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的异族婚姻

王进锋

    商周时期，在今天的中国境内生活着很多不同族群。人们用华夏族与蛮、夷、戎、狄来区分他们。异族婚姻就是华夏族与蛮、夷、戎、狄之间的通婚。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通过与戎狄的有莘氏通婚，取得了“有莘氏媵臣”伊尹的辅佐，从而实现了灭夏的大业。实际上，早在商族始祖契的时候，就已经与戎狄女子通婚。根据《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

末代商纣王屡次与外族女子婚配。商纣曾以“西伯昌、九侯、鄂侯”担任商朝的三个重要官职，九侯就是鬼侯，为蛮狄之人。鬼侯为了讨好商纣，将自己的女儿进献给他，然而这位女士“不喜淫”，纣非常生气，就把她杀害了。汉晋学者皇甫谧在其著作《帝王世纪》中也记载了此事。

    商朝末年，周族的首领姬昌遵祖宗之法，各方贤能之士都前往投靠。看到这点，商朝另外一位方国首领崇侯虎甚是紧张，担心周族强大后会危及自己的方国利益，就对商纣说到姬昌将不利于商朝的统治。商纣果然听信谗言，把西伯囚禁了起来，关押在羑里。周族人十分担忧，千方百计营救，大臣闳夭多方搜求美女奇珍，终于得到“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通过商朝宠臣费仲进献给商王。商纣看到后非常高兴，就把西伯释放了。可以想见，周族进献的有莘氏美女，应与商纣结成了婚姻。

    商王之子也与异族女子通婚。商王武丁时期有这样一条甲骨卜辞，内容为“己亥卜，王：子白羌毓，不其白”。这条卜辞是占问商王之子宠幸的白皮肤羌族女子将要生育，所生之子的皮肤是否为白色。

    在西周君王和他们的祖先中，有多人与夷狄女子结婚。根据《诗经·鲁颂·閟宫》，周族始祖后稷是姜螈所生，而“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所以姜塬是羌族女子。另外，周人祖先古公亶父娶的太姜、太王娶的周姜、周武王娶的邑姜也都是羌族女子。

    西周时期的申国，姜姓，在典籍中屡次被称为“申戎”、“姜氏之戎”。西周末年，周幽王新娶了褒姒，甚是宠爱，并生子伯服；幽王立他为太子，还驱逐王后申后所生的太子宜臼。宜臼逃亡到母亲的娘家申国，周幽王向申国索要，申国联合鄫国、西戎攻打周国，并杀周幽王于戏地。这里周幽王的王后——申后就娶自戎狄的申国。

    一些西周诸侯还将女亲属嫁给戎族。公元前 777 年，秦襄公“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这里的丰王为戎族的君王。所以，秦襄公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戎族的君王。

    商周时期的异族婚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为华夏族的发展和内涵的丰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异族通婚诞生了很多卓越的个体，如契、后稷、晋文公、赵盾、赵襄子等，他们的进取精神和开拓能力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同时，为后来历史时期和亲政策的提出和执行提供了切实的历史借鉴。

（选自2014年  10月21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微博为什么不是好的说理形式

    ①今天，微博已经成为一个发表意见的重要途径。作为一种被广泛运用的交际工具，微博有与众不同的发表意见的方式。有人注意到，一些在生活中很温和的朋友，一旦上微博，言辞就变得非常激烈，不像是理性说理的言论，由此，微博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言论空间。

    ②微博是一种字数非常有限的传媒方式，往往不足以负载说理需要的充分信息。人们可以用微博发表结论性的断言、口号、警句格言等“罐头思维”式的言论，但无法用它来进行好的说理。

    ③人们在简单、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这就是罐头思维。罐头思维表现为“一群人采用一句话”和“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等行为，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仔细思考，最终完全丧失了仔细思考的能力。

    ④理性的说理需要足够的文字。说理是由三个必要部分：结论、理由和保证组成。“说理”与“非说理”的区别在于说理有结论，并有理由，而非说理则只有结论。在说理的主张和理由之间，还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中介保证，又称“假设”，如果这个假设不可靠，那么，再好的理由也不能充分证明结论的合理。

    ⑤往往是在需要思考一个说理陈述是否可靠时，我们才特别注意那个被省略掉的假设。例如，一个人说尼克松是一位好总统（结论），因为他擅长外交事务（理由）．这是一个说理的陈述，但并不可靠。单凭这个理由，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在理由与结论中那个被省去的假设（“一个擅长外交的总统一定是好总统”）是有问题的（“片面”）。

