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一个冬天
                                                                                                        游 睿
       山村的冬天就是来得早，寒气在十月刚过就开着队伍铺天盖地地卷过来。村里的人似乎都有些怕了，早上八点还没有多少人起床。只有几根玉米杆子被寒气冻得瑟瑟地颤抖。孙老师和自己的女人却早早地起床了。
      “瘟天，又是下雨。”女人没好气地骂着，“一连倒了这么多天，天上的水也该倒得差不多了。”
       孙老师笑了笑。大块大块的煤早就堆在了操场的角落。孙老师说：“生火吧，我已经听到孩子们的脚步声了。”
       女人望天，叹气。“瘟天！”女人又咧咧地骂。走路的时候一步比一步用力，只差把地踏出一个坑。女人用了几块木炭放在了煤的中央，然后嗤地划了根火柴。“瘟天，还下雨，我们这冬天就无法过了。”女人说。
      孙老师知道，女人说的是煤。这点煤是女人用背篓一块一块背回来的，女人背煤背得很辛苦。女人想用这些煤度过这个冬天。孙老师不说话，他听见了孩子们的脚路着水的声音。这声音渐行渐近。孙老师就想起他们沾满黄泥的裤腿，露出脚趾的胶鞋，贴着脸皮的头发和准备钻进嘴里的鼻涕……孙老师说：“但愿这是最后一个雨天。”
      这时孩子们来了。整整齐齐的叫了一声老师好。孙老师喂喂的应着，说放下书包，快来烤烤，烤干身上我们马上上课。学生们就如一群鱼儿一样游在那堆火旁边，一边伸出湿漉漉的裤腿和鞋，一边在雾气里说着谁早上没等谁，谁昨天放学后看见了孙老师做什么了。  
孙老师笑着招呼，都来烤烤，别冻着了。
      女人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半晌，女人说，我有事先走了，你们慢慢烤。女人挎着背篓慢慢地被雾帘遮住。远处渐渐的有了狗叫或者一两声鸟儿的私语。
      下午放学了，雾还没怎么散。孙老师和孩子们挥手，不断说着再见。孙老师说：“天黑得早，早点回。住远一点的，要走两个多小时呢。”孩子们点头。
      看孩子们走远，女人放下背篓。背篓里是满满的一背姜干柴。
    “哟，原来你是在弄柴，有了柴我们不就没事了吗？”
      女人给了孙老师一个白眼。女人说：“你早早地就把学生放回家了，人家还不是在路上贪玩？”
    “谁说的？他们可都是听话的孩子，放学就回家了呀。”孙老师说。
    “你不相信？我今天上山遇到了一个家长，他说你们怎么老留学生的课呀。可我们放学很早的。你想想，学生们是不是没听话？枉你还那么热心。”女人愤愤地说。
      女人说完，就看见孙老师已经出了学校的门，脚步把寒气撞得哗啦哗啦响。
      傍晚的时候，女人做好了饭菜。孙老师才回来。回来的时候抱了一大捆干柴。
     “看到啥了？”女人问。
      孙老师放下柴火，说：“看见了。他们在路上的一个草坪里玩。我批评了他们几句， 放学是得早点回家。”
      女人说：“你看你。唉。”女人摇摇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这天晚上，寒风又把村庄哗哗破破摇了一个晚上。女人和孙老师在床上翻来翻去。女人说：“听见没有，下雪了。”孙老师说：“听见了，下就下呗。”
     “可我们没有煤了，准备着冻死？”
     “我们不是有干柴吗？怕什么呢。”
     “那点干柴能维持多久？”
       孙老师翻了翻身：“能维持多久就多久。睡觉，睡觉，明天还有课。”
     “你……”女人已经听见孙老师的呼噜声了。
      第二天一大早，大地上到处插满了白旗，空气里仅有的一点暖气算是彻底投降了。寒气四掠，厚厚的积雪很刺眼。孙老师和女人还蒙在被子里，就听见了有人踩着积雪扑哧扑哧的声音。接着有人走进学校。
      孙老师一个骨碌爬起来，难道是学生们来了？这么早？
      女人跟着起了床。女人看见孙老师打开门，站在那里不动了。
     “咋了，咋了？”女人赶紧跑过去。
      门口，齐刷刷地站着孙老师的学生们。他们手中都提着一袋木炭，正一个接一个地把木炭往孙老师的门口放。门口已经堆了好大一堆木炭。
     “老师。”孙老师还没来得及说话，已经有人说话了。“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在放学后烧的，这种木炭特别耐烧。”
      原来……
      这时学生们又说：“老师，够你们烧了吗？不够我们继续烧，我们能烧。”
      孙老师的眼里已经有了泪水，他回头看了看女人。女人的脸红扑扑的。
      女人眼里也闪着东西，她嘴里冒着热气，一个劲儿地说：“够了够了。都可以点燃一个冬天了。”
                                                                                                                                                 （选自《微型小说百年经典·中国卷》）

