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当理性精神在北中国节节胜利，从孔子到荀子，从名家到法家，从铜器到建筑，从诗歌到散文，都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突破了礼仪旧制的时候，南中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远古传统，依然弥漫在奇异想象和炽烈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

    ②儒家在北中国把远古传统、神话和巫术逐一理性化，把神人化，把奇异传说化为君臣父子的世间秩序，例如黄帝四面脸被解释为派四个大臣去“治四方”，黄帝活三百年说成是三百年的影响等等。在被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已看不见“怪力乱神”的踪迹，然而这种踪迹却非常活泼地保存在以屈原为代表的南国文化中。

    ③《离骚》里面，想象鲜艳而缤纷，香草美人，百亩芝兰，荠荷芙蓉，芳泽香草……在充满神话想象的自然环境里，主人翁是一位执着、顽强、忧伤、哀怨、愤世嫉俗的真理的追求者。《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融成有机整体，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起点和无可比拟的典范。

    ④《离骚》《天问》《九歌》《九辩》等一系列作品构成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南方文化的浪漫体系，实质上它们是楚地原始祭神歌舞的延续。王夫之解释《九辩》说：“辩，犹遍也，效夏启九辩之名，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这段话点明了几个关键问题：第一，楚辞是“绍古体”，是远古氏族社会的遗风延续；第二，它可以“被之管弦”，可歌可舞。近人考证也认为，像《九辩》《九歌》等，很明显是一种有关巫术礼仪的祭神歌舞和音乐；第三，它想象丰富奇异，尚未受儒家实践理性的洗礼，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在这里表现得更为自由和充分。第四，也是最主要的，它是汉代赋体文学的祖宗。

    ⑤汉文化就是楚文化，尽管在经济、政治等制度方面，刘汉王朝基本上承袭了秦代体制，但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汉起于楚，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西汉宫廷中始终是楚声作主导，楚汉文化一脉相承，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⑥与《诗经》或先秦散文不同，汉代艺术和人们观念中弥漫的恰恰是从远古传留下来的种种神话和故事。从世上庙堂到地下宫殿，从南方的马王堆帛画到北国的卜千秋墓室，它们都充满幻想和巫术，把远古传统的原始活力和野性充分地保存和延续了下来。

    ⑦西汉在经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变革后，以儒学为标志、以历史经验为内容的先秦理性精神日渐侵入文艺领域和人们的观念中，人世、历史和现实越来越占据重要位置，这固然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结果。但是，蕴藏着原始活力的传统浪漫幻想，始终没有离开汉代艺术，它们是楚汉艺术的灵魂。就此，楚汉浪漫主义成为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又一伟大艺术传统。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现代诗派

翟长兴

    现代诗派，是对三十年代到抗战前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轻的都市诗人的统称。现代诗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其兴起的标志，即是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

    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领袖，重要的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蛰存、金克木、废名等，他们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现代派诗歌的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阶级对垒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派诗人们大多是游离于政党与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许多人来自乡土，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又成为乡土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而五四运动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摧毁了年青诗人的纯真信念，辽远的国土由此成为一代诗人的精神寄托。

    戴望舒的《雨巷》典型地表达了一代青年普遍的理想幻灭的忧郁情绪。作为理想象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像梦飘过一样，在面前一闪，转瞬即逝了。就这样用暗示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那种孤苦心情。这点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影响。

    在诗艺上，现代派诗人注重暗示的技巧，很少直接呈示主观感受，而是采用意象隐喻、通感、象征来间接传达情调和意绪，这使得现代派诗歌大多含蓄、朦胧，既避免了狂叫、直说，又纠正了初期象征派晦涩难懂的弊病，创造性地转化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诗艺。

