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是整个文化生态中重要的一环，是富于智慧的人们对于文艺现象的评说与解释，批评言说的必要，在一个文艺蓬勃发展的年代里显得尤其突出，这是出于精神创作生产规律的一种必然需求——一切来源于人类精神创造的自觉冲动，因为，只有精神创造能够使人类更加明白自身的使命与高贵，知道这个世界的无限丰富多彩及浩瀚可靠。正是文艺批评，遵循着自身的规律，与作家艺术家们精神创造的努力同行，以自己的见识、智慧、力量，含蕴历史烟云、揭示人类内心，见证时代进步的一些关键时刻，助益于人性进步。但要意识到，批评很可能是一种最讲究发现的艺术，优秀批评家须像法国作家法郎士指出的那样，延伸各自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不落后于时代与艺术，从而让自己的言说经得起时间考验。

    文艺评论之为探险，其中一个题中之义，是要找寻有益的价值。文艺创作作为饱含价值取向的精神劳动，是由艺术地反映生活，审美化地评判生活来实现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价值裁定和是非观的文艺作品，正如不存在没有意义的话语一样。俄罗斯著名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说过，真正的批评“应当像镜子一般使作者的优点和缺点呈现出来，指示他正确的道路，又向读者指出应当赞美和不应当赞美的地方”，文艺评论要增强价值评判意识，是由其言说的理性、引领性所决定的，批评主体按照一定的理论主张和标准，对文本和文艺现象进行分析、鉴别、阐释、判断，从而作用于文艺现实，通过理性评判，对作品和文艺现象做出价值判断，对其文本意义进行适当的价值裁定，表达批评者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才能完成文艺评论的使命。

    人们需要文艺批评，很大程度上在于希望看到文艺评论对文艺现象、思潮、作品的理性评判和估价。没有价值判断的文艺批评会使言说陷于无灵魂、琐碎与苍白。鲜明的价值立场能够点亮文化言说。目前在文艺评论实践中，那种将艺术言说蜕变为细致解读的批发所、华丽辞藻集散地的情况是普遍的，在涉及价值评判的问题上变得言不由衷和不及物，是文艺评论的一大弊端。有位法国学者说过，批评是一种老得最快的东西，对抗时光的磨损，要积极弘扬在变当中其实永远不变的那些价值，以热情批评的真诚和人性体温，匡正创作风气，提振诗性精神。

    增强价值彰显意识，要加强文艺批评价值、评判标准建设，缓解文艺批评的文化、理论与精神价值的资源短缺紧缺状况。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尊重文本、从文本出发的精神，坚守主流价值，以“历史的”“美学的”观点开展文艺批评。要积极吸收古代文论的有益资源，以作为文艺鉴赏、评论重要尺度、依据和标准，鲜明体现中国人的善恶美丑观、义利观、责任观，体现中国文化的爱憎与是非观，发挥先进价值观引导文化思潮的作用。

（节选自梁鸿鹰《批判是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2014年7月22日《中国文化报》）

    把快感、联想当作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考据和批评当作欣赏。

    拿我在国外大学读的莎士比亚这门功课来说，英国的教授整年地讲“版本的批评”；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那一年印第一次“四折本”，哪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本”，各有几次梵音，某一个字在第一次“四折本”怎样写，后来在“对折本”，里又改成什么样……自然他们不仅讲这一样，对来源和作者生平也很重视：莎士比亚大概度过些什么书？《哈姆雷特》是根据哪些书写的？他和戏院和同行的关系如何？“哈姆雷特是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个个埋头于灰封虫咬的故纸堆中，寻找片纸只字以为至宝。

    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本身。欣赏之前要有了解。只就欣赏说，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但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的知识却非常重要，要了解《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曹植和甄后的关系；要了解《饮酒》诗，就不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

    但若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通常富于考据癖的学者难免犯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穿凿附会。他们以为作者字字有来历，便拉史实来附会它。他们不知道艺术是创造的，虽然可以受史实的影响，却不必完全受其支配。第二种错误是因考据之后，便袖手旁观，不肯染指，而我是饕餮汉，对于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十二分地敬佩、感激，但我认为，最要紧的事还是伸箸把菜取到口里来咀嚼，领略领略它的滋味。

（选自朱光潜《考据、批评与欣赏》有删改）

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知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正如学者所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地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固然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而是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摘自2014年01月06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人是否有权想信什么就信什么？

    ①人有权利相信任何他想要相信的东西吗？常有人称这种“权利”是固执无知者的最后避难所，当这些顽固分子被如山的证据和汹涌的意见包围时，他们会说：“我就是相信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别人怎么说我不管，我有这样相信的权利！”问题是，他们真有这个权利吗？