自渡彼岸

雪小禅

    那年，他17岁。

    家贫。过年吃饺子，只有爷爷奶奶可以吃到白面包的饺子。母亲把榆树皮磨成粉，再和玉米面掺和在一起，这样可以把馅儿裹住，不散——单用玉米面包饺子包不成。那种榆树皮饺子难以下咽。记忆中，可以分得两个白面饺子，小心翼翼吞咽，生怕遗漏了什么，但到底还是遗漏了——还未知是何滋味，已经咽下肚去。

    衣裳更是因陋就简。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裤子上常常有补丁，有好多年只穿一两件衣服，撑到上班，仍然穿带补丁的衣裳，照相的时候去借人家的衣服……

    记忆最深的是他17岁那年的冬天，同村邻居有个18岁少年，有亲戚在东北林场，说可以上山拉木头，一天能挣30多块钱。他听了心动，于是两人约了去运木头，尚不知东北有多冷。他至今记得当时多兴奋，亦记得那地名——额尔古纳左旗，牛耳河畔，中苏边境，零下49摄氏度，滴水成冰。

    每日早上5点起床，步行20公里上山。冰天雪地，雪一米多厚。拉着一辆空车上山，一步一滑。哪里有秋衣、秋裤？只有母亲做的棉衣、棉裤，风雪灌进去，冷得似乎连骨头缝里都在响。眉毛是白的，眼睫毛也是白的，哈出的气变成霜，衣服里鼓鼓的是两个窝窝头。怕窝窝头冻成硬块，于是用白布缠了，紧紧贴在肚皮上，身体的温度暖着它，它就不至于被冻成硬块咬不动。

    不能走慢了，真的会冻死人。拉着车一路小跑，上山要4个多小时。前胸、后背全是汗时，山顶到了。坐下吃饭，那饭便是两个贴在身上的窝窝头，就着雪。到处是雪，一把把吞到肚子里去。才17岁，那雪的滋味永生难忘。

    然后装上一车木头，往山下走。下山容易些，只需控制车的平衡。上山4个小时，下山两个小时，回来时天就黑了。

    那是他少年时的林海雪原。

    进了屋用雪搓手、搓脚、搓耳朵，怕冻僵的手脚突然一遇热坏死掉。脱掉被汗浸透的棉衣，烤在火墙边，换另一套前一天穿过的棉衣。晚餐依然是窝窝头。第二天早上照样5点起，周而复始。

    一个月之后离开时，怀揣1000元钱。1000元钱在20世纪70年代是天文数字，那时的人们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二十几块钱。

