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的“有”与“无”

    《贞一斋诗说》概括诗歌技巧时说：“诗求文理能通者，为初学言之也；诗贵修饰能工者，为未成家言之也。其实诗到高妙处，何止于通?到神化处，何尝求工?”清人的这个观点还是有科学性的，新诗的情况其实也相去不远。纵向来看，《贞一斋诗说》说的三种情形，其实也是不少诗人走过的艺术之路的三个阶段。用散文 方式写诗——注意表现技巧，从这个视角，一切优秀现代诗的技巧都可以用“有”和“无”二字加以解说。

    一是有诗意，无语言。诗美体验的产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诗人的主观心灵与客观世界邂逅了，灵感爆发，于是诗人“有”了心上的诗。要表现这个“有”，诗人又面临困窘。所谓“口闭则诗在，口开则诗亡”，至言无言，诗关一经点破，就会失去生命。有限的言，不可能完美地表达无限的言外之意。诗的无言的特性带给诗人无限的难题和无限的机会。以言表现无言，诗人只能从“有”到“无”。司空图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刘禹锡说：“情到深处，每说不出。”白居易说： “此时无声胜有声。”从获得诗美体验的“有”到传达诗美体验的“无”，是诗歌创作的一般过程。“无”才是真“有”——诗篇之未言，恰是诗人之欲言。“书形于无象，造响于无声”的精髓是将读者引向诗的世界，从言外、意外、笔外、象外去寻找那无言的诗美。从“有”到“无”，诗人的智慧是以“不说出”代替“说不出”，以象尽意。诗人注重“隐”。从“有”到“无”，诗人注重“中声所止”。这样，诗才富有暗示性。

    二是有功夫，无痕迹。陶渊明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美体验是“忘言”的。既然是诗人，就得从“忘言”走向“寻言”。从古至今，没有一位真正的诗人不慨叹“寻言”之苦，现代诗人中的苦吟者也很多。他们对诗总是反复推敲，非搞得形销骨立而后已。诗人的这番苦功夫，却又以隐形化为上。诗人“至苦”，诗篇里却“无迹”，这才是优秀的诗篇。诗人难写，读者易读。读者的“易”并不是诗人的“浅”，而是诗人技巧能力的显示。《老子》说：“大巧若拙。”诗虽有用巧而见工者，但总而言之，用巧不如用拙。所谓“拙”，是巧后之拙。花开草长，鸟语虫声，云因行而生变，水因动而生纹，言近旨远，言浅意深，词平意寄，词微意显，这种“拙”实在不是随意“玩”得出来的。

    成熟诗人的作品，都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里的“平淡”不是平庸加淡薄，而是险后之平，浓后之淡。平淡而到天然境界。到了高妙处神化处的诗，运用的是从“有”到“无”的技巧。对诗来说，最高的技巧是无语言、无痕迹的无技巧。

    对联的起源，就其两两相对的艺术哲理来说，源于我国古代《周易》所阐述的天地赋予万物的阴阳对立与阴阳互交这一对立统一的哲学原理。就其两两相对的表现形式来说，则源于我国远古的民谣和古代诗文的对偶句，是由对偶句嬗变而来的。古代民谣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诗经》上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在屈原作品中，对偶句更是不乏其例。以上各类对偶句，都含有对联对句的因素，但严格说来，都只能算作对联的影子，还不能说这就是对联的开端。

    对联的正式开端究竟始于何时？以往一般都遵从清代著名联家梁章钜在他的《楹联丛话》中所言：“楹帖（楹联）始于桃符。”据蜀《梼杌》所载：“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梁氏所言，即据于此。于是，我国对联界即普遍认为“联萌五代”。但近代以来，我国许多对联学者经多方考证，发现对联实萌于晋唐而兴于五代。因此，“联萌于五代”之说是不对的，至于说“联兴于五代”则符合事实。

