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歌德说过：“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都是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提炼生活蕴含的真善美，从而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思想的启迪、心灵的震撼。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

    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要自觉抵制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

    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那些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都是远离浮躁、不求功利得来的，都是呕心沥血铸就的。我国古人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路遥的墓碑上刻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托尔斯泰也说过：“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毫无问题地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个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追求，才能拿出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

秦汉王朝开启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自秦汉至唐宋，都城在长安，洛阳与开封一线，继承了夏商以来的“择中建都”原则。金朝徙都燕京，在金人看来“燕京乃天地之中”，定都于此才是“以应天地之中”。这开启了元、明、清定都北京之先河。在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的理念不断扩展，强化与深化，即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再到“择中建殿”；都城城门、宫城宫门从“单门道”发展到“一门三道”“一门五道”。

“择中建宫”是继“择中建都”发展而来的。早期偃师商城的宫城在都城南部东西居中位置，洹北商城的宫城基本在都城中部。战国时代，魏国都城安邑之宫城基本在都城中央，郑韩故城西城的宫城位于西城的东西居中。魏晋与北朝洛阳城及唐长安城之宫城一般均在都城北部东西居中位置，北宋东京城的宫城则居外郭城的中央，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宫城一般在都城东西居中位置。宫城作为国家政治中枢，居于坐北朝南的都城东西居中位置，这无疑是其核心地位的体现。

在宫城之内“择中建殿”，实际上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与封邦建国时代都城布局的重大政治区别：国家从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相结合的“二元政治”，发展成以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的“一元政治”。“中”的意识体现了中央集权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至高无上。

国家认同的强化，可以从都城城门，宫门由“单门道”发展为“一门三道”与“一门五道”得到充分体现。就已发现的古代都城城门与宫城宫门遗址来看，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代的都城一般为“单门道”。都城外郭城的四面城墙各辟3座城门，都城一般由12座城门组成，均为“一门三道”的“定制”，应该始于汉长安城。宫城正门“一门三道”形成“定制”，始于魏晋及北魏洛阳城的宫门“阊阖门”。此规制一直延续至明清北京城。进入中古时期，部分朝代的都城与宫城之正门出现“一门五道”的形制。

“中”与“中和”基因主要体现在都城选址与都城布局形制两个方面。历代王朝营建都城选址之所以必须“择中建都”，就是“中和"理念的要求。都城营建于“天下（即国家）之中”，是相对于东西南北“四方”而言的。“择中建都”之“中”体现国家相对于“东西南北”的至高至尊，同时“中”相对于“四方”又反映了国家对“四方”的“公平”“公允”“公正”，从而达到国家之“和”。这种“和”是国家“一统”的基础、国家认同的根本，也是“四方”凝聚于中央的体现。

古代都城及宫城布局形制所蕴含的“中”“中和”理念，在5000多年历史发展中为中华大地各个民族所认同。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北魏洛阳城，金中都、元大都、清北京城也承袭了几千年形成的“中和”理念，深化了国家认同理念。从国家“宫城”到民居“四合院”的布局，大小虽然不一，但是理念相同，反映出“家国相通”“家国一体”的历史文化理念，折射出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核心理念。可以说，“中”“中和”理念缔造了中华5000多年不断裂文明的辉煌历史。

（摘编自刘庆柱《“中和”基因维系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材料一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民法典共7编1260条、10万多字，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条文最多、体量最大、编章结构最复杂的一部法律。编纂民法典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的先河，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有利于推动我国立法更加系统，促进制度体系更加科学严密、更有效率活力。

（摘编自《民法典为法治建设注入新动力》，《人民日报》2020年9月21日）

材料二

记者2020年9月5日从清华大学法学院获悉，4日下午，“明理讲坛。民法典的实施系列讲座”第一讲成功举办，该讲座由清华大学法学院主办，充分调动校内外资源，邀请著名法学家，从中观制度和微观规则层面对民法典做出阐释，并以在线会议和直播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开放。首场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以“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亮点与适用”为题进行讲授。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表示，本次系列讲座既响应“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的要求，也是在民法典颁布数月后进行的冷静思考；既是同学们在疫情之后迎来新学期的“入学教育”，更是清华大学法学院为同学们提供的“开学第一课”。

