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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论述类文本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上海市徐汇区上海中学2019-2020学年高三上学期语文9月月考试卷

阅读下面的现代文,完成各题。

有关经典的加减法

韩少功

    ①文学经典是一个弹性概念,通常是指那些影响长存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指标、基石的意义。

    ②其实,这些作品大多留有知识精英的物权印痕 , 切合历史上中(产)等阶级的总体心理需求——因为只有读书人才可能掌控评说、课堂、图书馆、文学史,以及向公众传导文学信号的职能。这样说的意思是,草民对民间迷信插得上手,对文学却不大够得着。权贵对公文插得上手,对文学也不大够得着。因此,经过一段不太长的岁月,迷信与公文不知何处去,很多文学作品却依赖众多读书人的齐心合力,仍能顽强地保值增值,一次次重返书架。

    ③读书人五花八门,并非统一的整体。有的白皮肤,有的黑皮肤;有的信基督,有的归佛门;有的敢担当,有的颇颓废;有的傍权贵,有的走江湖……于是产生不同的文学标尺,也是常情。但不管他们之间差别多大,既然都读书,既然都在书里泡,就如同一群棋友对棋艺还是会形成大致相近的规则。这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经典性”也许跨不出政治红区的边界;《阿凡提的故事》的“经典性”不一定能在基督教地区有效;但《罗密欧与朱丽叶》《西厢记》《红楼梦》之类就不一样了。这些读书人共有的美人梦、精英闷骚、愤世纠结,能引起更广泛和更持久的共鸣,成为兴奋的更大公约数。

    ④这印证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说法:凡经典都是建构之物,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常常取决于什么人、为了什么、凭借什么来上下其手。

    ⑤不过,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地摊上那些花哨的畅销读物能不能成为经典?那么多涉性、涉金、涉官、涉暴的文字,明明挠到了很多人的痒痒肉,不胫而走,呼风唤雨,为什么就很难碰上什么“经典化”的好运气?可见,建构并非无条件的,无法由知识话语权一类来随心所欲。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笔下,葡萄酒是法兰西人建构出来的一种文化图腾,不一定天经地义。这也许没错。但法兰西人再任性,再有能耐,也没法把阴沟水建构成什么至尊国宝。这里的区别在于:与阴沟水不同,葡萄酒具备了基础条件,具备了候补图腾的可能性,在营养、口感、气味、色泽等方面显示出无可替代的价值优势。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者不应忘记的另一半真相:思想与艺术终究是硬道理。

    ⑥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文亦不变。只要人还没有变成机器人,只要这个最大的“天(自然)”还没变,那么某种普遍的人性之道,或说人类较为广泛和持久的价值共约,就会构成经典化的隐秘门槛,把泡沫逐渐淘汰。托尔斯泰作为一个“思想大户”(切入宗教、道德、政治的时代焦点),乔伊斯作为一个“艺术大户”(竟然发现、开发、释放出意识流这等奇物),就这样跨入了门槛。还有一些“资源大户”,比如《西游记》(佛教文化资源)、《聊斋志异》(道教文化资源)、《三国演义》(帝王文化资源)、《水浒传》(江湖文化资源)等,也是各得先机,各成气象,成为不易绕过去的大块头——至少在中国是如此。相比之下,大仲马、张恨水一类超级写手,再热闹也还是偏轻偏小,在大指标上不给力,最可能就被建构者们的目光跳过去。

    ⑦不难看出,经典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却是一种有限界的分布函数。换句话说,“建构”是文化权重者们做的加法;而淘汰和遗忘则取决于天下人心,是更多人在更久岁月里操作的减法,一种力度更大的减法。

    ⑧前者有偶然性;后者有必然性。

    ⑨换句话说,前者是运之所成,靠机缘;后者则是命之所限,靠实力和品质。在这个意义上,大部分文学史其实皆可半信半疑,因为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是在这种加法与减法的双向对冲之下,进入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无限漂泊,需等待下一本甚至N本文学史的再度检验。

(1)、    作者第①段开篇就提出“文学经典是一个弹性概念”的用意是
(2)、    第②段画线词语“物权印痕”的意思是
(3)、    第③段从两个方面对文学“经典性”的建构过程进行了阐述。
(4)、下列对第⑤段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作者连用2个问句突出强调建构是有条件的,并非随心所欲。 B、“挠到”“痒痒肉”生动形象地写出那些文字触及了很多症结。 C、举法国葡萄酒文化图腾为例,意在承接上文指出另一半真相。 D、用阴沟水与之作对比,鲜明突出葡萄酒无可替代的价值优势。
(5)、根据文意,下列有关“经典”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经典是指经过文学史验证之后,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B、被认定为经典的作品都是依赖读书人的齐心合力,才能保值增值。 C、经典的作品具有相近的主旨,能引起读者广泛而持久的共鸣。 D、经典的形成离不开文化权重者对其施加的影响。
(6)、概括全文的行文思路。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文艺新视界:虚构具有超凡脱俗的魔力

