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65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群年轻人将一些涂成白色、没有上锁的自行车放在公共区域，供人们免费使用。这次勇敢的尝试被普遍认为是共享单车的起源。现今，共享单车在全球遍地开花，但是发展得都不尽相同。

     “西雅图的共享单车太烧钱，已经宣告夭折。”今年1月，西雅图市长宣布该市单车分享计划彻底做黄。报道称，西稚图自行车共享服务的收入及推广效果远不及预期。有数据显示，西推图市的料坡道路是该计划夭折的重要因素。“想用车的时候空无一车，要停车的时候找不到停车桩”，纽约市公共自行车共享计划在用户体验不佳的情况下，经营状况也每况愈下。又比如，巴塞罗那的Bicing每年赤字竟高达1200万美元，与Bicing同属难兄难弟的还有伦敦公共自行车系统……

与众不同的是，法国成了世界上首个成功推行共享单车项目的国家。最为著名的案例应数巴黎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Velib。在发展初期，Velib出现过8成单车被损坏和盗窃的状况，但如今却成功化解危机，年均利润高达2000万欧元。Velib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便宜。无论是巴黎市民还是旅居者，只需支付29欧元的年租金（约合人民币216元），便能够无限次地使用。当然，该系统运转良好还离不开资本及政府的配合——通过与德高广告公司合作，Velib获得了用于建设和管理整个公共自行车系统十年的费用，用于交换的则是巴黎50%户外广告牌的独家使用权。

（摘编自《共享单车在中国很火热在欧美日子并不好过》，新浪综合，2017-03-22）

材料二

    往何处去？爆发式的增长过后，刚刚起步的共享单车已经面临发展之问。解决公共出行“最后一公里”，共享单车的贡献无须多言，但是随之出现的乱停乱放等管理困局，“如何骑得更远”已是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之问。只有共享的旗帜，没有共治的思路，“骑得更远”只会是一句口号。毫无疑问，共享单车是当下的投资热点，然而，共享单车会不会只是一场资本的游戏？事实上，资本推动下的重投入轻管理的缺陷，正是共享单车乱象的重要推手。而且，当共享变成一门生意，商业性彻底压倒了公益性，共享单车更应该谈谈责任谈谈规矩。共享单车如此，其他共享经济新业态同样如此，政府能为这个民间诞生的准公共产品做些什么？习惯了自上而下的推动，自下而上的共享单车自然会迎来诸多冲击，比如乱停乱放的管理难题从媒体报道来看，共享单车的管理涉及到两个职能部门，交通部门大多持开放心态，城管部门大多是谨慎口吻，对于北上广这些大城市来说，野蛮生长的共享单车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既然是民生产品，那么就应该思考如何提供更多的公共资源，比如场地。谈到互联网+，李克强总理说得最多的是倒逼政府职能转变，眼下的共享单车，可以说是一道相同性质的考题。共享单车的管理乱局，其实也是新的“公地困局”。反正道路是公共资源，企业可以乱投放，骑者照样乱停靠。当然，板子也不能全部打在管理上，大家，包括骑行者，也应该为文明骑行做些什么。要共享，得共治。共享单车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也是社会治理共识的形成。

（摘编自《商报评：如何让共享单车骑得更远？》，深圳新闻网，2017-3-23）

材料三

    近日，广东深圳蛇口湾厦山公园出入口，出现了大批被人为破坏的共享单车，现场一片狼藉。看到这样的新闻，正在享受共享便利的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管理问题，面对堆积成山的共享单车，从事此领域的企业，显然难逃其责，但还应该说，在这一问题上，企业管理的不善与公共管理的缺位很难完全切副开，基于便利与有序这一矛盾体，人们借助堆积成山的共享单车来反思公共管理，似乎也合情合理。但无论是提供共享单车的企业、参与享受共享单车便利的个人，还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面对有助于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共享单车，反思的视野目前尚停留在那辆街头的单车上，倘若承认我们共享的不只是一辆单车，而是一种社会运转的思维，那么就需要将反思的视野放得再宽阔一些，去关注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石：信任、规则与秩序。

（摘编自《共享单车应真正体现共享思维》，《人民网·观点》，2017-03-19）

材料一：

    2016年11月30日，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

    二十四节气形成于中国黄河流域，以观察该区域的天象、气温、降水和物候的时序变化为基准，作为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的时间指南逐步为全国各地所采用，并逐渐得到扩散和传播，最终为多民族所使用、共享。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二十四节气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很显然，这也正是它能够成功申遗的最根本的原因。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对于很多现代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来说，对二十四节气的申遗成功却可能有些不以为意，认为这是标准的“老皇历”了，对现代人的生产、生活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尽管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对气候、天气预测与利用的水平也越来越高，二十四节气对于农事的指导功能确实有所减弱，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千年，二十四节气在延续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差”却很小，现在的农田作物耕种也没有脱离原来的节气规律。所以在中国北方农村地区，很多农村居民可能不知道一些现代节日，但是对于二十四节气却耳熟能详，并且仍旧在根据它们指导和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