    据《晋书》记载，张华曾建议初次见面的陆云、荀隐素互作通报，陆以“云间陆士龙”、荀以“日下荀鸣鹤”互报姓名。这被许多人认为是我国古代的第一联。而我们能见到的保存至今的唐代规范联作则更多。如夏民安《联人心声》中有唐太宗在藏晋祠贞观宝翰门前题的“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莫高窟发现的“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等，还有日本人写的《史馆茗话》一书记载的唐人联“闭户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

    到了宋元阶段，对联进一步发展，不仅数目大量增加，而且类别除春联外，又有了题赠联、书院联、名胜联、喜庆联、哀挽联、谐音联、灯联等等。就其语言运用和表现形式而言，不但坚持了从律诗借鉴来的艺术特点，而且有所突破，吸收词曲语言变化特点，以长短句创作对联，形式更加变化多姿。同时，出现了不少联作名家，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陆游、文天祥等等。

    明初，由于洪武皇帝除夕传旨，无论公卿士庶，家家户户都要贴对联，对联创作进入繁荣阶段。清朝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对联创作更是盛极一时。明清时代，由于对联融合了诗词曲赋的各种句式以及骈散并用与文白齐行，使得对联语体多样化，连同对联篇幅的增长，使其不仅可以写景、抒情，而且可以叙事、议论；不仅可以用来谐谑，而且可以讽刺。这一时期，不仅运用范围大为扩展，涌现出大批如解缙、纪昀般的联坛高手，甚至出现了理论研究与专论著作。

（选自戴本恒《对联艺术探微》，有删改）

    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被删减的消息引发各界热议。支持删减者拿出“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顺口溜做论据，反对删减者认为鲁迅精神到什么时候也不能丢。

    双方争执不下，让编教材的老师们好生为难。依我看来，鲁迅的文章，删点为妙。鲁迅是生活在上世纪早期的人，虽然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但毕竟是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又曾在日本留学，文风难免古风萦绕，中西夹杂，拗口难懂。不只学生看了如吃了“摇头丸”，就是老师们讲起来都觉得头疼。删除一点这样的文章，可能师生们都会拍手称赞，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但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硬汉”形象，毛主席就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删了鲁迅杂文，换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会不会无意识中让祖国的花朵们误入迷途？

    鲁迅不是常青树，但他的精神是不朽的，所以至今被人们深深地怀念。中国有个古老的新词，叫“与时俱进”。对于鲁迅的文章，照抄照搬，“拿来主义”，是不是违背了鲁迅先生的初衷？我们学的是鲁迅的精神，而不是他夹杂着日式表达的拗口白话。在教材中删除鲁迅的原文，难道不能用新时代具有鲁迅精神的文章“取而代之”？

    新时代有没有活着的鲁迅？我看肯定是有的。否则鲁迅逝世了，中国岂不真的折了“脊梁”？当今社会拿着“匕首投枪”，对不平、不公、不正大声疾呼，叹国人之麻木，怒国人之不争的大有人在，针砭时弊的好文章也比比皆是，编辑们选用他们的文章进入教材，既继承了鲁迅之精神，又克服了晦涩难懂之弊端，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鲁迅”在教材中也应与时俱进。把鲁迅当成权威，放进“神坛”，本身就是对鲁迅的污辱。依我看，世上的千里马不少，只是有些人相信权威，没有伯乐的眼光罢了。真正继承鲁迅精神，是善于发现继承鲁迅衣钵的人，而不是硬着头皮念鲁迅创造的“三字经”。

闲是福气，无聊却是痛苦

周国平

    叔本华把无聊看作欲望满足之后的一种无欲望状态，可说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完全无欲望是一种恬静状态，无聊却包含着不安的成分。人之所以无聊不是因为无欲望，而是因为不能忍受这无欲望的状态，因而渴望有欲望。

    无聊的前提是闲。一般来说，只要人类在求温饱之余还有精力，无聊的可能性就存在了。席勒用剩余精力解释美感的发生。其实，人类特有的一切好东西坏东西，其发生盖赖于此，无聊也不例外。

    所谓闲，是指没有非做不可的事，遂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闲的可贵就在于此。闲了未必无聊，闲着没事干才会无聊。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却找不到兴趣所在，或者做不成感兴趣的事，剩余精力茫茫然无所寄托，这种滋味就叫无聊。