（摘编自《清华大学法学院推出<明理讲坛。民法典的实施系列讲座>》2020年9月5日）

材料三

民法典的生命在于实施，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积极行动，确保民法典得到有效贯彻实施。

我国采取的是先制定单行法、后制定民法典的思路，民法典的出台，使原来制定的物权法、合同法、婚姻法等单行法同时废止。有些规范同民法典规定和原则不一致，要依据“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原则，及时修正和废止。我们要及时修改民事法律保证民法典的统一性。

“徒法不足以自行”，民法典不只是调整民事主体关系的法律，也是行政机关执法的重要尺度，各级司法机关必须依照民法典进行民事审判活动，就要公正司法提高审判水平和效率。

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要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要通过社区、工作单位、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等多渠道的持续宣传，让大家了解民法典、遵循民法典、运用民法典，形成全民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人民群众只有掌握民法的基本制度，才能更好地保证自身合法权益。要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尤其加强对青少年民法典教育，将民法典基本知识带进课堂书本，提高青少年的法治意识。

（摘编自《多措并举确保民法典得到有效贯彻实施》2020年6月18日）

材料一：

翦伯赞素来认为：“历史是具体性的科学，论证历史，不要从概念出发，必须从具体的史实出发，从具体史实的科学分析中引出结论。”这指出了历史学的实证性质。而且我们“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基于此，翦伯赞对史料在历史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给予了重视和肯定。

翦伯赞指出要把史料工作放在正确地位，驳斥各种“唯史料论”和“史料即史学”等错误观点。他认为，研究历史要史料，但是史料不等于历史。这就等于盖房子要砖瓦，砖瓦不等于房子；做衣服要布帛，但布帛不等于衣服；把砖瓦变成房子，布帛变成衣服，史料变成历史，这当中有一个必要过程，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这个过程就是材料的准备过程，是缺一不可的。为此史学工作者“应该肯定史料是重要的，研究历史没有史料是不行的”。当时还出现个别史学工作者在反对“唯史料论”的时候，也反对史料本身，并且把史料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反对的流蔽，这是“左”的思想在史学领域中的表现。翦伯赞反对这种“左”的思想，并指出：史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任何阶级研究历史都要有史料。在对待史料问题上，我们和资产阶级的区别，不是谁占有史料的问题，而是用什么观点，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史料的问题。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用唯心论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对待史料的。无产阶级的史学家是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的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对待史料的。除此之外，在史料问题上，我们和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区别。

翦伯赞强调史料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史料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理论。不用正确的理论来分析研究，史料就等于废物。”要具有理论分析的能力，就必须学习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若“没有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决不能在科学研究中做出任何创造性的成就”，否则连拾遗补阙的工作都难以完成。而且“资料与马列主义理论二者不但不可偏废，而且要相互结合，才能变成科学”，这是因为“研究科学要占有资料，但是资料不等于科学，要从资料中提炼出科学的论断，那就要依靠抽象的力量，依靠理论的逻辑工作，而这种抽象力量与理论的逻辑工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是不行的”。这都鲜明地阐述了理论的重要意义。

（摘编自苏敏《探析翦伯赞的史料观》）

材料二：

在《史与论》一文中，翦伯赞开门见山地指出：“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必须把史与论结合起来。所谓史就是史料，所谓论就是理论。我们所说的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做到史与论的结合，必须先掌握史料与理论。掌握史料与理论，是做好史与论结合的前提条件。”

翦伯赞史论结合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似成老生常谈。不过，就当时的情形而言，不失为警醒之论。为什么这样讲？首先，翦伯赞提倡的史论结合观主要针对当时流行的两种论调：“唯史料论”（“史料即科学”）和“以论带史”。其次，他的史论结合观反对不动脑筋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再次，翦伯赞谈了如何学习理论与掌握史料的问题。在他看来，“学习理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要记得，第二要懂得，但重要的还是要应用”，“那种满足于贴标签、作注释，自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学好了的态度，是不对的”。此外，“掌握史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只有解决了以下三个难题，才能算掌握了史料。这三个难题是：从哪里找史料；用什么标准来审查、判断史料；如何恰当运用史料”。最后，翦伯赞讲了怎样做到史论结合。他说：“写历史不要用写段史料再写一段理论的办法来体现史论结合。这种办法实际上是史论分家。正确的办法是让读者能够从史料的叙述中体察到作者所要得出的结论。”

