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审美视野的逐步扩大。在自然美领域，从对动物的审美到对植物的审美，对山水的观赏由“比德”到“畅神”的转变，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处于狩猎生活时期的欧洲原始洞穴画作者，尽管生活在不乏美丽植物花卉的环境里，但他们着意描绘的只是经常与之周旋的野兽形象。我国仰韶彩陶，已有鱼、鸟、蛙等自然物的形象，但它们都是脱离各自的生存环境被加以表现的，几何化的写意手法和强烈的变形处理，表明这些自然物已变成象征符号，还谈不上自身的美。周秦以后，山川草木开始作为人的生活背景获得了自身的审美意义，然而人们主要是从“比德”的观点去欣赏它们的。

    那时的人习惯于将自然物的某些特征比附于人的道德、情操，使自然事物的属性（物理属性、化学属性、生物属性）人格化，人的品性客观化，自然物的美丑，就按其所比附的道德情操的价值来评定，这实际上是一种“美善相乐”的观点。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提法，和《荀子》一书中所记的孔子“以玉比德”的观点，都可看成代表。这种用自然物比附人的德行的观点，虽仍有其片面性，却标志着人们对自然美的感受，已同实用感相分离，转为道德情感的满足，表现了历史的进步。《诗经》常以鸟兽草木比兴，作为抒发情意的借用物。《离骚》以香草喻君子，以萧艾喻小人，都表明“比德”观念对艺术创作有着广泛的影响。由于艺术作品中大量出现以物喻人的形象，所以就使自然物往往附着了传统的隐喻意义，如松柏喻坚贞，兰竹喻清高，直到今天还影响人们对这类自然物的欣赏。

    对自然物的“畅神”审美观，是晋宋以后盛行起来的。同“比德”不同，“畅神”强调的是自然美的欣赏可以使欣赏者的情感得到抒发，得到满足，从而精神为之一畅。它所尊重的，已不是自然物身上被人为地外加的道德伦理价值，而是它自身的足以令人舒畅怡悦的审美价值，王羲之《兰亭集序》写到自己面临会稽山阴兰亭一带有着“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的美景所产生的感受：“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宗炳平生“眷念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酷爱描山画水，认为再现山川之美，足以“畅神”。他说“峰岫娆嶷，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以，神之所畅，孰有先焉!”。肯定观赏和再现自然美可以“游目骋怀”，可以“畅神”，也就是肯定从自然界可以直接得到审美的满足。这种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对自然美审美意识的觉醒，为时比西欧早一千多年。在这种观点基础上诞生的谢灵运的山水诗和宗炳、王微的山水画，在中国艺术史上都具有开山意义。由此而形成的专事表现自然美的艺术品类——山水诗画，后来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我国民族艺术对人类艺术宝库的卓越贡献。

    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真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

    《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徙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 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

     “中庸”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和”。“和”不是简单的折中、调和，而是事物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都能适度，达到一种和谐与统一。

    以此观中国传统绘画，“和”的思想在其中的印迹俯拾皆是。从笔法看，有藏锋、露锋、中锋、侧锋。一幅画全用藏锋、中锋，则画面呆板；若全用露锋、侧锋，则不够含蓄。从线条看，过细过圆，则柔弱无骨；过粗过重，则显压抑。从用墨看，有浓、淡、干、湿。过浓画面沉闷，过淡画面苍白，过干则失气韵，过湿则失刚劲。因此，作画时要藏锋、露锋、中锋、侧锋并用，线条要刚柔并济、时轻时重，墨色要浓淡相间、干湿互补。当然，所有这些对立要素并非各占一半，而是运用适度。这便是“和”，是一种互补的和谐。

    在造型和构图方面，中国传统绘画也处处讲求“和”，讲求“和而不同”。画树，不能画出完全平行的枝；画山石，要大小相间；画鸟，常是一栖一飞，或一只闭嘴一只鸣叫；画人物则要求有动有静，衣纹不能完全平行。中国传统绘画在构图方面十分讲究，奇正、开合、主次、虚实都是一些基本要求。要求布局严整，但不是要求画得四平八稳，而是奇中求正，险中见稳。讲究对称开合就体现了对称，但不能把相对的两部分画得一模一样。注重主次，主要对象细细刻画或放在突出位置，陪衬对象寥寥数笔一带而过，虚实更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大特色。天空常常不染色，只是一片空白，远山也是似有似无。虚实对照，既突出了主要对象，又给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画面上一叶扁舟，不画水波纹，你会想到这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湖；山上悬瀑，下面是一片空白，你会想象到山脚的清溪。

