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数字化书写

刘皓明

    ①书写方式在文明形成中的作用，至今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在书写方式已进化到数字化的今天，用中文写作的人大多数是直接敲击键盘输入汉字。与中文计算机化的初期相比，现在的输入法使用已方便了很多。但这种方便主要来自计算机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处理器的速度、内存的扩大等——而非输入法有了多大改进。甚至可以说，这几年中文输入法在语言水平上不进反退，以至于如今数字化书写像是从坍塌的房子里搜寻财物，费力地拨开瓦砾和污秽，把埋在里面的东西刨出来，然而无论怎样擦洗，遭此劫难的幸存物上还是有污渍。

    ②我们在用当前通用的汉字拼音输入法撰写业务文件时，都很费劲。因为按照拼音打出的字词，排在前面的是网络语、脏字、表情图。显然，这些输入法更多是为娱乐设计的，它们不是服务于业务或是学习的。

    ③这种状况跟英语德语计算机输入状况形成鲜明对比。诚然，英德等西方语言，计算机输入的确都是一个个字母的输入，不像中文需要拼音输入然后在同音字词中选择正确的。但是英德文字输入软件带有拼写检查、语法检查、同义词近义词词库等功能，这些功能类似于中文输入法的联想功能，两者都体现了产品设计者各自的语用立场。只是西文软件不像中文输入软件那样，努力迎合新的口语和网络语的流行而无视传统或是语言学家们制定的语言规范，更不会推广脏话。

    ④如果说将网络语乃至脏话列在同音词的前列是在迎合低端用户的话，那么即使旨在服务于业务性应用的功能也同样问题重重。比如，词库中的词组常常包含错字、非词语组合等情况。繁体字库中也是时见不规范字形，像“爲”字，无论拼音输入后的首选字还是含爲字的多音节词，都被设计成“為”，甚至“僞”、“潙”等也都用“為”这个字形。这种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在设计上依从了台湾流行的字体，而不是依从了语言文字的传统和有关机构明确的字形。

⑤众所周知，语言是随着时间变化发展的。在成熟的现代社会里，语言就像任何流通物品一样，是被规范被立法的。这些规范和立法会承认和接受新名词，但是不会承认、鼓励、散布网络俗语、脏话等语言污染物。的确，没有任何机构可以也没有必要阻止人们在口语中使用新俚语新俗语等规范之外的语言，但一旦进入写作，情况就不一样了。用于这样输入文字的软件，是应该首先甚至是排他地方便合理合法地使用规范语言呢，还是要增加规范语言使用的难度而给不规范使用大开方便之门呢？是服务于业务使用呢，还是服务于娱乐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⑥造成汉语输入这种混乱现状的，除了马虎的工作态度和习惯外，更深层的原因是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对成规的轻视甚至无视。近年来风行的网络语有不少就是无知者狂欢的产物，比如“囧”字。并不是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当下流行度来决定，不尊重规范、纵容无知对规范的冲击就如同纵容医闹一样，最终损害的是全社会的利益，败坏的是我们整体的文明水平。

“龙城”还是“卢城”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传诵千古的《出塞》，抒发了王昌龄追昔抚今的感慨。一般认为，诗中的“飞将”指西汉名将李广，他长期戍守北部边境，以勇敢善战著称，匈奴呼之为飞将军，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畏惧、惊退。那么，诗中的“龙城”又指何处呢？

    历来唐诗集多作“但使龙城飞将在”。清朝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也持此说，认为“唐人边塞诗中所用的地名，有但取字面瑰奇雄丽而不甚考地理方位者”。此处的“龙城飞将”，“乃合用卫青、李广事。指扬威敌境之名将，更不得拘泥地理方位。而诗中用‘龙城’字，亦有泛指边关要隘者。”就是说，“龙城”不过是象征性的地名，并非特指某一具体城邑。

    宋朝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将“龙城”改为“卢城”。为何做此改动呢？阎若璩《潜邱札记》作了解释：“李广为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时有卢龙府、卢龙军。”所以龙城就是右北平，应为卢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唐诗选》即取此说，将“但使龙城飞将在”改作“但使卢城飞将在”，认为卢城即现今河北卢龙。但是，无论汉朝还是唐朝，右北平从来就没有称过卢城，只有《汉书·西域传》中有一个无雷国，其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显然，此卢城不是右北平。况且，《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的那次威震敌胆的龙城大捷是卫青指挥的，并未提及与李广有关。

    清朝孙洙《唐诗三百首》引《晋书·张轨传》的记载：匈奴曾筑姑臧城，“地有龙行，故曰龙城”。据此说，“龙城”是指姑臧城，即今天的甘肃武威。

    张际在《“龙城”考》中则认为，据《史记》《汉书》等多处记载，龙城是匈奴祭祀龙神、祖先之地，地方并不固定，但在匈奴境内统称为“龙城”。汉代史籍往往采用音译，分别写成“龙城”“笼城”“龙庭”，“龙城”可能是音近而误讹为“卢城”，两词实为同义。西汉初年，匈奴连年犯境，汉朝无力抵御，直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起来，才命卫青、霍去病等实施反击。元光六年的龙城一战，首战告捷，一扫汉朝70多年的屈辱，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龙城之战成为汉朝军民心目中扬威敌境、雪耻大胜的象征。李广是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的英雄，是汉家大将的杰出代表。因此，王昌龄将大捷的象征――龙城，冠于西汉名将的象征――李广头上，将卫青和李广的业绩糅合在诗中，表达杀敌制胜、扬威敌境的意思。

