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图书革命影响深远

    书籍进入数字世界不是用像素代替油墨这么简单的一回事。我们阅读、写作和出售书籍的方式可能由此发生深远变化。但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500多年来一直与读书联系在一起的一些重要特性将受到削弱。

    数字图书革命有着远大前途和巨大机遇。能够即时搜索数以百万计的书籍，将使找到所需信息变得更加容易。观点将由此扩散，创新将由此激增。用不了多久，你就能建立起一个包括自己所有藏书在内的虚拟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中的每一个字都可以方便地被搜索到。这将对学术研究产生无法估量的重大影响。

    亚马逊网站的数据显示，在使用了电子阅览器“kindle”后，人们购买的书籍比以前多得多。对图书销售而言，容量无限的随身书店是个好消息。对知识的传播而言，也许也是个好消息。但对注意力这一21世纪最有限的资源来说，却未必是个好消息。

    实体书依然是集中注意力的逐行阅读这一“濒危物种”的保护区。在线阅读时，你一会儿看看博客，一会儿收发电子邮件，一会儿又浏览电子版的《纽约客》杂志，自然而然就分散了注意力。因此我担心读书的最大乐趣之一（完全沉浸于另一个世界）将受到削弱。我们可能会像读杂志和报纸那样读书：这儿看看，那儿翻翻。

    将书籍放在网上还会改变我们寻找书籍和讨论书籍的方式。你知道，在你读书时，随时都可以与他人就你所阅读的段落甚至句子进行对话。

    从经济角度而言，电子书也可能改变阅读和写作的惯例。销售电子书意味着，向潜在购买者提供“免费样品”以吸引他们购买整本书成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例如，“kindle”阅览器允许读者免费下载很多书籍的第一章内容。

    不难想像，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书籍的序言将发生何种变化。目前，写序言时的假设是，人们已经买下了这本书。将来，当序言是“免费赠送”时，情况就不同了。序言要用来吸引读者购买整本书。

    至于非小说类书籍和短篇小说集，将出现“点菜式”的定价，读者可以花99美分购买某一章节，就像现在可以购买一首单曲一样。

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

①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的智力，而智力能带来巨大快感。如何拿智商来作乐，读书便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只要付出一个汉堡的钱，便可以得到一个作者在那段岁月所有的心思。国际阅读率比较研究显示，当下韩国国民人均阅读量约为每年11本，法国约为8.4本，日本约8.5。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64本，当孩子稍稍懂事时，几乎每一个母亲都会严肃地告诉他：书里藏着的是智慧，这要比钱或钻石贵重得多，而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

    ②世间有两种快乐，第一种是因为无知，第二种是因为彻悟。无知的人，每天无忧无虑，什么都不想。他们做的事，干的活，只是为了吃饱喝足。这种简单而无知的快乐，就像是动物，为了生存而生存，不需要复杂的思维和智商，更不会去主动获取新的知识。而彻悟，是因为读过一些书，经历一些事，心境发生改变，生命变得更加有质感。正如周国平所言，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钟无用之情，终于成一无所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

    ③书，像一扇门，透过这扇门，你可以看到别人每天都想了些什么，他们如何总结这个世界，又如何想象另一个世界。读书，不是要醍醐灌顶瞬间涅槃，追求人生的大和谐，而是要去知道，你这次与作者会在哪里会合，又会在哪里分开，会在哪里产生共鸣，又会在哪里产生分歧。一本书不一定能让你走出困境，不过至少会让你知道，从古到今跟你有同样烦恼，并且同样在寻找答案的人有很多，你并不孤单。

    ④我们小时候读的书，如同小时候吃的饭，一时半会儿看不出什么，直到成年后，前者成为了我们的精神，后者成为了我们的骨血，两者都融入到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我们的气质，大多藏于读过的书中，读书就像一把把开山刀，每每拿起来挥舞，就能在你内心开垦出一片新的旷野，从而腾得出地方种植更多作物，到了秋天，心灵便可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忙碌着收获思想。

    ⑤我一直很喜欢毛姆说的一段话：“生命的尽头，就像人在黄昏时分读书，读啊读，没有察觉到光线渐暗；直到他停下来休息，才猛然发现白天已经过去，天已经很暗，再低头看书却什么都看不清了，书页已不再有意义。”这是形容一个人年老时的样子，而我则希望人们都能有这样的读书体验。

