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角钱

    有时只是举手之劳，就能帮助别人，但我们对好多举手之劳的事情却总是熟视无睹，而不愿意伸出手来。

    那天下午，我去邮局寄信，人很多，大多是在附近工地干活的民工，才想到是他们发工资的日子，在往远在千里之外的家里寄钱。

    我寄了一摞子信件，最后算邮费，掏光了衣袋里所有的零钱，还差两角钱。我只好掏出一张一百元的票子，请柜台里的女服务员找。她没有伸手接，望了望我，面色不大好看。为了两角钱要找一百元的零头，这确实够麻烦的，难怪她不大乐意。

    我下意识弯腰又翻裤兜的时候，和一个男孩子的目光相撞。他穿着一身尘土仆仆的工装，就站在我旁边的柜台的角上，个头才到我的肩膀，瘦小得像个豆芽菜。我发现他的眼光里流露着犹豫的眼神，抿着嘴，冲我似笑非笑的样子，有些怪怪的。而他的一只手揣在裤袋里，活塞一样来回动了几下，似掏未掏的样子，好像那里藏着刺猬一样什么扎手的东西。这更让我感到奇怪了。

    没有，裤袋也翻遍了，确实找不出两角钱。我只好把那张一百元的票子又递了上去，服务员还是没有接，说了句：你再找找，这才两角钱还没有呀。可我确实没有啊，我有些气，和她差点没吵起来。

    这时候，我的衣角被轻轻拉了一下，回头一看，是那个男孩子。我看见他的手从裤袋里掏了出来，手心里攥着两角钱：“我这里有两角钱。”说完这句外乡口音很重的话，他羞涩地脸红了。原来刚才他一直想帮助我，只是有些犹豫，是怕我拒绝，还是怕两角钱有些太不值得？我接过钱，有些皱巴巴的，还带有他手心的温热，虽然只有两角钱，我还是谢了他。他微微地一笑，只是脸更有些发红了，真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寄完信，我去附近的超市买东西，破开了那一百元的票子，有了足够的零钱。我又回到邮局里，不过，那时已是落日的黄昏，不知那个孩手还在不在？我想如果那个孩子还在，应该把钱还给他。

    他还真的在那里，还站在柜台的角上，那些民工还没有汇完钱，他是在等着大人们一起回去。我向他走了过去，他看见了我，冲我笑了笑，因为有了那两角钱，我们成了熟人，他的笑容让我感到一种天真的亲切，很干净透明的那种感觉。

    走到他的身边，我打消了还那两角钱的念头。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但看到他那样的笑，总觉得他是在为自己做了一件帮助人的好事，才会这样的开心。能够帮助人，而且是举手之劳的事情，尤其是帮助了一个看起来比自己大许多的大人，心里总会产生一种美好的感觉吧。我当时就这样想，干嘛要打破孩子这样美好的感觉呢？一句谢谢，比归还两角钱，也许，更重要吧？我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他的头，问了问：“还没有走呀？”然后，我再次郑重地向他说了声：“谢谢你啊！”他的脸上再次绽放出笑容。

    以后，我多次去过那家邮局，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孩子，但我怎么也忘不了他。他让我时时提醒自己，面对一些举手之劳的事情，能够伸出手来去帮助他人，一定要伸出手来。

那些乡间的事物

贾维秀

    离乡人身后的乡村，美得像夹在经典著作里的一页页篇章，寂静、朴素、暗藏哲理。

    风景的帷幕是从黎明前的第一声鸡啼拉开的。

    星星的倦眼还眨在天空，乡村和四野依然沉睡，夜色中，蹲在鸡架上的鸡便开始在黑暗中“叽叽咕咕”酝酿，选择在一个怎样的时刻、以怎样的姿态去完成一天中最为风光的使命——让天惊让地动。

