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电  在国家海洋局组织下，由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编写的《钓鱼岛——中国的固有领土》宣传册20日正式出版发行。

据介绍，宣传册共分为五个部分，内容包括钓鱼岛概况、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和国际社会曾明确承认钓鱼岛属于中国、日本主张钓鱼岛主权没有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积极宣示和坚定维护钓鱼岛主权等。宣传册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印刷，将面向国内外广泛发行。发行宣传册的目的就是要向国内广大民众和国际社会再次阐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材料一：

    城市内涝是指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 现象。随着城镇化的迅猛推进，城市内涝防治成了汛期防灾的“新课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年有185座城市受到城市内涝的威胁。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城市内涝问题就已经凸显，但当时内涝造成的损失相比江河洪水的损失要小，因而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然而，自2004年以来，有4年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超过了发生流域型大洪水的1998年（2551亿元）。面对损失与受淹城市数成正比的趋势，人们开始对城市内涝问题给予更多关注。

材料二：

    一旦城市遭遇强暴雨袭击，突然倍增的洪水如果无处可去，当然会在城市里肆意奔流，于是，道路瞬间成“河流”，广场立即变“湖泊”，建设在河道、湖畔等低洼地带的居民区、工厂等，随之成了泽国。现今的中国，城市内涝日趋严重。从国内城市生态环境来看，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山林湖泊等生态系统被肆意破坏。原本覆盖着植被的土地被柏油路、水泥路等硬化路取代，用来蓄水的低洼地被填平，湿地和湖泊变成了住宅，下凹式立交桥越建越多，城市地下空间开发越来越充分（如地下车库、地铁等），种种做法切断了自然的水循环，从而直接导致城市的雨水积存和渗透能力降低，仅依靠市政管网来排走雨水已是杯水车 薪。另外，受气候变化影响，每年的极端性强降雨频次呈现上升趋势，加之受厄尔尼诺等各 类极端天气现象影响，越来越大的降水量也带给城市越来越大的挑战。

（摘编自新华网《雨季总“看海”，城市内涝如何解？》）

材料三：

    城市的排水设置只是内涝问题最下游的原因，解决城市排水系统仅是治标。建设一个“海绵城市”，让城市的生态系统能够恢复，才是解决内涝的办法。

    所谓海绵城市，即通过“渗、滞、蓄、用、排”等技术，使城市能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我国自2015年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以来，截至2017年4月，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已建设面积420平方公里，完成投资约544亿元。全国已有370个城市提出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目前，海绵城市试点虽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作为一个由点、线、面构成的庞大系统工程，海绵城市的全部功效尚需时间和过程加以检验。

（摘编自《经济观察报》文章《反思城市内涝建设海绵城市》）

材料四：

    理性看待海绵城市，首先应该将其至于城市生态的宏观视野，从而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这个前提得到保证后，政策制定者还需要在决策时全面权衡。首先，从城市的现实规模、生态出发，建设海绵城市有没有必要？如果一个城市本身就拥有发达的水系足以实现有效排水，那么另投一笔资金建设海绵城市是否划算？其次，在制定规划时是否对整个城市生态进行过系统的统筹？假使主政者总是罔顾城市发展自身规律，肆意妄为，那么再有吸附力的“海绵”恐怕也有限度。

    解决城市内涝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对海绵城市的建设成果评价，我们是否有可靠的评价系统？假使都像一些地方“治水”那样，钱花出去了却不问效果，到头来公共财政打了水漂，大家依然只能“看海”。

（摘编自《南方日报》文章《面对海绵城市须回归理性》）

材料一：大连光源：能给原子拍视频

    日前，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联合研制的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大连光源”，发出了世界上最强的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脉冲，单个皮秒（1皮秒等于一万亿分之一秒）激光脉冲产生140万亿个光子，这套总长100米的装置成为世界上最亮且波长完全可调的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光源。

    “大连光源”由加速器、波荡器和光束线站三部分构成。先由时间宽度为几个皮秒的脉冲激光（驱动激光）在光阴极上打出一簇高密度的脉冲电子，再利用直线加速器将这个脉冲电子束加速到3亿电子伏特的能量，电子的速度与光速非常接近。另一束皮秒或者相近时间宽度的强激光（种子激光）照射在这个高能电子束上，电子束中的电子在种子激光的作用下，就会按照激光的波长在空间重新分布（调制），然后让被调制的电子束继续穿越一系列周期性变化的磁场。电子在周期性磁场中就会一边以光速向前飞行，一边左右摆动，向前辐射出光线。途中各处发射的光会叠加增强，同时电子自身辐射的光也在调制电子自己的空间分布，从而使得电子更加强烈地辐射光线，适当地选择周期性磁场的强度，就会使得种子激光中的某个谐波成分按照前述方式急剧地自激放大并达到饱和，从而输出极紫外激光。