    现代派诗人重视向内在的心灵世界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诗的题材，运用象征的意象与曲折隐藏的方法，表达其忧伤之思情，追求“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的统一。现代派诗歌的现代诗形体体现在表层形式上，它有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艺术特点；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呈现出朦胧而又明朗、单纯而又丰富的东方民族审美特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正是现代派诗人们这样孜孜不倦，兼收并蓄，不断地进行着“化古化欧的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使中国新诗既民族化又现代化，从而构建起真正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现代派诗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是东方民族现代诗构建发展的开始。其所追求的开掘内心和传达朦胧的美学原则，对于新诗艺术表现的含蓄与丰富，对诗的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与独特的贡献。

    读小说除了注意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外，还要注意到纵向和横向的情况。所谓纵向，指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传统是什么，这个传统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所谓横向，即考察我国古典小说与西方小说有哪些明显差异，我们从鉴赏的角度出发，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差异。

    具有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神话传说是文学和历史的起源。而在中国，神话传说既发展为用散文写成优秀的史传文学如《左传》和《史记》，也同时发展为被前人称之为“稗官野史”的小说。换句话说，我国的古典小说同史传文学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唐代传奇小说如《柳毅传》《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从体裁到表现手法，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固然是十分明显的了；就连元明以来的长篇小说，也同史传文学一脉相承。《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它跟历史的关系血肉相连自不消说，就是在《水浒传》里，作者着重描写了若干主要的英雄人物如鲁智深、林冲、武松等，无不具有史书中人物传记的特点。《西游记》是连缀了若干个取经故事而成的，每个故事从开端到结束，无不有头有尾，都属于我国传统史书中“纪事本末”体的类型。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家撰写历史著作时讲究“史笔”，即语言要求精练，事实要求详备，同时还要通过细节描写来体现作者的爱憎是非感。古典小说继承了这一传统，刻画人物要求尽量全面，要“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中的观点），并能做到“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语，下同），特别是对于反面人物，高明的作者更要达到“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艺术水平。这在《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都可以找出不少的具体例证。这是我国古典小说从优秀的历史著作中继承下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传统。

    除了继承史学著作的这一优良传统之外，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中国古典小说是继承了自唐宋以来即已广泛流行的说唱文艺而逐渐发展下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最初都是民间艺人的口头说唱，经过长期积累而内容日益丰富，最后才写定为书面语言，成为杰出的文学作品的。所谓“章回小说”的“回”，就是说书艺人在一个单位时间内所讲述的故事内容。除了长篇巨著外，还有一些短篇故事，从宋元直到明清，在文学史上被称为“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唐宋人所谓的“说话人”，就是指讲故事的艺人；而说话人所用的故事底本，就叫“话本”。如果有人摹拟这种“话本”的体裁来写故事，就叫“拟话本”。比如《错斩崔宁》是宋元话本，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是明代的拟话本，至于《快嘴李翠莲记》，则是宋元时代比较原始的说唱体故事了。这种从民间口头文学发展过来而形成的小说传统，无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同封建士大夫只靠用书面语言写成的作品有极为明显的差别。明清以来，凡是第一流的小说，像《聊斋志异》这种用古汉语写成的故事，以及《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纯属文人笔下的创作，其所以能长久流传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可以说都是从说唱文学的传统中汲取了丰富营养的结果。从神话传说演进为稗官野史，再通过民间的说唱体的艺术形式，最后经过文人的加工写定，并发展为文学家个人的创作，就是我国古典小说形成和发展的整个历程。

    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当时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没有终结。

    诸子之学的内在品格是历史的承继性以及思想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新子学”，即新时代的诸子之学，也应有同样的品格。这可以从“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来理解。一般而言，“照着讲”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对以往经典作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诸如训诂、校勘、文献编纂，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以往思想的回顾、反思，既应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家实际说了些什么，也应总结其中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从而为今天的思考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与“照着讲”相关的是“接着讲”，从思想的发展与诸子之学的关联看，“接着讲”接近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的内在品格，它意味着延续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以近代以来中西思想的互动为背景，“接着讲”无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中西之学已相遇的背景下，“接着讲”同时展开为中西之学的交融，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交融具体展开为世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思想传统都构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资源，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则以二者的互动为其重要前提。这一意义上的“新子学”，同时表现为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系统。相对于传统的诸子之学，“新子学”无疑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形态。

