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是核心价值观的微观体现

 “家风”是一个家族开展教育的起点。在传统中国，社会教育不发达，人的成长往往依赖家庭教育。许多大的家族组织，承担着对本家族成员的社会保障功能。家族成员之间通过礼仪性的活动取得联系，同时也接受家族的集体约束。在这一层面，家风家训好比家族“纲领”，指导和规训着每一位家族成员的生活和行为。

“家风”还是家族的共识性的道德观念。无锡《锦树堂钱氏宗谱》所记载钱氏《家训》，可以概括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在传统社会，家风往往是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具体展开，因族群的生活环境及文化传统不同，侧重会略有不同，但无外乎是教人向善、积极进取、勤劳节俭。

在每一个具体的家族中，家风不仅仅是道德教化的口号，还是家族精神的体现，通过代代家族成员具体的行为而践行和传承。有的历史人物，可能和这个家族并无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因为相同姓氏往往也被说成是本族的祖先。用祖先的荣耀和事迹，增强自身的荣誉感和尊严感，凝聚家族成员，使他们对于姓氏家族本身产生认同。家风实际是一种经过历史积累而形成的精神尺度。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概括，反映了现阶段全国人民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

从家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具体现实，另一个宏观抽象，二者其实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正是有了家风这样的微观载体，宏观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会变得具体而鲜活，也就更容易从精神层面的“深入”，到具体行动上的“浅出”。

现实中，家庭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家庭、国家的统一。而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中国人内心深处有着浓厚的家庭情结，诗礼传家、耕读传家、精忠报国等家风，更是一代代传承下来，深入到每个人的血脉当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风可谓是深入人心的无形力量。它有时候就是普普通通的语言，却能在日常生活中影响每个人的心灵；尽管它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却能通过言传和身教让每个人刻骨铭心。正因为家风让是每个人从小就不断触及的，因此，对一个人的影响就是整体和全方位的。

家风的作用固然不可低估，但我们也要看到，随着传统大家庭在现代社会的分崩离析，家风的传承也正面临诸多挑战。在社会加剧转型过程中，不仅传统大家族逐渐被小家庭取代，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离婚率上升、啃老等问题，也对家庭道德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将家风作为社会主流道德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需要我们协调好国家、集体、家庭、个人的关系，维护一个个社会细胞的和谐与安定。

无论现实多么复杂多变，人们的价值观如何变化，一个个家庭的家风的存在，仿佛就是一棵棵参天大树，屹立不动。它们从历史中成长起来，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让人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启示。我们继承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厚家风，我们也要不断发扬民族的家国精神，让家风这一棵棵大树，最终成长汇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茂密森林。

    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审美视野的逐步扩大。在自然美领域，从对动物的审美到对植物的审美，对山水的观赏由“比德”到“畅神”的转变，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处于狩猎生活时期的欧洲原始洞穴画作者，尽管生活在不乏美丽植物花卉的环境里，但他们着意描绘的只是经常与之周旋的野兽形象。我国仰韶彩陶，已有鱼、鸟、蛙等自然物的形象，但它们都是脱离各自的生存环境被加以表现的，几何化的写意手法和强烈的变形处理，表明这些自然物已变成象征符号，还谈不上自身的美。周秦以后，山川草木开始作为人的生活背景获得了自身的审美意义，然而人们主要是从“比德”的观点去欣赏它们的。

    那时的人习惯于将自然物的某些特征比附于人的道德、情操，使自然事物的属性（物理属性、化学属性、生物属性）人格化，人的品性客观化，自然物的美丑，就按其所比附的道德情操的价值来评定，这实际上是一种“美善相乐”的观点。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提法，和《荀子》一书中所记的孔子“以玉比德”的观点，都可看成代表。这种用自然物比附人的德行的观点，虽仍有其片面性，却标志着人们对自然美的感受，已同实用感相分离，转为道德情感的满足，表现了历史的进步。《诗经》常以鸟兽草木比兴，作为抒发情意的借用物。《离骚》以香草喻君子，以萧艾喻小人，都表明“比德”观念对艺术创作有着广泛的影响。由于艺术作品中大量出现以物喻人的形象，所以就使自然物往往附着了传统的隐喻意义，如松柏喻坚贞，兰竹喻清高，直到今天还影响人们对这类自然物的欣赏。

