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文学史究竟应该从何时说起？这看起来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要说清楚并不容易。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艺术的起源追溯到与人类的起源一样久远。从后世的文献记载出发，我们也可以做出适当的想象性描述。如《礼记》所载的《蜡辞》，《吴越春秋》中提到的《弹歌》，还有先秦两汉文献中留下的关于炎黄大战、大禹治水等等的神话传说。我们自然不能轻率地将这些历史的记载否定，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后世的记忆，暂时又难以得到实物的证实。然而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发现了铜器铭文，在传世文献中保存下来了《盘庚》和《商颂》，还有在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中有关殷商时代的遗文遗诗与神话传说。它们之间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从此，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新的时代。

    甲骨文带给殷商文学的意义，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我们首先要考虑它的文字载体意义。这有两点，一是这些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说明它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二是这些甲骨卜辞的文字书写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一篇典型的甲骨卜辞会同时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等四大部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辞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早期文学的范畴，它本身就构成了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与甲骨文相提并论的是铜器铭文。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制造，到殷商时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出土器物中有些相当精美，其中有些器物上也刻有文字。将殷商铜器铭文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字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作为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其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又有不同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商铜器铭文中，几十字以上的铭文很少见到，大多数只有几字，而且好多字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因而，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

    商代社会是否还曾经存在过其他的文字书写形式？是否还有其他文体的文学？当然有。何以知此？这是由甲骨文与铜器铭文的特殊用途考知的。我们知道，占卜在殷商王朝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青铜器上铸字的活动更是如此。那么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又记载在哪里呢？《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多士》为周初时文献，是周公训诫殷商旧臣的记录。可见，“册”与“典”乃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

永远的巴金

王蒙

    在这个星空之夜，巴金走了。

    如果设想一下近百年来最受欢迎和影响最大的一部长篇小说，我想应该是巴金的《家》。

    而等到我自己迷于阅读的时候，我宁愿读《灭亡》和《新生》，因为这两本书里写了革命，哪怕是幻想中的革命，写了牺牲，写了被压迫者的苦难和统治者的罪恶。我也读过巴金写的与译的《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还有《寒夜》《憩园》等等，我深深感到了巴金的热烈的情思，哪怕这种情是用无望的寒冷色调来表现的。甚至在他晚年以后，他写什么都是那样的充沛、细密、水滴石穿，火灼心肺。巴金的书永远像火炬一样地燃烧，巴金的心永远为青春、为爱、为人民而淌血。

    作为一个作家他太老实，太朴实无华，对不起，我要说是太呆气啦。

    他在关于《家》的文字中一次又一次地书写：青春是美丽的。所以他特别痛恨那些戕害青年、压迫人性、敌视文学艺术、维护封建道统的顽固派。他看到了太多的不应该不幸的人却遭到了不幸，他心中充满了郁积的感情。

    巴金的作品其实一向直言不讳，拥护什么，同情什么，反对什么，都清晰强烈。一个爱国主义，一个人道主义，是他终身的信仰——这是他在迎接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时候说的。他甚至于讲得有点极端，因为在另一个场合他曾经说自己不是文学家，他拿起笔来只是为了呼唤光明与驱逐黑暗。他喜欢在高尔基的作品中描写过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有一个英雄叫丹柯，他为了率领人们走出黑暗的树林，掏出了自己的心脏，作为火炬，照亮了夜路。所以他一辈子说是要把心交给读者，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是一个用心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来写作，来做人的人。所以提起历史教训来他永远是念念于心，他太了解历史的代价了，他不希望看到历史的曲折重演。在他的倡议下，世界一流的现代文学馆终于建成了，这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的丰碑，也永远是巴金老人的纪念馆。没有巴金就没有现代文学馆。他还想纪念与记住一些远为沉重的东西，那样的记忆已经凝固在他的晚年巨著《随想录》里，把记忆和反思镌刻在人们的心底了。

