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

连谏

    ①母亲走的时候，她12岁，父亲给她擦泪，说不怕，还有我。虽然难过，但她真的不怕了，父亲像大山一样强壮地存在，让她的心很踏实。

    ②可父亲也病倒了，在她读大一的冬天，那个夜晚的寒冷，足以让她终生铭记，凛冽的寒风，像无情的小小野兽，撕咬着她的脸：怎么办？给父亲治病要花钱，可他们家并不富裕，姐姐的婚期将至……她拼命想该怎么办，除了退学，似乎没别的路可走。

    ③她泪流满面，在天寒地冻的校园里站了整整两个多小时，直到手机再一次响了，是姐姐。她轻声安慰着哭泣的妹妹，说和未婚夫商量好了，去婆家办完婚礼就和未婚夫搬回娘家住，一起照顾父亲，让她安心读书。

    ④她不相信，姐姐的未婚夫是独子，在乡下，结婚住在老婆的娘家，是会让人瞧不起的，就算姐姐的未婚夫会答应，他父母也未必想得开吧？

    ⑤将信将疑的她请假回了老家，和姐姐一起陪父亲做完手术，也见着了准姐夫和姐姐的准公婆，他们也异口同声承认，姐姐说得没错。

    ⑥她满心感激地回了学校，这期间，姐姐会给她写信或打来电话，大多是在说父亲的近况，也会说她和未婚夫的事，说婚期推迟了，想等父亲出院再办。

    ⑦学校一放寒假，归心似箭的她就跑回来了。却迟迟未见姐姐的未婚夫，姐姐先是支支吾吾，后来说，乡下人迷信，要过年了还往医院跑不吉利，让他过完春节再来。新年夜里，她以拜年的名义，悄悄给姐姐的未婚夫打了电话，才晓得，姐姐撒了个弥天大谎。她的未婚夫一家并未答应她的要求，而是退婚了。那天自己在医院见到他们，是姐姐提着礼物上门求来的。

    ⑧在医院的走廊上，她嚎啕大哭，姐姐闻声赶来，只看了一眼她手机上的号码，就明白了一切。她要去找姐姐的前未婚夫理论，却被拦住了。姐姐说他们来提退婚的时候，自己只求了他一件事，就是每周以准女婿的名义来医院看望一次父亲。他答应了，也做到了。姐姐说，咱和人家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因为相亲认识了，因为打算结成夫妻就觉得亲近了，可是不管多亲近，那也是你情我愿的事，人，不能人对咱有感情，就成了人家为咱做啥都是应该的。

    ⑨她哽咽得说不出话。关于退学回家照顾父亲的话，她没说，因为知道，姐姐不仅不会答应，还会生气，就像姐姐说的，她们之间和她和前未婚夫之间不一样，她们是血脉相连的亲人。

    ⑩半年后，安葬好重病不治的父亲，姐姐来到她读大学的城市打工，遇上了憨厚温暖的姐夫，结婚生子，骑着三轮摆麻辣烫，风里来雨里去，虽然辛苦，但也其乐融融。她大学毕业，姐姐让她读研，她不肯，说想早点工作，帮姐姐买房养家，姐姐恼了，多年来相亲相爱的她们第一次起了争执，姐姐说别看她读的是名牌大学，将来也会有好生活，可自己永远都比她富，就因为她是姐姐！天下所有的哥哥和姐姐永远都比弟弟妹妹多享了几年父母之爱，姐姐大她5岁，就比她多享了5年父母的爱，这就是姐姐的财富，是永远都取之不尽的爱的源泉。

带套袖的孙犁先生

    ①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还领我拜会了《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记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他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

    ②一九七九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社作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箐二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已故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

    ③一九七九年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那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④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⑤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篇幅却不短，大约一万五千字，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

    ⑥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⑦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缝，他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

    ⑧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的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