    王昌龄取“龙城”一词，还出于音律的需要，而且字面又瑰奇雄丽，选用了他，使诗句达到了音、义、色具佳的境地。

    长期以来，无论民间的济贫活动还是政府减贫干预，大都承载特定价值诉求或意识形态。20世纪以来，西方福利国家体制的形成与转型，既是各国政治经济演变进程，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还是福利思想史的现实形态。随着“政策科学”研究的兴起，贫困研究与减贫干预转向科学化的模式，并带来反贫困特定维度上的效率与进步。然而技术化的贫困干预始终无法回避政治权力的制约，贫困治理的最优解依然只存在于理想情景，因而，有必要打破意识形态与科学研究的藩篱，尝试在意识形态话语与政策科学研究之间建构互动空间，突破实证研究“经验——理论”科学环的束缚，探索将政策及政策实践融入研究流程的路径。

    2012年以来，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在新历史条件下产生了诸多发展和变化，贫困的发生情境、反贫困行动的背景以及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变迁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扶贫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的前提与边界，这不仅是中国乃至全球减贫事业发展的全新机遇，也是扶贫领域包括中国脱贫攻坚学术研究反思与革新的良好契机。2018年中国提出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关联，从“短板”的角度审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探索。

    脱贫攻坚的实践在不断取得减贫成效的同时，也为反贫困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基于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以及深入实践，中国学术界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延伸和拓展了扶贫思想，主要体现在贫困识别与瞄准技术方面、反贫困与贫困治理议题以及反贫困理念等方面。已有的研究不仅充分解释了何以“瞄不准”，何以偏离目标，同样也为政策瞄准提供了诸多用以改进的机制和对策建议。针对政策执行情境的约束，在脱贫攻坚实践中，“驻村帮扶”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可行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些治理机制的缺陷。

中国扶贫开发理论创新进入了新的历史高度，其关键在于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推进了脱贫攻坚实践，影响了贫困发生和反贫困实践的诸多结构性要素，从而为相关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和经验，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并形成了诸多可借鉴的模式。具体而言，集中体现在： 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三个层面。此外，讲好中国的减贫故事，不仅需要好的经验和素材，同样需要好的讲述与呈现，这就需要研究者能够在脱贫攻坚的中国话语与反贫困的全球议题之间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从基于特殊经验的理论话语迈向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命题。

    （摘编自黄承伟、袁泉《论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书法是艺术，国学是学问，研究书法的学问是书学，把书法当成国学，与把传统文化当成国学如出一辙。书法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有用国学方法研究传统文化的学问才是国学。

    按照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划分，国学研究一类是关于智识的学问，一类是关于人生的学问，书学也是如此。关于智识方面的学，主要是对古代典籍的研究，即过去通称的“四都之学”，也有有关文字的学问，即小学，小学又分为：文字，音韵和训话，书法的基础是汉字，研究书法必须研究汉字本体，故此，书学的基础是小学，小学又融含于国学之中。所以，国学中的小学，对书学研究有直接作用和影响。

    辑校和注疏是国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传统书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阅读和用古书论文献时，必须对其中的字词进行训话或校注，否则易发生误读，譬如现在我们常用“天真烂漫”形容书法作品至高的美学境界。但从包世臣《艺舟双楫》中对“烂漫”的注解可知，“烂漫”的本意是花到十分，已渐有凋疏之意，用在书法上，则是指笔法粗疏导致的墨法调疏，字法散乱。包世臣所说的“烂漫凋疏”，尽管谈的是笔法和墨法问题，本质却是书法美的问题，如果不用国学方法对“烂漫凋疏”进行训话学的辨析，就可能发生根本性误判，导致对书法美产生根本性误读。所以，研究书法美，必须立足于本土美学，必须用国学方法来研究。

    书学还是有关人生体悟的学问。美感体验，是在长期的笔法实践中培养出来的，而笔法的获得，又在于对人生、生命与自然的体悟，即唐人张琭所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就是要有向外和向内的追求，向外追求最后都归于向内追求，向外追求自然，于自然万物中获得关于笔法的学问，譬如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黄庭坚观担夫争道而悟笔法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向内追求内心的自证圆融，这方面，古代书论多有描绘，但有些过于玄虚。当然，笔法也可通过读书尤其是阅读古代书论获得，但读书也需进行人生体悟，读书而不体悟，等于吃饭而不细嚼，必定是“囫囵吞枣”，学习和研究书法，更离不开人生体悟，没有这种精神，是万万写不好书法的。