    “乾隆皇帝上朝之前,掏出手机拨了几个电话”“一条眼镜蛇拖着公共汽车经过十字路口”——读到这些陈述的时候,多数人的常识无法认同。诚然,从科学研究报告、社会调查问卷到商品广告,内容真实是共同遵从的基本规约。迄今为止,只有文学获得特许,文学的虚构可以免遭法律或者道德的谴责,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文化约定。文学拥有何种特殊的意义,以至于可以享受如此特殊的待遇?

    文学的虚构具有超凡脱俗的魔力。庸常的生活波澜不惊,虚构让人们从陈陈相因的琐碎事务中浮出头来呼吸到神奇的气息。

    生动、传奇,我相信这就是文学虚构的开始。鲁迅曾经解释过他如何虚构小说中的人物:这些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鲁迅打趣地说,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相对于日常所见的各色人等,这个“拼凑”起来的人物,其性格特征的强烈程度往往超过了通常的平均值。另一些作家或许热衷于虚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的情节,由于这些强烈的性格,作家虚构的戏剧性冲突往往比日常生活更为集中、激烈、扣人心弦。大多数纪实的素材无法制造如此完整的美学效果。始于生动、传奇,继而悲欢交加,终于某种形而上的沉思,这常常是虚构为文学完成的三部曲。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

    不论是小说、戏剧之中的理想人物还是诗词之中的良辰美景,作家、诗人的虚构无不寄寓了自己的内心向往。从武侠小说的快意恩仇模式、才子佳人或者灰姑娘加白马王子模式到新近网络文学中时髦的“穿越”“玄幻”小说,虚构的意义几乎就是为种种白日梦造就种种外显的形式。欲望带动的虚构是许多通俗性娱乐作品的内在构成。但是,深刻的文学虚构必须拥有娱乐之外的丰富涵义。很大程度上,虚构的文学要遵循规律和细节“真实”,要与生活保持密切联系。换言之,文学不能因虚构而破坏了“可然律”和“必然律”意义上的“真实感”。

    “科幻”文学诸如《黑客帝国》《阿凡达》《盗梦空间》等,它的虚构效果令人吃惊。读者对于它们的兴趣之所以超过各种单纯的科学研究假说,人间气息的存在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真实既孕育了虚构,又制约了虚构。文学之所以可能拯救虚构,恰恰因为出现了更为深刻的真实认知。

(摘自2014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文化一个最首要的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性情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在性情和情感方面是最发达的。性情是属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之间的,而情感是属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当然有时我们并不严格区分两者。

    性情乃是由心而发,由“心性”而生。这种性情是独立的、自我欣赏的、悠闲自得的,然后外化为各种自然的事物上,使这种性情显得更加精微、更加深刻。例如,只有中国人才有“梅兰竹菊”这样精致高雅的性情的外化物,梅之凌霜傲骨、兰之清逸雅致、竹之高风亮节、菊之淡泊不拘,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独立的性情人格。中国的诗是抒情的,中国的画是写意的, 中国的琴是直达心灵的。梅兰竹菊自有其精神,琴棋书画自有其性情。中国人的饮食也是最丰富和最讲究的,中国人讲究色、香、味、形的完美统一。中国人饮茶叫“品茗”,而西方人却是“喝茶”。只有带着性情才能是“品”,而满足生理就只能叫“喝”了。中国的陶瓷之所以精美,是因为它和制作者的情感是一一对应的,是带着性情、带着神韵的。中国之所以有精致的刺绣,也是因为其中蕴涵有中国人精致的情感。中国的景观、建筑、亭园,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精微雅致的性情和情感。中国人的审美观是性情化的: 当一个事物和一个人的性情、心性和心灵相通的时候,便产生了中国式的美,也只有这时才产生中国式的美。

    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的这种“性情化”放到世界文化中去比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就世界文化而言,可以分别以西方、印度、中国为标志,基本上划分为三大类型,它们反映的文化特性分别是“物性”、“神性”和“人性”。

    西方文化将“物性”表现得非常极致,他们的物质文化非常发达,而物质文化的手段——科技,也相应的可以非常发达。西方设计的许多制度特征也是“物性”的,尽量排除人的情感因素。西方所说的“自由”是指人身及其行为的自由,而中国人的自由更多是“心性”的自由。西方文化的“物性”更多的是满足人的生理上的需求。