    ⑨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摘自《从梦想出发》，原文略有改动）

孩子，请系好鞋带

罗安余

    ①那时，我还在读初一。

    ②学校每到年底都会组织游园活动庆祝新年的到来。

    ③记得那年的游园活动特别热闹，游戏很简单，似乎所有的人都能中奖，所以奖品很快就剩得不多了。

    ④我终于也得到了一张奖票，便兴冲冲地去领奖。领奖处挤满了人，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最后几份奖品，我也不甘示弱地往前挤。高高的窗台，狭小的窗口，发奖的人根本看不见领奖人的脸，只能随意地从那些伸进窗口的挥舞着的手中接过奖票，再递给奖品。突然间，我感觉手心沉甸甸的，是一份奖品！还来不及高兴旋即又感到手里轻飘飘的了——奖品被别人抢了！我忙抬起头四下搜寻，只见身旁一个大男孩正在冲我得意地笑。

    ⑤我冲他喊道：“把奖品还给我！”

    ⑥他边走边嚷：“每个人都有奖票，谁能抢到就是谁的，凭什么还给你！”我拽住他的衣角，近乎哀求：“我先拿到的，给我吧。”

    ⑦他猛地推开我，没想到竟使我趔趄在地，他一溜烟跑掉了。

    ⑧从地上爬起来，我再也忍不住委屈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走向办公区，这时我本能地想到了母亲，她是这所学校极有权威的老师，她一定能帮我！

    ⑨母亲听我哭哭啼啼叙述完一切，沉默了半晌才说：“孩子，先系好你的鞋带吧。”我低头一看，真的，鞋带不知什么时候已松开了。我迅速系好鞋带，然后期待母亲帮我要回奖品，没想到她却平静地说：“走吧，我们回家……”

    ⑩这件事早已过去，我始终没能要回那份本该属于我的奖品，为此，我心里不止一次埋怨过母亲。然而，随着渐渐长大，十多年来曾经有过许多成败与得失的现在的我才恍然明白，当年的母亲是多么用心良苦！

    ⑪她让我系好鞋带，她在我因得不到奖品而懊恼的时候，让我系好鞋带，因为，我确实应该这样做。

    ⑫如果母亲任由我哭闹，我可能会一辈子对此事耿耿于怀，无法释然。生活中本来就有好多我们想要的东西却无法得到，我们又怎可以要求自己每次都能被满足呢？母亲这样做其实是想让我学会坚强——当生活不能如愿以偿或者不尽人意时，不是一味地计较和埋怨，而是一如既往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保持一份恬淡的心情对待生活。

    ⑬我知道，命运给予我们的磨难将远远不止是失去一份奖品；我同样知道，对待磨难也并非系好鞋带就能解决这么简单，但我明白生活的真谛就在于此——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不气馁，不自怨自艾，永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永远向前看，总有一天，我能用生命的带子系住幸福。

隔壁的父亲

周海亮

    父亲敲门的时候，我正接着一个电话。电话是朋友打来的，约我中午小酌。我从父亲手里接过一个很大的纸箱，下巴上，还夹着叽里呱啦的电话。

    父亲寻一双最旧的拖鞋换上。问：“要出去？”

    我说朋友约吃中午饭，不过，不着急。我打开纸箱，里面，塞满烙得金黄的发面烧饼。

    这才想起又该七月七了。我们这里风俗：七月七，烙花吃。花，即发面烧饼。以前在老家，每逢七月七这天，心灵手巧的母亲都会烙出满锅金灿灿、香喷喷的烧饼，我进城以后，母亲便会将烙烧饼的时间提前几天，然后打发父亲将烧饼送到城里
。老家距城市，不过两小时车程，然似乎，我总是没有回家的时间。

    和父亲喝了一会儿茶，电话再一次响起。我跟父亲说，要不一起过去？父亲一脸惊慌，说：“这怎么行？我一个乡下人，怎好跟你的文化界朋友吃饭？”我说：“那有什么？正好把您介绍给他们。”父亲一听更慌了，说：“不去，不去，那样不仅我会拘束，你的朋友们也会拘束。”我说：“难道您来一趟，连顿饭也不吃？”父亲说：“没事没事，回乡下吃，赶趟儿。”我说：“干脆这样，我下厨，咱俩在家里做点吃的算了，我这就打电话跟他们说。”

