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俗语。“私”是个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分的问题。

西方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团体，团体是有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这种格局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家庭在西方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朋友说他要“带了他的家庭”来看你，指的是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在中国，这句话模糊得很，“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子侄等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近的人物。

      为什么我们对家庭这个概念这样不清不楚呢？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推的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就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就具有这种伸缩能力。

在孩子成年了住在家里都得交膳宿费的西方社会，大家承认团体的界限，进入团体得有一定的资格，资格取消了就得走出这个团体。在他们不是人情冷暖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西方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以“已”为中心，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而是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儒家最讲究人伦，“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已及人的“己”，对于这“已”，得以礼克服，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以“已”作为中心的，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团体不能抹杀个人。

     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族，为了族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和《大学》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条理上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内向和外向的路线、正面和反面的说法。这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棱两可了。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

      在西方社会里，做人民的无法逃于该团体之外，像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把国家弄成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在我们的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行。

                                                 （选自《差序格局》，有删改）

《诗经》与城市

刘冬颖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对先秦时期的城市生活多有记录，展现了当时的城市文明。近年新发现的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简《孔子诗论》中，即称《国风》为《邦风》。国、邦指的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邦国。学者多认为《邦风》才是《风》诗的初名，汉代因避刘邦讳而改为《国风》。无论是“国风”还是“邦风”，都在向我们透露着一个信息――《诗经》是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城市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个观点与传统的“《诗经》是民歌，是记录先民生活的桑间濮上之音”的说法大相径庭。

    《诗经》中的许多诗篇都记录了城市的发展史。《商颂・玄鸟》说：“邦畿千里。”指出了天子所居国都管辖的范围十分辽阔。《商颂・殷武》又载：“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生动地描绘了当年商代都城城墙的雄伟气概。《绵》诗的行文完全是按照实际建筑的顺序一一展开：先察看地形，占卜决疑，然后划定区域，丈量田界，开沟筑垄，接着建造宫室庙宇、修筑城墙祭坛，展现出对土地的重视及建设新城市的自豪之情。诗中所描写的城市建设规模宏大、场面壮阔，细节描绘具体而清晰，可视为城市建筑史上的宝贵史料。

    在城市建设中，也体现了古人的规划意识。从考古发掘材料看，“国”中不仅有宫殿区、居住区，还有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城的东部更是商业发达、人们常常活动的地区，所以在《诗经》中才多次出现“东门”的意象。如《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直赋城东门外热闹场景，其间城市居民郊游的场面写得十分热烈生动。《周礼・天官・内宰》说：“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周人筑城后即划出一块地方设“市”(市场)，城邑市场里的“肆”，按惯例以所出卖的物来划分，卖酒的场所自然被称为“酒肆”。《诗经・小雅》一首《伐木》篇写道：“有酒湑我，无酒酤我。”意思是说，有酒就把酒过滤了斟上来，没有酒就去买来。从诗意看，似乎西周时酒随时都可以买到，人们也习惯于到市场上的酒肆买酒。在今陕西凤翔春秋秦都雍城的宫殿遗址内，发现了一处藏冰的窖穴。冰窖在古文献中称为“凌阴”。《豳风・七月》即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的诗句，意思是说夏历十二月凿取冰块，正月将冰块藏入冰窖。秦都雍城凌阴建筑基址的发现，为诗句的解释提供了实物例证。

    城市的繁荣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印记在诗篇中也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居住在城市中的是“国人”，在城市中过着远优于乡野，优于所谓“野人”与“小人”的富裕生活，享受着城邑中发达的礼乐文明。《诗经》中25次提到“国人”，如《曹风・鸤鸠》中的“淑人君子”戴着青黑色的皮帽子，腰束丝带，举止彬彬有礼。相当一些篇章描写城市贵族的宴饮生活，更见其奢华铺张，他们在歌乐宴饮中“钟鼓既设”（《小雅・彤弓》），席间是“清酒百壶”“ 炰鳖鲜鱼”（《大雅・韩奕》），加之美轮美奂的宫室，透露出城市生活的繁荣。《小雅・都人士》对城邑中人服饰举止的描写十分细致、全面：“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彼都人士，台笠缁撮。彼君子女，绸直如发。我不见兮，我心不说……”字句间清晰可见的“都人士”、“君子女”皆为都邑中人，而无论是眼前所见，亦或心中怀想的，都是城郭风景。（《光明日报》）