    印度文化则将“神性”表现到了极致。这里的神性指的是人的“精神”上的最高程度。佛教就是在印度诞生的。但西方也有宗教如基督教,为什么我们只把印度文化称为“神性”的呢? 因为只有佛教才要求将人的精神提高到最高的境界,要求人抛弃世间的一切俗念,那就真的是“纯精神”的了。印度文化的“神性”满足人的精神和信仰上的需求。

    中国文化则将“人性”表现到了极致。我们经常说“人性化”,其实真正的人性化就是人的心情和情感达到最愉悦的状态。中国文化的“人性”是性情化的,它从根本上满足了人的心理上的需求。而且,中国人似乎也最追求这种情感和心理上的需求。这种情感和心理需求是和生活紧密相连的,同时又高于生活,但没有到达印度神性文化中超脱世俗的、纯精神的层面。

(节选自《人民文摘》《论中国文化的魅力》)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远古之时,先民生存环境恶劣,认知能力低下,需要大自然的恩赐、群体首领与英雄的护佑才能得以生存。于是,先民把日月山川动植物等自然现象与万物和群体首领、英雄进行神化,由此产生了神话。最为人们熟知的中国古代神话,有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俊生日月等创世神话,伏羲画卦、神农尝草、轩辕造物、尧舜禅让、鲧禹治水等始祖神话,共工斗诸神、蚩尤战黄帝、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英雄神话,百物发明、绝地天通、女丑曝曰等文化神话,龙凤牛羊狗枫树等图腾神话,日月山川草木鸟兽等自然神话,以及三身国、无肠国、不死民等域外神话。与系统严密、源流清晰的西方神话不同,中国古代神话朴素、片段地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战胜灾害、护佑人类的主题,引导规范着先民的生产生活,这与早期中国地理位置、大陆文化、农耕文明特征相一致。

    由于古代神话世代口口相传的特征,加上民族迁徙、社会变迁、文化发展,中国古代神话也随时代而流变。神话流变是以民族意志和王权政治需要为前提的,如,很多氏族神话上升为民族神话国家神话;很多无关联的神话黏连融合,致使伏羲女娲兄妹成为夫妻、盘古盘瓠混融等;很多大神神性职能由单一到复合,故创世神女娲又为文化神高谋神,始祖神炎帝又为太阳神灶神等;有的大神被逐出神坛,故帝俊被后世遗忘;有的大神被创造出来,故帝喾跻身于五帝之列;有的大神被妖魔化,故共工、蚩尤、刑天成了传统文化中的恶神,等等。

    古代神话流变表现出民俗化、仙话化、佛教化、历史化等四大特征。神话民俗化记录并再现了女丑曝日、后稷农耕、刑天断首等神话,以及衍化出的天穿节、接姑姑等习俗。神话仙话化是神话受到神仙方术的浸染表现出了追求长生不老的仙话色彩,或称神话道教化,如不死国、不死药等。神话佛教化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借助神话宣传教义,以灵魂不灭、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为内容的死而复生、鬼魂、地狱神话应运而生。神话历史化是应政治、宗族等的需要对神话进行的修改、分解与加工,它促进了民族的凝聚融合,是神话流变最明显的特征。神话历史化开始于夏朝,活跃于商周,结束于西汉武帝时期。作为中原华夏民族建立起来的夏商周王权,为了王权的统治需要从神话中寻找先祖,于是禹、契、后稷分别成了夏、商、周的始祖。“神祖合一”在与天帝取得联系的同时,也淡化了大神们的神性,使众多的大神变成了人类始祖、人间帝王、文明创造者等,并步入历史文化殿堂。汉初司马迁在《史记》开篇讲述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历史功绩与血缘承继,使五帝系统被广泛接受认同。五帝系统的定型完成了神话的历史化,构建起以黄帝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神话的主流框架,形成了民族的血缘之本与共同历史,奠定了华夏民族发展的根基。

(摘编自闫德亮《古代神话定型与华夏民族形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到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这样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社会”团体。敬宗收族,使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祠堂祭祀有多种,有季祭、节祭等。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行为,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种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就受孝悌之礼等熏陶。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字样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扬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功能。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从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政治”性的。

    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延伸到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来唱;一唱三叹得回肠荡气。唱叹 再不够的话,手就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 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 脚,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适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适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了。

    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徒歌新有节奏,手舞脚蹈便是帮 助节奏的;可是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些。到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歌谣的节奏最主要的靠重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为主,只要翻来覆去将情感表达到家就成,用不着说多余的话。重叠可以说是原始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协调,是后来有了文字才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记录下来,便是最初的写的诗了。

(选自朱,自清《经典常谈》,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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