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和美

施蛰存

    法国作家梅里美曾对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说：“您的诗首先寻求真实，而后自然就有了美。”美国女诗人玛格列特·威尔金荪在她的《现代诗的技巧》中也说：“归根结底，什么东西使一首诗有生命呢？可以不假思索地立刻就回答，‘要这首诗里有真实和美。’一首诗里的真实和美是作者心灵的真实和美与作者优越的技巧相结合的成果。所谓优越的技巧，是说它能够把真实和美提供给别人，使他们有深刻的印象，永远不会忘却。”

    诗的美，离不了真实。这是就诗论诗。其实，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也都离不了真实。梅里美把真实列为第一位，而美则从真实中“自然”获得。威尔金荪则把真实和美分为两个成分，它们都需要优越的技巧来表现。梅里美是为了赞扬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威尔金荪是为了讨论诗的技巧。因此，二人的话各有偏重。但梅里美这句话，如果断章取义，容易使人认为“真实即是美”。

    真实和现实微有不同。社会的实际情况叫做现实，思想、情绪的实际情况叫做真实。诗，特别是抒情诗，并不必须描写、表现或反映社会现实，但诗人所描写、表现或反映的思想感情，必须符合于他自己的心灵状态，这就是诗的真实性。“反对无病呻吟”是五四运动提出的新诗口号，其意义也正是要求真实。解放以来，我们有许多诗人的诗，都是为赶政治任务而作，当然不能说没有好诗，但很多都不像是由衷之言。尽管写得激昂慷慨，赤胆忠心，在读者中却不起作用。新诗的发展，我以为，首先寻求真实。

    诗的美，固然并不完全是技巧所赋予，但与技巧很有关系。写诗不同于写散文，更不同于记录口语。语言文字的技巧加工，可以使一首诗中美的本质获得更美的形象及效果。近年来，许多诗作之所以“没有味道”，大概可以说：一半是由于没有真实性，一半是由于没有技巧加工。近来诗坛上出现了一种“古怪诗”，或称“朦胧诗”，使许多人哗然。这种诗我看过，觉得并不是“异军苍头突起”，也不是“离经叛道”，不过有几位青年诗人在摸索诗的技巧而已。维诺格拉陀夫在《苏联文艺学的当前任务》中有一段话值得参考：“在文艺作品中，特别是用来有力地讽刺或表现形象的文字，可以创造广泛的甚至出乎意料的上下文，使其本来相距很远的意义接近起来。思想、形象、结构、字句，在艺术作品中的相互作用非常密切……”“朦胧诗”的作者所运用的技巧，一般说来，也正是这一种手法。由于多年以来，人们所读到的都是“开口见喉咙”的诗，现在面对一种需要脑子想一想的诗，难怪就摇头了。

    对于青年诗人摸索新的技巧，应该放手一些。如果新诗坛有掌舵的人，他应当注意的是诗的真实性。

    清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在祭告黄帝文中曰：“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刚刚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内涵非常丰富，可以说是探析中国现代转型之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

    何谓“道统”与“治统”?简单来说，前者主要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这些圣人的思想传统，即儒家思想传统。后者主要指体现为一定继承性的政治统治的传统。

    作为“道统”的儒家思想传统，虽在历史上也曾遭到其他思想挑战，但几千年里基本上“天下所极重”。儒家思想自有真理的闪光点和恒久的魅力，但历代帝王看重的是它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等对封建专制统治合法性的诠释，倚重的是它所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巩固，从而形成“天下以道而治”的共识。因此，历代帝王都把“继道统”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重中之重。不过，以“继道统”为基础的“新治统”，其“新”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新王朝替代前朝，不会去否定其封建专制，而是认为前朝统治失德离道，所以天命转移。不去否定封建专制的“新治统”，只能表现为对治理之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实践中则是封建专制统治在总体上不断强化。

    中国历史上，“道统”与“治统”根深蒂固，强大到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强大到在西方列强不断的侵略下始终没有瓦解。从这个意义上说，“道统”与“治统”对于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有着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深厚的积淀也使中国天然地缺乏走出传统社会的思想资源和体制基础。当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时，“道统”与“治统”就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

    世界上许多国家经历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但像中国这样历经百年、遍尝艰辛的却很少。譬如，日本在19世纪中叶与中国境遇相似，但它通过明治维新顺利地向现代转型，不应忽略的一点就是它没有中国这样的“道统”与“治统”。历史底蕴的缺乏在转型时反而成为优势，使其更容易放弃“原来的自己”。而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有识之士也希望通过改良挽救民族危亡，但根深蒂固的“道统”与“治统”却阻碍中国的现代转型。近代I历史上，早期改良派人物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事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这是当时的代表性思潮。此后的“中体西用”思潮和洋务运动，与其说是向现代转型的一种努力，不如说是对“道统”与“治统”的竭力维护。再往后，即使辛亥革命敲响了封建专制的丧钟，依然有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真正终结维护封建专制的“道统”与“治统”，中国也由此开始真正向现代转型，向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