（选自《时代邮刊》2017年第4期，有删改）

    二次元是当下社会存在的一个亚文化族群。早期的动画、漫画都是由二维图像构成的，其画面是一个平面，所以被爱好者称为“二次元世界”，简称“二次元”。广义上说，各种虚拟世界的卡通、动漫、电子游戏及其相关的核心产品与衍生产品都可以归为二次元的范畴。

    为何那么多人痴迷二次元文化？细究起来，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是逃避现实的心理需求。不少青少年沉迷于二次元世界无法自拔，其实是不愿面对充满竞争和纷扰的真实世界。二是寻求认同的心理需求。处于边缘地位的亚文化族群往往要通过对亚文化的集体消费，不断强化着彼此间的认同感，感知个体存在的价值。

    二次元文化的盛行，于资本市场可能是利好，但对文化领域是喜是忧，则需要时间的验证。当下二次元文化的各类活动主要是在互联网这个场域完成的。新媒体不仅为二次元作品提供了便利宽广的展示平台，还为网络一代找到了同好聚集、思想碰撞的交流空间。在这种环境下，二次元逐渐跳脱了孤立的虚构故事空间，超越了动漫的艺术形式，形成涉及人群更广泛、内容更丰富的时尚潮流。然而，由于互联网对海量内容的筛选、监管和把控不甚严格，使二次元文化落入野蛮生长、参差不齐的窠臼。

    随着主要受众群体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破壁交融的进程将逐渐加速。为了更好地获得年轻人的认同，我们应当通过参与创作或评论引导的方式影响二次元文化，指引其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有鉴于此，国产二次元作品，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提升：一是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文化提倡的要素。二次元这种创作传播方式，须在中华文化内涵的挖掘上有所倾斜，这样才能为青少年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对接打下基础，给主流文化的发展开辟更多维度。二是从注意力经济转向情感力经济。动漫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里面的人物个性鲜明、情感丰富。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国产二次元作品却更多地流于肤浅的无厘头搞笑，或一味追求视觉刺激，堆砌俊男美女、宏大场景。试问，如是没有充分的情感张力，又怎能与观众深度互动、引导他们进行理性思考呢？三是取材于现实，靠生活质感打动观众。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二次元文化唯有回归现实，脚踏大地，才能更加震撼人心，引发共鸣，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宋磊《面对“二次元潮流”主流文化不应缺位》）

从鸡汤到家园有多远？

史一棋

    如今，随着全民阅读的呼声日渐高涨，不少告别阅读良久的人重新将目光投向落满灰尘的书架，暗暗发誓：“从今天起，我要多看书了！”然而，这种激情又常常是短暂的。拂去尘土，双手捧书，不少人忽然发觉：自己还是没法沉下心来专注阅读，尤其是当自己面对深度阅读的时候。

    如何面对深度阅读，这是个值得细细思量的问题。泛泛的阅读虽然比干脆不读好很多，但蜻蜓点水地轻描淡写无法达到水滴石穿的深刻效果，更难以深入心灵深处。时间花了很多，精力投入不少，等合上书页，却是一问三不知。这种阅读，毋宁说是消遣。

    深度阅读，或许首先应当选好恰当的主题领域。如果所选书籍内容过于深奥，与自身理解能力严重脱钩，阅读是不可能走向深入的。如果平时只阅读中国社会、历史方面的书籍，却拿来一本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骤然投身西方现代哲学，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读来必然是云山雾罩，不得要领。假如平时只是阅读浅近平易的网络小说，突然入手一本大部头的《资治通鉴》，也自然会有不得门径而入的感觉。

    将阅读推向深入，就得尊重阅读规律，慎重选择领域，根据自身情况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地完成不同阅读阶段的精神攀爬。准备涉足西方哲学，大可不必一头扎进尼采的悖论思辨和虚无主义中去，不妨先翻看罗素的《西方哲学简史》，了解西方哲学的门派和流变过程，再选择感兴趣的领域渐进深化。计划研究三国历史，如果对《三国志》惜墨如金的笔法感到费解，不如先从一些轻松通俗的三国读物入手，宏观掌握这段历史之后，再回过头来攻读，或许更容易读进去。