    ⑥说理需要理性、逻辑、认真地对待论证的每一个环节，这是为了能够说服与自己看法和主张不同的他人。以广大的而不是专门读者为对象的报刊，是最适合于说理的大众媒体。微博则主要是在朋友、熟人，或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中传播。在这些群体里，三言两语，说说心情，发发感慨，晒晒心情，是用不着太说明理由的。“非说理”并不是微博的错，因为微博本来就不是为说理的。

    ⑦微博往往使用感情色彩鲜明、富有修辞特色的“痛快”语言，这是因为微博信息需要借助强烈的情绪感染方能得以传播，结果更是不断强化、激励已经在起作用的情绪。富有感染力的话语给人一种雄辩的感觉，似乎能够提高说服力。然而，在这种说服中，需要把说理与感染作一区分，有感染不等于就有好的说理。

（选自2011年《南方周末》，有删改）

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

刘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族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从《吕氏春秋》、《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起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和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且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人口的南迁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使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

（选自《中国国学》）

    ①玉，石之美者。玉是大自然的精华，蕴含天地之灵气，日月之光华，山川之秀美。名著《红楼梦》与中华玉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开篇即以通灵宝玉为引，之后又贯穿故事始终，故事主要人物也以玉为名。玉文化渗透在《红楼梦》的字里行间，集中表现了玉的审美价值、审美标准、文化价值等。

    ②《红楼梦》里满是玉饰品。贾府中生活用的玉器皿有琥珀杯、玛瑙碗、玉杯、缠丝白玛瑙碟子和翡翠盆等。曹雪芹《自题画石诗》道：“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结合书中的意蕴，可以看出，曹雪芹更侧重于对玉天生丽质的认同和欣赏，而反对刻意雕琢和纹饰。他所赞赏的是那种“挺自有之天资，抱未来之纯素，不假修饰，自成奇珍”的璞玉。

    ③《红楼梦》中大量运用以玉组成的词语来描写和比喻各种美好的事物，通过诗词、歌赋等形式，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颂扬了玉的高洁、质朴、风骨与精神，充分展示了玉的各种美德。如宝玉的“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探春的“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宝钗的“淡极始知花更艳，悉多焉得玉无痕”等。

    ④《红楼梦》本名《石头记》，顾名思义，是譬石头所记之事。据说，曹雪芹写《红楼梦》时，就是以家门口的一块大元宝巨石生发想象，塑造出贾宝玉这一人物。一块美玉贯穿全书，从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到第一百二十回贾雨村归结（（红楼梦）)，展示了经石——玉——人（玉）——石的全部发展过程。一块顽石，吸纳了天地之精、日月之华而成为一块美玉，并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簇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走了一遭，以玉为主线，演绎尽了人间荣辱兴衰、悲欢离合。最终，贾宝玉了却尘缘，出家为僧，跟一僧一道出走，而通灵宝玉在游历完人间之后，回到青埂峰变回了女娲补天遗留的那块大石头。

    ⑤曹雪芹借玉石来塑造了宝玉和众多冰清玉洁的女儿形象。《红楼梦》里与玉有关的人名有贾宝玉、林黛玉、妙玉、蒋玉菡、甄宝玉、林红玉、玉钏、玉柱儿、玉官等。宝玉曾经自号“绛洞花主”，宝玉是花主，其余的女子都是花。两位女主角，宝钗黛玉，各占了他名字一半。一个拥有宝玉“木石前盟”的爱情，一个占了“金玉良缘”的婚姻。两人才情不分伯仲，丽质天生。一有咏絮之才，一有停机之德，一个似娇花照水弱柳扶风，一个肌骨莹润举止娴雅。而曹雪芹把“玉”字给了“以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舌，以冰为神”的林妹妹，可见对黛玉的钟爱。唯有“玉”字，方能喻其至真至诚，至纯至洁，至贞至痴。唯有“玉”者，才能彰显宝玉黛玉二人的灵魂契合，思想对等，矢志不渝。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红楼有梦玉为伴》2019年1月25日

    “生生美学”这一概念来自《周易》，所谓“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意即“生命的创生”，是我国古代哲思与艺术的核心所在。“生生美学”是一种相异于西方古典认识论美学的中华民族自己的美学形态，独具特色与魅力。体现“生生美学”的中国传统艺术如国画、书法、戏曲、琴艺与民间艺术至今仍具有无穷生命力，“生生美学”也是鲜活的。