    对自然物的“畅神”审美观，是晋宋以后盛行起来的。同“比德”不同，“畅神”强调的是自然美的欣赏可以使欣赏者的情感得到抒发，得到满足，从而精神为之一畅。它所尊重的，已不是自然物身上被人为地外加的道德伦理价值，而是它自身的足以令人舒畅怡悦的审美价值，王羲之《兰亭集序》写到自己面临会稽山阴兰亭一带有着“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的美景所产生的感受：“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宗炳平生“眷念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酷爱描山画水，认为再现山川之美，足以“畅神”。他说“峰岫娆嶷，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以，神之所畅，孰有先焉!”。肯定观赏和再现自然美可以“游目骋怀”，可以“畅神”，也就是肯定从自然界可以直接得到审美的满足。这种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对自然美审美意识的觉醒，为时比西欧早一千多年。在这种观点基础上诞生的谢灵运的山水诗和宗炳、王微的山水画，在中国艺术史上都具有开山意义。由此而形成的专事表现自然美的艺术品类——山水诗画，后来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我国民族艺术对人类艺术宝库的卓越贡献。

    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

    可见《乐记》所总结提出的便不只是音乐理论而已，而是以音乐为代表关于整个艺术领域的美学思想，把音乐以及各种艺术与官能（“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和情感（“乐从中出”，“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紧相联系，认为“乐近于仁，义近于理”，“乐统同，礼辨异”，清楚指明了艺术——审美不同于理智制度等外在规范的内在情感特性，但这种情感感染和陶冶又是与现实社会生活和政治状态紧相关联的，“其善民心，其移风易俗易”。

    正因为重视的不是认识模式而是情感感受，于是，与中国哲学思想相一致，中国美学的着眼点更多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功能、关系、韵律。从“阴阳”（以及后代的有无、形神、虚实等），“和同”到气势、韵味，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规律和原则大都是功能性的。它们作为矛盾结构，强调得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作为反映，强调得更多的是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而不在模拟的忠实，再现的可信。作为效果，强调得更多的是情理结合、情感中潜藏智慧以得到现实人生的和谐和满足，而不是非理性的迷狂或超世间的信念。作为形象，强调得更多的是情感性的优美（“阴柔”）和壮美（“阳刚”），而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所有这些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和”原则和艺术特征，都无不可以追溯到先秦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倾向。名家搞逻辑，法家倡刑名，都表现出这一点。其中，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深远的，除儒学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作用。

    儒家还要从孔子开始。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等），一方面终于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制天命而用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互相补充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及其艺术意念。但是，儒、道又毕竟是离异的。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动力。庄子尽管避弃现世，却并不否定生命，而对自然生命抱着珍贵爱惜的态度，这使他的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和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充满了感情的光辉，恰恰可以补充、加深儒家，而与儒家一致。所以说，老庄道家是孔学儒家的对立和补充者。 （李泽厚《美的历程》）

    游戏和艺术的异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儿童游戏时常怕旁人看见，所以躲在成人的背后。他们只图自己高兴，并没有意思要拿游戏来博得同情和赞赏。尽兴极欢，便已达到游戏的目的，不必有美丑的分别。儿童在游戏时，愈没有人看见，精神愈专注，幻想愈浓密，兴致也愈畅快淋漓。他抓住一个玩具，可以单独一个人接连玩上几个钟之久，不觉困倦。他没有把我和物分清楚，自己高兴时以为旁人和鸟兽草木器皿等也都和自己一样高兴，所以没有把自己的情感传达给旁人以求同情的意思。儿童自然也有时欢喜成群作戏，但是每个人仍只顾到自己。他既然可以和猫狗玩，和玩具玩，自然也就可以和同年的小伴侣玩，但是他并没有想到这些小伴侣是旁观者或是同戏的伙伴，他把他们也不过着作玩具一样，借以实现自己的幻想罢了。他扮店主，他弟弟扮主顾时，他弟弟就只是主顾而不复是他弟弟，如果他弟弟不在时，他也可以拿傀儡做主顾。他玩得高兴时，他的伴侣头撞痛了在号啕大哭，他心里却若无其事地仍然继续玩他的。从此可知游戏的动机中很少有社会的成分。年龄渐长，游戏中或许逐渐杂入社会的成分，但是那就不是纯粹的为游戏而游戏了。