    ②我们承认，人都有“知道”某些事情的权利。我有权知道自己的雇佣合同条款，医生对我的病情诊断，我在学校里得的分数，是谁在控告我，我的罪名又是什么等等。

    ③然而，信仰并不是知识。就像分析哲学家摩尔在20世纪40年代指出的那样，你不能说“天在下雨，但我不相信天在下雨”，这么说是荒谬的。信仰渴望真相，但并不蕴含真相。信仰可以是错误的，可以缺乏证据或逻辑思考的支持。它们还可以是道德败坏的，比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恐惧同性恋的信仰，比如相信养育孩子的正确方法是“消灭意志”、严厉体罚，比如相信老人应该一律安乐死，又比如相信“种族清洗”是一种政治解决方案等等。

    ④上面这些判断假定了信仰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行为。但其实，信仰往往不太像有意而坚定的行动，更接近一种态度或者精神状态。有的信仰（比如个人的价值观）并非出自人的慎重选择，它们是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从同侪那里“获取”的，它们要么在不知不觉之间被我们吸收，要么由体制和权威反复灌输，要么通过道听途说为我们接受。因此我认为，“获取并抱持信仰”未必是错，错的是“明知道信仰不对还要加以维护，不肯怀疑它们、抛弃它们”，这些都是有意的、不道德的行为。

    ⑤“你算老几，能告诉我该信什么？”狂热的信徒这样反驳。然而连这个反驳也是错的，它假定了信仰的成立应该依赖某个人的权威，而忽略了“现实”这个角色。我们的信仰旨在反映现实世界，正是在这一点上，信仰可能陷入混乱。有些信仰是不负责任的，更具体地说，有些信仰是以不负责任的方式获得和保留的。比如一个人可能无视证据，接受流言、谣传、或是来源可疑的证词，他可能忽视某个信仰和他的其他信仰互不相容，可能接受一厢情愿的想法，或者表现出对于阴谋论的偏好。

    ⑥19世纪数学哲学家威廉·克利福德曾宣称：“无论任何时间地点任何人，只要没有充足证据就相信某事，就是错的。”我倒不是要恢复那种强硬的证据主义。克利福德这么说，是要阻止不负责任的“过度信仰”，也就是忽视证据，而用一厢情愿的想法、盲目的信念或情怀来刺激或是维护信仰。

    ⑦詹姆士在探讨各种宗教经验时提醒我们，“信仰的权利”可以营造出一片宗教宽容的氛围。那些立足于教义的宗教曾对不信教的人施行压迫、折磨，并发动了无数战争，要终止这类暴行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双方承认彼此“信仰的权利”。然而即使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依然不能宽容那些本身极不宽容的信仰。任何权利都有限度，而且和责任伴随。

    ⑧不幸的是，今天的许多人滥用了信仰的权利，对责任却嗤之以鼻。他们往往用一句“我有信仰的权利”来为自己的顽固不化和错误知识辩解，这并不符合詹姆士对信仰的权利提出的要求。有人相信人类登月或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是政府虚构的事件，相信巴拉克·奥巴马是穆斯林，相信地球是平的，或相信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这些人所宣称的信仰权利是一种消极权利，其目的是排除对话，避免质疑，并禁止别人干涉自己的信仰和忠诚。这些人的心灵已经关闭，不再向外界学习。他们或许是“真正的信徒”，但他们不是真理的信徒。

    ⑨和自由意志一样，信仰是人类自主权的基本成分，也是个人自由的最终根据。但是克利福德也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的信仰都不是一件只涉及他自己的私事。”信仰塑造态度和动机，引导选择和行为。人的信仰和知识都是在一个认识共同体内形成的，并且反过来影响着这个共同体。信仰有信仰的伦理，无论是信仰的获得、维护还是放弃，都有规矩可循。这套伦理既产生了我们信仰的权利，又对它提出了限制。如果有的信仰是假的、道德败坏的、或不负责任的，那它们就也是危险的。我们没有信仰它们的权利。

（有删节）

    长期以来，无论民间的济贫活动还是政府减贫干预，大都承载特定价值诉求或意识形态。20世纪以来，西方福利国家体制的形成与转型，既是各国政治经济演变进程，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还是福利思想史的现实形态。随着“政策科学”研究的兴起，贫困研究与减贫干预转向科学化的模式，并带来反贫困特定维度上的效率与进步。然而技术化的贫困干预始终无法回避政治权力的制约，贫困治理的最优解依然只存在于理想情景，因而，有必要打破意识形态与科学研究的藩篱，尝试在意识形态话语与政策科学研究之间建构互动空间，突破实证研究“经验——理论”科学环的束缚，探索将政策及政策实践融入研究流程的路径。

