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初起的时代，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星光熠熠，照亮了各处的夜空。一边天生仲尼，万古长夜将尽；一边柏拉图走出洞穴，迎接明媚的阳光。虽然两个大陆中间的广漠横无际涯，峻岭层峦叠嶂，但声声驼铃却串起了东西文明汇聚、世界民族交融的动人故事，一卷卷绮丽的丝绸渲染了沿途壮美的风景。这条沟通中西、美丽而又沧桑的文明纽带就是丝绸之路。

    作为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实际通道，丝绸之路有着多条路线和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古代游牧民族的脚步，东西方之间贸易往来已经开始，其路线被称为“草原之路”。这就是丝路的前身。草原之路，从黄河中游，北上经蒙古草原，越阿尔泰山脉进入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直达多瑙河流域。正是通过这条道路，当时为中国所独有的丝绸进入西方世界。到两汉时期，张骞受命西进通使西域，正式宣告了陆上丝路主干道的形成。及至唐代社会的繁荣，先进的文明，开放的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国来华贸易，陆上丝路弦歌不绝，海上丝路也逐渐建立起来。

    丝绸之路是一条鲜活的道路，它不仅加强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还加强了彼此间的思想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中国与波斯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双方使者不断，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丰富多彩，不论是作为波斯物质文化代表的金银器，还是作为精神文化的景教、摩尼教，都从波斯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撒马尔罕壁画上手捧丝绢的唐朝使者，波斯、阿拉伯文献对中国物产、工艺传入的记录，以及大量瓷器、丝织品的考古发现，都说明了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事实上，古代中西之间的交流，不论是丝绸、玉器、香料、陶瓷、珍禽等物质层面的物品，还是佛教、景教、伊斯兰教、儒家思想、道教等思想层面的结晶，都是通过这条东西交往的道路双方交流的。

    在丝绸之路汇聚的多种宗教文化既相互碰撞，又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汉唐时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思想观念以佛教的影响力最为巨大。中华王朝不论迎佛也好，辟佛也罢，都展现了佛教对代表中国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的新塑造。西域的于阗王国是丝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是商人驻足之处，也是西行东来的僧侣歇脚所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的佛寺，宝殿主尊是佛像，佛像两边上方都是千佛，而下方则往往描绘地方神祇，其外部特征有似祆教神祇。由此可以看出，丝路上的诸神之间并没有战争，而是安然地保佑着各自的信徒。

    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不同文化由于自我认知身份的差异而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但历史经验表明，在冲突之外，文明之间还有着更为广泛的交流和竞争。公元751年，唐王朝与大食爆发战争，史称“怛罗斯之役”。这件小小的战事插曲迅速被和平交流取代，唐朝大量被俘工匠随大食军队西归，直接导致了以中国造纸术为代表的科技西传。随后，中亚撒马尔罕形成了一个造纸中心，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将造纸术从西亚传入欧洲，埃及人的纸草和羊皮纸开始退出舞台。可以说，怛罗斯之战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极具象征性。抛开军事上的胜败不论，中国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在怛罗斯之外的广阔空间里竞争并共生，对双方文化的发展都极具积极意义。文化多元、文明交往、和谐共存，这正是丝绸之路留给我们今天最可宝贵的财富。

（节选自《丝绸之路与中西文明交流》,有删改）

人类“返老还童”不再是梦想

    近日，台湾大学、南开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科学家通过体细胞核移植的方法，成功地从端粒酶杂合缺失的小鼠体细胞中得到端粒延长且具有真正发育多潜能性的多能干细胞。这一成果从实验和理论层面都表明：人类“返老还童”不再是梦想。