    闲是福气，无聊却是痛苦。在自由状态下，多半可以找到法子排遣无聊。排遣的方式因人而异，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性情。愈浅薄的人，其无聊愈容易排遣，现成的法子有的是。“不有博弈者乎?”如今更好办，不有电视机和互联网乎?面对屏幕一坐几个钟点，天天坐到头昏脑胀然后上床去，差不多是现代人最常见的消磨闲暇的方式——或者说，糟踏闲暇的方式。

    时间就是生命。奇怪的是，人人都爱惜生命，不愿其速逝，却害怕时间，唯恐其停滞。我们好歹要做点什么事来打发时间，一旦无所事事，时间就仿佛在我们面前停住了。我们面对这脱去事件外衣的赤裸裸的时间，发现它原来空无所有，心中隐约对生命的实质也起了恐慌。无聊的可怕也许就在于此，所以要加以排遣。

    人生中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无可排遣的无聊。我们心不在焉，百事无心，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并不是疲倦了，因为我们有精力，只是茫无出路。并不是看透了，因为我们有欲望，只是空无对象。这种心境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昙花一现，却是一种直接暴露人生根底的深邃的无聊。

    当一个人无所事事而直接面对自己时，便会感到无聊。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仍会找些事做，尽快逃脱这种境遇。但是，也有无可逃脱的时候，我就是百事无心，不想见任何人，不想做任何事。

    自我似乎喜欢捉迷藏，如同蒙田所说：“我找我的时候找不着；我找着我由于偶然的邂逅比由于有意的搜寻多。”无聊正是与自我邂逅的一个契机。这个自我，摆脱了一切社会的身份和关系，来自虚无，归于虚无。难怪我们和它相遇时，不能直面相视太久，便要匆匆逃离。可是，让我多坚持一会儿吧，我相信这个可怕的自我一定会教给我许多人生的真理。

    粱启超在《书法指导》中曾提到，学书法，不宜从赵孟頫、董其昌一派入手，不是不好，只是不容易学，易导致笔力软弱，无“丈夫气”。梁启超这番基于书法气质所下之论断颇有见地。“丈夫气”固然不是书法所有之必须，却是值得提倡的一种精神气质。

    何为“丈夫气”？《孟子》有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丈夫气”，即是有使命、有责任、有担当、有毅力、不忸怩、不矫饰。书法的“丈夫气”，则是融书卷气、金石气、士大夫气、雄健气于一体的阳刚博大的精神气质，是书法雄健、雄强之气的一种拟人化表达。这其中，书卷气尤为重要，没有书卷气的“丈夫气”，常是一种狂怪之气、粗鄙之气和莽夫之气，去书法之本质远矣。“丈夫气”是书法的大格局、大气象、大境界的精神表征。

    客观来讲，书法之美并无优劣之分，有阳刚雄强之美，也有阴柔妍媚之美。然而， 阴柔妍媚之美虽是书法的一种气质，当代书法艺术却不能仅停留于此，因为一个伟大时代的书风，绝不能缺少昂扬的精神气度。我们经常会看到汉简书法、石刻书法上的长撇大捺或最末一长竖笔，划破长空，震撼人心。要知道，这种艺术精神，并非出自文人贵族之手，而往往出自普通书吏。可见，在汉代，任何一个阶层，只要稍识字者，包括女性和一般工匠，都不乏强烈的书法艺术表达冲动，这是其有别于其他朝代之处。