翦伯赞的上述看法，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者来说，仍具有启发意义。不过，笔者在原则上同意翦伯赞史论结合的观点。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是觉得他说的“所谓论就是理论。我们所说的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点值得商榷。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来指导研究历史，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里的“理论”肯定不只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历史研究所得的结论。明确地说，它主要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与原则来引导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关于此点，翦伯赞也是十分赞成的。他说：“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进行历史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拓者之一的翦伯赞，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怀有深厚的感情，值得我们后人学习与景仰。问题是如果“史论”结合中的“论”，指的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未免显得太过片面与狭窄；如果把“史论”结合中的“论”仅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论，我觉得也是不妥的，就是翦伯赞本人也不赞成，因为他明确说过：“反对这种不用脑筋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史”“论”结合中的“论”指理论，但这种“理论”既可以是“思想、观点、结论”，又可以是“原则、公式、方法”，它并不局限于一种观点或方法。

（摘编自颜德如《翦伯赞史学观述评》）

材料一：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儒墨同显，一致百虑，对立互补，相反相成。墨子先学儒，后觉察儒学缺点，自创墨学，非儒反儒，补充改造儒学，提出兼爱等人文学的重要原理。墨子肯定孔学有“当而不可易”（正确而不能改变）的真理成分。墨家是先秦唯一堪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学派。

孟子推崇墨子兼爱的人格精神魅力。《孟子·尽心上》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提倡全人类兼爱交利，即使从头到脚，被磨成粉末，只要对天下有利，都甘愿付出，这种损己利人、大公无私的精神，突显了墨子追求真善美理想的高贵品格。孟子对墨子精神的赞扬，影响深远。

西晋鲁胜《墨辩注序》说：“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孟子非墨辟墨，但其思维表达方式，承自墨子，酷似墨子，辩论模仿墨子惯用的归谬反驳法。《孟子·告子上》说：“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不知类”是墨子应用归谬反驳法的标志词、惯用语，曾被墨子用来说服鲁班与楚王，止楚攻宋，孟子出色地加以传承发扬。《孟子·梁惠王上》说：“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孟子归谬辩辞，比喻生动，脍炙人口，众所周知，是世人普遍效法的思维表达范例。

儒墨之学，各有所长，舍短取长，有助于把握全面真理和治国良方，是司马迁和班固等史学思想家对儒墨学关系的标准定性，是今日认知判断儒墨关系的正确指引。

秦汉学界，儒墨对举，孔墨并提；汉后至清，墨学衰竭。

作为墨子“兼爱”理想深刻理论基础的全人类共同人性论，“兼爱”理想，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无法实现的超越性的善良愿望和理论假设。

儒家“爱有差等”，适应宗法等级制要求，随血缘亲疏远近，施爱厚薄不同，其人性论的理论基础和灵魂，是“亲亲尊尊”的“血统论”，是“中世纪”漫长宗法等级制社会的主流统治思想。墨子坚决反对儒家“亲亲尊尊”的“血统论”，主张“可学而能”的共同人性论，是科学的认知理论，认为知识由后天学习得来。《尚贤下》说：“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学能者也。”只凭血统高贵治理国家，不通过学习获得智能，“此譬犹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就像叫哑巴当外交官，聋人当乐队指挥，必然越治越乱。

孟子辟墨，攻击墨学“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辟”即驱除、屏除、排除。宋陆游《杂兴·孟子辟杨墨》诗说：“孟子辟杨墨，吾道方粲然。”“伐木当伐根，攻敌当攻坚。”孟子辟墨，孔孟之道才能鲜亮发光。