    夜露滴落。晨风忽起。曙色微透。

    “喔——喔——喔”雄鸡很抒情地开始了原声态的歌唱，那声音擦过暗夜，擦出金属般的质感，滑翔在村里村外，天空中就有了清而脆的高亢弧线。

    村庄醒了。

    谁家的门“吱呀”开了，院子里晃动着皮影般隐隐绰绰的身影。一扇扇门陆陆续续打开，街巷里有了脚步声，村外有了脚步声，田埂上有了脚步声，声音的涟漪一圈圈渐次荡开，叫醒了田野。

    露珠爬在草叶上，自顾做着晶莹的梦，等待着在彩霞飘起的时候，走完色彩斑斓的一生，裤脚擦上去，梦就被带到了别处，至于留在了哪里，露珠自己知道。

    大块的田地在村庄的远处，与邻村的土地相连。浩瀚的背景之上，人在其中不像是主宰，倒像是可以自由行走的一株株植物……

    远离村庄的土地，不便溺爱，大多会种植一些皮实的大庄稼。它们在苍天的护佑下像一个个被放养的孩子，遇光即壮，见风就长。青青的玉米，怀揣籽粒，像孕身乍现的婷婷少妇，青涩中透着成熟，向外散发出裹不住的咄咄逼人的生命气息；红红的高粱，如同个子高挑的北方汉子，挺胸昂首，以最为流行的健康肤色，张扬着农家子弟的朴实；那些收敛很紧的棉桃，心怀锦绣却静静地挤在低处的枝头，悄然养心；那些收敛紧实的棉桃，往往禁不住阳光的诱惑，骤然打开了满腹白花花的心事。大地上的植物还有很多，有沉思的谷穗、埋头酣睡的红薯、土豆，一心向上的芝麻……

    一些无所事事的豆荚也挤进了庄稼地里：黄荚里是黄豆，白荚里是红豆、豇豆，那些状如乌鸡爪的黑荚里藏满了密密实实的绿豆。

    穿行在庄稼地里的除了人，还有一些活物，停停歇歇日夜鸣唱的是蛐蛐儿，不声不响跳来跳去的是蚂蚱，蚯蚓在土下潜行，蝴蝶在花香里振翅，一些鸟儿不属于土地，它们如过客飞来逗留，又迅速离去，不知想了些什么。

    园子散布在村庄四周，各家都有，多种些时令蔬菜。由于离家近，抬腿即到，闲不住的庄稼人就把一些细碎的心思绣花一样用到了这里。几畦绿菜，用栅栏一围，竟有了观赏的味道。村子里消失的水井，在这里还能看到。辘轳架在井上，老人摇着辘轳。一桶桶井水顺着垄沟流进了菜地。小孩儿兴奋地划拉着沟里的清水，偶尔与老人一问一答。这场景最接近田园的味道，也最容易走进离乡人的梦境。

    如今的离乡人越来越多，他们纷纷去寻找理想中的天堂，外面的天堂不知是否能找到，可他们忘记了，他们离去的地方就是天堂。在他们离去的地方，花自然地开，果自然地熟，老老少少自然地生活，一切都遵循着亘古的秩序。

    暮色中，老牛甩着尾巴隔着野地里的酸枣棵、野葡萄、奶秧子、野蒿子、蒲公英、狗尾巴草，回望着一株欢实的搭在高处的粉红色的牵牛花……然后，悄悄地装进每个离乡人的行囊。

等鱼断气

    清明时节有微雨。不知怎么就想起了父亲。他这辈子对母亲是没说的。

    大概是1969年前后，母亲因肝病导致脸部浮肿。肝病一向有“女怕脸肿，男怕脚肿”的说法，除此之外，她还伴有黄疸、全身乏力、脾肿大等症状。父亲多方打听求诊，医生授一消肿利水的奇方——鲫鱼汤，而且鱼要三两以上，药效才好。