    “我已经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但是我并不悲观，我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在他年老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这样说。他像老母鸡一样地用自己的翅膀庇护着年轻人。他与女儿李小林主编的《收获》本身就是勤于耕耘、勇于创新、尊重传统、推举新秀的园地。“要多写，要多写一点……”他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说。在他还能行动的时候，每次我去看望他，他老人家总要边叮嘱边站立着……走出房门相送，而当我紧张劝阻的时候，他与女儿小林都解释说他也需要活动活动。我们握手，他的手常常冰凉，小林说他的习惯是体温维持较低，然而他的心永远火烫。他不怎么笑，有时候想说两句笑话，如说到张洁的一篇荒诞讽刺小说，但是他的神情仍然认真而且苦涩、无奈。他总是那样诚实、谦虚、质朴、无私。他永远踏踏实实地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他提倡讲真话提倡了一生，却遭到过诋毁，曰：“真话不等于真理”，倒像是假话更接近真理。现在，这种雄辩的嚼舌已经不怎么行时了，巴金的矗立是真诚的真实的与真挚的文学对于假大空伪文学的胜出。

    想一想他，我们刚刚有一点懈怠轻狂，迅速变成了汗流浃背。

（有删节）

牛

张爱玲

    禄兴衔着旱烟管，叉着腰站在门口。雨才停，屋顶上的湿茅草亮晶晶地在滴水。地下，高高低低的黄泥潭子，汪着绿水。水心里疏疏几根狗尾草，随着水涡，轻轻摇着浅栗色的穗子。迎面吹来的风，仍然是冰凉地从鼻尖擦过，不过似乎比冬天多了一点青草香。

    禄兴在板门上磕了磕烟灰，紧了一紧束腰的带子，向牛栏走去。在那边，初晴的稀薄的太阳穿过栅栏，在泥地上匀铺着长方形的影和光，两只瘦怯怯的小黄鸡抖着粘湿的翅膀，走来走去啄食吃，牛栏里面，积灰尘的空水槽寂寞地躺着，上面铺了一层纸，晒着干菜。角落里，干草屑还存在。栅栏有一面磨擦得发白，那是从前牛吃饱了草，颈项发痒时磨的。禄兴轻轻地把手放在磨坏的栅栏上，抚摸着粗糙的木头，鼻梁上一缕辛酸味慢慢向上爬，堵住了咽喉，泪水泛满了眼睛。

    他吃了一惊——听见背后粗重的呼吸声，当他回头去看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禄兴娘子已经立在他身后，一样也在直瞪瞪望着空的牛栏，头发被风吹得稀乱，下巴颏微微发抖，泪珠在眼里乱转。他不响，她也不响，然而他们各人心里的话大家看得雪亮。

    瘦怯怯的小鸡在狗尾草窝里簌簌踏过，四下里静得很。太阳晒到干菜上，随风飘出一种温和的臭味。

    后天的早上，鸡没有叫，禄兴娘子就起身把灶上点了火，禄兴跟着也起身，吃了一顿热气蓬蓬的煨南瓜，把红布缚了两只鸡的脚，倒提在手里，兴兴头头向蒋家走去。

    黎明的天上才漏出美丽的雨过天青色，树枝才喷绿芽，露珠亮晶晶地，一碰洒人一身。树丛中露出一个个圆圆的土馒头，牵牛花缠绕着坟尖，把它那粉紫色的小喇叭直伸进暴露在黄泥外的破烂棺材里去。一个个牵了牛扛了锄头的人唱着歌经过它们。

    蒋家的牛是一只雄伟漂亮的黑水牛，温柔的大眼睛在两只壮健的牛角的阴影下斜瞟着陌生的禄兴，在禄兴的眼里，它是一个极尊贵的王子，值得牺牲十只鸡的，虽然它颈项上的皮被轭圈磨得稀烂。他俨然感到自己是王子的护卫统领，一种新的喜悦和骄傲充塞了他的心，使他一路上高声吹着口哨。