    2012年以来，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在新历史条件下产生了诸多发展和变化，贫困的发生情境、反贫困行动的背景以及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变迁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扶贫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的前提与边界，这不仅是中国乃至全球减贫事业发展的全新机遇，也是扶贫领域包括中国脱贫攻坚学术研究反思与革新的良好契机。2018年中国提出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关联，从“短板”的角度审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探索。

    脱贫攻坚的实践在不断取得减贫成效的同时，也为反贫困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基于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以及深入实践，中国学术界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延伸和拓展了扶贫思想，主要体现在贫困识别与瞄准技术方面、反贫困与贫困治理议题以及反贫困理念等方面。已有的研究不仅充分解释了何以“瞄不准”，何以偏离目标，同样也为政策瞄准提供了诸多用以改进的机制和对策建议。针对政策执行情境的约束，在脱贫攻坚实践中，“驻村帮扶”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可行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些治理机制的缺陷。

中国扶贫开发理论创新进入了新的历史高度，其关键在于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推进了脱贫攻坚实践，影响了贫困发生和反贫困实践的诸多结构性要素，从而为相关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和经验，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并形成了诸多可借鉴的模式。具体而言，集中体现在： 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三个层面。此外，讲好中国的减贫故事，不仅需要好的经验和素材，同样需要好的讲述与呈现，这就需要研究者能够在脱贫攻坚的中国话语与反贫困的全球议题之间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从基于特殊经验的理论话语迈向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命题。

    （摘编自黄承伟、袁泉《论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这一点即便不是戏迷的朋友也知道。生旦净末丑，手眼身法步，丝竹管弦鼓，唱念做打舞……中国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流派繁多，魅力独特，千百年来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而戏曲进校园，意义重大。“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千军万马”，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吸收了诗歌、音乐、舞蹈、美术、武术等各种文化艺术之精华，展现着独特的审美风范。教育家蔡元培说过，美育是人类打开心灵窗户不可缺少的工程。戏曲能帮助学生认识美、发现美，见证传统文化艺术的迷人风采。除了美之外，还有真和善。岳飞戏、关公戏、包公戏、杨家将戏……很多经典曲目讲述是非、善恶、忠奸，弘扬家国情怀、优秀品格、善良人性，传递着中华民族的崇高价值追求。所以，戏曲进校园，可以帮助学生陶冶情操、涵养心灵，从唱念做打中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

    此外，对戏曲本身而言，进校园也是圈粉良机。看过去，从城里到乡间，处处搭台唱戏；从引车卖浆者到王公贵族、商贾文人，多是戏曲“粉丝”。比如鲁迅不爱看戏，也难忘幼时看戏的场景。他在《社戏》里深情追忆：“真的，一直到现在……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但看如今，很多剧种失宠，戏迷锐减——其实很多人只是缺少接触、了解的机会，而戏曲进校园让学生与戏曲文化亲密接触，有望让更多年轻观众“路转粉”，促进传统艺术薪火相传。

    不过，戏曲进校园虽易，要达成以上效果却不简单。为什么？因为校门好进，“心门”难开，戏曲进校园的对手主要是学生的“内心戏”。很多同学一听说表演传统戏曲，直接敬而远之。在部分年轻人眼里，戏曲的表演比较“拖沓”，而且唱词晦涩，很多人觉得无法欣赏，所以即便不要钱，也不太愿意去看。

    所谓“强扭的瓜不甜”，想让每个学生每年欣赏一场戏曲，这要求戏曲进校园时要“会玩”。比如在曲目选择上，除了针对不同学龄阶段的特点、由浅而深，还可以提供“菜单”式服务，让学生“点菜”。当然，戏曲进校园也不能只是观看表演，学校可以“定制”戏曲知识普及读本、引导孩子动手制作戏剧道具、试戏服等。此外，艺术表演讲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其实艺术熏陶也是如此。它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一年一两次进校园活动即便声势再浩大，其影响力也毕竟有限。所以，比戏曲进校园更可贵的，是戏曲“在”校园。早在2014年，广州就每年开展粤剧专家授课、成立小小剧社、交流演出等多项活动。以荔湾区三元坊小学为例，如今很多学生不仅对粤剧略知一二，有的还学会了吹拉弹唱，能在舞台上体验跌宕的人生。

    总之，戏曲进校园是弘扬传统文化、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学生来说，审美、情操等都是“熏”出来的，它是慢的艺术，不能急，不能“暴饮暴食”。相信假以时日，“生旦净末丑”能觅得更多知音，戏曲进校园也能带给人们更多惊喜。

（摘编自《每年一场，全国大中小学生可免费看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