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知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正如学者所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地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固然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而是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摘自2014年01月06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中国古代钱币具有很强的文化属性。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了最初的分工。当产品有了剩余，就出现了交易。《诗经》所记载的“抱布贸丝”“握粟出卜”，就反映了早期的交易情况。有了交易，就会产生货币。从商代中晚期出现铜贝开始，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布币、秦半两、汉五铢、唐开元，直至延续到清末的制钱。钱币贯穿于中国古代的悠久历史长河，并体现出在文化发展中所具有的连续性、阶段性及承继性，全方位地承载和涵盖了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文化信息。。

    形制上，承继了礼器玉琮的观念，表现为圆形方孔。其中蕴含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是古代阴阳八卦学说的具体体现。这种“外圆内方”“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元素，对中国古人的处事原则、行为规范，乃至中国古代的建筑结构、风水习俗等都有深远的影响。

    图饰上，不用人物或动物图案而专为文字。钱币上的文字，秦以前是所谓大篆，秦以后是小篆。六朝以后多用隶楷，蜀汉直百五铢的直百两字是隶书，这是中国钱币上最早出现的隶书。唐代开元通宝钱使用的也是隶书，即所谓八分书，相传是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宋代文学艺术空前繁荣，表现在钱文书法上，更是丰富多彩，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各种书体全有；每种钱币至少有两种书体，甚至有三种，称为对钱；钱文书法中有苏东坡的“东坡体”、宋徽宗的御书“瘦金体”。一部钱币史所呈现的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书法史。

    技术上，先秦使用范铸，早期为泥范，基本是一钱一范。从汉代五铢钱开始，加铸外郭，此项技术的采用，便于保护钱文，减少磨损，明显较同时期欧洲的铸钱技术先进。纸币的使用则促进了造纸技术和雕版印刷术的改进和发展。无论是铸造铜钱还是印刷纸币，因为要满足社会流通的需要，使用的一定是当时最成熟的技术；而从防私铸及防伪造考虑，所采用的又必定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因此，可以说一部钱币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史、造纸史和印刷史的发展历程。

    无论是从形制、图饰、还是铸造或印刷技术上，乃至对外文化交流上，钱币都集中和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历史进程的实物见证。钱币不同于一般物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社会产生重大变革或发生重要事件的产物和象征。任何一枚钱币的铸造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同时也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产生重要的影响。每一种钱币总是在继承原有钱币的基础上而有所发展，既有历史的延续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从某种角度也可以说，一部钱币史所串联的就是一部中国古代史。

（选自王永生《中国古代钱币的文化内涵》，有删减）

    一切艺术都是抒情的，都必表现一种心灵上的感触。文学当作一种艺术看，也是如此。不表现任何情致的文字就不算是文学作品。在文学的文字中，无论是言情说理叙事状物，都必须流露一种情致，若不然，那就成为枯燥的没有生趣的日常应用文字，如账簿、图表、数理化教科书之类。不过这种界线也很不容易划清，因为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而情感是容易为理、事、物所触动的。许多哲学的，史学的，甚至于科学的著作都带有几分文学性，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不运用言辞则已，一运用言辞，就难免要表现几分主观的心理倾向，至少也要有一种“理智的信念”，这仍是一种心情。

    情感无法直接表现于文字，都必借事、理、物烘托出来，这就是说，都必须化成思想。行文的第一步要心中先有一种情致，其次要找出具体的事物可以烘托出这种情致，最后要找出适当的文辞把这内在的情思化合体表达出来。创造也并非无中生有，它必有所本，自然就是艺术所本。艺术根据自然，加以熔铸雕琢，选择安排，结果乃是一种超自然的世界。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全在“自然”之上加这一番“人为”。情是自然，融情于思，达之于辞，才是文学的艺术。在文学的艺术中，情感须经过意象化和文辞化，才算得到表现。浑身都是情感不能保障一个人成为文学家，犹如满山都是大理石不能保障那座山有雕刻，是同样的道理。

    一个作家如果信赖他的生糙的情感，让它“自然流露”，结果会像一个掘石匠而不能像一个雕刻家。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有一句名言：“诗起于在沉静中回味过来的情绪。”这个诗的原理可以应用于一切文学作品。