    “照着讲”和“接着讲”二者无法分离。从逻辑上说，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基于既有的思想演进过程，并需要对既有思想范围进行反思批判。“照着讲”的意义，在于梳理以往的思想发展过程，打开前人思想的丰富内容，由此为后继的思想提供理论之源。在此意义上，“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出发点。然而，仅仅停留在“照着讲”，思想便容易止于过去。难以继续前行，可能无助于思想的创新。就此而言，在“照着讲”之后，需要继之以“接着讲”。“接着讲”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进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统的形成，则是其逻辑结果。进而言之，从现实的过程看，“照着讲”与“接着讲”总是相互渗入：“照着讲”包含对以往思想的逻辑重构与理论阐释，这种重构与阐释已内含“接着讲”；“接着讲”基于已有的思想发展，也相应地内含“照着讲”。“新子学”应追求“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统一。

（摘编自杨国荣《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

    材料一

    为了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改善人居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本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遵循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属地管理、分步推进的原则，逐步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水平

    本市生活垃圾的基本分类为：

    （一）可回收物，是指适宜回收循环使用和资源利用的废塑料、废纸、废玻璃、废金属等废弃物；

    （二）有害垃圾，是指纳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且应当专门处置的废镍镉电池、废药品等废弃物；

    （三）湿垃圾，是指易腐性的菜叶、果壳、食物残渣等有机废弃物；

    （四）干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

    市绿化市客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商务、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本市生活垃圾的具体分类目录及投放规范，并向社会公布。未按照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城管执法部门按照《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处理。

    （摘编自《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

    材料二：

    本研究对杭州居民样本的各类废弃物的分类情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表3各类废弃物分类情况的相关描述信息。

    注：A：1＝从不分类，2＝几乎不分类，3＝偶尔分类，4＝经常分类，5＝总是分类；

    （摘编自徐林等《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研究》

    材料三：

    公民参与垃圾分类有三个方面。最基础的是居民的自我监督与投入，表现在公民将家庭产生的各类生活垃圾按照政府和社区的规定，准确分类投放。公民参与的第二种方式是参与垃圾回收管理过程，每一户家庭平均一年要参与垃圾回收地点相关工作三次左右，负责给每家每户投放出来的垃圾袋上蒙网罩，以保持垃圾堆放地点的清洁。第三个方面指公民对他人的监督，具体表现为监督他人正确分类及投放垃圾、参加地方居民团体和环保组织、参加听证会与公民会议等。

    日本形成了政府带头社会各界积极响应的宣传教育体系。多样化、常态化的宣传教育工作，既教育了公民要积极参与垃圾分类，也教育公民如何科学分类，同时还形成一个良好的垃圾分类管理的舆论环境，给公民以压力和动力，内化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日本垃圾分类宣传的多样化体现为：第一，宣传主体多样化。日本垃圾分类宣传工作主体涵盖了政府、社区、居民团体、企业、家庭、学校和志愿者等。很多垃圾焚烧厂设计得非常漂亮学生游客和附近居民可以到焚烧厂参观旅游。第二，宣传内容多样化日本垃圾分类宣传既包括了对正面的垃圾分类处理的教育，也包括对不文明垃圾分类行为的宣传。第三宣传方式多样化。日本商品外包装上会印有分类标记及材料成分牛奶盒上甚至会提示包装盒处理的正确步骤：要洗净、拆开、晾干、折叠以后再扔等；一些超市也会设置垃圾桶，详细标上塑料瓶、易拉罐、玻璃瓶等分类标志，以便消费者分类投放。

    此外责任明晰的垃圾分类管理法律体系和严格的惩罚监督是促使公民参与垃圾分类管理的外在压力。实施有效的扶持与激励政策，是促进公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的动力。