    二十四节气的影响显然不限于农事耕作，而是已经全面渗入我们的生活。比如很多地方的百姓会按照“小雪腌菜，大雪腌肉”来准备自己的生活物资；比如清明吃青团、立秋吃西瓜的风俗依旧流行。尤其是每年到了冬至时节，到底是应该吃饺子还是吃汤圆，南北方的网友几乎每年都要“论战”一番，彼此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也正是在这样的“论战”当中，人们继承、传播和弘扬了传统文化，增加了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而网友对这种“论战”的参与热情，显然也正是二十四节气在现代社会仍旧深具影响力的证明。

    二十四节气，既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和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与我们现在所提倡重视自然规律和生态保护，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谋而合，也就意味着它仍旧具有极强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三：

    在国际气象界，二十四节气这一时间认知体系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专家认为，二十四节气成为人类非遗代表作，表明其除了作为中国人文化认同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中国对于整个人类的文化贡献，对于促进人类的发展有非常大的意义。

    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说，由二十四节气而生成的农耕经验在实践过程中，自乡村社会来传承。因此，申办成功后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项目的尽快落地——让真正的传承者发挥作用，以显示出项目自身的社会效益。

    文化部非遗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二十四节气的传承和保护任重道远，将以此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根据已制订的保护计划，与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一道积极实施一系列保护措施，认真履行各项义务和责任，让更多的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认识、了解二十四节气这一知识体系及其实践活动。

    同时，创造条件确保相关社会和群体在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传承与保护行列，激发其积极性和自觉性，使二十四节气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材料一：（本报北京2月14日电（记者李韵））日前，文化部在其官网首页发布《各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情况评估报告》。报告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颁布五年来，各地落实情况喜忧参半。

    2011年6月1日，《非遗法》正式实施。为掌握法律实施五年来的落实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文化部于2016年组织开展了《非遗法》贯彻落实情况检查，并委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8月31日，全国有24个省（区、市）颁布了非遗的地方性法规共72部。其中，17个省（区、市）的省级法规是在《非遗法》实施后制定的。但是，从全国范围看，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海南省、四川省、青海省7省（区、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法规尚未出台，立法工作亟待推进。

    评估报告显示，2011年至2015年底，全国各省级财政累计投入163731万元，有10省（市）累计投入5000万元以上。尽管五年来，各省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但是依然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各省普遍存在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

    截至2016年，文化部命名了四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区、市）批准公布了14928名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估报告显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在世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70周岁的已达50%以上，开展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迫在眉睫。有些传承人在抢救性记录过程中，就已经离开人世：一些传承人年事已高，无法完全展现技艺。部分艺术院团改制后，面临着经营压力，有的传承人待遇因此受到影响，出现了无人肯学、后继乏人的状况。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2月15日）

材料二：“我们就是要把非遗文化传承作为工作、作为职业，通过现代工作室的打造和经营，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非遗文化传承的职业化道路，避免因为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而面临失传的窘境。”糖画传承人高光耀说。虽然近两年商业演出市场机会增多，但是相比于其他演出形式，他们的收入不算高，由此可以看出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度还有待提高，而这其中，既需要传承人自身的坚持与创新，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投入。

（摘编自《大众日报》2017年2月15日《非遗文化传承路在何方》）

材料三：《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形象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借鉴现代模式，激发出人们的兴趣，就能打造成现代时尚，就能成为网红，就能很好地圈粉。我们应该做好非遗+互联网这个加法，让非遗的文化魅力在互联网靓丽起来，普及起来，传播起来。可以采用动画开发、趣味知识比拼、全国非遗知识接龙等方式，非遗在互联网火了，关注的人就多了。

（摘编自“南方网”《落实<非遗法>还需做加法》2017年2月16日）

材料一：

    中国划分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是1908年由中国地学会首任会长张相文，从自然地理分区的角度出发提出的，“秦岭淮水”这条线，从海滨到江苏淮安，再到河南信阳，一直到陕西安康，长约上千公里宽约数十公里，这条线也是中国南北地理气候的分界带。上世纪50年代，以秦岭、淮河作为南北供暖线，划定北方为集中供暖区，南方不集中供暖。这条线于20世纪50年代在“能源奇缺”背景下提出，到现在已沿袭了60多年。但是，每到寒冬时节供暖期至，呼吁“南方集中供暖”的话题都会成为热点，这条持续了60多年的“国家供暖线”，也每每成为网友吐槽的对象。“北方冻皮，南方冻骨”“北方城市取暖靠暖气，南方海滨城市取暖靠日照，像我们这不南不北的中部城市人民靠的都是自己的一身浩然正气”等段子，都是对南北寒冷及供暖的生动描述。