（节选自朱光潜《谈美·谈文学》，有删改）

    “任务驱动型作文”源自于西方国家日常语言教学和写作教学的“任务型语言教学法”，这种语言教学法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而提出的，其核心是在明确“任务”的前提下，完成语言交际口语或书面语表达。这种教学法，根据完成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互相影响把任务分成五类：拼板式任务，要求学生把散乱的若干信息拼成一个整体；信息式任务，给两个或两组学生有互补作用的信息，为了完成交际任务，双方必须协商以探清对方的信息；解决问题式任务，给学生一个问题及一系列信息，让其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做决定式任务，给学生一个可能有几种结局的问题，让他们通过协调和讨论选择一种结果，进行论述；交换意见式任务，学生参与讨论，交换意见，但无须达成一致。

    国内一些学者在“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基础上，增加“驱动”一词，用于作文教学。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张开明确提出了2015年高考课标全国卷作文的两道题目均属于“任务驱动型作文”，并对其概念做出阐释：“试题往往是给学生创作出一个情境，出现对立性的问题，让考生通过写作，提出解决处理问题的想法和方案……如今年作文中‘写信’‘权衡与选择’等任务型指令，着力发挥试题引导写作任务的功能，使考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辨析关键概念，在多维度的比较中说理论证。”他认为，在材料作文中增加任务驱动型指令，能“较好地解决材料作文的泛角度与阐释作文收缩性之间的矛盾”，是在承继材料作文“自主空间大、立意角度自然、多元”等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又在避免套作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

    与传统的材料作文对比，“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具有特殊性。首先，材料的内容思想紧扣“主旋律”。正如张开所说：“作文试题凸显考试对人才培养和价值引导的作用，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形成在作文育人方面的合力，实现高考作文试题独特的教育功能。”其次，材料具有真实性的特点。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是新闻事件、社会热点，与传统的材料作文的审议故事、名言警句、诗词歌曲、图片漫画等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真实性暗含了鼓励考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命题意图。第三，材料的价值取向具有多元性。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表现在：材料往往具有争议性，争议性重在考查考生的思辨能力；关涉的人物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或几类人，这就保证“任务”的指向有多种选择；命题者对材料没有鲜明的感情倾向。这样的材料，能保证考生选择感受最为深刻的一点写作。同时，考生要把握好典型人物的特点和物质，这样才能避免一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立意的主旋律，但一定注意不要“贴标签”、“穿靴戴帽”、空发议论。在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的同时，还可从反面针砭时弊，揭露社会上存在的某些消极落后现象，在对比中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意义。

（节选自《语文周报》特邀专家：尤立增《怎样写好任务驱动型作文》）

    共享经济过去就有，并非全新事物，只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即可称之为共享经济：物品具有耐用性，即可以多次使用；边际使用成本非常低，即多次使用并不会明显增加成本；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现按需、便利使用，不会出现严重短缺。例如，家庭成员共用的耐用品、一些公共场合共用的物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共享经济范畴。而当前作为新增长点、新动能的共享经济，主要是指这样一种新情况：原先私有私用的物品在更大范围让非拥有者按需、便利使用。例如，共享自行车、共享汽车等。这些物品具有明显的耐用性，重复使用的成本很低。过去，因遵循“拥有才能使用”的原则，大量这类物品被长期闲置。充分利用这些物品的耐用性和低使用成本特点，让更多人按需使用，可以更充分地实现其使用价值，大大节约社会资源。

    问题在于，共享经济在运行中会遇到一些复杂问题。第一，许多人共享使用的物品能否保持耐用性？第二，能否做到每次使用的边际成本很低？第三，能否保证共享物品不短缺？如果产生显著的边际使用成本，则使用者就应付费，这就使共享经济具有了有偿使用的性质。要在较大社会范围实现按需、便利使用，就得有充足的物品供应。这些供应者的身份实际上是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营利性经济必然要参与商业竞争。因此，一般来说，现在还难以做到像在家庭（或社区单位）中那样纯粹意义上的耐用品共享。

    导致共享经济运行中产生上述复杂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不同场合的道德文化环境不同，人们表现出的道德素养不同。在家庭或社区单位中使用共享物品时，成员大都会自觉爱护物品，使用后会存放在合适的地方，方便自己和他人下次使用；使用中也会注意不影响家庭或社区单位的环境、秩序等。而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将原先私有私用的物品转化为共享共用物品，就会面对一系列复杂问题。比如，使用者会不会爱惜物品？会不会考虑到下次或他人使用的方便？会不会为了同其他人争夺使用权而将物品据为己用？又如，由于现实中的共享经济同商业经济密切相关，具有营利动机的投资人和经营者应遵循什么行为规则、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应该如何加以规范与监督？等等。