孟子攻击墨子，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被视为对墨子的政治结论和人格定性定位，绝无一丝可能翻案平反的条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之中，儒学界把孟子辟墨奉为金科玉律、真理标准，是典型“以权威为据”和“以众取证”的谬误，是充斥心理相关型和论据空缺型的诡辩。

在当今不同文明互补互鉴的全新时代，辨识墨子兼爱学说的精义，吸取孟子不当辟墨的历史教训，探寻墨学中绝的动因，推进儒墨学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是历史赋予当代学人的重要使命。儒墨学界应携起手来，努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儒学研究和墨学研究交流合作，开辟儒墨学兼容创新的新局面。

（摘编自孙中原《儒与墨：一个常新的话题》）

材料二：

儒家“仁爱”主张“爱有差等”，即根据亲疏贵贱而施予不同的爱。从维护“君臣父子”的纲常出发，儒家主张在施行爱的过程中以自己为起点，逐渐扩大至他人，即“立爱自亲始”。

墨家“兼爱”是围绕“兼相爱，交相利”这一基本论点展开的。《吕氏春秋》说：“墨翟贵兼。”“兼”的本义是一只手拿着两颗稻谷，引申为同时顾及事物的几个方面。在《墨经》中，“兼”表示“整体”“全部”的意思。因此，“兼爱”主要强调的是“兼爱天下之人”。在墨子看来，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无论出身是高贵还是低贱，只要是人，都是被爱的对象，这个爱的对象的范围应该是“天下之人”，也就是整个人类，也即“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墨家“兼爱”认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别，却又要求别人不分差别地彼此相爱，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泥潭之中。与“兼相爱”紧密相连的是墨家的“交相利”的实利主义道德原则。在墨家看来，爱就是利，利即为爱。没有实际的“利”，就无从谈“爱”。

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都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所爱的对象是相同的。儒家坚信在一个秩序和谐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仁爱；而墨家则认为在一个秩序和谐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兼爱，其实这两种理想的人际关系皆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之爱，是人类之爱，爱的对象是整个人类。儒家有“泛爱众”“仁者爱人”，墨家有“兼爱天下”。儒家施行“仁爱”的方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譬也，可谓仁之方也”，这种方法就是由己及人。“君子之于物，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里的“仁”和“亲”是两个概念。“仁”是对亲人之外的他人的喜爱。“亲”则是对亲人或相熟的人的亲爱。

儒家“仁爱”和墨家“兼爱”都是中国传统思想，都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爱”的关系。我们要在充分理解它们两者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具体含义的基础上，结合当今时代的特征，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分析、鉴别、取舍、改造，使它们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在当今散发出更大的魅力和光芒。

（摘编自高洁《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的比较》）

小二黑结婚（节选）

赵树理

三仙姑的来历

三仙姑下神，足足有三十年了。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刚刚嫁给于福，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于福的娘早死了，只有个爹，父子两个一上了地，家里就只留下新媳妇一个人。村里的年轻人们觉得新媳妇太孤单，就慢慢自动的来跟新媳妇作伴，不几天就集合了一大群，每天嘻嘻哈哈，十分哄伙。于福他爹看见不像个样子，有一天发了脾气，大骂一顿，虽然把外人挡住了，新媳妇却跟他闹起来。①新媳妇哭了一天一夜，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饭也不吃，躺在炕上，谁也叫不起来，父子两个没了办法。邻近有个老婆替她请了一个神婆子，在她家下了一回神，说是三仙姑跟上她了，她也哼哼唧唧自称吾神长吾神短，从此以后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来，别人也给她烧起香来求财问病，三仙姑的香案便从此设起来了。

青年们到三仙姑那里去，要说是去问神，还不如说是看圣像。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官粉搽得更匀，不由青年们不跟着她转来转去。

这是三十来年前的事。当时的青年，如今都已留下胡子，家里大半又都是子媳成群，所以除了几个老光棍，差不多都没有那些闲情到三仙姑那里去了。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也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②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