    到了目的地的时候，放牛的孩子负着主人的使命再三叮咛他，又立在一边监视他为牛架上犁耙，然后离开了他们。他开始赶牛了。然而，牛似乎有意开玩笑，才走了三步便身子一沉，伏在地上不肯起来，任凭他用尽了种种手段，它只在那粗牛角的阴影下狡猾地斜睨着他。太阳光热热地照在他的棉袄上，使他浑身都出了汗。远处的田埂上，农人顺利地赶着牛，唱着歌，在他的焦躁的心头掠过时，都带有一种讥嘲的滋味。

    “杂种畜牲！欺负你老子，单单欺负你老子！”他焦躁地骂，刷地抽了它一鞭子，“你——你——你个杂种的畜牲，还敢欺负你老子不敢？”

    牛的瞳孔突然放大了，翻着眼望他，鼻孔涨大了，嘘嘘地吐着气，它那么慢慢地，威严地站了起来，使禄兴很迅速地嗅着了空气中的危机。一种剧烈的恐怖的阴影突然落到他的心头。他一斜身躲过那两只向他冲来的巨角，很快地躺下地去和身一滚，骨碌碌直滚下斜坡的田陇去。一面滚，他一面听见那涨大的牛鼻孔里咻咻的喘息声，觉得那一双狰狞的大眼睛越逼越近，越近越大——和车轮一样大，后来他觉得一阵刀刺似的剧痛，又咸又腥的血流进口腔里去——他失去了知觉，耳边似乎远远地听见牛的咻咻声和众人的喧嚷声。

    又是一个黄昏的时候，禄兴娘子披麻戴孝，送着一个两人抬的黑棺材出门。她再三把脸贴在冰凉的棺材板上，用她披散的乱发揉擦着半干的封漆。她那柔驯的战抖的棕色大眼睛里面塞满了眼泪；她低低地用颤抖的声音告诉：“先是……先是我那牛……我那会吃会做的壮牛……活活给牵走了……银簪子……陪嫁的九成银，亮晶晶的银簪子……接着是我的鸡……还有你……还有你也给人抬去了……”她哭得打噎——她觉得她一生中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中渐渐地飞去。

    黄黄的月亮斜挂在烟囱，被炊烟薰得迷迷濛濛，牵牛花在乱坟堆里张开粉紫的小喇叭，狗尾草簌簌地摇着栗色的穗子。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呵！

（节选自《张爱玲文集》）

山顶的海风

胥得意

    当罗布在电视上第一次看到无边无际的大海后，他便知道了高原上那些叫海子的地方不是大海，而是湖泊。藏区的人们世代在高原上生活，他们把雪山脚下或是草地上面的湖泊叫成海，是因为他们觉得眼前的这片水域太大了，像是他们心中的海。

    罗布想要走出高原，他想拥有一片真正的大海。自从有了这个梦想之后，他几乎天天都在做着关于大海的梦。罗布想象不出大海的样子，哪怕是海在翻卷着浪花，推打着海岸，但那只是电视里的画面，根本闻不到海的味道。

    罗布想要去看大海。但这只是梦想，他的祖祖辈辈都在高原上，没有一个人去过海边。尤其是当爷爷听说罗布想看大海时，爷爷笑了，说咱们高原上处处都有海子。

    又一年征兵开始了，让罗布惊喜的是要从家乡征一批海军。当得知这个消息时，罗布像是疯了一样，他央求阿爸一定允许他报名参军。

    阿爸没有阻拦他，只是问：“难道不是海军你就不想去了么？”

    罗布说：“不论是什么我都会好好干，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海军。”

    罗布如愿以偿了。当他领到水兵服的时候，他觉得梦想成真了。那天，他在草原上飞快地狂奔，雪山在飞舞，草地在旋转。“我听到了大海的呼唤。”罗布的喊声，一直飞向湛蓝的天空。

    新兵营在城市的郊区。几乎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罗布都能隐隐地听到军舰的汽笛声，浑厚悠远。每一个梦里，军舰都能在罗布的眼前出现。可是，每次醒来，只能听到战友们轻轻的鼾声。

