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该信点什么

信仰是人类对美好理想的持久信念，是人类对真善美的本能追求。信仰犹如照耀人生之路的明灯，有了这盏明灯你就不会偏离方向，心中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敬畏，没有了道德准则，是很容易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什么也不缺，只缺信仰？

自然，这和我国传统宗教的人文化和世俗化有关。与西方基督教、伊斯兰教所重视彼岸世界的情怀以及个人心灵的解脱截然不同，中国人的持统信仰，向来有浓厚的现实性、功利性。人们崇拜神灵，不是为精神解脱，而是祈求神灵帮助消灾免祸，治病驱邪，人丁兴旺，五谷丰登。一旦达不到目的，就很容易放弃信仰。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的信仰缺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教育出了大问题。

目前中国教育的危机是我们在目标设定上对终极价值的追求缺乏理直气壮的关心。我们的眼里只有分数，没有其他的一切，诸如道德良知法律信仰。我们随便在大街上找一个学生，问他为什么读书，得到的答案，十有八九离不开“考一个好大学”，我们的家长也时刻在向孩子灌输着这样一种观念：努力读书，就为了今后过得比别人好。至于学校，虽则也冠冕堂皇地说什么培养完全人格，可是言不由衷，总让人怀疑是套话。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眼里只有学业成绩，只有考试分数，至于谈到教育的目的，一说到是为国家、为人类，就嗤之以鼻，讥笑为“伪崇高”。道德良知法律的教育，都靠边站了，哪来的什么信仰教育？教育工作者年终评奖，看的是成绩，职称晋级看的还是成绩，至于否培养了学生的完全人格，是从来不闻不问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信仰，也就在这种唯分数至上的所谓教育中流失了。   

因此，尽快建立起新的信仰体系，让人们有所“信”，才是当务之急。

在这里，我不妨将梁启超的话重新提起，以鞭策教育工作者：“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的’人。”　

    　　　　　　　　　（作者：谢浮名，选自《杂文月刊》2015年2月下旬，有删改）

      ①伊拉克，这是一个战火和硝烟密布的国家，美国又一次轰炸结束以后，漫天的沙尘渐渐退去，蓝天和烈日出现在沙漠上空。
      ②哈伊是个伊拉克出租车司机，这天正开着他那辆破旧的黄色出租车在公路上行驶，道路的两边，处处可见车辆被炸毁的残骸，迎面不时开来坐满美国士兵的坦克车。
      ③哈伊一边开车，一边心里咒骂着：“该死的战争！”两天前，一颗导弹落在了他家门口的集市里，几乎毁灭了一切，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于是他决定不再开出租车了，他盘算着等今天最后一趟生意做完，就和妻子孩子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④哈伊转头看了看驾驶座上放的一张照片，相框的玻璃碎了，不过照片上，妻子和三个孩子的笑脸仍然让他感到欣慰，他自言自语地说：“莎拉，孩子们，我爱你们，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等我把最后一趟生意做完。”
      ⑤不久，他到了一个检查站，路边停着不少坦克，不少荷枪实弹的美国兵站在道边。一个美国兵伸手示意让他停车，哈伊定了定神，停下了车。这几天，几乎没有什么平民的车辆从巴格达出来，所以现在路上除了坦克，就只有他一辆车了。
      ⑥几个美国士兵走上前，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有一个为首的看了看这辆破车，弯下腰，问道：“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⑦哈伊笑了笑，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回答：“长官，我从巴格达来，想离开这个地方，战争太危险了！”说着话，他递给士兵一支香烟，并点上了火，问道：“战争几时才能结束？”“快了，我们的军队马上就能解放你们的首都。”美国士兵深吸了一口烟，神情挺满意。他看到了车里的相框，问，“那是你的妻子和孩子吗？我也有两个孩子，和他们差不多年纪。”
      ⑧哈伊看了看那美国士兵，仍然微笑地回答说：“是啊，他们是我最牵挂的人，不久前就离开这里了，我这就去看他们，不再回来了，战争年代开出租车太危险，我不想干了。”
      ⑨那个美国士兵大概是很久都没遇上对他笑的伊拉克居民了，所以他的心情不错，靠在车窗上，对哈伊说：“等我们推翻了你们的独裁者，你就可以回来放心地开车了。”
      ⑩“也许吧，不过我得去看我的妻儿了，有兴趣去我的家吗？我妻子会为你们做好吃的。一起去吧，最后一趟生意，不收你们的钱。”
      ⑪士兵摇摇头，说：“我们有任务在身，去不了了，代我向你的妻儿问好吧。”他忽然想起什么，问，“对了，南方都是战场，你要到哪里去见你的妻子呢？”
      ⑫哈伊依旧微笑着，拿起了那个破碎的相框，在照片上吻了一下，然后转过头来，看着那个士兵，一字一句地说道：“天－－堂！”
      ⑬哈伊最后能看到的，是那个士兵因为恐惧而扭曲的表情，还有从指尖滑落的烟头。然后，哈伊按下了引爆炸药的按钮。这是他对于侵略者所能做的最后一次战争。