    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发现DNA每复制一轮，末端都将损失一段DNA片段。如果没有补偿机制，DNA在经过万千代复制后，最终将不断缩短甚至消失，从而造成两个后果——衰老和肿瘤。这被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称为“末端复制问题”。此后，美国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和卡罗尔·格雷德发现，DNA复制时损失的基因片段是端粒，它像一顶安全帽一样，通过自我“牺牲”来保证DNA序列的完整性。通过进一步研究，两位科学家证实，一种被称为“端粒酶”的物质在维持甚至延长端粒长度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布莱克本和格雷德也因发现了端粒酶以及端粒酶保护染色体末端端粒的机理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台湾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教授宋丽英、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刘林和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中心教授徐捷合作，利用端粒酶基因杂合缺失的小鼠模型，通过体细胞核移植的方法，成功地得到了端粒显著延长的多能干细胞。在最为严格的多能性检测的四倍体胚胎互补实验中，上述实验得到的多能干细胞被证明是具有真正发育多潜能性的。端粒酶基因杂合缺失的小鼠生育的后代小鼠能够正常繁殖，并未发生早衰迹象。这一实验结果表明端粒酶基因杂合缺失的细胞通过核移植后形成的多能干细胞，能分化发育成身体内任何种类细胞，可用于自身细胞组织修复，并具有安全性。

    据了解，体细胞核移植是目前最主要的体细胞重编程技术手段，最近世界上已有多个实验室通过这一技术有效获得了具有发育分化多潜能性的人类胚胎干细胞。“在核移植过程中，卵子通过表达一些特异因子‘修补’了体细胞核中缺失的端粒酶基因，最终得到的多能干细胞的端粒长度被有效延长，功能得以恢复。”课题组成员、博士研究生郭仁朋表示，该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干细胞从基础研究走向临床应用，造福那些被早衰症等疾病折磨的病人，而且从理论上为人们实现“返老还童”的梦想打开了一扇天窗。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红楼梦》中的服饰有一些是汉族历代传承的服饰，但也有很多是清代人的穿着。黛玉初至荣国府时，见到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袭人要回家探亲时也是在“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外，再套上“青缎灰鼠褂”。徐珂《清稗类钞•服饰》中说：“褂，外衣也，礼服之加于袍外者。”赵振民《中国衣冠中之满服成分》索性认定：“中国古无‘褂’字盖满制也。”应该说褂子是清代人对肥大上衣的习惯称谓。贾宝玉是作者着墨最多、寄托最深的人物之一。他的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红色上。初见黛玉时，服饰以红为主色；群芳夜宴时，枕着红香花枕；祭晴雯时，穿着血点般大红裤子：看破红尘出家时，身披“大红猩猩毡的斗篷”。

    这是因为红色是最能体现宝玉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的颜色。红色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具有令人产生激动、热烈的本性和感情的力量，与他热情奔放的性格暗合。红色也体现了他尊重女性的心理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常是女性的代名词，古代男子常称其女性好友为“红颜知己”。宝玉非常推崇、爱慕和关心女性，红色岂不正是他怡悦红颜的绝妙注解？红色还是他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他虽被视为掌上明珠，却处处受羁绊，恨不能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红色常使人联想到火焰和鲜血的颜色，是充满刺激性和令人振奋的色彩。它能使人产生积极进取的态度，这正是宝玉性格的写照。

    服饰不但能突现人的外貌和性格，在阶级社会里，更能显示人的地位。贾雨村还是寄住在葫芦庙内的一个穷儒时，曹雪芹只用“敝巾旧服”四个字就画出了这个落魄文人的潦倒。邢岫烟虽为小姐，无奈家道艰难，只能着“家常旧衣”，连冬天也穿得“很单薄”。对那些美貌而富贵的人曹雪芹则不惜浓墨重彩。只看看宝玉的佩戴物就知道了。他的帽子是嵌玉紫金冠；颈上挂着饰有“金螭缨络”的项圈；那通灵宝玉，先是用“五彩金丝”系着，后又由莺儿织了一个“梅花络”套上；又有“寄名锁”——在神僧面前“寄名”为“弟子”，再铸一把锁，以示神命锁住；还有道士所画能祛邪的“护身符”。而地位高至皇妃的元春，曹雪芹又不细写她的服饰了。元春省亲时，我们只看到皇家仪仗队里有人捧着她的“冠袍带履”，回到家后，也只知道她一次次“更衣”。到底穿戴如何，没有具体写。这是不写之写之妙。

    曹雪芹笔下的服饰是在不违背清廷禁律的前提下，按照封建审美标准，遵循美的规律创造的。《红楼梦》的服饰集中国封建社会服饰美之大成，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摘编自《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有删改）