    “生生美学”是一种古典形态的“天人相和”的生态之美。“天人相和”的生态之美不仅仅是一般的生态智慧，而是具有原生性并活在当代的生态理论。“天人相和”所构成的人与自然亲和的“中和之美”，与古希腊强调科学的、比例对称的“和谐之美”是不同的。所谓“天人相和”具有明显的“生命创生”的内涵，天地相交、风调雨顺、万物生长就是一种美的形态。这种生态之美仍然存在于我国诸多民间艺术之中，例如年画之“瑞雪兆丰年”与“大丰收”等。

    “生生美学”是一种“阴阳相生”的生命之美。这种生命之美包含万物化生、宇宙变化等极为丰富的内涵，而且体现出“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存”的理念，是一种古典的生态整体论与生态平等论。特别可贵的是，《周易》揭示了包括艺术创造在内的万事万物生长演化的规律，即“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不仅是万物生长之道，而且是艺术创造之道。中国艺术是一种虚实相生的生命艺术，形成特有的艺术生命体。阴阳之道还概括了艺术创造特有的规律，即凭借阴阳虚实的对比产生一种艺术生命力。例如，国画就是通过白与黑、浓与淡的对比形成一种艺术生命力。

    “生生美学”还是一种“日新其德”的含蓄之美。“生生美学”作为一种含蓄的美，体现中国传统艺术的无限风光，是一种“言外之意”“象外之象”与“味外之旨”。诗歌之“意境”、绘画之“气韵”、山水园林之“写意”、书法之“神韵”等，说的都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含蓄之美，可以说是意味无穷。

（选自曾繁仁《“生生美学”具有无穷生命力》，有删改）

    与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相比较，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文起八代之衰”的重担会历史地落到韩愈的肩上。韩愈大大超越了他的先驱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善于展开文学争鸣。西魏的宇文泰和苏绰，隋代的杨坚和李谔，曾依靠帝王之尊，将相之权，采用严厉的行政措施，来反对艳丽浮靡的“今文”，推行《尚书》式的“古文”，并且强制规定“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周书·苏绰传》）。但效果极差，嗣响无闻，终于失败。韩愈则不同。他不依靠行政手段，而是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摆事实，讲道理，深刻地剖析了“古文”与“今文”的功过是非。是非明则方向定，人们容易接受，乐于响应。因此在他的周围自然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及“古文”爱好者，为古文运动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其次，对六朝文学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对于六朝文学，先驱者常是采用简单的一概骂倒、全盘否定的态度，甚至连屈原的优秀辞赋，也被他们斥为“亡国之音”而不顾（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但谩骂攻不倒骈文。韩愈则不然，他在批判的同时，对六朝文学并不全盘否定，对骈文有益的成分加以吸取，以便作为营养，用来壮大“古文”的新肌体。他虽自称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但这只是口号标榜，实际并非如此。他对六朝文学是熟悉而精通的，如他对唐初的骈文典范——王勃《滕王阁序》，称赏备至。他自己的文章如《进学解》《原毁》等，也自然地融骈入散，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再次，善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上，先驱者的火力虽猛，却没有在艺术特征及创作实践方面下苦功，因而理论脱离实践，因盲目而无用。柳冕曾感慨地承认：“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纵文之不能至之！”（《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韩愈则不仅有高明的理论，而且有成功的创作经验。他的优秀“古文”典范，自古至今，像磁石吸铁那样，吸引了人们，骈文就很难与它争锋了。韩文的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与骈文相比较，创造了适时通用的文学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成败至关重要。韩文之所谓“古”，并非真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体制；恰恰相反，他是“惟陈言之务去”，提倡“能自树立不因循”的创造，要求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改古语为今言，创造出比较接近当时口语、适时通用的文学语言，为“古文”形象地反映生活创造条件。韩愈打的是“复古”旗号，实是为文学革新服务。正因为这样，所以韩愈能把先秦  两汉那种堂皇的文字，变为生动活泼、逗人喜爱的日常杂文，极富艺术魅力。一是针对现实，有为而发；发愤抒情，不平则鸣。这样，韩文就具有了充实的内容。如《送孟东野序》，以为文学是“物”（自然与社会）使之鸣的结果；文学反映的是“不平则鸣”之“物”，所以韩文言之有物，现实性斗争性很强。

    总之，在唐代的古文运动中，不管是理论还是创作，韩愈都能匠心独运，无愧于“文起八代之衰”的称号。

（摘编自蒋凡《为什么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