老相好都不来了，几个老光棍不能叫三仙姑满意，三仙姑又团结了一伙孩子们，比当年的老相好更多，更俏皮。

三仙姑有什么本领能团结这伙青年呢？这秘密在她女儿小芹身上。

小芹

三仙姑前后共生过六个孩子，就有五个没有成人，只落了一个女儿，名叫小芹。小芹当两三岁时候，就非常伶俐乖巧，三仙姑的老相好们，这个抱过来说是“我的”，那个抱起来说是“我的”，后来小芹长到五六岁，知道这不是好话，三仙姑教她说：“谁再这么说，你就说‘是你的姑姑’。”说了几回，果然没有人再提了。

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③比她娘年轻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吃饭时候，邻居们端上碗爱到三仙姑那里坐一会，前庄上的人来回一里路，也并不觉得远。这已经是三十年来的老规矩，不过小青年们也这样热心，却是近二三年来才有的事。三仙姑起先还以为自己仍有勾引青年的本领，日子长了，青年们并不真正跟她接近，她才慢慢看出门道来，才知道人家来了为的是小芹。

不过小芹却不跟三仙姑一样：表面上虽然也跟大家说说笑笑，实际上却不跟人乱来，近二三年，只是跟小二黑好一点。前年夏天，有一天前晌，于福去地，三仙姑去串门，家里只留下小芹一个人，金旺①来了，嘻皮笑脸向小芹说：“这会可算是个空子呢？”小芹板起脸来说：“金旺哥！咱们以后说话要规矩些！你也是娶媳妇大汉了！”金旺撇撇嘴说：“咦！装什么假正经？小二黑一来管保你软了！有便宜大家讨开点，没事；要正经除非自己锅底没有黑！”说着就拉住小芹的胳膊悄悄说：“不用装模作样了！”不料小芹大声喊道“金旺！”金旺赶紧放手跑出来。一边还咄念道：“等得住你！”说着就悄悄溜走了。

小二黑

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小子。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在刘家峧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到那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

小二黑没有上过学，只是跟着他爹识了几个字。当他六岁时候，他爹就教他识字。识字课本既不是五经四书，也不是常识国语，而是从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名等学起，进一步便学些“百中经”、“玉匣记”、“增删卜易”、“麻衣神相”、“奇门遁甲”、“阴阳宅”等书。小二黑从小就聪明，像那些算属相、卜六壬课、念大小流年或“甲子乙丑海中金”等口诀，不几天就都弄熟了，二诸葛也常把他引在人前卖弄。因为他长得伶俐可爱，大人们也都爱跟他玩；这个说：“二黑，算一算十岁属什么？”那个说：“二黑，给我卜一课！”后来二诸葛因为说“不宜栽种”误了种地，老婆也埋怨，大黑也埋怨，庄上人也都传为笑谈，小二黑也跟着这事受了许多奚落。那时候小二黑十三岁，已经懂得好歹了，可是大人们仍把他当成小孩来玩弄，好跟二诸葛开玩笑的，一到了家，常好对着二诸葛问小二黑道：“二黑！算算今天宜不宜栽种？”和小二黑年纪相仿的孩子们，一跟小二黑生了气，就连声喊道；“不宜栽种不宜栽种……”小二黑因为这事，好几个月见了人躲着走，从此就和他娘商量成一气，再不信他爹的鬼八卦。

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经二三年了。那时候他才十六七，原不过在冬天夜长的时候，跟着些闲人到三仙姑那里凑热闹，后来跟小芹混熟了，好像是一天不见面也不能行。后庄上也有人愿意给小二黑跟小芹做媒人，二诸葛不愿意，不愿意的理由有三：第一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克金；第二小芹生在十月，是个犯月；第三是三仙姑的名声不好。恰巧在这时候彰德府来了一伙难民，其中有个老李带来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因为没有吃的，愿意把姑娘送给人家逃个活命。④二诸葛说是个便宜，先问了一下生辰八字，掐算了半天说：“千里姻缘使线牵”，就替小二黑收作童养媳。

虽然二诸葛说是千合适万合适，小二黑却不认账。父子俩吵了几天，二诸葛非养不行，小二黑说：“你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结果虽把小姑娘留下了，却到底没有说清楚算什么关系。

（有删改）

【注】①金旺是刘家峧老村长的儿子。他十七八岁成了父亲的帮手，逞威作福称霸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