    罗布最愿意训练的课目是队列训练。其他的课目都是迷彩服，队列训练的时候，新兵要穿上水兵服。风一吹来，罗布能够看到飘带在班长脑后飞舞，那个时候，他总会走神，一直在想飘带在脑后轻盈舞动时自己帅气的样子。

    新兵下连队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罗布不停地追问班长他能够分到哪个舰上。班长却对他说：“所有人都要服从分配。”

    罗布认真地点头。一入伍，他就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新兵下连队那天，罗布坐上了接新兵的车。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汽车越走离海的方向越远，最后停在了一座山顶的雷达站前。

    罗布被分到了海军的一个雷达站。雷达站建在山顶上，只有这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四下望去，只有连绵群山和密布的森林。站长说：“这里距离大海有100公里，但我们却在为军舰提供着信号。我们是军舰的眼睛。我们守护的是和平。”站长说得很慷慨，也很动情。站长已在山上工作20多年，肩上的杠杠一个接着一个，脸上的皱纹也一道挨着一道。

    时间一天天过去，失望的情绪笼罩住了罗布，他不知道自己这个海军战上怎么会跑到这个大山里来。天气好的时候，站在塔楼顶上，隐隐地能望到最遥远的地方白茫茫的一片。他不知道那是云雾还是海岸。

    那一天，罗布看到站长下了岗之后，又爬上了塔楼，他也悄悄地跟着爬了上去。站长站在塔楼顶上，目光像是穿越了眼前所有的远山和密林。罗布问站长：“你是在想家么？”

    站长摇摇头：“每年都能回一次家，不太想了。我当了20多年兵了，却一次还没出过海子。”

    “海子？”罗布很吃惊。

    “对。我们家乡那儿都是大草原，我们把草原上的湖泊叫作海子。其实，那不是真正的大海。”

    罗布一步跨向站长，他努力了好久，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雾气漫上来了，整个山谷云雾涌动，这时，风也刮了起来。站长轻轻地对罗布说：“看，这多像大海呀。”

    罗布使劲地点头，说：“像，太像了！站长，我都听到了海风。”

    山上的风确实像是海风。因为风正一下一下吹拂着罗布和站长帽子上的飘带。

（有删改）

抓  捕

大海

我们追踪李永琪已经很久了。今天的科技手段给抓捕提供了有利条件，只要有监控视频，逃犯进入视野，踪迹就会自动呈现在警方面前。虽然如此，时隐时现的李永琪还是让警方愤怒。从出事立案、检方批捕到追踪各地，时间足足过去三个月。

三个月前，在阳安市胜利区某KTV，李永琪等与人发生纠纷，将一个当地青年打成重伤后逃逸，因涉嫌故意伤害被警方网上追逃。据被抓的同犯交代，被打青年浑身是血倒地不醒，李永琪以为他被打死了。胜利区是阳安市经济重镇，第三产业发达，繁华的娱乐场所难免有人打架斗。按理说，李永琪事件算不了大案，只因被打青年是当地知名企业家的儿子，从而被列为阳安市重点督查的专案。我是胜利分局刑警队长，专案顺理成章地落到我头上。另据目击者口供，实际上，是被打青年先挑衅李永琪，才遭到狠狠教训。

不管怎样，李永琪逃了。其间，外地警方数次向阳安通报发现李永琪行踪。我们赶去，虽然有当地警方配合，还是次次空返。李永琪曾在机动部队特务连服役，还参加过侦察兵集训，身手了得，侦察和反侦察能力强，五公里奔跑达到运动员水准，退役后在阳安当保安，还经常去武馆做兼职散打教练。

这一次，山唐县警方通报发现李永琪行踪，我们当即准备抓捕。临行前，分局领导叮嘱我：张队你是李永琪专案具体负责人，这次无论如何都要将他缉拿归案!我默然点头。此前，市委政法委书记到分局调研，就李永琪专案做了指示。领导也有压力，我懂。