    游戏不必有欣赏者，艺术的创造就不能不先有欣赏。游戏只是表现意象，艺术则除“表现”之外还要“传达”。艺术家见到一种意境或是感到一种情趣，一定要使旁人也能见到这种意境，也能感到这种情趣，心里才得安顿，所以他才把它表现出来，传达给旁人。传达欲是同情心的表现。人是社会的动物，到能看出自我和社会的分别和关联时，总想把自我的活动扩张为社会的活动。同情心是为群的也是为我的。它是为群的，因为它要分享旁人的苦乐；它也是为我的，因为它要把自我伸张到社会一样大。

    因为游戏缺乏社会性，而艺术冲动的要素却恰在社会性，所以游戏不必有作品，而艺术则必有作品。作品的目的就在把所表现的意象和情趣留传给旁人看。罕恩在《艺术的起源》里说：“游戏和艺术造成另一个世界。游戏只要过剩精力已发泄，或是本能已得到暂时的练习，便算是达到目的。艺术的作用却不仅在造作的活动，凡是真正艺术的表现都必有一件东西做了出来，可以流传下去。”儿童在沙滩土堆砂为屋，随堆起，随推倒，既已即兴，便无留恋：艺术家对于得意的作品，往往用慈母保护婴儿的热爱去珍护它。这个分别是显而易见的。

    艺术和游戏都要在实际生活的紧迫中发生自由活动，都是为着享受幻想世界的情趣和创造幻想世界的快慰。于是把意象加以客观化，成为具体的情境。这就是所谓“表现”，不过纯粹的游戏缺乏社会性，而艺术则有社会性，它的要务不仅在“表现”而尤在“传达”。艺术冲动是由游戏冲动发展出来的，不过艺术的活动却在游戏的活动之上下过进一步的功夫。游戏杂用金砾，无所取择；艺术则要从砂中炼出纯金来。

（选自《朱光潜美学文集•文艺心理学》，上海文艺出版社，有删节）

    中国传统的文学以诗文为正宗，大多数出于士大夫之手。士大夫配合君主掌握着政权。做了官是大夫，没有做官是士；士是候补的大夫。君主士大夫合为一个封建集团，他们的利害是共同的。这个集团的传统的文学标准，大概可用“儒雅风流”一语来代表。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风流”为标准。

    “诗言志”这一个语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原也是一种尺度;后来得到公认而流传，就成为一种标准。说陆机用了新的尺度，是对“诗言志”那个旧尺度而言。这个新尺度后来也得到公认而流传，成为又一种标准。又如南朝文学的求新，后来文学的复古，其实都是在变化;在变化的时候也都是用着新的尺度。固然这种新尺度大致只伸缩于“儒雅”和“风流”两种标准之间，但是每回伸缩的长短不同，疏密不同，各有各的特色。

    这种尺度表现在文论和选集里，也就是表现在文学批评里。中国的文学批评以各种形式出现。魏文帝的“论文”是在一般学术的批评的《典论》里，陆机《文赋》也许可以说是独立的文学批评的创始，他将文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讨论。此后有了选集，这里面分别体类，叙述源流，指点得失，都是批评的工作。又有了《文心雕龙》和《诗品》两部批评专著。还有史书的文学传论，别集的序跋和别集中的书信。这些都是比较有系统的文学批评，各有各的尺度。这些尺度有的依据着“儒雅”那个标准，结果就是复古的文学，有的依据着“风流”那个标准，结果就是标新的文学。但是所谓复古，其实也还是求变化求新异;韩愈提倡古文，却主张务去陈言，戛戛独造，是最显著的例子。古文运动从独造新语上最见出成绩来。胡适之先生说文学革命都从文字或文体的解放开始，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最容易见出改变了的尺度。现代语体文学是标新的，不是复古的，却也可以说是从文字或文体的解放开始;就从这语体上，分明的看出我们的新尺度。

（选自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有删改）

    以前我们的文化是以大为特征、以大来标榜的。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广场、大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等等。可以说，对于“大”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和“小”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微”已成为时代文化关键词。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时代。

    站在这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型的高度看，“微文化”透露出转型的信息。“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型。在微时代，权利更加分散，微技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微时代的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体贴入微。“微时代的文化”众声喧哗，张扬个性，它是一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于低门槛和便捷性所带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自主性。此外，它还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互动和对话，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微文化也是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代，微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天堂，青年成为微文化的主力军。

    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并使谣言的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所有由“微”带来的这一切，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他们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微时代微文化的特征，充分肯定它们的积极意义，同时充分警惕其消极后果，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才能更加有效，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才能与时俱进。

（摘编自陶东风《微文化需大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