    当下娱乐圈的流量担当们颠覆了社会对偶像的这一认知，他们多为阴柔的花美男、油腻的小鲜肉以及整容减肥过度的塑料花。近日火爆的偶像养成类节目推出的所谓“偶像”，更是将这种不良倾向推向极致。面对如此不走心的“偶像”，不少信仰缺失、精神涣散、内心空虚的青少年却如堕入传销组织一般被洗了脑，出现各种歇斯底里的病态反应。然而，粉丝在经历人生起伏和社会磨砺之后终将成熟清醒过来，总有一天能看清“流量偶像”拙劣的才艺、崩塌的人设。当下的很多流量明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爆红，又以风驰电掣的速度过气。影视剧如果质量不行，集结再多人气偶像也无法挽救票房和收视率。这些现象正是粉丝经济出现疲态、流量担当开始“担当不起”、娱乐圈的虚假繁荣终将化为泡影的有力证明。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首先，是由于市场逻辑代替了艺术追求。流量明星和其背后的操盘手一心只想如何获取更多商业利益，全然不将艺人应有的艺术追求和文化责任放在眼里。这些偶像养成类节目大多艺术价值乏善可陈，蛊惑人心的圈钱能力却不可小觑。比如，节目把选手的去留以投票的方式交由粉丝化身的“全民制作人”决定。这看似公平合理，实际上每一次点赞都需要用钞票来置换。当粉丝们的心情随着自己偶像的成绩忽高忽低时，殊不知，幕后玩家们正瓜分着你的生活费和私房钱。其次，是由于商业资本左右着话语导向。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操盘手深知注意力经济的重要性。他们不惜下重金蹭热点、抢头条、买热搜，利用各种软文和硬广告对艺人进行吹捧，将其包装成个性独特、举止可爱，外貌时尚、为人正派的“完美”人设，从而蛊惑人心，让更多粉丝为之倾倒。再次，是由于社会风气对于流量明星的过度关注。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娱乐生活逐渐丰富。在艰苦岁月被奉为偶像的科学家、工程师、解放军和劳动者，在娱乐风暴的席卷之下被放置于角落，而娱乐明星粉墨登场，成为新媒体的宠儿。传媒行业涌现了一批以关注明星一举一动为业的狗仔娱记，偶像的私生活成了人们社交生活的重要谈资，这种变化都给了流量明星存在的理由和安全感。

    这种病态的文化现象，对文艺和传媒生态的伤害不容忽视。首先，流量明星当道，引领着一股以白、瘦、小V脸为美的强势审美潮流，使原本多元化的审美标准取向日趋单一。流量明星当道，也对传统艺术教育造成伤害。如果五音不全可以当歌手，演技拙劣能够做主角，那么，传统艺术院校存在的价值何在？那些踏踏实实做人从艺的文艺工作者又会何等失落？

（摘编自杨洪涛《偶像不是流量堆出来的》2018年8月30日《光明日报》）

①日子你要一天一天地过

王开岭

北京台有档周播节目叫《七日》，其广告词这么说：“生活，就是一个七日接着一个七日。”我也做电视媒体，按同行眼光，这句话堪称神来之笔，既行云流水勾勒了百姓过日子，又将岁月和节目划了等号，自恋了一把。

可我老觉得哪儿不对，似乎某根神经被偷咬了一口，后恍然大悟：它在光阴上的计量单位——那个“七日”刺疼了我，它等于是在说，人生即一周加一周加一周……

这尺码太大、太粗放了，它把生命密度给大大冲淡、稀释了。若央视“春晚”给自己打广告，会不会说成“生活，就是一个春晚加一个春晚”呢?如此生命换算和记忆的刻度，简直恐怖。

地铁上，忽听一女孩儿感慨：你说哎，日子真快，眨眼又过年了，不就是看了几部剧，听了几首歌嘛，我夏天裙子还忘了穿呢……

是啊，我们对光阴的印象愈发模糊，时间消费上，所用尺码也越来越大，日变成了周，周变成了月，月变成了年……日子不再一天一天地过，而是捆成大包小包，甩手即一周，一月，一年。打个比方，从前是步枪瞄准，现在则像冲锋枪，突突一梭子，点射变扫射，准星成废物。

一把尺子毫米取消了，只剩厘米。

“今天几号啊?”这声音无处不在。

我自己也常想不起日子，甚至误差大得惊人。那天我寄一份文稿，末了署日期，将“2009”落成了“2007”。②我明白，这不是笔误，是心误。

时间的粗化意味着人生的恍惚，知觉的紊乱。

谁还记得时间本来的模样?

