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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2018年高考语文(新课标Ⅰ)模拟考试卷(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以民为主

    “民主”在中国文化中,首先有“以民为主”的含义。《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才是邦国的根本,人民是国家的首要。《尚书》作为上古文献,早早就提出了治国要“以民为主”的思想。甚至,这部被历代治国者奉为“政治课本”的古书,它十分严厉地训诫统治者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其实是在表明:民意就是天意。如果说“民”就是“天”,那么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将自己称为“天子”,从文化本意上讲,那应该是“人民之子”的意思,天子,不仅不能为所欲为,反而应当顺从民意。

    以民为主、民比天大,这样的思想使得最高统治者是要想人民之所想的:人民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人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他只是带领民众驶向美好生活的掌舵者而不是做主者,他甚至要无限地弱化自己的意志、淡化自己的色彩,才能彰显和顺乎人民的意愿。所以《周易》里论述君王之道的乾卦就说“群龙无首,吉”,当社会领袖已经化入寻常的道之中,不再看见他高高在上的身影时,便是吉利之相。

    而《老子》也说“太上,不知有之”,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的意思是,在最好的世代里,人民只是模糊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而已,也就是,统治阶层虽超乎于民却顺乎于民,不与人民产生明显的距离;老子又称,这样的统治者,为百姓谋福利成功了,人民却感觉这本就是老百姓自己顺其自然的状态,本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大程度的“以民为主”?统治者作为效劳于民的一个掌舵者,却早已无限虚化了自己的声音与功绩,在这大地上,只有人民作为主人自然而然的身影。

    《尚书》《周易》《老子》出现稍早,《孟子》晚出,儒家孟子目睹当时社会变得礼崩乐坏,却在论著里比前几部文献都更为明确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由此可见,无论统治上层如何兴衰往来、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更改变幻,那贵重不变的,始终都是人民大众。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朝代更迭、制度变迁都是岁月洗礼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过客,唯有广大人民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中都永世不变的主人。

    所以,中国文化里的圣贤,是为这亘古不变的人民而思考命运的。他们与政客不同,政客的服务对象是当权者,而圣贤的关怀对象是为民者。他们的思考结果,不是仅为时政出谋划策,而是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此,才体现着最本质的人文关怀,才沉淀为岁月洪流中永不淘汰的金玉良言。

(摘编自光明网,有删节)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尚书》较早地提出了治国要“以民为主”的思想,因此被历代治国者奉为“政治课本”。 B、天子是“人民之子”,不仅不能为所欲为,反而应当顺从民意,由此可见“民”就是“天”。 C、《周易》中的“群龙无首”是指百姓看不见统治者的身影,他们已经化入寻常的道之中。 D、最高统治者要顺乎民意,就要做带领民众驶向美好生活的掌舵者,甚至要弱化自己的意志。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在中国文化范畴内阐释民主的内涵,得出“唯有人民才是永世不变的主人”的观点。 B、文中引用《尚书》《周易》《老子》中的原文,不仅使文章有说服力,而且增强了文化气息。 C、文中引用《孟子》的观点,说明“以民为主”思想不随统治上层、社会制度变化而变化。 D、文章先列举古代圣贤关于“以民为主”的不同阐释,最后总结观点,层次清晰,中心突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对于“统治者和人民”关系的论述,《老子》比《尚书》《周易》中“以民为主”的程度更深。 B、《老子》中“超乎于民顺乎于民”,《孟子》中“民贵君轻”等思想,都是“民主”的体现。 C、中国文化里的圣贤之言会成为金玉良言,是因为其中体现着人文关怀、对人民思考命运的思考。 D、圣贤与政客不同,圣贤关怀“为民者”,不仅为时政出谋划策,而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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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自然中,悦耳动听的鸟鸣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愉悦。每一类鸟的鸣声都不尽相同。乌鸦呱呱叫,山雀的鸣声如嘹亮的哨响,隐夜鸫的叫声则似长笛声般悠扬。那么在复杂的背景噪声下,如何识别鸟鸣声?是否存在可以识别每一类鸟鸣的应用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英国牛津大学的蒂莫·帕帕多普洛斯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种能够识别各类鸟叫声的鸟鸣识别算法。

    一般情况下,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需要通过定期的徒步旅行或者直升机旅行的方式,对生存在特定区域内的鸟类数目进行统计和总结。然而,如果通过音频录制鸟鸣,再将音频转化为物种计数,采用此方法代替旅行统计方式,将使得鸟类追踪的研究变得轻而易举,为研究鸟类种群数目是否下降或者鸟类的迁徙模式是否改变等,带来很大便利。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丹·斯托博士称:“鸟鸣极其复杂,这些最简单的声音通常难以分辨,因为它们听起来如此相似。”毕竟我们无法听清远处的,特别是在嘈杂环境中的鸟叫声。