    中国传统绘画正是通过这些对立要素和对立概念的互补而达到的和谐，才具有了一种韵味独特的形式美。

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一种整体观念。这种整体观念既是一种哲学思想，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对中国传统绘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有线条、水墨、造型、构图的种种对立要素和各种要求，但在一幅画中只要运用其中一部分要素，满足某些要求从而达到某一种统一的效果，即显现出独特的风格。例如，有的画偏重于精细，有的画偏重于简约，有的雄浑，有的清奇，有的恬静，有的飘逸。为表现某种风格或特点，画家在笔墨运用、造型构图上就有所侧重。画家们常常采用夸张手法，以突出其特色，与这种特色不协调的东西就大胆舍弃。为了追求这种统一性，画家常对次要的、细小的情节省略或简单概括。我们有时看到一幅画的细节似乎很粗糙、很随意，可是当观看整幅画时，立时感受到它的确气韵不凡。这正是中国传统绘画所追求的整体美。

    和谐与统一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是有机结合的。只有和谐，才能真正达到统一；而统一也不是毫无差别、毫无变化的同一，而是建立在和谐基础上的统一。中国传统绘画由于融入了和谐与统一的哲学思想，因此它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也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节选自颜锋《中国绘画传统与人文精神初探》有删改）

从“抵制韩流”看消费型民族主义

梁文道

    韩剧风猛烈吹袭大陆后，就有很多人看不过去要出来说话，这种事我们大可以引为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一笑置之。但是我们也应认真思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轻易地把爱韩剧就等于汉奸、看国产片就等于爱国的逻辑理直气壮地宣之于口，而且竟还有市场？很多人之所以能够不假思索地说出这种话，是因为近年有一股更大的潮流，这股潮流就是“消费型民族主义”。

    首先，我们要注意它与抵制日货的理路不尽相同。不管你同意与否，提倡抵制日货的人至少还试图搬出一套罢买日货可以打击日本商界，然后日本企业会抱怨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推理。“消费型民族主义”却是诉诸感情直觉，要大家以抵制某产品的方式直接表达爱国情怀。当然，实际操作起来，“消费型民族主义”又会和抵制日货运动相混杂，成为后者的指导精神。

    其次，“消费型民族主义”不是一种经济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奉行保护主义的国家如韩国，会硬性规定电影院每年要有一定日数放映韩片，以保证电影生产数量的稳定，以阻挡外来电影带来的竞争压力，目的是扶持自己国家的特定产业。保护政策好还是不好，各有各的观点，但它起码也是套言之成理的说法。“消费型民族主义”着眼的却不是这么深层次的产业发展问题，它只不过是一种浮浅的情绪表达和标签。

    “消费型民族主义”的出现，靠的是两种逻辑。一个是民族主义本身的空洞，另一个是市场营销的文化转向。什么叫民族主义的空洞呢？难道民族主义不是很强大很澎湃的一种意识形态吗？的确，它是的。但它之所以强大，之所以能够把一切事物都纳在民族旗号下，照研究民族主义的人类学家安德森的说法，正是因为它的内涵是空的。举个例子，由于没有人能够肯定到底某物的民族性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能把一件衣服说成是很有民族性的，一部汽车是很民族的，甚至连一种动物也是很能代表某民族的（尽管他在血统上和这一民族无关，也不是这一民族培育出来的品种），没有什么不可以被命名为很民族的。

    也要注意如今的市场营销越来越强调感性和文化，怎样将一件产品从市场上芸芸竞争者中区分出来，靠的不一定是价廉，也未必是物美，而是它带给你的体验与文化印象。所以广告和设计等创意产业才会变得日益吃香，所以一双外国名牌运动鞋要比同厂生产的本地杂牌贵得多。诉诸正统的国家印象正是产品营销的手段之一，某个服装品牌标榜自己来自法国，让人穿了就变得很高档很浪漫，与某位明星标榜自己是土产中国人，让人看了就证明自己很爱国，其实是同一回事。

    “消费型民族主义”建立在这两种逻辑之上，几乎可以运用于所有商品而无往不利。它总是呼唤大家的身份认同，要求大家“团结”，叫大家“是中国人的就得看中国片”“是中国人的就得抽中国烟”“是中国人的就要穿中国内裤”，仿佛电影、香烟与内裤和人一样都是有国籍的。但说到底，“消费型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商人们促销的借口，经不起严格分析，纯粹是种循环论证：我是中国人因为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因为我是中国人。

（选自《噪音太多》，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有删改）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以往，变革精神这个黄河文明的显著特色，一直未被人们重视，即人们总是给这种文明冠以保守性的特征，这种认识误区，应该得到扭转。

