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调研、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2015年，图书出版业取得了诸多重要突破，政府部门出台的多项政策、举措更加有力；图书出版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潜力持续显现。曾一度遭到电子商务冲击的实体书店，近一年来，伴随全民阅读的推广开始逆袭。全国各地新建或改造了一批大型书城，这些大型书城注重“体验”和“服务”、引入亲子阅读、创意生活、数字体验、咖啡餐饮等多元业态，逐步向文化购物中心转型，赋予了实体书店新的生命力。

    2015年，“互联网+”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传统出版业转型升级及其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是新时代下出版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2014年出台的《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出版社积极打造自身的数字出版平台，纷纷成立数字出版部门，专门负责数字出版相关工作。诸多新改变和新方法让出版与市场的距离更近，如众筹出版、微店卖书及微博、微信营销，改变后的赢利模式也让出版的效率变得更高。

（摘编自陈敏利《图书出版业品牌报告（2016）》）

材料二：

材料三：

    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图书出版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图书出版可以实现内容的快速传播，并且不会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如电子图书的开发，网上书店的建立，这些新的形式扩大了图书出版的影响范围。图书出版业的信息获取方式也会发生改变，面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对信息的筛选、分类和加工处理会成为图书出版业新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出版的目的是要获得利润。但是在互联网条件下，许多图书资源可以免费获得，因为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出版业的营销模式，图书出版业需要从其他方面获得利润的增长，图书具有的版权是图书出版业实现利润的基础，在图书版权原有的营销模式中，版权价值仅局限子版权的转让。而在互联网条件下，版权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文字，版权可以扩大到视频、游戏等多个不同的领城，可以间接产生更多的利润。互联网还能够成为图书传播的平台，让图书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增值，比如在互联网传播中可以加载商业广告，产生巨大的效益。

（摘编自顾丽萍《试析“互联网+”时代的图书出版》

材料一：

    据游戏咨询机构伽马数据估计，2017年第一季度，《王者荣耀》取得了55-60亿元的收入，估计占整个手游市场收入的20%左右。与市场上巨大成功相伴而来的，是社会上的争议不断。小学生沉迷游戏后刷爆家长的银行卡之类的新闻不断出现。在社会关注之下，7月4日，《王者荣耀》“防沉迷系统”上线。系统推出当天，港股收盘时，腾讯股价下跌4.13%，市值蒸发151亿美元。

    《王者荣耀》的防沉迷系统，被众多媒体称为“史上最严防沉迷措施”。目前，各大网络游戏厂商都制定了相似的防沉迷系统规则。

    实际上，网易、暴雪等各大游戏厂商所遵循的防沉迷系统标准版本已有超十年历史。2005年到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曾联合中央文明办、信息产业部、公安部等部门发布了多个“游戏防沉迷”条例：2005年的《网游防沉迷系统开发标准》主要针对7家运营商11款游戏，要求疲劳时间收益减半，不健康游戏时间收益为零；2007年的《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实施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通知》针对全国所有游戏，要求必须在原有网络游戏中增加防沉迷系统；2011年的《关于启动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工作的通知》继续针对全国所有网络游戏，规定对所有游戏玩家进行实名认证，未满18岁或虚假身份的自动纳入游戏防沉迷系统。

    然而，以上政策执行得仍不到位。根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公布的《中国游戏绿色度测评统计报告》，自2013年以来，设置防沉迷系统的游戏数量有所增加，但在当年所有测评游戏中的占比却在下降。而且，2016年没有设置防沉迷系统的游戏数量仍占到当年所有测评游戏数量的71%。

（摘编自《澎湃网：防止小学生沉迷游戏，防沉迷系统是最佳方案吗？》）

材料二：

    《2016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去年网游用户数量达到5.66亿人，同比增长5.9%。记者调查发现，从几岁的中小学生到40多岁的中青年都有沉溺于网游的玩家。因为家庭关怀缺失、学校教育不足、同伴负面影响等种种原因，许多青少年愿意到网游世界中寻求精神寄托。而对于中年人来说，他们希望在网游的虚拟世界里获得在现实工作中难以取得的成就感。