    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亚洲和欧洲共收录了15种不同鸟类的鸣叫声,包括新疆歌鸲、大山雀、画眉等。他们收录的鸟鸣声中混杂了不同的音频环境,如市区公园中较为平缓的背景噪声或者露天市场中密集人群的喧嚣声。

    如此多样化的混合声音,用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训练过程,通过训练后的机器来选择包含鸟鸣声的音频段。尽管鸟鸣声与部分噪声频率相近,影响算法的准确性,但这些学习算法仍能成功地从噪声中区分出鸟鸣声。

    目前国内福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于低信噪比鸟鸣识别的算法是将声音信号转化为图像,对图像进行处理得到一串被称作特征值的数字,并用这串数字代替声音进行识别。

    国外其他研究团队也在致力于研究自己的鸟鸣识别算法,尤其是那些能够识别不同鸟类物种的算法。斯托和他的同事正在测试名为Warblr的应用程序,在最佳状态下,Warblr进行鸟类识别的准确度可以高达95%,该数据已经得到巴西一家鸟类鉴定组织的认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了一个相似的应用程序,命名为WeBIRD,是针对本地鸟类而设计的。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研发的Merlin应用程序,通过对鸟类的大小、颜色、位置等简单情况的了解,以利于人们对鸟类进行区分。

    斯托博士认为,对鸟鸣识别应用技术进行探索的最终目标不仅仅用于识别鸟类,更是想要破译鸟类之间真正的“人际关系”,如果音频能够转换为物种计数,那么我们可以更方便地监测鸟类种群的变化。德国动物声音档案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马里奥说,类似牛津大学团队提出的鸟鸣识别算法,对研究自然环境是很有价值的。(摘编自李应编译《鸟鸣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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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是我国古代戏剧的美学思想。内容上,戏剧是叙事文学,属再现艺术。但我国古代戏剧中却融入相当比例的表现因素,自我情意的表露、感情的抒发占了极大比重,我国古代戏剧逐渐成为了叙事与抒情并重的艺术。情理上,我国古代戏剧抒情性强,却又不是西方戏剧艺术那种不加节制的狂热宣泄,而是“发乎情,止乎礼仪”,是理智制约下的情,既不越出常轨,也无变态心理。另外,悲剧与喜剧本是两极,我国古代戏剧却是二者的融合,在极悲的情境之前或之后总有滑稽科诨调节悲剧气氛。作为悲剧人物对立面的反派角色也往往带有喜剧色彩,悲剧的结局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逃不脱“大团圆窠臼”。喜剧讽刺邪恶。但由于现实中邪恶势力强大,这种讽刺对于挣扎在邪恶之下的受害者而言,不过多是暂时止痛的制幻剂,仔细品味后更多的却是无奈的悲凉与心酸的笑。这些是悲剧的因素。

    形式上,戏剧融音乐、舞蹈、杂技、武术等各种艺术形式于一炉,等于是西方戏剧中歌、舞、话三剧的综合。表演上,程式化的表演属表现派,但优秀演员无不要求纯熟程式之上的体验,要演出规定情景、人物特定的感情、个性,要求“演人肖一人”。

    虽然,我国古代戏剧是内容形式的和谐统一,但在内容形式统一的基础上,更重对形式美的追求。内形式方面,作者们对曲辞和音律美刻意追求,他们对每一字、每一曲、每一韵下极大的功夫,务求尽善尽美,在创作过程中,常常出现“击节拍桌出痕”“推敲曲文如醉如痴”的逸事。

    外形式方面,程式化本身就是形式规律化的美,是为了突出形式的作用,使表演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戏剧与同是综合艺术的电影不同,电影要求各种艺术取消自身形式的特点融进电影艺术中,服从表现内容,成为高度综合的有机体。而戏剧中各种艺术形式虽然也都为内容服务,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身的形式特点。装饰性很强的服饰、背景图案都保留着绘画的因素;造型感极强的形体、身段动作保留着舞蹈、雕塑的因素;曲辞几乎都可以当诗词来欣赏。其他如武术、杂技、滑稽表演等也都有一定的纯观赏价值。有时为了形式美,在内容与形式冲突时,宁可牺牲生活真实而不破坏形式美:贫不能褴褛,尼不能秃头,哭、疯、怒等都不能破坏形象的美感。观众对形式美也有独特的审美趣味,他们可以百听不厌,甚至有专门听某一片段,看某一动作的偏好,可以为反派角色的演技喝彩。这些都出于单纯对形式的欣赏。

(摘自马立华《论中国古代戏剧美学思想的文化意蕴》,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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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别样的经典

