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之时，侠客的书写开始出现在诗歌中。魏晋诗歌中的男侠大多是边塞的少年侠客。他们的特质，总是自恋、爱美、高傲、挥霍无度、重友情而轻金钱和死生，甚至可以为友人或知遇者牺牲生命，然而魏晋南北朝的边塞诗大多是诗人的想象之作。到了唐朝，这种书写传统有了很大的改变，促成了侠客诗风的发展高峰。唐朝诗歌的侠客传统，主要出现在边塞诗中。

    唐朝边塞诗所描写的侠客，大多是胸怀大志的少年侠客，有些是住在西北边境、生活浪荡、喜欢逞凶斗狠的游侠儿，有些则是在长安、洛阳犯案之后逃到边塞的侠客。然而，当他们眼见西北外族入侵而国家危难之时，他们体内的另一种侠客情怀——爱国之情随之兴起，因而毅然从军报国。唐朝边塞诗中，就有许多的作品是描写侠客的从军报国。

    然而对许多诗人侠客而言，从军只是纯粹的爱国表现。许多诗人与侠客甚至是反战的。从汉末到唐初，长期以来一直是战争频仍的乱世。到了盛唐，又因拓展疆域的政策而长年征战。到了中晚唐，更因为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内战不断。侠客与诗人，甚至是平民百姓早已厌倦而害怕战争。在唐朝边塞诗中，许多作品深刻反映了诗人与侠客的厌战与反战的心态。特别是晚唐，除了内战之外，还有外族入侵。由于藩镇割据与内战的长期消耗，士兵与百姓，不管是在实质的体力还是精神上，都已经无法抵抗外族的入侵，因此有许多作品不仅主张反战，甚至大胆直言以投降的方式来争取和平。

    报恩与报仇是侠客最显著的特质。报恩，尤其是报知遇之恩，从《史记》的《刺客列传》就已是侠客特质的标签。而这个特质，对诗人侠客也不例外。高适报答哥舒翰即是典型的例子。侠客复仇，不管是为知遇者、友人、国家、正义或是为自己复仇，一直是古典文学所称颂的侠客精神。侠客复仇，并不是文学所虚构出来的。从史料得知，从春秋战国、汉魏六朝、甚至到了唐朝，复仇风气在社会上一直都非常盛行。虽然复仇是侠客用来展现侠义精神的重要行为，但男性侠客与女性侠客在复仇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男侠客可以为知遇者、为朋友、为弱小、为国家、为正义、为自己复仇，但从来没有为家人复仇，而诗歌中的女侠，只为家人复仇。

    唐朝边塞诗中有许多作品是描写诗人如何仰慕侠客的行为、如何借由从军以及打猎、放鹰等行为让自己感受侠客的豪放与英勇，从而想象自己就是侠客。但是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古代诗人总是向往侠客情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侠客精神长期以来对诗人有激励作用，尤其是诗人受到挫折之时。在这些困顿挫折的生活中，侠客精神就经常被诗人拿来作为疗伤止痛的抚慰。

    除了少数诗人如李白善于剑术武艺之外，多数诗人都是文弱的书生，他们应该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弱体质是不可能与真实的侠客相比的，由此可见唐朝侠客诗风中所谓侠客，并不是与职业有关，而是指那些具有侠客特质的人。所谓侠客特质，一言以蔽之，侠之大者，不在于武，而在于侠。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两汉经学

    经学的真正确立是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收博士弟子五十人。其后博士弟子屡经增加，东汉时多达三万人。五经博士及其弟子以五经为研习对象，这就形成了经学。所谓经学，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从中国文化史看，经学出现的前提是汉王朝运用国家力量将民间流传的文化经典宣布为国家经典，并设立博士制度予以专门研究。于是，五经成为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根据。从国家制度层面保证儒家经典的传习，确立了儒家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主流地位，客观上也确立了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儒学作为汉代主流思想，是与中央集权的统一相适应的。儒家主张的五伦、五常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也因儒家的主流地位而得以明确确立。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典籍的浩劫，五经借助儒生记忆而保存下来。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文本，被称为今文经。汉景帝以后，陆续在孔府旧宅壁等处发现的与五经有关的用战国字体书写的文本，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书写字体不同，而且同一部经典的篇章多寡也或有差别，如孔府旧宅壁中发现的《尚书》就比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多16篇。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古文经典，如《周官》《左传》等。因汉武帝及其后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博士，西汉末刘歆便要求把古文经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家的阻挠，一时没有实现。于是引起今古文经学家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是经学主流。今文经学通经以致用，注重思想的阐发，强调经书的历史借鉴意义，但弊病是与谶纬结合而流于神秘。古文经学在东汉发展昌盛，注重文字训诂和对典章名物的解释，突出还原历史和文化传承，学术贡献良多，弊病是流于繁琐的文献考证而脱离思想和生活。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主张今文经学，强调经学大义与社会价值，借以维护主流思想，带有一定的理论总结性。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论争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它们所代表的两种学术精神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后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以民为主