（摘编自叶帆《道统、治统与现代转型之艰》）

    中国画论从一开始就明确区分图像与文字的功能，以及各自的优长劣短。在此，书画同源的观念，其含意远比后人理解得深刻。文字与图像是我们把握世界的两种互补、互进的手段。张彦远曾有绘画“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的断言，即旨在强调：在探索世界的意义上，书画同功，而非单指书画用笔同体。从《说文解字》到《古画品录》，经由《历代名画记》直至《文史通义》，对书画智性功能的判别一脉相承。由此可说“书画异名而体同也”。

    辞有陈鲜异同，思无古今中外。从英国艺术史家哈斯克尔教授的《图像与历史》可知，图像与历史的观念在希腊萌芽，在18世纪进入哲学和史学思考，至19世纪开花、结果而促成西方新史学革命，孕育出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前者为因，后者为果。相比之下，中国画论的研究尚处于版本校勘、画论辑录的状态，由于割裂上下文，讨论的重点集中在诸如“六法”的标点，或如“气韵”“形”“神”等术语的概念辨析上，一旦忽略决定其意义的上下文思想，就很难理解历代画论的品评之旨和品第系统。正是在这个智性框架中，中国画论呈现出又一个值得深究的特色：它试图建立绘画的美学品质和类型价值等级品评模式，将个别画家的风格和类型与之对应评价。

    中国品评观念在世界艺术史上独一无二。它既评价艺术品质又做出技巧、类型和风格区分，并以此为尺度发展出一系列启发视觉关注的术语。18世纪欧洲艺术批评中曾出现按素描、色彩、构图等优劣打分，给画家定等级的尝试，但因缺乏包容性和视觉效果指向性而未流行。中国画论的品评系统虽然与文论、诗论等有密切的关系，需要综合起来研究，但其自身所形成的体系特点是将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糅为一体，其中还包含着丰富的创作论思想。正因为如此，所以很难按照如今的定义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划界，它就是一部综合性论著。

    当今世界艺术史出现了专业细分、学术破碎化倾向，而且普遍忽略创作机制的研究。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画论，发掘其活性基因，无疑有助于纠正当前艺术史学风。中国画论术语体系高度概括，而在当时相应的文化语境中运用，其意蕴不言而喻，可这种特质在另外的语境中难以显明，而且有固化为套语的危险，如“气韵”“写意”等术语被不加区分地套用到中国绘画的本质上，就会成为陈腐的概念，失去原初的生命力。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观念出发，在世界艺术史的大视野下，就应以西方研究美术理论家瓦萨里的力度，深入而系统地探索中国古代画论，摒弃教条概念，重新发掘，重新激活其中隐含的活性基因，将之转化为新的创造，复兴中国艺术创作和学术的生命力。艺术和学术永远是天下之公器，其作用之大小取决于品质之高低；只要是最好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的复兴有望于此。

（摘编自曹意强《发掘中国画论活性基因》）

    阿城的处女作《棋王》，被誉为“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发表虽早，但文字简劲，结构精巧，气度超逸，为后出作品所不及，又有超迈于流派之外的内涵与趣味。《棋王》里面最突出的两个意象就是“吃”和“象棋”，这两样都是人类的需要，缺一不可，正是因为精神需要的追求，人才超越于兽，而人也不是神，因此生而为人也必定会有俗的一面。似乎阿城有意强调棋王身上的世俗性，来对抗不近人情的意识形态教育，和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英雄的宣传。“存天理灭人欲”，将物质和精神对立割裂,让道德品性和欲望需求你死我活，这是阿城不屑的。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从低级到高级分为生理、安全、自我实现等七个层次，人的最高需要是“自我实现”。《棋王》里面的“吃”就是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阿城写的吃并不是吃本身，而是写对“吃的需求”，写饥饿感。王一生的吃相很凶，对吃近乎“虔诚”，而且“精细”，有时简直有点儿“惨无人道”。他“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的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这不是对吃的向往，而是对饥饿的极度恐惧。再往下想，这是对生存的焦灼与现实的焦虑。阿城写王一生的“吃”，有种返璞归真的意味，直接面对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才有震撼力。可是文学感动人的，毕竟是精神的力量。“吃”是为了活，而活不只是“吃”。王一生和好几人车轮大战，胜了后，他呜呜地哭着说：“妈，儿今天明白事儿了。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这不仅培养了中国人民高尚文雅、彬彬有礼的精神风貌，而且使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称。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上自朝廷的军国大政，下至民间的日常饮食，无不是在礼的规范下进行。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权威的制约因素。