    “‘大连光源’有最亮的‘闪光灯’，峰值功率的亮度比太阳光高100亿倍，有最快的‘快门’，出光长度能达到飞秒（1飞秒等于一千亿分之一秒）、皮秒，不但能让分子、原子‘无处遁形’，还能给它们‘拍电影’，将物理化学反应的全过程动态记录下来。”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赵振堂说明了“大连光源”的大用场。

（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自由电子激光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新一代光源，也是当今世界科技强国竞相发展的重要方向，在科学研究、先进技术、国防科技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应用前景。自由电子激光的发展在前沿科学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近十年来，自由电子激光技术的发展和突破为探索未知物质世界、发现新科学规律、实现技术变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工具。

    “‘大连光源’的建成出光成为我国大科学工程的又一成功范例，也必将大大促进我国在能源、化学、物理、生物、材料、大气、光刻等多个重要领域研究水平的提升，为我国的科学事业注入新的活力。”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王恩哥表示，这一光源的成功研制为我国未来发展更新一代的高重复频率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网）

材料三：

    大连光源正式开工建设以来，在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基建工程以及里体光源装置的研制，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调试成功产生了世界上单脉冲最亮的极紫外激光，创造了我国同类大型科学装置建设的新记录。

    这一项目也开创了我国科学研究专家与大科学装置研制专家成功合作的先例，对于未来加快推动大科学装置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科学目标为驱动，让大连光源成为我国大科学装置研制的典范。赵振堂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国早期的大科学装置，往往都是先建好装置，再去找用户，看看哪些科学家能用。“但是大连光源把这个过程反了过来，是科学家先对科研有了需求，再找到工程团队来合作。这要求我们在建装置之前就充分调研，开工之前就要掌握装置的科学目标是什么。”

    大连化物所的长处是科学研究，而上海应物所团队在大科学装置建设方面积累了20年的经验，两个团队为了相同的梦想走到了长兴岛，合作顺利得出人意料。

（《中国科学报》）

材料一：

    在中国文化符号中，受访者对“中医针灸”的认知度最高。俄罗斯受访者对“中医针灸”“丝绸之路”“泰山”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高，对“火锅”“敦煌舞（飞天）”“莫言”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低。印度、巴西、南非3国的受访者均对“算盘”“中医针灸”“汉服”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高。认知度最低的3个文化符号中，印度受访者选择了“中庸”“和而不同”“川滇金丝猴”“篆刻”“中庸”。

    在文明互鉴、民心相通战略的推动下，金砖国家青年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度增加、好感度提升。在文化接触动机方面，信息获取和娱乐消遣成为接触中国文化的主要目的，伴随中国文化的社交需求成为新增长点。

    受到地域、文化、传统、语言习惯、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受访者对中国文化符号的关注点和接触动机呈现盖异化特征。文化内涵的丰厚程度在国际文化传播中有着双刃剑效应，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中国文化独具魅力，也会因为文化差异成为金砖国家民众认知中国文化的障碍。

    调查发现，与旅游体验相关的艺术品和手工艺品、文化演出、旅游商品、影视节目等娱乐性文化产品，成为金砖国家青年最喜爱的中国文化产品类型；而具有中国哲学观念、社会样态抽象化表达的音乐、报纸杂志、书籍的选择意愿整体较低。

中国文化符号调查分类表

金砖国家青年对中国文化产品类型喜爱程度调查统计表

（摘编自《金砖国家青年对中国文化认知调查》）

材料二：

    随着整个国际交流的拓展，青年人群是否对中国文化有认同感，是否有情感上的亲近性，是否有价值观上的默契和生活方式上的好奇心决定了中国文化世界传播的未来走向，因此在实施调查中，在调研对象构成上我们把目标人群锁定在了青年人群体。

    从外国青年对中国文化整体认知程度来看，中国文化符号的接受度和熟悉度都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认可。中国人物在外国青年时中国文化符号认知的比例中是最低的。