往事回忆：二房坝·外公·蘸水碟

黄德彰

    岷江的流向没有改变。从石板溪到叉鱼寺，水流正东。江南是我的故乡塘坝，江北一道小溪，叫石马河。溯溪而上，行五六里，丘陵间一片田原，茂竹半掩农舍，便是我的外婆家了，地名二房坝。

    二房坝是我儿时寒暑假必去的所在。二房坝20多号人，只有外公一人是拄手杖的。二房坝20多号人，只有外公和我是不干活的。我是客人，又小，只管玩耍。外公则天天拄着手杖，到两里路外的观音寺吃茶。观音寺是平安乡的首府，总共不到30户人家，街道上稍宽的地方设有茶桌。这个只有二三千人的小乡，一乡的头面人物，大抵坐在茶桌周围的竹椅上。

    外公当然是很有面子的人物：全乡只有两户人家的子弟在外面读大学，他一人便供给了全乡大学生总数的一半。他曾对我说过，供舅舅上学，他花费了16石谷子。一个10亩田产的地主家庭，要供成一个大学生，其艰难可想而知。

    他要让儿子也感受这种艰难。假期回家，舅舅不能享有外公和我的特权，他必须劳动。临开学了，须得卖米以筹学费，舅舅得与佃户张世华一道，将稻谷加工成大米。把谷子从谷仓放出来，一担担挑到擂房里去擂了，用风簸风它，吹去稻壳。再挑到半里之遥的长瓦房，那儿有个碾房，碾去米糠，使糙米变成精米。再挑回来，去米糠，过筛，去掉碎米。每道工序，张世华干，舅舅一样地干。这时该卖米了，佃农挑一担，地主少爷也挑一担，一担担挑上街去。谷仓渐空，学费才足。舅舅已深知这些钱来之不易（纵然那稻谷已从佃农那儿剥削过来，是现成的），可以离家赴校了。

    舅舅是修农学的。先上县农中，继而就读省高农，毕业后，到灌县林场工作了两年才考上了金陵大学，上这所大学也是外公的命令。毕业后就业于台北。正在这时，外婆病逝了。外婆病笃之际，外公叮嘱我的母亲千万不要告诉舅舅，希望儿子不为母病所累，在外继续发展。但我母亲还是给舅舅写了信，舅舅毅然辞去了台湾省农业科学实验所的职务，万里迢迢，奔返故乡。

    母亲写信，舅舅还乡，都是违背外公意愿的事。但子女此种行为却是父亲教育的结果，陈氏家风使然。陈氏祖先，自湖北麻城入川，垦殖于二房坝以来，外公已是第七代了，代代相传，恪守孝道。外公家的堂屋里，黑漆金字匾额高悬，文曰“祖德流芳”，要求子孙缅怀并继承先辈的美德。外公事母至孝。他年轻时往往外出谋事，每离家，总先去乡场卖肉的所在，给屠户打个招呼：每逢赶集便给家里送肉，让老母常有肉食，待他归来一并结账付款。自己躬行孝道，却要求儿子对他的母亲不省病、不奔丧，怎么行得通呢？

    母亲是外公的女儿，外公的孝行也在她这里流芳。年事渐高，外公已不再外出谋生，每年总得有几个月住在我家。吃饭的时候，外公面前有一个碟子，专属于他。那碟子很小，孔乙己叉开五指即可罩住的那种，人们吃豆花时用它盛蘸水，而在外公面前则是母亲特备的精肴，比如猪油白糖蒸蜂蛹之类。我和弟弟的眼睛，不免馋住那个小碟，老人也总是给外孙的碗里拈上一枚。眼见那碟子里已是“多乎哉，不多也”，而我们却还希望着，又害怕母亲责备的眼神，而外公又给我们各拈一枚。时至今日，难禁内疚：老人的慈爱、小孩的馋，是如此地剥蚀了我的外公本已菲薄的晚年待遇。

    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研究学术不可缺少，而且对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也是不可少的。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论是研究自然科学，研究人文科学，还是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定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我们要自己有判断力。在环境激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体会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理的惟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应该有想像力、有计划，不能消极地袖手旁观。希望我们这一代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