣、与湘绩、汉绣同流而异源。古代苗族妇女养蚕主要是为了获得制作刺绣使用的丝线。苗绣主要用于装饰衣服，也用在裤脚和鞋面。在衣服上以栏杆形式围在肩膀和袖口。黔东向苗族的盛装刺绣，衣饰部位不是栏杆形式。苗绣针法有平绣、辫绣、结绣、缠绣、绉绣、贴花、抽花、打子、堆花等十几种，其中辫绣、结绣是苗绣中特有。辫绣是先将8根或12根同色丝线纳成“辫子”，然后再回旋缀于底布成花，多用于“男性之衣”（“鸟爸”）的盛装中，绣品风格粗犷凝重。结绣则将丝线在针头挽数结，然后抽针，如此反复插满成花。苗绣图案多是鸟、鱼、花、果子。在盛装的大型图案中，出现庞大、凶猛的动物，如龙、大象、狮子等。龙在苗绣中有虫龙、水龙、牛龙等形态。黔东南苗绣图案中的蝴蝶多被解释为与神话传说中的图腾有关。苗绣一般先在绣布上绘或贴上图案。黔东南苗族妇女不直接在衣物上刺绣，而是先制成与装饰部位大小相同的绣件，再缀到衣物上相关部位，这样一方面便于操作，也便于单独取下来保护或替换。

（摘编自《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南地区卷》）

材料二：

    苗绣是苗族人的文化读本。从启蒙开始，苗族人就可以从苗绣里学习生活常识，认识草木动物，学习纺线耕田，了解节日习俗，解读神话、宇宙天体等，无所不可。乍一看这本“书”，罗列的事物真不少，率性随意，缺乏归纳，但如果仔细阅读，你便会发现，它所表现的内容也都是经过了严格选择的，而且不乏思想深度。苗族先人把祖祖辈辈获得的人生智慧，都隐藏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苗绣故事中。

    苗绣一直无声无息深藏不露，20世纪后半叶才逐渐被发现。有趣的是，它被发现的时间与读图时代几乎同步，苗绣本身的艺术特质和读图时代的美学趣味显然不谋而合。神秘的气息，独特的想象，呆萌的造型，饱满的情感，让我们惊叹相见恨晚。

（摘编自解如光《十指春风  一绣千年》，《人民日报》2019年2月23日）

材料三：

    目前，民间手工技艺的主导传播形式多依托出版物或博物馆等相对静态的媒介，传播途径单一。实际上，民间手工艺的文化形态非常丰富。以苗绣为例，其非物质文化形态至少包含三种：苗绣中的图案，苗绣的针法和绣法，苗绣中承载的文化等。这些丰富的内容仅仅依靠静态形式传播显然是不够全面和详尽的。尤其是苗绣的刺绣技法十分复杂，无法仅仅依靠静态形式记录，借助摄像和三维动画等形式能更好地记录和还原刺绣复杂的过程。另外，传承主体的口述记录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传承的一种重要形式，利用视频记录显然比单纯用文字记录更为方便、生动、鲜活。移动互联网上灵活多样的数字化观看模式可以改变传统出版物和博物馆等媒介相对静态和单一的展示方式，观众能进行个性化的选择，深入、反复地观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摘编自罗丹《民间手工艺遗产基于移动终端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

我说过我们要发展记忆，那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有此需要。没有文化的动物中，能以本能来应付生活，就不必有记忆。我这样说，其实也包含了另一项意思，就是人在记忆上发展的程度是依他们生活需要而决定的。我们每个人、每一刻所接触的外界是众多复杂，但是并不尽入我们的感觉，我们有所选择。和我们眼睛所接触的外界，我们并不都看见，我们只看见我们所注意的，我们的视线有焦点，焦点依着我们的注意而移动。注意的对象由我们选择，选择的根据是我们生活的需要。对于我们生活无关的，我们不关心，熟视无睹。我们的记忆也是如此，我们并不记取一切的过去，而只记取一切过去中极小的一部分。我说记取，其实不如说过后回忆为妥当。“记”带有在当前为了将来有用而加以认取的意思，“忆”是为了当前有关而回想到过去经验。事实上，在当前很难预测将来之用，大多是出于当前的需要而追忆过去。有时这过程非常吃力，所以成为“苦忆”。可是无论如何记忆并非无所为的，而是实用的，是为了生活。

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我已说过，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在一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地方生长下去，一直到死。极端的乡土社会是老子所理想的社会，“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但个人不常抛井离乡，而且每个人住的地方常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死于斯”的结果必是世代的黏着。这种极端的乡土社会固然不常实现，但是我们的确有历世不移的企图，不然为什么死在外边的人，一定要把棺材运回故乡，葬在祖茔上呢？一生取给于这块泥土，死了，骨肉还得回入这块泥土。

历世不移的结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

我记得在小学里读书时，老师逼着我记日记，我执笔苦思，结果只写下“同上”两字。那是真情，天天是“晨起，上课，游戏，睡觉”，有何可记的呢？老师下令不准“同上”，小学生们只有扯谎了。

在定型生活中长大的有着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帮着我们“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记忆都是多余的。“不知老之将至”就是描写“忘时”的生活。秦亡汉兴，没有关系。乡土社会中不怕忘，而且忘得舒服。只有在轶出于生活常轨的事，当我怕忘记时，方在指头上打一个结。

指头上的结是文字的原始方式，目的就是用外在的象征，利用联想作用，帮助人的记忆。在一个常常变动的环境中，我们感觉到自己记忆力不够时，方需要这些外在的象征。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在乡土社会中黏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在一个村子里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绝不会因之认错了人。

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一说到来历就得从“开天辟地”说起；不从这开始，下文不是只有“寻常”的当前了么？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

在这种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这样说，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的呢？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我们的文字另有它发生的背景，我在本文所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再论文字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