    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及地中海地区的金崇拜源远流长。六千年前埃及人就开始用天然金银合金做装饰品，五千年前两河流域男女贵族开始带金饰，四千五百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尔王朝时代出现了金链．黄金制品是西方古代文明的象征。最近，新疆伊犁的阿敦乔鲁遗址出土的约四千年前的包金耳环，进一步证实了金器由西向东传播的途径，东亚地区还没有发现同时期的黄金制品。夏商两代约一千年，中国境内出土黄金总共仅千克。二里头遗址和妇好墓出土了大量玉器和铜器，没有金器，表明金器还不是夏商王朝崇拜的重要对象。美国学者艾玛•邦克解答了中国黄金之谜，认为中原地区的黄金制品是商代开始通过周边民族传播而来的，战国时代才成为财富与权威的象征。。

    中国文明是东亚文明圈的核心。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东亚文明圈通过新疆等草原地带和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有了间接沟通。小麦、绵羊、黄牛和冶金术等在中国的出现是青铜时代东西方接触的结果。草原的高牧文化也和东亚文明保持互动，这种沟通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形成。商代迎来驯化马牵引的轮辐式战车，周代又学会了骑马放牧和作战。游牧王国相继在欧亚草原涌现，欧亚大陆南北两大经济地带对抗加剧，经济形态的对立和互补也使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交流更为深入密切。

    黄金作为草原地区储存财富的等价物起到了重要作用，自青铜时代以来中亚的部族首领或贵族形成了以黄金装饰人身、兵器、马具来象征地位和权势的习俗。2000年，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乌尤克盆地发掘的阿尔赞2号坟冢，埋葬斯基泰贵族夫妇2人，出土金器5700多件，总重20公斤，绝对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马背民族崇拜太阳神，而能呈现太阳光芒的正是黄金。他们从阿尔泰山获取巨量黄金，打造成各种精美的装饰品，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流通于欧亚草原。草原丝绸之路又称“黄金之路”。

    佩戴黄金饰品的习俗夏商之际从中亚草原传入中国北方地区，周代中亚草原游牧部落贵族的标志性特征黄金装饰的人身饰品、武器、马具在中国北方地区逐渐流行，并在战国晚期融入中原造型艺术中。汉代输入中国的金银器主要有凸瓣纹银器与水波纹银器，这些都是西亚波斯流行的装饰手法。西方的金银器也传入中国，1988年甘肃靖远出土的希腊罗马风格银盘，周围为宙斯十二神，盘中间酒神巴卡斯持杖倚坐在雄狮背上，人物突出醒目。唐代是中国金银器迅猛发展的时代，这与当时吸收外来文化有密切关系，不仅有外国的输入品，还有中土仿制品。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窖藏，“胡汉交融”的风格明显，而鎏金浮雕乐人八棱银杯的西方艺术风格异常明确。

    公元初年，古罗马著名人物老普里尼记载罗马帝国与东方贸易中支付了大量的黄金，丝绸与黄金等价。《管子》：“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先王……以珠玉为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在中国文化中比黄金和丝绸更贵重的是美玉，所谓黄金有价玉无价。玉崇拜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底色，金崇拜又增加了光彩。因此，中华文明成了复合文明。

（摘编自易华《金玉之路与欧亚世界体系之形成》）

    《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历来比较一致，大多赞成唐波先生的观点：揭示出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的罪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焦母如此仇恨兰芝，仇恨到宁可舍弃儿子，宁可断后？真是她要维护封建礼教、门阀制度？

    我们知道，汉代在武帝以前，统治阶级主张的一直是“无为而治”，朝廷对地方、对百姓并不怎么干涉管束。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才开始影响人们，但影响并不深刻。这一点在《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我们也能感知。兰芝被休回家后，只有十多天时间，就有县令派人上门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提亲；接着又有太守派人为“娇逸未有婚”的五公子说媒。当兰芝应婚后，太守家“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从人四五百”，浩浩荡荡去迎亲，没有因为兰芝是二婚，是寒门，就有丝毫的慢待。可见当时人们并不十分看重门阀等级，也不看重头婚二婚，看重的主要还是人品和相貌。这一点恐怕比当代更开明开放。连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的所谓封建礼教与门阀，焦母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真的会那么看重吗？