    回家后，母亲看着他后背上被勒出的一道道紫红的伤痕，号啕大哭。

    那1000元钱，给家里盖了5间大瓦房。他说起时，轻声细语，仿佛在说一件有趣的事情，听者潸然泪下。

    光阴里每一步全是修行，不自知间，早已自渡。那零下49摄氏度的牛耳河，霸占着他17岁的青春，直至老去，不可泯灭。

（节选自《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

带白蘑菇回家

毕淑敏

    ①妈妈爱吃蘑菇。

    ②到青海出差，在幽蓝的天穹与黛绿的草原之间，见到点点闪烁的白星。

    ③那不是星星，是草原上的白蘑菇。

    ④从鸟岛返回的途中，我买了一袋白蘑菇，预备两天后坐火车带回北京。

    ⑤回到宾馆，铺下一张报纸，将蘑菇一柄柄小伞朝天，摆在地毯上，一如它们生长在草原时的模样。

    ⑥小姐进来整理卫生，细细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忙说，我要把它们带回去送给妈妈。小姐就暖暖地笑了，说您必须把蘑菇翻个身，让菌根朝上，不然蘑菇会烂的。草原上的白蘑菇最难保存。

    ⑦听了小姐的话，我让白蘑菇趴在地上，好像晒太阳的小胖孩儿，温润而圆滑地裸露在空气中。上火车的日子到了。小姐帮我找来一只小纸箱，用剪刀戳了许多梅花形的小洞，把白蘑菇妥妥地安放进去。

    ⑧进了卧铺车厢，我小心翼翼地把纸箱塞在床下。对面一位青海大汉说，箱子上捅了那么多的洞，想必带的是活物了。小鸡？小鸭？怎么没听见叫？天气太热，可别憋死了。

    ⑨我说，带的是草原上的白蘑菇，送给妈妈。

    ⑩他轻轻地重复，哦，妈妈……好像这个词语对他已十分陌生。半晌他才接着说，只是你这样的带法，到不了兰州，蘑菇就得烂成污水。

    我大惊失色说，那可怎么办？

    他说，你在卧铺下面铺开几张纸，把蘑菇晾开，保持它的通风。

    我依法处置，摆了一床底的蘑菇。每日数次拨弄，好像育秧的老农。蘑菇们平安地穿兰州，越宝鸡，直逼郑州……不料中原一带，酷热无比，车厢内闷热让人透不过气，令人窒息。青海汉子不放心地蹲下检查，突然叫道：快想办法！蘑菇表面已生出白膜，再捂下去，就不能吃了！

    我束手无策。大汉二话不说，把我的白蘑菇，重新装进浑身是洞的纸箱。我说，这不是更糟了？他并不解释，三下五除二，把卧铺小茶几上的水杯食品拢成一堆，对周围的人说：“烦请各位把自家的东西，拿到别处去放。腾出这个小桌，来放小箱子。箱子里装的是咱青海湖的白蘑菇，她要带回北京给妈妈。我们把窗户开大，让风不停地灌进箱子，蘑菇就坏不了啦。大家帮帮忙，我们都有妈妈。”

    人们无声地把面包、咸鸭蛋和可乐瓶子移开，为我腾出一方洁净的桌面。

    风呼啸着。郑州的风，安阳的风，石家庄的风……穿箱而过。白蘑菇黑色的血液，渐渐被蒸发了，烘成干燥的标本。

    青海大汉坐的窗口是迎风的一面，疾风把他的头发卷得乱如蒿草。无数灰屑敷在他的脸上，犹如漫天抛洒的芝麻。若不是为了这一箱蘑菇，窗子原不必开得这样大。我几次歉意地说同他换换，他一摆手说，草原上的风比这还大。

    终于，北京到了。我拎起蘑菇箱子同车友们告别，对大家说，我代表自己和妈妈谢谢你们！

    大家说，你快回家去看妈妈吧。

    由于路上蒸发了水分，白蘑菇比以前轻了许多。我走得很快，就要出站台的时候，青海汉子追上我，说：有一件很要紧的事，忘了同你交代——白蘑菇炖鸡最鲜。

    妈妈喝着鸡汤说，青海的白蘑菇味道真好！

棕榈

    老屋后面是缓斜的土坡，坡顶上矗立着一片棕榈林，称之为林，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六七棵棕榈而已。也许是地域、水土和气候的缘故，几棵棕榈生得矮小而萎缩。天性爱爬树的孩子也不和棕榈亲昵，对外表丑陋的它们缺乏好感。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在棕榈身上找不到我们认为弥足珍贵的东西。