    更进一步，要想在根本上提升阅读质量，不妨试着变流于表面的零散阅读为主题阅读。其实，阅读也分为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是篇章阅读，即读懂一本书中的每个章节；第二层是书本阅读，即领会整本书的意旨；第三层就是主题阅读，即选准某个具体的知识领域，广泛涉猎该领域内有价值的中外所有书籍、资料，甚至相关学者的研究论文，力求穷尽所有。相比主题阅读，篇章和书本层次的只能算零散阅读。

    试举主题阅读一例，如将领域锁定为先秦哲学，那么遍览诸子原著只是一个开始，为诸子著作做注者如郑玄、王弼、郭象、朱熹、王先谦等都应在摄取之后批判继承，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等经典的总括性著述也该择精汲取，再如梁漱溟、牟宗三、李泽厚、陈鼓应等知名学者的观点论述也应做到心中有数。

    果真能完成这样有效的主题阅读，你自然会成为相应领域的专家，而主题阅读的过程，与其说是在读书，不如说更像在研究。大多数人平时都在进行零散阅读，这未必不好，但正因其零散而容易使阅读泛化，东一榔头西一斧子，最后所得无多。当我们将零散阅读的粗浅体验升华为主题阅读的凝神研究，阅读将不再只是睡前床头的鸡汤慰藉，而是渐渐盛满充盈的灵魂家园。

（选自《人民日报》2017-09-19）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开放的、公众的空间。现代公共空间包括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如公园等，也包括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的公共论坛，如网络等。我国传统社会中并不存在或者较少存在公共空间，以家为本位的传统道德伦理也没有凸显出公共空间意识及公共空间伦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引入了现代性制度及伦理要求，例如公共空间需要排队等，但我国民众对于公共空间的认知依然不足，通常将公共空间视为“私人空间”的外化，没有意识到公共空间与所有人相关，每个人都是公共空间的主人，应当遵守公共空间的伦理规范。社会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社会公德的养成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整体推进，并非政府、学校或企业一方可以完成。在现代社会治理的视野中，不同主体应该是平等合作、共同促进的关系，需要政府机构、企业法人、社会组织、学校、公民个人共同参与，构建与公共空间发展相适应的伦理道德。

    建立覆盖社会公共领域的制度体系，规范各交往领域的制度，引导公共交往和谐、有序发展。同时，提供完善 的、有效的制度调节，管理、引导人们遵守现代公共交往原则规范，处理公共领域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公共领域 的关系。还应对已经出台的制度进行进一步细化与拓展，更新人们熟知的道德规范的内容。例如“爱护公物”是宣传几十年的美德，今天看来依然是合理的，但应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更新“公物”的概念，不只是国家所有的物品，非国家所有却是公共空间的事物（例如共享单车）也应涵盖在内。另外，规范公共领域交往的制度，应当符合制度伦理，即具有道德合理性，让制度彰显人性，保障、尊重人权，最大限度地尊重大多数人。这就要求从制度设计到运行、监督，乃至惩罚环节，都需要体现对人的关怀和尊重。

    教育、树立社会平等和公民的权利意识，教育、引导民众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个体权利，尊重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与公德行为息息相关。只有让社会个体能够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尊严，并认识到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维护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不可分割，对公共利益、公德的侵害就是对包括个体利益在内的社会利益的侵害，对他人的不尊重也就是不尊重自身。通过倡导、教育，来树立、培养社会公德意识。应在道德教育中加强公共礼仪、公共规则等内容，在考试中增加社会公德表现的权重。此外，在道德教育中，还应注意引导公德与私德的联系与区分，改变处理公共领域交往时习惯于私德外推的思维方式，兼顾个体与公共利益，既反对只关注个体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也要反对公共利益至上而牺牲个体利益，不可偏废一方。

（摘编自赵鑫洋《共享时代的公共空间伦理问题》）

现代的司马迁

陈之藩

    ①大致说来，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三大基本要素是物质、能量与信息。从最原始的到最近的社会一直是如此。不过在上古的人没有意识到信息的重要，□□语言、符号、图像、文字与人类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同时演进而来。