    对于英法美这些发达国家来讲，浅表层次的旅游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中国文化一种整体结构的认知需求了，他们对文化哲学认知意愿很强，会从更抽象、更深刻、门槛更高的文化内容着手认识中国。

在外国人认知中国文化的渠道选择方面，互联网（62.9%）成为首要信息渠道。调研发现社交圈中有中国人的受访者，中国文化认知指数为4.1分；社交圈中没有中国人的受访者，中国文化认知指数为3.6分。在移动互联网盛行的今天，人际传播仍然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对于激发外国人认知中国文化具有重要的引导与扩散作用。

    当前我们的对外传播中，行政为主导的文艺演出、现场节事活动比较多。但是线上的活动数量少，种类偏单一。

（摘编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调研报告》）

材料三：

    埃及作家黑托尼认为，人类文明的发源从两大文明开始，一是包括法老文明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在内的地中海文明；另一个则是包括佛教、孔子哲学、道教的亚洲文明。尽管人们知道中华文明的存在，但由于语言、地理位置和文化差异，中国文化井没有被世界广泛认知，人们对其内涵的了解仍不深刻。

    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中国人要走出去。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利奇建议中国大力推动民间交往，他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制定规则，人民之间的直接交往才最具有实质意义。推广当代文化要善用策略与资源，借助强大的民间力量，巩固和扩大文化发展的基础。

（摘编自《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文化》）

材料一：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如今，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需达到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摘编自光明网）

材料二：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日本的一个制笔企业里，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然后推到边上的检验台做记录。我看这么厚的本子，她大半本已经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这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性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鹜、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摘编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材料三：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形成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

（摘编自中国质量新闻网）

对话杨庆祥：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访谈嘉宾：杨庆祥（评论家、学者、诗人）

凤凰文化：是怎么想要提出“新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

杨庆祥：首先，我已经注意到了有大量的作品在书写“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而且在书写的过程中涉及到伤痕的问题。这些作品中包括前辈作家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和最新的作品《日熄》，还包括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整个批评界或者说整个文化界并没有对这种倾向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只是从非常简单的社会学角度——比如70后、80后等等——来划分的。我恰恰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或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伤痕文学”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历史语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凤凰文化：既然今天主要聊“新伤痕文学”，那我们先从“旧”的伤痕文学说起。伤痕文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文革”的历史创伤），它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文学现象，当时比较重要的作品如《班主任》、《伤痕》，现在看起来是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那么属于“新伤痕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也会具有相似的局限或者说遗憾吗？

杨庆祥：八十年代的旧伤痕文学有个很大的局限，对事件的描述大于对人的描述，这就导致了它变成一个非常短暂的潮流。当然它当时被终结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新伤痕文学”应该从中吸取它的教训。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在我的定义范畴里面它一定是“新伤痕文学”。

但如果“新伤痕文学”止步于余华的《第七天》，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短命的文学现象。《第七天》的内在书写模式非常接近于当年旧伤痕文学的模式。其实在我看来，应该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必然就会很短命，也不能够提供更多的意义和路径。

凤凰文化：你提到“新伤痕文学”不仅仅是发现和揭露，对这个时代也是有照亮和疗愈作用的。这个“疗愈”怎么体现？

杨庆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在社会转型的撞击过程当中积累了太多负面的情感性的东西。个人跟世界的相处出现了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又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整合和改造，这就导致了有很多人会盲目地去追求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对于真正的现代人来说，其实更需要一种理性的途径。

凤凰文化：“疗愈”就是表达出这种感情吗？

杨庆祥：不仅是表达，而是通过一个“语言化”的过程将这种情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书写可以把这种社会的创伤表达出来，个人的创伤和社会的创伤是互为一体的。这种创伤表达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问题的根源所在。

凤凰文化：那么就你的观察，哪些作家或者哪些作品是让人满意的，能够担当起“新伤痕文学”的疗愈作用的？

杨庆祥：有很多人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地写，但完美的作品目前可能还不存在。我觉得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方向是对的，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话的视角，没有简单地将伤痕“他者化”。

老一代的作家容易把伤痕轻易地归结于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新伤痕”不是，更年轻的作家们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每个人只可能从自我出发然后抵达他者、疗愈他者。首先要反思和批判自己，然后重建自我这个现代概念的主体性。比如张悦然最近出版的长篇《茧》作出了一些尝试。

（摘编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