    据一些游戏设计师介绍，企业内部对游戏设计的考评就是靠每日活跃玩家（DU）等指标，为了达到目的，游戏就会每天搞整点活动等，刺激玩家提高在线时长。某些游戏厂商虽然推出游戏防沉迷系统，但通过使用别人的身份信息，未成年人依然可以“畅游”该游戏。因为网游后台没有核查申请人和玩家是否为同一人，实名制根本落不到实处。以游客身份登录的，虽然系统默认为未成年人，但仍然可以凭游客身份充值买游戏装备。

（摘编自《凤凰网：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 亟须实行游戏分级制》）

材料三：

    武汉市教科院德育研究室主任王一凡说，防止沉迷网游最关键的是家庭教育。家长应该多培养孩子现实中的兴趣爱好，加强和孩子的交流与沟通，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应该进行管控和限制。另一方面，作为游戏运营企业应提高企业的责任意识，真正落实实名认证。社会公众以及网络平台对涉及色情暴力的游戏及时举报。同时，网络平台还应大力推荐、宣传积极向上并有益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绿色游戏。

    “扬清是激浊最有效的手段，当前亟待扶持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吸引力的绿色游戏。”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院长曹三省说，青少年受到网游的吸引，说明网游有强大的吸引力，文化需求的出口还不够。为此，应建立有效的推动机制，把绿色游戏当成产业来做，并对整个行业进行引导，推动更多的企业越来越绿色。要用运动锻炼、兴趣爱好、绿色游戏等来占据青少年的闲暇时光，有效促进身心健康。

（摘编自《新华网：网游在和我们争时间？》）

【注】游戏收益：指在游戏中取得的经验值和虚拟货币。

材料一：

    启动、滑行，机头昂起，直插云霄。2017年5月5日下午，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我国首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国际主流水准的干线飞机C919成功首飞。在欢呼庆祝的人群中，87岁的程不时是特意来见证这一时刻的。

    从1970年，我国自主研制的运十飞机立项，到C919成功首飞，中国人的“大飞机梦”穿越了47个春秋。作为运十飞机的副总设计师，程不时则亲历了这一梦想步履蹒跚的曲折历程，也因此透彻地理解这一梦想的现实意义。

    程不时：外国人曾经说中国，你中国是一只鹰，但是给你没有翅膀，你没有这种大的民用机。

    1951年，程不时从清华大学毕业，从事了他的航天事业。后来，他成为我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教1的总体设计师。之后，我国的“初教6”和“强5”等机种，也是在程不时担任总体设计师时完成研制与定型工作的。

    1970年8月，国家先后从各地调集了300多名航空技术人员，开始研制运十大飞机，当时只有41岁的程不时担任副总设计师。

    在运十之前，中国设计的只是10吨量级乘坐一两个人的小型飞机，而运十设定的技术指标是最大起飞重量110吨，载人100到120名。摆在程不时和研发团队面前的，不仅有技术难点，还有现代企业管理上的盲区。

    当时，甚至连正式办公的地方都没有的艰苦环境中，程不时他们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技术革新。

    1980年9月26日，经过十年的研制，运十开始了首次试飞。

数据记录，运十起飞重量110吨，最大速度超过0.8马赫，实用升限12000米，最大航程超过8000千米。从1980年9月的首次试飞，到1984年，运十一共飞行130多个起落、170多个飞行小时，先后到达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广州、昆明等国内主要城市，同时运十还是第一架飞抵拉萨的国产飞机，并往返七次向拉萨运送救灾物资。虽然在飞行中，运十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在七次飞抵拉萨这个短暂的辉煌之后，运十的试飞因后续资金戛然而止。

    程不时：当时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条就是中国哪怕是简陋的条件，可以慢慢丰富起来，另外一条思路，是中国发展航空必须要有拐杖，拐杖指要外国人来辅佐，没有拐杖不行，这就是他们的话。

    2007年3月，中国重启大飞机项目，并在第二年成立专门的商业飞机设计公司，程不时担任专家组成员，与大飞机之缘得以重续。47年，改变了程不时的容颜，但没改变他那份航空报国的情怀。