    这可难住了父亲，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物质极度匮乏，菜市场里绝对没有活鱼供应。他便去“黑市”，也就是地下自由市场购买，说是市场，其实就是鱼贩的流动摊位，如同间歇泉一般地时隐时现。更要命的是，因为“历史问题”，父亲还是“戴罪之身”，常去黑市是犯忌的。但为了母亲他义无反顾，黑市买来鲫鱼马上操作，按每碗鱼汤100克鱼计算，剖200克鲜鱼熬约30分钟，待骨肉分离时捞出骨渣，这时鱼汁呈白色，略注黄酒与蜂蜜，再熬十分钟，倒入两碗，早晚服用。十天后，母亲脸部的黄疸消退，再服十天，两眼黄疸大退，月余黄疸全消。他们即去医生处报捷，医生看了一眼说：“浮肿未退，继续。”父亲一听，傻了，医生这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当时父亲的月收入才三十六块，时值冬令，鲫鱼少而贵，鲜活的、三两以上的更贵，每天一条，总得八毛钱左右，甚至一元，一个月下来，岂不是要把家里掏空了。而且医生还不知道，为了抢一条活鱼，父亲多少次揎拳捋袖，和人在鱼摊前撕作一团。

    “一定要活鱼吗？”父亲只问了一句。“当然!”医生顿了顿，又说：“刚咽气的也行。”

    父亲一回家就去了黑市，而且很久没回来，母亲不放心了：“怎么回事呢？阿二去看看!”

    天已擦黑。路灯下，我远远地看见父亲正蹲在地上，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搪瓷盆子—那时卖鱼的都把鱼放在搪瓷盆里，以便稍有风吹草动就提盆走人。而鱼贩则尴尬地注视着父亲，二人之间似乎是一种对峙。此时的西北风像野兽一样咆哮着，父亲蜷缩着冻得簌簌发抖的身子，但仍然坚定地蹲着。见我在他身边蹲下，父亲转脸尴尬地对我笑笑，然后附着我耳朵悄悄地说：“我在等鱼断气。”

    我不解地看着他，没说话。为什么活鱼不买，要等到它咽气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黑市的规矩，鱼一死，就腰斩而沽，一条一元的鲫鱼就可能暴跌到四五毛。

    天越来越冷，也越来越暗，搪瓷盆里的鲫鱼，盖着水草，那腮帮还在一口气、一口气地翁动着，越来越缓，越来越缓，忽然它不动了。

    父亲胜利似的叫起来：“看!它不动了!”鱼贩恹恹地叹了口气，说：“好吧，拿去吧，算我输拜侬(吴语：你)!蹲了两个钟头伊港(吴语：竟然)!”

    然而父亲还没完，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飞快地抽出一把剪刀，钱还没付，就一刀刺入鱼腹，剐出鱼肠，那鱼心还在一翁一张呢。

    “马上放血，和活鱼有什么两样呢？”他得意地对我眨眨眼，那鱼贩见状，眼珠瞪得老大，傻了。

    这以后，父亲就成了“老蹲”。或许被父亲的举动所感动，或许觉得父亲“老举(吴语：资格老、经验足)识货”，可以省却与人的反复解释，鱼贩到后来都会主动招呼他：“过来吧老胡，格条鱼，快勿来赛哉(吴语：快不行了)!”

    日子久了，他还蹲出了经验，并授我心法：背脊黑黑的鲫鱼，不要去蹲守，有得辰光可拖了。只有濒死之鱼，身上鳞片才会越来越黄、越来越白，及时一蹲，可以少吃多少西北风!

    但西北风还是没有饶过他，大概第一天蹲守时就着了凉，以后他天天拖着清鼻涕去蹲守，撑了十天左右终于倒下，发高烧到40℃。

    眼见母亲的浮肿在慢慢消退，不能功亏一簧，父亲决定派我去蹲守。

    我那时还小，天天蹲在寒风里发抖，鱼贩看了于心不忍，常常主动喊我去拿将死未死之鱼，有的甚至将刚死之鱼直接剖了，扔过来，也不收钱。长大后读书，每每读到“仗义每多屠狗辈”，我便会想到他们。

    大概一个月后，母亲的浮肿全然退去。

    那是1969年上海的冬天。高天固然滚滚寒流急，大地却仍有微微暖气吹。

(作者：胡展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