    过分强调大河流域文化、平原文化反农业文明的保守属性，主要是源自于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按照地理特征把世界区分为三种类型：高地居民的性格是好客和掠夺，原上居民的特性是守旧、呆板和孤僻，海岸居民的性格是勇敢、沉着和机智。这便是将平原流域的农业文化或农业文明打上保守性特征的基础性论证。

    《周易》“革卦”曰：“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意思是说，革卦原象征变革，在“巳日”（祭祀的日期）推行变革并取信于民众，前景就至为亨通。革卦的《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不仅求变，而且倡导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性变革。

    社会的变革如此，对于人的基本素质的培育也是如此，要求个体的修养，成长也要日日求新，《大学》就反复教海人们要去创造，去求新，《大学》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样一种强调求新求变的思想，既是历史本身的观念反映，也反过来催生历史的变革和发展。三代的历史沿革就具有明显的文明变迁意义，夏商周三代只有千余年的历史这对于早期文明历史进程来说并不算长，但却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迁。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深深影响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及其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变革，就是这种文明内生性的历史巨变。中国历史的这场深刻变革，既是黄河文化区域内的政治变革，也在思想层面上受到“天地革而四时成”的变革精神的支撑。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内的变法运动，大都继承这样清晰的变革思想，正是这样的变革思想，支撑了长达数百年的变法运动，终于把行之千余年的贵族制推进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不管是官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选官制度、文化思想等等各个方面，从秦到清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清晰可循，以往所课“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说法，说中国古代社会长期迟滞或停滞不前，较之欧洲的封建时代要显得特别漫长。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认识误区，而且也是一种不恰当的历史比较，这种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超级稳定，迟滞发展的说法，完全无法解释中国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毫无争议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古代中国并没有传统所理解的农业社会那种无限依赖于土地所造成的孤僻、呆板和保守，而是在平原流域丰厚的土壤条件上，创造了中央集权制度，创造了科举制度，创设了官僚制度，更是创造了直接影响西方政治进程的四大发明。

    黄河文明作为一种农业文明，相对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来说，没有保守性的文化因素是不可能的，但一种显示了巨大创造力的文化，只注意到它的保守性的一面，显然是不客观不公允的。

（节选自李振宏《谈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①中西方在饮食、服饰与住房等方面的消费习惯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但从现实来看，每一种消费习惯都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沉淀与积累，因而不存在着“孰优孰劣”的问题。

    ②具体来说，在服饰消费习惯方面，中国侧重于外在的气质，西方则侧重于内在的舒适；在饮食环境方面，中国侧重于热闹的气氛，西方则侧重于宁静与优雅；在住房方面，中国侧重于稳定，西方则侧重于自由。因此，每一种消费习惯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各自的合理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西方也通过改变消费习惯的方式，来体验彼此的历史文化，甚至在某些场合，一种消费习惯也会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商业服务。

    ③与消费习惯不同的是，中西方消费观念的融合并不是表现在相互对等地位的借鉴上，而是表现为西方精神消费与享乐主义的消费理念以强大的渗透力影响中国消费者，这也是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方面，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传播媒体，从根本上变革了国家贸易信息传播模式，并产生了诸如世界经贸信息咨询平台、经贸期刊、网络互动平台等新型媒介，进而使得世界各国的消费者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在精神层面获取了丰富的消费文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通过目不暇接的信息化文化传媒方式，把享乐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消费观念迅速渗入各个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物质与精神消费的“普世价值”。从现实来看，这种享乐主义消费理念对我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使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观念产生动摇。

    ④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首先表现在消费方式趋同化的趋势。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的持续深入，国际贸易市场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各固定地区的闭塞模式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市场。在这种形势下，区域性的商品消费需求也随之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需求。例如说，在当今社会，我们已经完全不能通过一个人是否身穿李宁的运动装，是否吃麦当劳快餐来判断这个人的国籍。总之，随着当前世界贸易的全方位发展，各类商品的无国界流通，中西方人民的消费方式日益趋同。

    ⑤此外，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还表现在对待各类具体消费方式的理性判断上，这一点在货币消费和信贷消费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总之，在中西方消费理念的彼此碰撞中，消费者对各类消费方式具有了理性的认识，而不再一味地迷信某一类消费方式。

    ⑥从现实来看，西方消费文化是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范畴，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深化，而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消费文化在其先进理念上也必然会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此，我们应当消除意识形态的偏见，汲取西方消费文化的先进理念，从而为重构我国本土消费文化积累经验材料。

（摘编自姜鹏飞《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消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