    小时候，整天吃不饱似的，每天挖蕨根，刨伏苓，酸梨树自然而然成了我们的挚爱。到春末夏初的时候，在我们太急切的期盼中，这些瘦瘦的但洁白无瑕的花朵，终于摇身一变，变成指头大小的酸梨，缀在簇簇绿叶中间。在我们的誓死捍卫和邻家孩子的肆意掠夺中，酸梨没来得及成熟便一一落入口腹之中，那又涩又酸的味道至今记忆犹新。

    相隔咫尺的棕榈偶尔也会走进视野，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中秋临近的时候，棕榈结出累累果实，那青灰色长圆形的棕籽虽不能吃，却是游戏时最佳的武器。夜晚，在月光笼罩的旷地里，通常能见到一大群孩子在虚拟的硝烟中追逐，恣意地欢叫。

    农闲时节，父亲用薄而弯曲的刀片，将紧裹着棕榈的红褐色棕衣一张一张地剥下来。父亲剥棕衣的时候一副特别小心翼翼的样子，生怕稍有闪失，而且每回剥下三四张便住手。我疑惑不解地问父亲为什么不继续剥下去呢？“棕衣就是棕榈的衣服，剥光了它们怎么过冬呢？”父亲一边回答我，一边注视着刚剥过的那棵棕榈。在渐起的秋风中，棕榈似乎不胜寒意似的，在不易觉察地战栗。伫立一旁，父亲久久注视的目光是那样深长耐读，其中，蕴含有隐隐的内疚与不安，有请求原谅的意味，有源自肺腑的感激。

    也许父亲一生都在企求棕榈原谅，是他剥夺了棕榈赖以御寒的衣物；父亲一生对棕榈满怀感激，在他挑着生活的重担踽踽独行的时候，是棕榈给了力所能及的支撑。给孩子们带来短暂口福的酸梨树怎能和棕榈相比呢？它能换来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酱醋油盐吗？能换来煤油把漫漫长夜点燃点亮吗？

    父亲将棕衣剥下来，然后去夹，翻晒，撕成丝缕。在空旷无边的夜晚，凭借着一点如豆的微弱灯光，父亲开始搓棕绳。我们在一旁看着，倦意漫上来，不知不觉便酣睡了。早晨醒来，我们惊讶地发现，那小山似的满地棕衣变成了数十根棕绳，在早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古铜色眩目的光泽。断断续续有人上门求购棕绳，家里开始荡漾起小小的欢乐的涟漪。

    一天早晨，早起的父亲像往常一样爬上后坡，来到棕榈林里。父亲的一声惊呼把母亲和我们吓了一跳。我们赶紧上去，发现父亲一脸痛苦和惊惶的表情。原来，不知什么时候一棵棕榈死掉了。死掉的棕榈蔫蔫的，披针一样的叶子失去了往昔的葱绿与锋芒。父亲拿来一把锄头，招呼大家一起动手把棕榈连根挖起并运走。父亲告诉我们其中“奥秘”：一棵棕榈死了，其它的棕榈因为伤心会跟着相继死去的。把这棵棕榈挖起并运走，是不让其它的棕榈为之悲恸欲绝。父亲的话让我浑身颤栗，我从未想过这些草木会有如此丰富的情感，像我们一样相互之间有着太深太沉的牵挂与关怀。我感到无限内疚起来，为自己曾经对棕榈的漠视与伤害。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注视这些棕榈的时候，一种敬意从心中油然升起，目光里的东西渐渐多起来，最后变得和父亲注视的目光一模一样。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在脑海中常常产生这样的联想——父亲、母亲和我们几兄妹就是一片小小的棕榈林，和后坡上的棕榈连在一起，浑然一体，在风雨中相濡以沫。

（本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