    明朝人所称的四大奇书,除了稍晚出现的《金瓶梅词话》,其余《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都是传统积累型小说,是作家在前代民间艺人和文人不断加工的基础上才写定的。这三部小说中,以《西游记》最不露集体创作的痕迹,小说作者以他自己的风格完全溶解了前人对唐僧取经故事所提供的艺术材料,使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烙上了独创的、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的印记。

    神佛妖魔故事在我国有悠久的创作传统和丰富的艺术经验积累,也有外来的,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学的故事的濡染。除了神祇和鬼魂是古代原始宗教的产物以外,神仙和妖怪是秦汉以来方士、道士然后是艺术家民间艺人和文人的虚构;佛、菩萨、魔则是由印度佛经传入,然后汇入中国超人间故事的体系的。这种本土的和外来的超人间幻象的汇合,自六朝的志怪小说以来已渐次达到密洽无间;与此相应的是宗教上道教和佛教在对立中的互相渗透,互相容受,使道教神和佛教神在群众中从观念到风习形成一个模糊的整体。《西游记》的艺术虚构正是建立在传统艺术经验和这种社会的宗教性观念、风习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又以作者融会了传统艺术经验所形成的艺术独创性批判了社会的宗教性观念,或更正确地说,和社会的宗教性观念开了玩笑,对它进行了嘲弄。

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中,神与魔是正与邪、是与非、顺与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象征,前者应予肯定,后者应被否定。但《西游记》不与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认同,吴承恩对神与魔一视同仁,道教神玉皇大帝、道教祖师太上老君、西方佛祖释加牟尼,都是被揶揄、调侃、捉弄的对象,至于天将神仙、菩萨金刚和诸路神祇就更不在话下。不少妖魔倒是可亲可爱,有人情味,是引人寄以同情的对象,猴精孙悟空便是最突出的一个。他的魅力在于他的妖气而不在于他的改邪归正,在于他的个性放纵而不在于受理性约束,读者则同情于他受紧箍咒时的窝囊气而欣喜于他的有时妖性复发。西方路上好多魔头和小妖的天真、狡狯和滑稽也引人喜爱;不少妖魔和神佛通声气,有渊源,是一家子。神与魔泯除了界限,受到作者的平等待遇,于是,宗教的价值观就被抛弃,被超越,宗教的虚伪性也在很大程度被揭露了:因为说到底,天堂地狱,神佛妖魔这些超人间的幻象全是随着艺术家的意旨转的,是艺术虚构的产物。《西游记》创造了一个神魔世界,同时也就宣告了宗教的创造和作家本人所创造的同样都是一种意识的虚构《西游记》不仅奠定了神魔小说这一小说品类的基础,开拓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表现内容,而且是中国小说中极为少见的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品。中国长篇小说的主题,通常集中在战争、爱情、政治、家庭等等社会性的关系上,很少有、或者简直没有像西方小说中《鲁滨逊漂流记》那样一类以人和自然斗争为主题的作品。《西游记》却以丰富瑰奇的想象,描写了师徒四众在迢遥的西行途上和穷山恶水冒险斗争的历程,并以降妖伏魔赞美了取经人排除艰难的战斗精神,它是人战胜自然的凯歌。

(节选自《西游记〈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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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的文化品格

    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是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是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日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迭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当其婉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时,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除字句易于听懂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的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柳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愁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愁的抒发。在言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的“大江东去”的放歌,辛弃疾的“千古江山”的抒怀,皆可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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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重建自己的安全感

    你有安全感吗?

    今天,安全感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基本话题,大家都会谈到,自己内心深处是否建构了安全感。

    有一天,我坐在一辆公交车上,感觉椅子靠背似乎有一些松动了。当我全身放松地靠上去的时候,椅子的靠背就慢慢向后滑下去,给后座的人造成了压迫感,后座的人自然会向后倾斜身体,躲避压迫。我迅速抱歉地将椅背调整好。但当我再次将疲倦了一天的身体靠上去的时候,椅背又开始慢慢地向后滑。这个过程,既让我感到尴尬,又让我疲倦的身体更加困顿。

    我们的人生不就如此吗?当我们在身心疲惫的时候,我们多想有一个坚实的靠背,让自己在静静的倚靠中得以喘息。当工作中遇到麻烦,不断遭受上司、客户苛责的时候,当生活中不顺心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的时候,当某个意外事件突然降临的时候,我们被搞得疲惫不堪、心神不宁。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多么渴望有个安全、坚实的肩膀可以让我们倚靠,踏踏实实、彻底放松地倚靠着,不求回报,没有条件,只有对我们的爱、接纳、理解和宽容。