    ②我们意识到信息的极端重要与信息的定量估测是始于二十世纪中叶。大致是由控制理论的创立者温纳（Norbert Wiener）及信息理论的定义者山农（Claude Shannon）所启迪的。温纳说：“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如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不易存在下去。”山农则是把玻耳兹曼（Ludwig Boltzmann）墓志铭上那个“熵”的公式借来，为信息做了定量工作并构建了分析理论。

    ③信息不仅包括我们所有的知识，还包括感官所触到的一切。报纸上的新闻，书本上的报告，市场上的行情起伏，电视上的天气预报；简单到一张照片或一幅图画，复杂到终端机上的种种显示，印表机上的列列标记都是信息。我们固然一直是生活在物质——如空气或水——的海洋中，也是生活在能量——如光或热——的海洋中；而今，我们忽然悟出更是生活在信息的海洋中。从古以来就是如此，二十世纪下半叶情况尤然。

    ④但信息与物质或能量有所不同。信息的最大特征是：它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以互相联系为前提。没有联系，就没有信息。于是信息必依附于一定的载体。通过载体，这信息才能被处理、传输、操作。而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信息多是经电子为载体、用数字作处理而表现出来的资料。

    ⑤信息资料不能单独存在，是由互相联系而来。所谓互相联系，主要是传递与储存；而储存可以视为延迟了的传递，于是信息与传递，或者信息与储存的关系也就特别密切了。

    ⑥经由数字处理而得出的信息资料，自然因频繁的传递与大量的堆存，而逐渐成了问题；并且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形严重。人们遂发展出特别的储存与传递的方法，称之为资料压缩。

    ⑦我们现在以电脑问世以后的眼光，回顾一下历史，也许对于人类目前对付资料压缩的问题能够有所理解。

    ⑧我们先以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例子。司马迁是把从轩辕到汉武帝时代汗牛充栋的史实，用一片片竹简写出五十二万字的《史记》。他的志趣所在，是把这一大堆竹简写成的《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这整个的过程与目的可以说是信息的传递，也就是他所谓的“传之其人”。而储存的方法则是写在竹简上，把竹简“藏之名山”。当然如果能省掉一个字，就可以少写一个字。竹简上少写一个字，就可以少用些竹简，而藏之名山时就可节省些空间。于是，司马迁就需要把自己的写作技术练入化境，使所写文言文字达于精纯，然后才写到竹简上去。这可以说是编码程序，以不致使人误解原意为最低诉求；而后人在名山内拿到竹简时，得到竹简上所示的信息。那就需要一些念懂古文的工夫，也就是后世的人要有解码的训练。自然，竹简像晶片一样，是载体，而所写的字可以比为位元了。这正说明了上古所用的信息系统，已经是在做资料压缩了。

    ⑨第二个例子，可以举莫尔斯所发明，由中国改造成功的汉字电报系统。这是把汉字的每一个字均编成一个数字码，也就是有一电码本在拍发端，而有另一同样的电码本在接收端，载体把点与划的莫尔斯符号一个一个地传过去。这种编码与解码的思想方式与目前正在用的LZ（Lempel Ziv）的思想并无原则上的不同，只是简单与复杂的区别罢了。

    ⑩我们细览这些人类所发展出的文字资料压缩技术，会恍然悟到由竹简到晶片是工具在变，而储存与传递的思想并没有改变很多。

    ⑪资料压缩的思想与技术，如同计算机科学中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有些是突如其来的自我生发，有些则是意想不到的闯进来的外来影响。例如，利用“训练”制作的大的编码，正显示了在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理论影响下处理信息的发展前景。我们若用司马迁的例子做比喻，这种研究可以说是训练一些字练句遒的司马迁机器来做彻底的大编码工作。

    ⑫可是，以上所述总是载体系统的手段问题，而从未涉及信息本身的内容问题。古时的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目标及“叙游侠，述货殖”等的各重点，在现代司马迁的作风上是绝对不见踪影，绝对不予置问的。以至今日域中，发信者不知所云，收信者不知所措，只有络绎于途的传信者，在急促慌忙地奔走与煞有介事地呼号。这是我们这个信息时代的象征缩图，不也正是我们这个信息时代的问题所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