    “民主”在中国文化中，首先有“以民为主”的含义。《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才是邦国的根本，人民是国家的首要。《尚书》作为上古文献，早早就提出了治国要“以民为主”的思想。甚至，这部被历代治国者奉为“政治课本”的古书，它十分严厉地训诫统治者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其实是在表明：民意就是天意。如果说“民”就是“天”，那么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将自己称为“天子”，从文化本意上讲，那应该是“人民之子”的意思，天子，不仅不能为所欲为，反而应当顺从民意。

    以民为主、民比天大，这样的思想使得最高统治者是要想人民之所想的：人民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人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他只是带领民众驶向美好生活的掌舵者而不是做主者，他甚至要无限地弱化自己的意志、淡化自己的色彩，才能彰显和顺乎人民的意愿。所以《周易》里论述君王之道的乾卦就说“群龙无首，吉”，当社会领袖已经化入寻常的道之中，不再看见他高高在上的身影时，便是吉利之相。

    而《老子》也说“太上，不知有之”，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的意思是，在最好的世代里，人民只是模糊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而已，也就是，统治阶层虽超乎于民却顺乎于民，不与人民产生明显的距离；老子又称，这样的统治者，为百姓谋福利成功了，人民却感觉这本就是老百姓自己顺其自然的状态，本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大程度的“以民为主”？统治者作为效劳于民的一个掌舵者，却早已无限虚化了自己的声音与功绩，在这大地上，只有人民作为主人自然而然的身影。

    《尚书》《周易》《老子》出现稍早，《孟子》晚出，儒家孟子目睹当时社会变得礼崩乐坏，却在论著里比前几部文献都更为明确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由此可见，无论统治上层如何兴衰往来、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更改变幻，那贵重不变的，始终都是人民大众。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朝代更迭、制度变迁都是岁月洗礼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过客，唯有广大人民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中都永世不变的主人。

    所以，中国文化里的圣贤，是为这亘古不变的人民而思考命运的。他们与政客不同，政客的服务对象是当权者，而圣贤的关怀对象是为民者。他们的思考结果，不是仅为时政出谋划策，而是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此，才体现着最本质的人文关怀，才沉淀为岁月洪流中永不淘汰的金玉良言。

（摘编自光明网，有删节）

文学与治疗

    中国文学史上以文学接受来医病的最早记载，见于枚乘《七发》一文。文章称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之，“说七事以启发太子”。所说七事分别为：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以及要言妙道。前六件事为生理感官的刺激，但对太子疾病并没有起到治疗效果。吴客最后祭出要言妙道的法宝，“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筹之，万不失一。”没料到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楚太子“涩然汗出，霍然病已”。

    假如说这只是文学虚构，尚不足为凭的话，那么再来看看正史中的记载。《汉书》中说太子刘奭身体欠安，“苦忽忽善忘，不乐”，于是汉宣帝“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王褒以诵读他人和自己的佳作的方式治好了太子的病，应该信而有征。

    陈寿在《三国志》中引《典略》道：“（陈）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需要说明的是，《三国志》虽然是正史，但是《典略》一书却是魏人鱼豢所著的野史，所以《三国志》所引内容难免有误。真实的情况是：陈琳当时正事奉袁绍，写了《为袁绍檄豫州文》，胪列了曹操诸多罪状，痛骂了曹家祖宗三代。曹操当时正患头风病，读后惊出一身冷汗，头风病便好了。陈琳这篇檄文的效果匪夷所思，无愧于“壮有骨鲠”的称誉。