    程不时：这是很大的历史转折，它不是一架飞机的试飞的问题，而是民族转了一个大弯以后，回到康庄大道上来，继续向前走将是一大片新的形势。

材料二：

    中国商飞美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叶伟在洛杉矶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C919机身线条流畅，机体从设计、计算、试验、制造等均为中国自主进行。飞机设计研制中有多项重大技术突破，如超临界机翼、新材料应用等。叶伟指出，有人说，这款大飞机中国主要是造了个壳子，这是一种误解。总体集成正是大飞机制造的核心技术之一。作为航空制造业的一大难点，集成技术的突破正是中国航空制造业取得巨大进步的标志。

    C919也堪称全球合作的典范。其发动机、航电、飞控系统等来自多个欧美合资或独资公司，供应商包括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霍尼韦尔公司等，可谓遍布全球。叶伟说，“从这一角度看，为各国供应商创造价值、为全球人民创造福祉的C919，正承载着全世界的骄傲和希望。”

（摘自南方网《C919中国只“造了个壳子”？中国商飞这样回应》2017年5月6日）

材料三：

    新华社5月8日新媒体专电 据统计，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中国国产大飞机C919客机，5月5日成功首次试飞后，截至目前，其市场订单已达到570架。根据预测，未来20年仅国内航空运输市场就需要干线客机5952架，价值近9000亿元，C919大型客机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材料一：

    长租公寓是近几年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租房市场上的“新物种”。这种针对工作不久的独居青年开发的公寓又名“白领公寓”“单身合租公寓”。区别于传统租房模式，长租公寓通常是由商业机构将业主房屋租赁过来，进行标准化装修改造，配齐家具家电，以单间形式出租给上班族，并提供各类标准化服务，租客的租赁期限一般为一年。在上海的中环沿线，这样一个单间的月租，一般在2500-3000元之间。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的长租公寓服务商已超过1200家，房间单位数超过200万间，并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

    相比传统租房，长租公寓私密性好、配套全、安全系数高、社交成本低，对年轻租客更具吸引力。其中73%的长租公寓租客将私密性好作为首选因素，此外大部分青年租客比较关注提高生活便捷度的公共配套，也有不少青年希望社区内具备书吧、咖啡厅、公共客厅、办公洽谈等个性空间。以“V领地青年社区”为例，在现有的公共区域中，社区的公共客厅最受租客欢迎，此外，多媒体室、健身馆、操场等区域也成了很多租客的休闲娱乐之所。

    调查显示，居住在长租公寓中的年轻人十分愿意就近社交，在App上的活动、交易、求助等各项社交功能中，租户对活动功能热情较高。

    （摘编自张斌《“独居时代”，年轻人都住哪里》）

    材料二：

    长租公寓市场规模预期（亿元）

    材料三：

    独在异乡，独身居住，独自一人，“空巢”青年的数量正在一线城市以极快的速度增加着。“空巢”青年们第一个绕不过的难题就是租房。陌生的室友、老旧的社区、狭窄的社交圈子让这一代人更显孤独。独居生活中，缺乏情感寄托、社交圈子窄、交流空间有限是“空巢”青年们最为普遍的三大痛点。

    针对这些情况，国内众多长租公寓纷纷采取行动，希望用新的生活理念打破以往传统租房的局限，为年轻人带来更好的居住体验。摆脱“空巢”的第一步就是让爱好各不相同的“空巢”青年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对此，长租公寓品牌“红糖里”主动承担了组局人的角色，主动搜集起了住客们的爱好，并定期在公寓举办主题兴趣小组活动。每到周末假期，公寓还会组织各种城市探索活动、节日主题派对、明星住客分享会等。这些活动能帮助住户迅速找到兴趣相投的友邻，走出打破隔阂的第一步。不仅如此，“红糖里”在公共空间上也做足了功课，这对于进一步拓展“空巢”青年的社交圈非常有效。同时，“红糖里”精心设计的公共空间为住客以及创业者们提供了足够的社交空间和气氛，在这样充满创意的载体及环境下，创业者之间的交流与想法就能碰撞出更多的机会与火花。他们可以在“红糖里”一边尽情地享受生活，一边和朋友们为工作努力拼搏。