最朴素的生命知觉，最正常的光阴感应，如何获得呢?

或许，人忘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生物。

这个身份和公鸡没什么两样。

我一直凳得，既然生命乃自然赋予，光阴也源于自然进度，那么，一个人要想持有清晰、纯粹的时间印象，就必须回到大自然——到这位天时的缔造者和发布者那儿去领取。

我们要靠冰雪的融化、草根的发芽、枝条的变软来感知早春；要凭荷塘蛙声、林间蝉鸣、旷野萤火来记忆盛夏；我们的眼帘中要有落木萧萧和鸿雁南飞，要有白雪皑皑和滴水成冰……

最伟大的钟表，捂在农人怀里。

大自然的时间宪章，万余年来，一直镌刻在锄把上，犁刃上，镰柄上。立春、谷雨、小满、芒种、寒露、冬至……光阴哲学上，农夫是世人的导师，乃最谙天时、最解物语之人。错过节气，即意味着饥荒，颗粒无收。

看日期，不能只看表盘和数字，要去看户外，看大自然。

大自然从不重复，每天都是新的，每秒都是新的。细细体察，接受它的沐浴，每天的你即会自动更新，身心清澈，像婴儿。

牢记一条：我们是生物，首先是生物。

③若生物时间丢了，即丢了大地和双足。

日子须一天一天地过。

如此，才知时，知岁，知天命。

时间危机，即人生危机。

没什么比握紧光阴更重要。

有一天，突然想起儿时的日历本，即365页的那种撕历，一天一页，平日乃黑字，周末为红绿，除公历日期，还有农历节气。记得每逢岁末，父亲总要去新华书店买本新日历回来，用纸牌固定后挂墙上。早晨，父亲头件事即更新日历，他从不撕，而是用铁夹子将旧页翻上去，所以一年下来，还是厚厚一本。我最喜红绿两页，不仅颜色漂亮，更意味着可罢学了。

许多年了，我未见这种老日历，总是豪华的挂历和台历。本以为它消失了，可去年逛厂甸庙会，我竟然遇上了，兴奋至极。

从此我恢复了用老日历的习惯。

和父亲一样，我也舍不得撕它，只是一页页地翻。

和父亲一样，这也是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道功课。

像精神上的广播操那样。

那感觉很神奇，端详它，就像注视一个婴儿，欣赏一片刚出生的树叶。

一页页地迎接，一叶叶地告别，日子变得清新，丰腴，舒缓。

它每天提醒你，户外——遥远的大自然正发生着什么：雨水、惊蛰、白露、夏至、霜降、秋分、小雪……

我又恢复了“天时”的感觉、光阴“寸寸缕缕”的感觉、日子“一天一天数着过”的感觉。

生活，不再是条粗糙的麻绳，而是一串不紧不慢、心中有数的念珠。

④老日历是我保卫生活的工具之一。

你不妨也试试。

(有删改）

七万年前，我们的先祖只是无足轻重的动物。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并不比水母更大。今天，我们却称霸这个星球。人类是如何把自己从在非洲的一角自生自灭、毫不起眼的人猿，变成地球主宰者的呢？