    父亲急忙阻拦我，说：“做人得讲诚信，答应人家的事情，再失约，多不礼貌……你去吃饭，我正好回乡下——乡下好多事呢。”我说：“您如果真不去的话，我也不去了……当爹的进城给儿子送烧饼，儿子却没管饭，等我回村，别人还不把我骂死？再说，我早就想跟您吃顿饭了。”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与父亲达成协议——偷偷在那个酒店另开一个只属于我和父亲的小包间。这样，我就既能不驳朋友面子，又能陪父亲吃一顿饭了。父亲倒是勉强同意，但路上还是一个劲儿地嘱咐我别点菜，就要两盘水饺就行了——一人一盘，聊聊天，多好。去了，小包间正好被安排在朋友请客的大包间的隔壁，我没敢惊动朋友，悄悄帮父亲点好菜，又对父亲说，等菜上来，您慢点吃，我去那边稍坐片刻，马上回。父亲说那你快点儿啊！还有，千万别说你爹就在隔壁啊！我笑了。父亲与刚刚进城时的我一样拘谨。

    做东的朋友一连敬酒三杯，嘴里滔滔不绝。我念着隔壁的父亲，心里有些着急。我说：“要不我先敬大伙儿一杯酒吧，敬完我得失陪一会儿，有点事。”朋友说：“还没轮到你敬酒呢！我得连敬六杯，然后逆时针转圈……又没什么事，今天咱一醉方休。”我说：“可是我真有事。”朋友说：“给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就放你走，否则，罚你六杯。”我笑笑，说：“我爹在隔壁。”

    满桌人全愣了。

    我说：“今天我爹进城给我送烧饼，我把他硬拉了过来。让他过来坐，他死活不肯。现在他一个人在隔壁，我想过去陪他一会儿。”

    朋友们连连叹气，说：“你爹白养你这个儿子了，你这算什么？在隔壁给他弄个单间？虐待他？你愣着干什么？快请他过来啊！”

    我说：“他肯定不会过来。如果你们不想让他拘束让他难堪，就千万不要拉他过来。”

    朋友说：“那我们现在过去敬杯酒，这不过分吧？”

    我说：“这挺好。不过你们真想敬他一杯酒的话，就一起过去。千万不要一个一个敬啊！他喝不了多少……”

    朋友们全体离桌，奔赴隔壁。然推开门我就愣住了，房间里只剩一个埋头拖地板的服务员。我问：“刚才那位老人呢？”服务员说：“早走啦！你点的菜，也都被他退啦！不过他还是打包带走了一盘水饺，他说，想给乡下的老伴尝尝城里的水饺。”

    父亲进城一趟，送我五十六个烧饼，一兜大蒜，一兜土豆，一兜菜豆，一兜韭菜，两个丝瓜，八个南瓜，然后，在一个小包间里独坐一会儿，再然后，饿着肚子回家。而他的儿子，却在隔壁与一群朋友吹牛扯皮胡吃海塞，还美其名曰：周末小酌。

    我端起杯，对朋友们说，咱们敬我父亲一杯吧！朋友们一起举杯，那杯酒，就干了。

    然我的父亲，既不会看到，更不会知道。此时他正坐在开往乡下的公共汽车上，怀里，抱着一个装了城里水饺的饭盒。

（选文有删改）

“哼”匠老梁

尚书华

    ①认识老梁是四十多年前的事。

    ②那时他在林业局文工团当美工，人长得其貌不扬，个矮、罗圈腿，走起路来左摇右晃。当年他不过四十多岁，但说六十岁有人信我。到文工团报到的第一天，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见面时一怔，心想：文工团不都是俊男靓女待的地方吗？怎么长这模样的也能进来？随之又一想，莫非这人有大本事？

    ③后面的想法，很快得到了证实，此人的确不可小觑。有人告诉我，老梁是“特招”进文工团的。起初，他只是山里林场一个普通木匠，干些杂活。加之形象不佳，很被人瞧不起，常遭到别人的不屑；他又不愿说话，不愿接触人，没事总一个人憋在木匠房里鼓捣。但是活倒是越干越好。渐渐的，戏耍他的人少了，有人还当面夸他两句。他听了都不以为然，顶多用鼻子“哼”一声，宠辱不惊。