    可见，共享经济能否充分发挥优势、持续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公共道德水平。社会公共道德水平越高，共享经济的优势就越明显。如果社会公共道德水平不够高，不仅共享经济的优势难以体现，还可能产生额外的资源浪费及社会损失，并付出一定的社会管理监督成本。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已然受到社会的足够重视，我们要同样重视培育互助互利的公共道德，从而在全社会贯彻共享发展理念，推动共享经济健康发展。

    （摘编自金碚《共享经济发展取决于公共道德水平》

    生态美最根本的性质是它的生命性。生命是美的重要性质，美只能是对生命的肯定形态，从这个意义讲，美在生命。这里有个问题提出来了，这里的生命是指什么的生命？美学中所讲的生命，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生命只能是人的生命，自然本无所谓美，自然美是人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移给自然物所致，欣赏自然美本质上是欣赏人自己的美；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生命不只是指人的生命，也指自然界的生命，整个自然界都是充满生命的，因此整个自然界是充满美的。这种观点属于泛生命论，它将生机、生命意味也看作生命，无机界虽无生命，但可以有生机、生命的意味，这种生机、生命意味也可以是美的。

    生态美学看生命，与前两种有些不同，它不从个体或物种的存在方式来看待生命，而从生命的普遍联系来看待生命。这种观点认为，生命与生命、有机物与无机物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个生命物种的诞生与消亡，都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别的生命，任何无机界的变化都影响着有机界的生命。无机界本身虽不具有生命，但它是有机生命之源。生命的基本元素碳、氩、氧、氮，都属于无机物。因此，生态美学讲的生命重在生命的联系。从宏观上来看生命的联系，生命与生命之间、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协调平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的存在是这种协调平衡的结果。一旦人为地破坏了这个协调平衡，就可能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据说，19世纪中叶，有一位好事者从英国带了24只家兔放入澳洲一动物园，动物园失火，数只家兔窜入荒野。因无天敌，逃入草原的家兔得以大量繁殖，后竟多达40亿只，与绵羊争食，原有的澳洲草原的生态平衡打破了，草原遭致破坏。从美学上讲，平衡是种和谐，是种秩序，打破了这和谐、这秩序，生命受到影响，生态美也不存在了。

    生态的平衡性涉及到生态的系统性，生态的系统性使得这个地球上的一切都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处于这个系统中的任一事物其活动都不是随机的，随机只是现象，其背后有必然。自然生态自身的平衡功能使得生命有生有灭，生生不息。应该说，合乎自然生态要求的死亡是正常的，合理的，因为，它的死亡意味着必然有新的生命来代替它。《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重要的不是生命的存在，而是生命的更新。

    “生”是动态的过程，是螺旋式的发展、上升。生态美很大程度上就美在生命的更新、发展上。

    生态美的第二性质是宜人性。尽管我们一再说生态美所说的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自然的生命，但我们所持的立场只能是人类的，我们无法摆脱也不需摆脱人类本位的立场。不管生态对自然本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从人本位来看，生态美必然地具有宜人性。生态有宜人的，也有不宜人的，因为生态并非为人而存在。生态的宜人，也还有种种区别，有重在功利的宜人，也有重在非功利的宜人，功利又分物质功利和精神功利。就对人的作用来说，有重在理性的宜人，也有重在感性的宜人。这就见出美与善的不同，美的必然是善的，善的不一定是美的。因为善的宜人不全合于美的宜人。比之善的宜人，美的宜人更具综合性，更重精神性的一面，感性的一面，超功利的一面。

    审美个体性是审美的重要特点。不过，人毕竟是生活在群体中的，因而审美又有群体性。群体的人是有其共同性的。各种不同的美，其群体性的强弱是不同的，情况很复杂。就生态美来说，它是群体性最强的美，这是因为，生态性最具群体性，而且具最大的群体性一全人类性。谁都知道，生态关系的绝不只是某部分人的生存，而是全人类的生存。

(摘编自陈望衡《生态美学及其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