    汉代之后，从曹魏到北周，书法艺术几乎都表现为一种阳刚伟岸之象，可谓“丈夫气”十足。东晋时帖学已经完善成熟，书风则为之一变，开启了南朝风雅，帖派书风追求的是一种飘逸之美、潇洒之美、妍媚之美。但帖学书风在运笔上过度强调点画二端的表现，容易产生浮浅平滑、飘浮空怯等弊病，其雄豪之气逊于汉魏。到唐朝，雄强阳刚的书风重新被崇尚。到了清代，碑学开始兴盛，碑派书风追求的是一种质朴之美、刚健之美、雄强豪放之美。碑学的拙朴、倔强、瘦硬特点，促生了金石书风。金石气使书法呈现出阳刚之美，书法审美产生巨大变革。但碑学书风厚重的结体容易失之荒率粗糙、 狂肆怪野，为了克服碑学书风的弊端，有人提出了碑帖结合的方法。曾国藩曾说：“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碑学固可以救帖学妍媚之弊，然仍需以帖学之妍雅救碑学粗鄙之弊。

    书法审美总是在一种正反合的历史轨迹中前行，但不论如何发展，书法的“丈夫气”都极其重要。每个时代的精神面貌都体现在这一时代的主流书风之中。当今时代是一个社会变革的伟大时代，需要一种大丈夫的担当精神，尤应要倡导与时代精神相符的阳刚大气的书风。

（摘编自朱中原《书法要有“丈夫气”》，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诗歌创作，要有感情，这是常识。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也说：“感情是诗歌天性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就没有诗歌。”我认为，这是真理。但是，长期以来，文坛上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即诗歌创作，是“言志”，还是“缘情”?《诗大序》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谓志，是志向、理想。在汉代，儒家把“诗言志”推到极致，汉儒所谓“志”，仅限于先王之道，亦即“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把“言志”视为最高创作准则。不过，在封建时代，尽管儒家诗教处于诗坛的垄断地位，但也不能捆住所有人的手脚。人们突破的办法之一，便是在理论上强调“情”。

    第一次强调创作需要“情”的，是晋代的陆机，他在《文赋》中提出诗作如果“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意思是说：喜、怒、哀、乐、爱、恶，六种感情，如果在作品中显得沉滞，没有生动的表现，那么，道德理想是上去了，神情却失落了。这样的作品，便像枯萎的树木，像干涸的泉水，没有什么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也处处提出“情”的作用，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他强调作者和读者，都会受到“情”的支配。陆机和刘勰，处在汉王朝大一统局面已经崩溃的时代，当时的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个人的价值，文学创作走向了“自觉时代”。陆、刘提出“诗缘情”而作，正是这一代诗坛创作趋向的反响。

    必须指出，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把“诗言志”和“诗缘情”绝对化，过分强调二者之间的对立，其实只是一个伪命题。儒家提出“诗言志”，重视理性成分，这并没有错。因为志向、理想，也不是抽象的，它也包含着感情的成分。《诗大序》在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之后，便指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中国诗学，有着漫长的抒情传统。就思想史而言，孔孟虽然很少论及“情”本身，但在谈及伦理道德的本体，却根源于人的自然情感问题。例如提出孝、仁的观念，就直接是从世俗之“情”，引申为理念。而刘勰等人，虽然注重情，也并没有排斥理念、理智。刘勰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理，指义理，理想，亦即与“志”同一概念。他重视个人情感，和重视创作的社会效能，相互联系，互为经纬。人们可以在一定的时期，根据文坛发展的态势，或可适当强调其中的一个侧面，但不应绝对化。

    事实上，情与志，亦即情与理的关系，是诗人个人感情与社会责任的问题。二者是应该统一的。这一点，西方一些杰出的理论家，也是这样看的。像罗丹说：“伟大的艺术家总是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别林斯基说：“伟大的诗人谈着他自己，谈着我的时候，也就是谈着大家，谈着全人类。”可见，他们既重视自我情感的抒发，也注意在抒发中表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所以，写些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诗”，不顾社会效果；或者反过来，把诗作仅仅视为政治、政策的传声筒，都是不对的。我认为，在诗歌创作“情”与“志”的关系中，情是第一性的。诗人所写那些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情的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相反，若没有情，就只能沦为标语口号式之作。这就是为什么陆机说“诗缘情而作”，刘勰说“情动而辞发”，为什么《诗大序》会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道理很简单，无情，不可能有好诗。“有情此有诗”，这是真理。

（摘编自黄天骥《言志与缘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