    （选自《长租公寓正在成为“空巢”青年的社交法宝》）

    材料四：

    日前，阿里巴巴旗下闲置交易平台“闲鱼”发布的《“闲鱼”空巢青年租房数据》显示，闲鱼租房用户中，32%是空巢青年，在多个一线城市，空巢青年人均租房花费低于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大家同为空巢青年，租房却有着明显的差距，他们中的整租群体人均花费2200元租用整套房，而租用单间的每月只花1200元。数据发现，空巢青年对于租房有自己特殊的要求：没什么都不能没有WiFi，便利店成了空巢青年租房选址考虑的主要因素，爱干净、单身、好相处等条件成了空巢青年选择室友的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空巢青年中的“90后”群体十分亮眼，即使只租住单间，他们在房间朝南、独立卫生间、厨房、飘窗等方面的要求均高于“80后”空巢群体，即便“蜗居一隅”，“90后”也在尽力活出生活品质。

（选自《“闲鱼”空巢青年租房数据：90后爱租什么房》）

    材料一：

    垃圾分类是对垃圾进行有效处置的一种科学管理方法。通过分类投放、分类收集，把有用物资重新回收、利用、变废为宝。垃圾分类有利于改善垃圾品质，使得焚烧（或填埋）得以更好地无害化处理。以垃圾焚烧为例，垃圾分类能助力焚烧处理做得更好，可起到减量、减排、提质（改善燃烧工况）、提效（提高发电效率）等作用。依据《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生活垃圾分成可回收与不可回收两类，不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剩菜、剩饭等餐厨垃圾，电池、重金属等有毒有害垃圾以及废纸、食品袋等其他垃圾。其中，餐厨垃圾约占垃圾总量的40%-60%。

    垃圾分类，国外发达国家施行得较早，形成了完整的垃圾分类产业链。在垃圾后期处理阶段，对于有机垃圾、纸类、玻璃类等生活垃圾，以及特种的有害垃圾，企业会通过不同车队进行分类收集、专项运输送往不同种类的处理厂处理。这是垃圾分类处理产业链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提高垃圾处理科技水平的同时，也推动了相关制造产业（垃圾分类设备、垃圾转运设备）的发展。企业专业处理垃圾后，可以将有生产价值的原材料提取出来，向各产业针对性销售。据统计，德国垃圾回收行业从业人员超过25万，每年的营业额达500亿欧元，约占全国经济产出的1.5%。这种完整的垃圾分类产业链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解决了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

    （摘编自孙小婧《垃圾分类，引领绿色生活》）

    材料二：

    图表1：2009—2017年中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及处理场数量变化情况

    图表2：2014-2017年全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变化图

    材料三：

    做好垃圾分类是解决好垃圾问题的重要前提，但并不是垃圾处理的全部，垃圾处理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体系，各环节同时发力。目前各城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正加大对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4个环节中后3个环节的投入，包括垃圾分类收集车的购买等，实现从投放到运输再到处理的整体链条分类，避免“先分后混”等问题。

    事实上，实施垃圾分类并形成完整产业链改变的不仅仅是垃圾处理方式，这一举措也将改变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比如，餐饮外卖要不要配送许多餐具、网购商品包装能否尽量减少胶带和泡沫塑料、礼品包装能否更加环保……显然，从前端的人人分类投放到后续各个环节，垃圾分类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创新城市垃圾管理不能只是一阵风，而需要各界同时发力，扎实推进。

    （摘编自亢舒《垃圾处理，不只“分类”这点事儿》，《经济日报》2019年7月12日）

    材料四：

    初次到欧洲生活的人，往往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垃圾分类问题，因为一觉醒来你就会面临家里垃圾怎么倒的现实问题。不少人因不懂这个“规矩”而被当地人“教育”。