通常，我们会在个体水平上寻找我们与其它所有动物的差异。我们想要相信，自己有与众不同之处——我的身体、我的大脑，让我比狗、猪，或是黑猩猩更高等。但事实却是令人难堪的：在个体层面上，我们和黑猩猩很相似。并且如果把我们中的任何一员和一头黑猩猩放在孤岛上，黑猩猩绝对会比我们生活得更好。真正使人类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的根本特质，不是在个体层面上，而是在群体层面上。人类能称霸这个星球是因为他们是唯一可以灵活大规模合作的动物。有些社会性昆虫，如蜜蜂、蚂蚁等，它们也可以大规模地合作，但没有像我们这么灵活。它们的合作方式十分死板。蜂巢总是用同一种方式运转，即使出现了新的机遇或危险，蜜蜂也无法很快改造他们的社会系统。其他群居的哺乳类动物，如大象、黑猩猩等，它们可以更灵活地合作，但只能是小规模的，因为黑猩猩合作的基础是相互之间的熟悉。唯一能将这两种能力结合在一起，能灵活地大规模合作的动物，是我们——智人。一对一，甚至十对十，黑猩猩也许都比我们强。但是，如果你让1000个人类对抗1000个黑猩猩，人类将轻易获胜。原因很简单，一千只黑猩猩根本无法合作。如果你尝试把十万头黑猩猩放进天安门广场，那儿绝对会陷入极度的混乱。可经常会有几万人聚集在那里，非但没有产生混乱，反而形成了极其复杂和有效的合作网络。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巨大成就，无论是建造金字塔还是飞向月球，都不仅仅是基于个体能力，而是基于大规模灵活合作的能力。尽管不认识彼此，我们却可以通过共同合作来实现全球的思想交流，这是黑猩猩所做不到的。但合作并不总是好的。历史上人们做过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也是基于大规模合作。

可为什么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动物中，只有我们能以这种方式合作呢？答案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之所以可以和无数陌生人一起合作，因为在这星球上的所有动物中，只有我们能创造并相信虚构的故事。只要大家都相信同样的虚构故事，每个人便会遵守同样的准则，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其他所有动物都只使用他们的交流系统来描述事实。黑猩猩可能说：“看！有一颗香蕉树！咱们去摘香蕉吧！”而人类不仅使用他们的语言来描述现实，而且还使用他们的语言来创造新的现实，虚构的现实。人类可以说：“看，上帝在云霄之上！如果你不听从命令，死后上帝就会惩罚你下地狱。”如果人们都相信这个被创造的故事，那么大家将遵守同样的准则，拥有同样的价值观，人们便可以合作。这件事只有人类能做到。你永远无法说服一只黑猩猩交出香蕉，就算你承诺它：“死后，你可以到黑猩猩天堂。到时候你的善行，会为你赢得无数的香蕉。现在，快把香蕉给我。”没有一只黑猩猩会相信这种故事。只有人类会相信这种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霸世界，而黑猩猩则被关在动物园和实验室里。

现在或许你可以理解，人类通过相信相同的虚构故事来合作。数百万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建造大教堂，又或者在圣战中浴血奋战，因为他们都相信相同的关于上帝的故事。不仅仅是在宗教领域，正是这相同的机制，支持着人类所有其他形式的大规模合作。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法律，都以人权为基础。但人权是什么？人权，就像神和天堂，都是我们发明的故事。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和民族。但什么是国家和民族？它们不是客观现实。一座山是客观现实，你可以看到它，触摸它。但一个国家，只是我们创造并极其依赖的一个故事。经济领域同样如此。当今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参与者是大大小小的公司和企业。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它们是由我们称之为律师的强大巫师创造和维护的故事。企业整天都在做什么呢？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在努力赚钱。而钱是什么呢？同样，钱也不是客观现实，它没有客观价值。你不能吃它，不能喝它，也不能穿它。但后来这些讲故事的大师来了，大银行家、财政部长、首相，他们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故事：“看到这张绿色的纸了吗？它实际上值10根香蕉。”如果我相信它，你相信它，每个人都相信它，它便真的有效。我可以拿着这张毫无价值的纸，去超市，把它给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换来我可以吃的真正的香蕉。这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你永远不能和黑猩猩做这件事。黑猩猩当然也会交易，你给我一个椰子，我就给你一根香蕉。这行得通。但是，你给我一张没有价值的纸，就期望我给你一根香蕉？没门！你觉得我是什么，人类吗？

尤瓦尔·赫拉利《为什么人类会崛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