我们匆忙赶到山唐县。当地警方告知，李永琪家在某街某号，父母妻女住在这里。我心说，这家伙够狡猾，三个月才潜回老家看望亲人。我徒弟小王提议去他家抓捕，被我制止：别打草惊蛇!我们在他家对面旅馆住下，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轮流密切监控。

第三天傍晚，穿着风衣的李永琪，带着父母牵着妻女从家里出来。小王骂“狗日的啥时候进的家”，掏枪欲冲，被我按住：“他要是跑，你追不上!”

娇俏的小女孩不过十岁，头上的马尾飞啊飞。我突然想到我女儿，心里痛了一下。

我们尾随李永琪一家，穿过一条小街，进了一家酒楼，目睹他们进了包房。小王有些兴奋，“房间抓最好，想跑都没出口。”又被我按住。

我们在大厅一角点了两道小菜。吃完，我在点餐纸上写了几句话给前台，指着李永琪的包间：“他们结账时请转李先生。”那之后，我们再次尾随吃完饭的李永琪一家往回走。路上，小王几次拔枪又想前冲，都被我按住。

回到家门前，李永琪跟大人耳语几句，蹲下抱着女儿，说：“爸爸战友过来接了，我要跟他们去上班。”女儿撒着娇闹：“爸爸刚回来怎么又要走?”李永琪亲了女儿：“对不起，那边事急呢。”站在门口，将家人送入屋里，反手关门。我在不远处紧握枪柄，手心冒汗。

黑暗笼罩小街，李永琪朝着我们大步走来，如同夜行的侠客。小王持枪低喝：“蹲下，举起手。”将手铐啪地卡在李永琪手上。我脱掉上衣罩住李永琪的手腕，说：“走吧!”

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千里将李永琪抓捕归案。专案告破后，小王好奇地问我：“张队，当时您给李永琪写了啥，让他乖乖就擒?”我找张便笺写下同样的字。小王接过去，轻轻地读：

“永琪：你没犯死罪，被打青年不但活着，还有目击者证明，是他先肇事的。等你陪家人吃完饭，跟我回去。”

小王读完我的署名“老排长：张桂恩”，恍然大悟；“怪不得他听您话，原来张队曾经是他的老排长!”我没有回答，掏出香烟点上。烟雾缭绕时，我目光迷离地看见了李永琪的女儿，她头上的马尾在我眼里飞啊飞的，戳得我双目生疼，泪水盈眶。

(摘自《小说选刊》2020年第1期，有删改)

昆仑山的灯光

窦孝鹏

    20世纪60年代初，我是青藏高原的一名汽车兵，茫茫青藏线上人烟稀少，陪伴我们的就是那些设在路旁的兵站。但是，最受大家欢迎的是被解放军原总后勤部授予“红旗兵站”称号的纳赤台兵站的烧豆腐。处于昆仑山中的纳赤台兵站，常年云雾缭绕，每当夜幕降临，兵站门前的那盏大红灯笼便会被点亮，它成了我们心中的一个标志。多少次，奔波一天的汽车兵在薄暮中老远看见那盏红灯笼发出的光亮，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温暖和力量：啊，到家了!可以美美饱餐一顿，好好歇歇脚了。

    初冬的一个下午，我开的车在半道上抛了锚，由于雪天路滑，只听“扑通”一声，车子掉进了路边的一个雪坑里。在战友的帮助下，车子被拖了上来。但有两片钢板被颠断了，水箱也颠得漏了水。副连长看了看，留下修理班长和我们车组一起修车，嘱咐我修好后赶到纳赤台兵站去会合，便带车队走了。

    这里是可可西里无人区，我们冒着飞扬的大雪和刺骨的严寒修好车辆后，时间已到了晚上21时30分，我们几乎被冻僵了，几个人顾不得喘一口气，急忙打开车灯，开车上路。

    终于，我们看见纳赤台兵站门前的那盏大红灯笼了。我一看表，已是零点40分。副驾驶员小乔嘀咕道：“这么晚了，看样子我们吃不上晚饭了。”