    文学接受治疗头风病经过历史积淀便成了一种母题，后来的文人对此多有书写。元稹说：“顿愈头风疾，因吟口号诗。”白居易说：“头风若见诗应愈，齿折仍夸笑不妨。”毛滂也说过：“多病未须求茗草，此诗浑欲愈头风。”王之望则说：“珠玉忽收千里赠，尘埃顿洗一襟空。病余快觉心情爽，愈却头风耳不聋。”王之望的说法颇为夸张——读了远方寄来的诗歌，胸襟受到荡涤，不仅治好了头风病，甚至连耳聋病也治好了。而贾岛则说：“一吟动狂机，万疾辞顽躬。”这是《投孟郊》一诗中的两句，贾岛称读了孟郊的诗歌之后，百病皆愈，身体康泰。因为诗歌是呈给孟郊的，除了夸张之外，其中的趋承取悦也隐约可见。

    当然，对文学接受可以治愈头风病提出质疑的也不乏其人。唐人李縠有诗道：“岂有头风笔下痊，浪成蛮语向初筵。”李縠的质疑，恰证明诗文治愈头风病业已成为了流行的说法；李縠质疑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做翻案文章而已。

    文学医病，和文学的审美功能有关。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曾经指出，“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被打入疾病王国的另册之后，难免会遭受歧视，而接受文学治疗便可以重返健康，岂不快哉？所以孔子倡导“游于艺”，何尝不是生命通过文艺自救的一种方式。

（作者：朱美禄 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08月10日16版）

    我国的集市贸易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后期的“物物交换”。有组织的集市，大约出现在殷朝。《史记·平准书》云：“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言市井也。”但在发掘周代以前城市遗址时，多见手工业作坊，还没有明确、固定的市场。

    东周后期列国兼并，一方面迎来了我国古代城市建设的第一个高潮，另一方面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共同催化了城市内的手工业作坊和商肆集中的“市”的发展。春秋时，齐国临淄出现了封闭结构的“市”。

    随着国家统一及其带来的人口激增，“市”不断壮大。发展至大一统的汉代，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更有东西两市遥遥相对；商人需具备市籍，且只准在市内按业设肆交易，并需缴纳市租。唐朝盛世，商业繁荣，大都长安则更进一步发展，对东西两市采用严格、集中的市制，把整个“市”划分为九区，中心区设有市署。直到唐代，市的设立、废撤和迁徙，都是官府以命令行之，并设有管理市场的专职官吏，监督和管辖着上市商品、度量衡、交易契据以及价格的评定、市税的收缴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城人口的急剧增长、消费需求日益增加，唐代后期的商业活动逐渐不限于两市，在两市附近，已有手工业者和商人摆摊、设店售货，甚至出现了夜市；与此同时，各行业商人形成联合组织，使城中出现了许多经营日用商品的“行”或“市”，并逐渐形成以之为中心的“街市”。这些变化自下而上地打破了以往封闭的市制。北宋时期的都城东京，其以宫城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结构，更是推动了街市的发展。到了北宋末年，东京沿街大量出现商店，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繁华场景就是例证。

    至此，街市的分布彻底改变了以往集市严格控制、集中市肆的方式。商肆沿街道分布，形成繁华的商业街，这更符合城市人民的生活要求，同时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许多商市集中在某一街道或街道某一段，为了补充商业街的不足和便于农民进行农副产品交易，有的城市还在城门附近设置草市；还有在大型建筑内定期举行的集市，比如开封的相国寺就定期举办庙会，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摘编自《中国古代城市市肆发展初探》寿劲秋、马宁）

为什么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其原因司马迁早有指出，《史记》将孟子与荀子合传，是有其充分考虑的。孟子生当战国前期，社会政治状况毕竟要好一些，使人感觉尚有药可救。而荀子生当战国末年，所感受到的社会环境的险恶，以及来自儒家统系的责任感和心理压力，在孟子之上。孟子讲仁义，把仁义概念建立在对人的心理分析之上。为了强调仁义，所以深自树立，高自标榜，以求激励人心，要求人在后天行事中保持其本心。荀子讲仁礼，当时的情况已是人人争于利欲，君子与小人同恶，固不宣倡言心性之善，于是只有深明其悉，以求人能反躬自救，要求人在后天生活实践中厉行改造。儒家的发展，有一个由“仁”向“义”“礼”，直至向“法”过渡的流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性善论与“义”相联系，性恶论与“礼”相联系，它们的核心仍然是“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