（节选自《网易新闻·南方为什么不集中供暖》）

材料二：图一：2016年国内集中供暖各类热覆盖面积占比

图二：各种能源2017—2021规划供热面积

【注】CAGR：复合年增长率

材料三：

    目前，南方城市一般使用空调和电暖器来度过寒冬，而这种方式不仅浪费资源，不利于节能减排，还加重了居民的经济负担，甚至存在安全隐患。

    相比“秦岭淮水”线，评价南方的冬天是否需要供暖的标准应该是居民的居住体验。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评判冷暖的标准有四个：温度、湿度、风速和光照。其中，湿度对于人体感受到的冷暖影响比较大，气象学普遍认为湿度每增加10%，人体感受到的温度则降低1摄氏度。以上海为例，1月、2月是上海全年最冷的季节，平均气温为3—5摄氏度，但是上海冬季湿度较大，一般在60%左右，而北方地区平均湿度为20%左右，上海比北方地区湿度高了40%。按照湿度对温度的影响可推算得知，上海的温度实际是1度到-1度左右，而在这一温度下，北方地区已经实行了集中供暖，将室内温度提高到标准温度16—18度。科学家认为18度是人体感受最舒适的温度，11度则为人对寒冷耐受的最低限度。因此，即便仅以此作为判断依据，上海也该纳入集中供暖的范围之中。

    以往的南北方供暖界限划分并不准确，就有理由提出重新划定“供暖界限”，而这一界限原则上应该摒弃南北方的区分，以真正的需求来判断供暖是否有必要。

（节选自《暖通空调在线·浅析南方供热》）

材料四：

    清华大学教授江亿认为如果南方复制北方集中供暖模式，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巨大挑战。预计到2020年，中国南方地区城镇需要供暖的住宅约70亿平米。北方建筑墙体厚度一般为37厘米，而南方建筑墙体厚度一般为24厘米，保暖性能更差，因此有专家指出，如果南方全采用集中供热，将带来更大能耗。同时，还有专家认为，南方冬季短，投资巨大的集中供热设施将大部分时间空闲。有关业内人士也表示，要适应集中供暖，南方必须进行大规模热源、输送管道建设，以及房屋改造，其工程量和成本极高。

    但是，面对民众的供暖呼声，也不能听之任之。南方冬季温度不是很低，非常适合采用各类热泵技术供暖，这些技术适合分户或分栋的分散供暖方式。这一方面节约能源。分散供暖，每平方米每冬季只需5公斤标准煤，是大规模集中供暖所耗能源的一半。另外，用户经济负担也更低。

    新能源的开发也是解决南方供暖的良好途径。据报道，在南通一些小区，采用了污水源热泵（以城市污水作为冷热源的一项制冷制暖新技术）或地源热泵（利用地球所储藏的太阳能资源作为冷热源进行能量转换的能源技术）集中供暖。

（节选自《南方周末·南方供暖，不走北方老路》）

    材料一：

    慈善捐赠是一种对陌生他者的伦理关怀，其基本理念中有分工协作和契约精神两个原则。

    慈善捐赠的发展由一对一的直接捐助形式逐步走向捐助者与受助者的分离，即建构起以三方关系为特征的慈善主体关系，如：捐赠人、慈善组织和受益人三方，志愿者、志愿服务机构和受益人三方，捐赠人、募捐人和受益人三方。这种分离意味着：一方面，分工带来了专业的服务和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协作使捐助者与受助者在心理、人格、尊严等方面更趋平等。目前来看，分工协作的原则显然还没有真正得到慈善事业有关部门的尊重和维护。

    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存在着诸多乱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契约精神”的缺失。由于缺失契约精神，有关部门可以任意变更捐赠领域或受捐对象，慈善组织可以随意背弃诚信谋取私利，捐赠方可以随时违背捐赠承诺等。正是这些违背契约精神的行为，给慈善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摘编自《慈善法充分彰显现代慈善新理念》，2016年3月25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图一                        图二

    2017年11月2日，中国慈善联合会公布了《2016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据悉，这份报告通过对2016年国内（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公开捐赠数据进行监测、统计和分析，共收集到较为完整、符合数据分析要求的捐赠数据70.23万条。分析显示，该年度我国全年接收国内款物捐赠共计近1392.94亿元，相比上年增加近284.37亿元，相当于人均捐赠100.74元。

    从捐赠主体看，企业捐赠仍为第一大捐赠来源，捐赠总额首次突破9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贡献超过五成。据不完全统计，上年我国捐赠过亿的慈善家共35人（夫妻和家族按单一主体计入榜单），比2015年增加13人，捐赠总额达到近80亿元；普通民众10万元以下个人捐赠总额跃升至2016年的90亿元以上，这意味着我国慈善捐赠正在“飞入寻常百姓家”。

    从捐赠渠道看，2016年我国网络募捐得到了较快发展。移动端成为主流，手机捐赠占总额的七成以上。2016年，民政部指定了首批13家慈善组织在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其中，腾讯公益平台、蚂蚁金服公益平台、淘宝公益平台三家平台全年共筹得捐赠款近13亿元，比2015年增加近38%。从网络捐赠关注的领域来看，备受关注的依次是医疗救助类、教育助学类、减灾救灾类和环境保护类。

    分析认为，自2016年9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施行后，多项具体配套政策陆续出台，多个行业重大问题得到回应，对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我国慈善事业目前仍存在慈善组织数量少规模小、培育扶持政策配套不足、事中事后监管力量薄弱等主要问题。慈善组织将要面临的诸如继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坚持慈善信息公开、不断提升自身公信力等新问题、新挑战，也需要在有关部门监督下予以解决和应对。

（摘编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