    我笑了笑，说：“放心吧，炊事班的老班长是不会让咱们挨饿的。”

    果然，听见我们车子的响动，红灯笼下的餐厅棉门帘一掀，走出一个人来，正是兵站炊事班的老班长徐宏武。

    徐班长热情地把我们迎进餐厅，每人先送上一碗温开水。我充满歉意地说：“老班长，让你久等了!”他一瞪眼：“废话!你们最后一台车不到站，我能封炉关灶吗!”

    不一会儿，一盆高压锅蒸的米饭和面条，一盘肉末烧豆腐、一盘肉丝炒豆芽便送上了餐桌。这地方气压低，没有高压锅，米饭面条都煮不熟。老班长嘟囔道：“我向你们连长打听了，你们3人中有两个四川人，一个陕西人，所以准备了米饭和面条，慢慢吃，别烫着。”

    小乔眨眨眼说：“老班长，你的话太烫人了!”至此，我们身上的寒气和疲劳一扫而光，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徐班长是闻名青藏线的老模范，老高原都知道他是1951年入伍的陕北汉子，是跟着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进藏的老军人，他说自己这一辈子已离不开青藏线了，后来就索性转业到兵站当了炊事班的班长。

    当时，由于气候原因，兵站沿线都不能种菜，兵站吃的菜大都从兰州买来，长途运输浪费很大，冬天路上冻掉一半，夏天路上烂掉一半，吃到大家嘴里的普通菜也成了高价钱。

    老班长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家探亲了，那年，他趁着汽车兵搞冬训、兵站接待任务不多的空儿，千里迢迢回了趟老家。到家后，他一头钻进了镇上一个豆腐坊，去拜师学艺做豆腐。一个月的假期到了，他带回的“宝贝”是一盘磨豆腐的小石磨，还有两把钢口很好的菜刀和一块磨刀石，都是当时在高原买不到的。在海拔4000米的雪山上，氧气“定量”供应，空手走路尚感吃力，人推着石磨转圈一个个累得头昏眼花，心里像塞了一团棉花，憋得喘不过气来。推着推着，眼一黑，腿一软，摔倒了。好不容易做出了第一锅豆腐，放在嘴里一尝，哎呀，又苦又涩，难以下咽。问题出在哪儿呢？他们坐下来开“诸葛亮会”，有人提醒了一句：是不是水质有问题!是呀，这里的水质太硬，平时喝在嘴里就有股苦味，对做豆腐肯定有影响。于是，他们又反复试验，把做豆腐的水提前烧开，使水碱沉淀下去，再用清水煮豆浆，果然，做出的豆腐又嫩又香。以后，他们用上了昆仑泉水，这问题才得到了圆满解决。于是，过往人员的餐桌上又多了一道豆腐菜。

    老班长不但做出了豆腐、豆腐脑和豆浆，还用新学到的手艺做出了面包、糕点、凉粉，腌制出了各种口味的小菜……兵站的伙食品种丰富了，质量提高了，名声也一下在青藏线上传开了。

    吃完饭，我一抬头，在红灯笼的照耀下，我看见墙上贴着驻站部队送给兵站的一封表扬信，上书10个大字：“风雪几千里，此地最难忘。”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起床吃饭准备出发，吃上了老班长做的豆腐脑、包子和馒头。上路前，我把写好的表扬信贴在了餐厅的门上，上面是14个大字：“双手巧做百样饭，红灯照暖万人心。”

    我们鸣着喇叭表示感谢，出发上路。走出很远很远了，我回头一看，兵站门前那盏大红灯笼于薄明中仍在闪闪发光。

    啊，昆仑山的灯光，照着一批批汽车兵，给我们无尽的温暖和力量，直至今天，直到永远。

(节选自2018年3月30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