    所以，书学虽与国学息息相关，但国学只是方法和途径，研究美、探讨美，是书学研究的终极旨归，但这美，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美学，而不是西学体系中的美学，故美学又必须建基于国学之上。国学也不是贴标签、而是实实在在地坐冷板凳，需要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工匠精神”。

(摘编自来中原《国学与书法》)

    在中国，国家从来被视为一个伦理性的实体。在近代西方霍布斯和洛克所倡导的自然主义的契约国家，卢梭、康德、费希特所倡导的道德主义的契约国家中，国家都没有积极的功能。国家只是一个警察，唯一的职责是维持秩序；它不是一个导师，不负有引导人们向善之职，那是宗教所管的事。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在伦理关系上环环相扣，连为一体。“民惟邦本”，国家作为伦理性的实体，除去负责保障民众的个人权利、督促民众履行个人义务之外，还负责教化民众尤其是从君主到各级官吏，“孝、悌、忠、信”，“仁、爱、诚，敬”，“礼、义、廉、耻”，作为国家伦理的基本观念，规定了一个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行动，应该禁止哪些行为。正因为如此，国家不仅要保护从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的责任伦理，而且自身要率先履行自己的责任伦理，成为履行责任伦理的示范者。孔子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说明礼治在伦理型国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对国家而言，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在内的各项礼仪，不仅是宣示价值观、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教化人民特别是掌控权力的各级官吏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积极推进国际交往的重要手段。

    历史早已证明，只要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继续存在，礼所表达的这些责任伦理就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礼自身也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礼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实践，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的习俗，因时间、空间条件不一样，它们会产生许多差异。今日之中国，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并存，而基本取向则是每个人一方面自主性、独立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又越来越为世界性联系中的巨量信息所左右；以父家长为中心的传统家庭已普遍瓦解，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成为主流，在市场化、契约关系冲击下，婚姻与家庭变数激增；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在  实际领域和虚拟领域都空前扩大也更加不确定，各类新型的社会自组织影响已大大超过传统的社会自组织；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都面临全新的挑战。所有这些伦理性实体历史性的变化都要求礼和礼治全面的革新。

    伦理与道德、伦理与法理、法理与道德之间的歧义乃至冲突，现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要求礼与礼治必须进行再创造。

    革新及再创造，则应当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从各地方、各族群的民间习俗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要对现今既有的各种礼仪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提升，并使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让礼和礼治成为现代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得力辅弼，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摘编自姜义华《论“礼治”的当代意义》）

    随着智能化时代大幕的开启，人工智能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迎面而来，不仅冲击着各行各业，也改变着我们的认识和观念。军事是对技术变化天生敏感的领域，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发展和应用正迅猛发展。当前，信息技术、传感器、大数据和物联网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将在未来战场上贡献独特的“机器智慧与力量”。

    恩格斯曾言，尖端科技的应用最早是从军事领域开始的。新科技显著提升军事作战能力时，便促成军事变革的发生。从军事变革史看，科学技术在历次变革中发挥着源头促发性、基础支撑性作用，谁具有技术变革的敏感性并首先实现技术上的突破，谁就能掌握新的战争规则。对一支军队而言，不能正确预判军事科技突破方向、把握战争形态变化，不仅会导致“技术代差”，更会导致国家安全等危机。美、俄等传统军事强国预见到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阔应用前景，都把人工智能视为“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是智能化战争，并已提前布局，希望抢占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先机，力求与潜在对手拉开“代差”。几个月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正式发布关于成立“联合人工智能中心”的备忘录，这将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在美军军事项目上的应用力度。俄罗斯也视人工智能为未来军事竞争的制高点，正加紧研制可以驾驶车辆的类人机器人。

    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成为人类迄今发生过的最好的事，也可能成为最糟糕的事。”霍金对人工智能的这一评价，启示我们面对“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要保持足够的审慎。未来，随着大量智能化无人系统运用于战场，战争成本将大大降低，作战人员的“零伤亡”有望成为现实，这极易导致军事强国在武力使用上更加随意。而在复杂战场环境下，高度智能化的无人作战系统极有可能出现识别错误、通信降级等问题，而诸如滥杀无辜、系统失控等潜在风险更会让智能武器成为人类的无穷隐忧。   由此可见，事关战争的重大问题决不能轻易交由机器做抉择。即便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日益完善成熟，也不能放任智能武器的“野蛮生长”，需要警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安全、法律、伦理等诸多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各国应加强社会安全监督管控，形成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军备控制的讨论与谈判，贡献人类智慧；牢固确立人类是人机关系主导者的思想，实现对人工智能的安全有效控制，让其为人类的和平发展服务。

    今天，面对科技发展之“大变局”“大突破”，我国应站在设计战争、掌握制胜规则的高度，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对战争形态演变的内在驱动性影响，切实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我们需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搞好战略规划，密切跟踪前沿技术以积极主动的作为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摘编自《AI军事应用是一把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