    垃圾分类意识并不是天生的，环保意识和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需要时间的磨砺，离不开教育宣传的引导。在欧洲，环保意识从幼儿因就抓起，在大众媒介和各种展览会上，推介垃圾分类是常见的主题。这些教育宣传的引导，为形成完整的垃圾分美产业链奠定了基础，而伴随着完整的垃圾分美产业链的形成，久而久之，垃圾分类会成为公民的一种自觉，并进而会影响社会教育理念，让国民关注生活中每一个与我们密切相关的事物，提升国民环保理念。

（摘编自向长河《从“倒垃圾被教育”看国外垃圾分类》，2019年06月09日）

    快闪是一种以创意、幽默、奇观为重要元素的亚文化活动，旨在“用颠覆性的表演震撼顺从的城市人群”。2003年，美国人比尔·瓦斯克在纽约市区发起了首次快闪活动，随即它便乘着新媒体发展的东风魔力般席卷全球，成为当代城市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快闪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是20至30岁的青年。这一人群的社交网络最具流动性，喜欢结识新朋友，不一味强调社交关系的稳定性，在快闪活动中，社交媒体一对多、节点式的传播特征，进一步扩大了流动性社交的优势，使得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陌生人参与成为可能，而不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组织机制。在大型密集而人口异质的城市中心，年轻人巧妙地利用新媒体工具进行活动策划、人员调度，可以打破城市生活的日常节奏，打造出临时性的公共空间。

    快闪类型多样，先后出现过离散型、游戏型、政治型、商业型等不同种类。其内容或是一种娱乐狂欢，或是表达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抑或是宣传某种新观念、新产品。学者们对其评价也是态度各异。批评者认为它肤浅幼稚，只是纯粹的社交性游戏并且缺乏严肃理性的实践目标；指责它干扰城市正常秩序，增加城市治

理成本；甚至担心快闪族被未知组织者利用，从而引发社会混乱。赞赏者则认为，快闪降低了社会参与的门槛，创造了一种平等民主的社交形式；它以戏剧化的方式重塑了人们的城市空间体验，并拓展了公共表达的形式。

    爱国歌曲快闪活动合理借鉴了快闪亚文化“情境创设”的理念和充满活力的形式，并通过有效的策划和组织为其注入了深沉的内容和情感，提升了审美品格，展现了亚文化参与构建主流话语的无限可能。

    注入意义，内容主流化。有别于快闪亚文化的无意义传统，爱国歌曲快闪活动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背景，是一份献给祖国的特别礼赞。所唱曲目虽多为老歌，但因其爱国情感浓烈、社会普及度高，且经过全新编排，更能直达人心，引发共鸣。活动在娱乐性、可近性上获得了青年的认同，同时也突破了理论界对其肤浅性、破坏性的指责，以轻盈的姿态为爱国主旋律注入了清新的活力。

    精心策划，形式审美化。各地的快闪都非常注意天气、场所、布景、道具、领唱人物的选择和设计，以彰显其地域特色、历史风韵、建设成就和时代精神。活动多在人流如织的公共场合惊奇发生，以知名人士、行业精英、青年学子富有个人魅力的独唱或互动演唱启幕。在悠扬旋律的感染下，成百上千的在场群众从好奇驻足到自觉加入，最终发展为共情共鸣的集体合唱。主办方通过多机位抓拍、精美剪辑和专业和声，最后完成声画语言绚丽、情感逐渐开华的优雅叙事。

    创设情境，行动剧场化。社会哲学家芒福德认为：“城市不仅创造了剧场，它本身就是剧场。”爱国歌曲快闪系列活动通过艺术行为、教育主题的巧妙嫁接，在司空见慣的城市居所中创设出富有诗意的剧场氛围，使现场群众在偶遇的“戏剧”情境中经历了一场融欣赏、体验、共情、参与于一体的审美实践。而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接力传播则将剧场效应进一步扩散，形成了跨时空的情感震颤和价值认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一场又一场表达爱国激情的快闪风潮。

(摘编自邹举、周玥《青年亚文化创设思想政治教育新情境》，《中国教育报》2019年6月1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