    《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就是说，礼，最初产生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中国先民把黍米放在火上烧熟，把剖开的小猪放在火上烤熟，在地上挖个坑贮存水，用双手捧着水来喝，用草扎成的槌子敲打地面当作鼓乐，好像用这种简陋的生活方式便可以向鬼神表示敬意，从而得到神的庇护和赐福。这样，最原始的祭礼也就由此产生了。《礼记》中认为原始的礼仪行为就是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产生的。这便是所谓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人要吃喝，以为神也离不开食物，所以要将自己的食物也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中国的先民们想通过这种简单的仪式向神灵表达虔诚的崇拜心情，而当这种纪念仪式逐渐定型化，并取得较为固定的社会意义时，原始的礼便有了自己的雏形。这里，我们将“污尊而杯饮”之类的仪式称为“原始的礼”，主要是肯定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源于饮食的祭礼，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生活的文化创造。中国先民是按照人要吃饭穿衣的观念来构想诸神灵的生活的，以为祭祀就是让神吃喝，神吃好喝好以后才能保证大家平安。所以，“礼”与解为甜酒的“醴”字，音既相同，意义也有相通之处，亦非巧合。人们通过饮食来祭祀神，表现了中国先民重视现实和生命的原初心理。

    关于礼的起源，国外的一些学者也有浓厚的兴趣，其中以英国学者史密斯的观点影响最大。史密斯认为，图腾制是由一种叫“图腾餐”的祭祀仪式发展而来的；“图腾餐”是神与神的崇拜者之间“共餐”，“共餐”的意思就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餐。共餐本身就是一种礼貌的表现。世界上许多民族礼的起源大都与饮食有关。可以说，《礼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与史密斯的“共餐”制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密莫过于“吃的是同一锅饭”，如中国先民们就将那种分立门户、自成一体的做法，视为另起炉灶、感情淡薄的表现，因而饮食筵宴就成了中国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各种饮食礼节也就产生了。

（摘编自姚伟钧《食与礼》，有删改）

材料一：

    作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官方配套活动之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背景下，“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体现了中国政府推动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提高监管效能，为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便利化创造条件的强大决心。论坛欢迎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在内的各国农业和食品企业抓住新的历史机遇，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高品质的农产品和食品。市场监管总局愿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各界同仁共同努力、携手共治，为保障人类食品健康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本次论坛正向世界传递这一强烈信号。

    中国政府顺应当前经济发展趋势，充分满足百姓消费发展需求，高度重视生态农业发展和食品安全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将通过改革创新，借鉴国际经验，健全最严谨的标准；创新监管方式，实施最严格的监管；完善基础制度，实行最严厉的处罚；落实监管责任，坚持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让中外民众在经贸交流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成果和收获，是当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重要任务，也是民间友好工作赢得广泛支持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论坛愿与国内外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和企业加强合作，推介更多质量好、价格优的国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进一步改善百姓生活品质、提升生活水平，让国内外民众共同分享贸易合作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成果。

（摘编自《张茅：通过改革创新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材料二：

说明：16.8对应口味，按顺时针依次对应。

（摘编自《中国健康报》）

材料三：

    食品安全治理属于世界性难题。若要有效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需要进行系统的创新。我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研究我国食品监管体制改革，一定不能忘记这一基本国情。纵观全球，独立监管、统一监管和专业监管，已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基本定式。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对食品消费的需求不会仅仅满足于食品的安全保障，对食品的质量、营养、美味等将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亚里士多德曾说：“事业是理念和实践的生动统一。”在新时代背景下，各级政府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食品安全领域，广大企业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通过系统改革创新，加快推进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全面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全面提升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水平，还需要企业创新食品安全治理文化，因为文化是社会治理的灵魂。从全球的范围来看，食品安全治理文化创新属于食品安全治理创新体系中最为艰难、最具创造、最富智慧的创新。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包括知识、艺术、法律、宗教、习俗以及其他社会现象，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文化是分层次的，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心理的等形式。文化具有传承性、渗透性、持久性等特征。食品安全的治理使命、治理愿景、治理价值、治理战略等，是食品安全治理文化中最核心、最本质、最精髓的内容。

（摘编自《新世纪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改革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