    你有这样的体验吗?有这样可以依靠的肩膀吗?大多数的现实是:身心疲惫的我们环顾四周,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彻底依靠的人。父母、同事、朋友、同学、爱人、孩子…这些人中,有的我们知道不可以去靠;有的我们尝试着去靠,对方却向后躲避了;有的我们认为本应该可以靠,对方给予的却是责备和抱怨。我们疲惫的肩膀空悬着,无助、无奈、恐惧、不安、紧张的情绪向我们内心袭来,这一刻我们感受便是缺乏安全感、归属感。

    重归心理的安全。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头痛、头晕、全身不适,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探索心灵成长的过程,正如清洗一件昂贵的礼服一样,整个过程并不轻松。我无法教给你清洗的每个步骤与技巧,因为心灵的清刷不仅仅依靠技术,而是当你真正愿意为自己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涌动出那种独特的体验与了悟,这会使你真正在成长的道路上自由飞奔。当然,想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生命中绝对拥有这样的潜能,能够完成身心的自愈。其中也包括你将你的安全感建构在自己的生命中,而不是他人。即使你此刻还没有任何体验也不要紧,请给自己充足的时间等待自己,让自己的生命从未知走向已知。

    想要做到这些,你需要牢牢地记住——你是你生命的专家,并且为自己承诺:学会重视自己的身心,并关注它们。

    之所以我们失去了安全感,是因为我们从小失去了被重视和被关注。

    重视:在父母的眼中,能够真正看到自己的孩子,是原本的你,不是他们期待中的你,不是比较中的你,不是物化的你。

    关注:父母尊重孩子的选择、价值取向和意见;尊重孩子正当的言行(可以不喜欢,但需要尊重);欣赏并认同孩子。

    如果你在父母那里并没有获得这些,那么,我奉劝你:不要再到处寻找,或者期待父母有一天改变,或者期待自己的伴侣给予自己补偿,或者期待自己拼命工作后能在老板或社会中获得。因为,真正能够给予自己的只能是自己。

    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学习重视自己,关注自己。这与我们以往所说“现在的孩子太自我,也太自私”的意义完全不同。前者,是要开始让我们学习自己做自己的父母,将我们曾经失去的体验,通过自我觉醒,慢慢寻找回来;而后者却是,由于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被压抑或缺少精神引导,而产生的叛逆心理与精神匮乏的表现。

    那么,何为关注自己?例如:当你的身体在向你发出不舒服的信息时,你需要重视并关注它;当你的情绪不好的时候,你不再是无意识地压抑,而是要懂得释放;当有人向你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时候,你不再做心里不爽而嘴上却答应的快速反应,而是开始尝试真实表达自己的思想,并客气地拒绝。

    从大脑接受到心理上体验再到行为上的熟知,这个个过程实在不易,但只要我们愿意为自己承诺,美好的结果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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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社会,“美”和美学也许是最让人困惑的词汇和学科之一。一方面,美和美学的概念随着当代艺术和时尚业的发展而迅速变化;另一方面,与美学概念关系密切的当代文艺批评始终处在某种“理论表述”的困境之中。中国当代美学因为人民大众审美经验的日趋活跃,用原有的学院派的美学理论似乎已难以描述。因此,研究和阐释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具有理论上的迫切性。

    当代美学的基本目标是对20世纪末至今形成的新的文化生态及其所提出的新的美学问题作出理论的思考。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在美学领域表面的纷繁复杂中,新的、积极的因素正在生长。由于这个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它的表现形式又有差异,因此,理论的多元化格局是正常现象。中国当代美学应站在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在多元性、叠合性的当代语境中探寻当代美学的“物质基础”。具体而言,把美学和文艺问题放到社会系统中认识和把握,通过对情感结构的分析来阐释文学艺术意义的研究思路,在理论上具有优先性。

    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地方性审美经验以及不同文化传统与审美习性的密切关系,影响着当代文学艺术及其意义阐释,当代美学不能忽视这种文化关系的制约作用。对于中国当代美学而言,要高度重视当代中国审美经验的特殊性,注重分析中华美学精神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发展和呈现,对当代文学艺术的美学风格及审美认同的社会基础作出理论概括,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理论。

    必须承认,当下的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界还充斥着理论的混乱和歧义,对此,展开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研究,重申美学本体论作为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并没有死亡和消失,无疑是有意义的。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学界先后讨论过“悲剧之死”“乌托邦之死”和“文学之死”,然而,文学艺术在现实的土壤中,在人民的生活里,在当代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中,仍然支撑着人们的生存,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情感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美学正期待着一场复兴。

    让我们从当代美学具体问题开始,从当代文学艺术的评论和分析入手,从对当代美学的话语梳理入手,从基本理论问题的辩证剖析入手,开始当代美学理论建设,并且努力把这种建设性的工作自觉结合到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进程中去。

(摘编自王杰《文化创意时代的美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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