（摘编自吕维霞等《日本垃圾分类管理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米的恩典

甘典江

    在所有的汉字当中，我最敬重的一个字，是“米”。

    甲骨文中，“米”字像琐碎纵横的米粒，典型的一个象形字。《说文解字》曰：“米，果实也。象禾实之形。”意思是，米是谷物和其他植物去壳后的籽实。

    断奶之后，我们开始要吃饭了。民以食为天，说明吃饭是天大的事。多少年以来，中国人见面都要问候一句：“吃了吗？”难怪古代的圣人早就明察：仓廪实而知礼节。

    吃饭要靠天，更要靠地。没有谁能够管得了天，但是，地，却是被人牢牢控制住了。

    在中国的传统中，土地是万有之源，万物都从中孕育化生。《易经》云：“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安土便能乐业，就会诞生故乡，同时，还象征着淳朴的道德选择与坚守的精神意志。土地联系着历史与道德、政治与民生，而其中的媒介与命脉，即是白花花香喷喷的米。一切财富与权力，最终，都可以通过米来衡量与转化，以“石”计量。

    广义的“米”，包括稻米、高粱、玉米、小米、黄米等等，一般而言，主要指稻米，即大米。在南方，稻田随处可见，甚至在陡斜的山坡上，也被开垦出一圈一圈的梯田。在雾气中，在月光下，那些成片的梯田，像大地的行为艺术，在视觉上极为震撼，彰显着人的力量和创意。

    上世纪八十年代，母亲带我去粮店买米，揣着一册购粮本。彼时，每个人的粮食，都是一个定数，有钱也多买不到一两。卖米的工作人员常常带着居高临下的目光，我们则像是等待赈济的灾民，需要他们来拯救。我突发恐惧：要是哪天他们关门不卖米了，我们又怎么办？

    幸好，某一天，人们又做起了交易，在农贸市场，大米开始自由流通，只要有钱，想买多少买多少。望着那些被解放了的大米，我觉得生活才真正开始。

    吃饱饭后，人性苏醒了。接着，我们各式各样的欲望，日益膨胀。不知不觉之间，人们见面，不再问候吃饭，而是关心挣钱发财。很快，米的命运也发生了变迁，它们被包装进入超市。在某种意义上，这时候的米，面目全非，与土地紧密的关系已经断裂。顾客从一袋米中，看不到四季的替换，闻不着泥巴、雨水和阳光的气味，也无视农夫的喘息与农妇的忧伤。可怜的米，被抽象成了一种消费符号。

    每次不得不去超市，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我都在猜想：假如苏格拉底看到这一切，不知还会发出怎样的感叹。在两千多年前，他就对物质消费不屑一顾：“我们的需要越少，就越接近神。别人为食而生，我为生而食。”也就是，对于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来说，他只需要粮食即可生存，生活更重要的是精神与理性。

    许是因为苏格拉底的提醒，我开始尽量少去超市，实在要去，也要扪心自问一番：是不是因为听从了大米的召唤？我越来越相信：过度的物质消费，是一种恶习，甚至，是对人类独立于物质的高贵精神的冒犯。

    每一粒大米，无论是干瘪的还是饱满的，一起经历了四季的轮回，演绎了生命的涅槃，见证过土地的馈赠，追逐过阳光雨露，都领受了人的安抚和神的祝福。在此意义上，它们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利进入人的胃，化为人的血肉与精气。

    联想到米的“远亲”——麦子。西方人眼中的麦子具有神性，因为麦子经过“施洗”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了有信仰的面包，荣升为基督的圣餐。我想，倘若真有神灵可以降福于诸般良善与恩惠、纯洁与正义，那么它可以启示麦子，同样也能祝福大米。

    粮食是至善至美的对象，敬畏粮食，就是遵守心灵的律法，可以凭此找回自我，梳结人与大地的伦理，并抵达感恩的故乡。

    从一粒大米的恩典中，我领受了永恒的充实与安宁。

（选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