    ④那年，文工团排了一台大型话剧，布景难度很大，当时的美工完成不了，急得局工会主席在全局职工中广泛纳贤。有人推荐老梁去试试，老梁去了。工会主席见了面，打量他半天，问：你行吗？老梁听了，二话没说，扭头就走。工会主席连忙一把拽住说：试试，试试。老梁“哼”一声，勉强留了下来。

    ⑤老梁到了文工团，原来那个美工成了他的助手，给他打下手。一百个不服气。于是，工作上极不配合，时不时还故意制造点麻烦老梁却根本不在意。他吩咐助手干的活，助手完成后他看不上，但他什么也不说，闷不声咣咣几斧子，砸了，自己动手重来，那意思谁都明白，是打个样给你看看。几次下来，助手服了，乖乖地当起了徒弟。就这样，老梁有条不紊地利用十几天时间把全场布景赶了出来。工会主席乐得眉飞色舞，彩排那天把局党委书记请到了俱乐部，看完演出后，把老梁拽了过来，对书记说：这可是个大能人，是从林场挖来的大山参，宝贝呐！调文工团吧！书记意味深长地打量了一眼老梁，对工会主席说：就按你意见办。就这样，老梁调进了文工团。

    ⑥最让我佩服的是老梁先后给文工团做了两把贝司大提琴。这实在让我感到惊讶，直到今天都觉得神奇！当时是计划经济年代，全国也没有几家乐器厂，有钱买不着货。乐队低音部力量薄弱，团长做梦都想有把贝司大提琴。这事不知啥时装进了老梁心里。他把自己反锁进俱乐部三楼的布景制作室，一天天不出来，连下班吃饭时间也很少看见他。大家都知道他脾气倔，谁也不敢问他在干什么。直到两个多月后的一天，老梁将一把崭新的贝司大提琴交到团长面前时，团长顿时蒙了，以为是老梁有路子，托人买回了这个家什。团长问：多少钱？老梁“哼”了一声，扔出俩字：做的。做的？谁做的？团长更懵了。老梁没再回答，转身走了。团长瞅着他晃晃走远的背影，猛然醒过来。好你个老梁啊，可真有你的！

    ⑦老梁渐渐有了名气，在意他的人越来越多，连局机关的干部都对他刮目相看。而老梁还是老梁，处人待物跟先前没有任何两样。

    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大搞技术比武。省林业厅也下达文件，要在全省林业企业中举办一次“新兴林场沙盘模型设计”比赛。地点在省城，要求所属林业局各派一名能工巧匠参赛。老梁自然被选中。临行前，局工会主席把他请到办公室，就这次比赛的意义、名次、影响等，好一番叮嘱。老梁听到最后，习惯地用鼻子“哼”一声，连句话也没有。

    ⑨比赛共十天时间，前七天筹备，后三天安装，展厅就设在厅招待所会议室。前来参赛的人都想得个好名次，所以前七天大家都各自憋着劲闷在房间里鼓捣。待到后三天，才按组委会分好的选手区段，在展厅里忙活起来。只有老梁这边，剩下最后一天了，还仍是一片空白。于是，闲话出来了：这几天除了在食堂能见到他，再就不着面，没准是来混饭吃的……

    ⑩然而，就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老梁开始从房间往展厅一趟趟折腾东西，一直忙到天亮，整个晚上眼都没眨。

    ⑪比赛正式开始了。在老梁的展区，一夜之间魔幻般地呈现出座漂亮的林场模型。厅长参观时更是乐得合不拢嘴，说：“想不到咱林区还真有能人，瞧瞧，除了小点，跟真的一样，以后的林场就按这个样子建。”

    ⑫面对荣誉和赞美之声，老梁依旧习惯性地用鼻子“哼”一声。

    ⑬如今，老梁已故去十几年了，但有关他的故事仍在林区流传，且愈传愈神奇、版本愈多。人们总会说，一个相貌不佳的人，靠过人的本事，赢得了别人的尊重，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摘编自2017年3月20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