    焦母丧夫，儿子外出公干，女儿尚小，内心孤独郁闷却无处诉说，兰芝正好成了她发泄苦闷的对象。所以在她眼里，兰芝的一切都是“无礼节”“自专由”。兰芝的一句“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媳妇都难做，只是“君家”的儿媳才难为。可见焦母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时代。焦母是出于个人情感与私心在时时处处刁难儿媳。这种刁难不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是在排解内心苦闷的近于变态的情绪。。

    所以我认为，纯粹是一个寡母强烈的“恋子情结”所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从刘兄来看，说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实在是冤枉他了。他对兰芝的一番开导，合情合理。在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合的情况下，他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有什么错呢？再说，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兰芝本就是二婚，已经二十岁了，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与仲卿的复合不可能，如果又没人再敢提亲，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作为长兄，审时度势，劝导妹妹认清形势，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就算有错，不过是有点虚荣心罢了。这是每一个平常入都可能有的虚荣心。正是这样的虚荣心，才使刘兄这个人物更真实，作品更生动。说他“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自私自利”，这样的罪状似乎太大。如果他真是一心只想往上爬，那县令的儿子来求亲，他就会牢牢把握机遇了，哪里还会坐等太守的儿子再来说媒呢？

    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婆媳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焦母因恋子情结而产生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有力地表现了兰芝的美丽、贤惠与反抗精神。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第11期，有删改）

    日本、印度茶业虽然在制度的构建主体、组织形式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但有着根本的共同之处，即实现全体茶业参与者的利益均衡而非仅仅一部分茶业参与者的既得利益，构建有利于整个茶业发展的有效秩序，即他们的整个社会能够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生产、销售、组织制度体系，这是其成功的关键。

    反观中国情形，正如1891年湖北盐茶牙厘局针对华茶为何衰落进行的调查所指出的那样：华茶在生产、收集以及加工过程中，都普遍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而资金短缺的部分原因是体制的松散结构。这种结构不仅导致了产品质量的下降，而且还由于茶叶运抵汉口出售之前要换好几手，层层加码使其价格抬升，其标价就比其竞争对手高得多。总之，数百年来在国内贸易中运行得很好的由收集代理人与中间人组成的精致的网络，一旦面对新的体制外竞争形势，却被证明是笨拙的、无能为力的了。

    为什么中国不能构建印度、日本等国有效的茶业制度呢？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相当弱，也不可能为市场的运作提供具体的规则，同时由于单个企业力量是有限的，那么市场交易规则的构建主体由谁来承担？杜恂诚教授认为：“商会和同业公会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市场操作层面的创建和完善制度秩序的责任。”如果我们将问题的视角放大到中外贸易领域，市场制度的构建不仅需要商会和同业公会肩负其责，而且我们也不能忽略洋商的作用。问题在于，他们构建的制度对利益各方有着怎样的“好处”，以及对经济有着怎样的效果，更值得我们关注。

    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方面和其他行业，国家被排除在制定规范各方之制度的权威之外。中国茶叶对外贸易情况就是如此。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茶业垄断货源、主导国际市场茶叶价格的优势不复存在，加之贸易不能直营，故在争夺茶叶贸易主导权方面，洋行、买办与茶栈三者之间进行了相互博弈，在此过程中，中国原有的贸易网络与洋行进行了自然的结合。在制度构建方面，洋行、买办与茶栈居于市场支配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市场运行规则的制定者，另一方面他们更是市场的参与者。在这种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双重身份条件下，他们之间通过“合作”构建了稳固的利益共存关系，在“妥协”中寻求“共识”，在“合作”中共获“好处”。这样，他们构建了另外几大产茶国都没有的组织、制度框架，这些是实现他们各自利益的一种根本保障。

（摘编自张跃《利益共同体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衰落——基于上海茶叶市场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