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龙偃月刀

     何爹剃头几十年，是个远近有名的剃匠师傅。无奈村里的脑袋越来越少，包括好多脑袋打工去了，好多脑袋移居山外了，好多脑袋入土了，算一下，生计越来越难以维持——他说起码要九百个脑袋，才够保证他基本的收入。这还没有算那些一头红发或一头绿发的脑袋。何爹不愿趋时，说年青人要染头发，五颜六色地染下来，狗不像狗，猫不像猫，还算是个人？他不是不会染，是不愿意染。师傅没教给他的，他绝对不做。结果，好些年青人来店里看一眼，发现这里不能焗油和染发，更不能做负离子和爆炸式，就打道去了镇上。

     何爹的生意一天天更见冷清。我去找他剪头的时候，在几间房里寻了个遍，才发现他在竹床上睡觉。

“今天是初八，估算着你是该来了。”他高兴地打开炉门，乐滋滋地倒一盆热水，大张旗鼓进入第一道程序：洗脸清头。

“我这个头是要带到国外去的，你留心一点剃。”我提醒他。

“放心，放心！建伢子要到阿联酋去煮饭，不也是要出国？他也是我剃的。”

洗完脸，发现停了电。不过不要紧，他的老式推剪和剃刀都不用电——这又勾起了他对新式美发的不满和不屑：你说，他们到底是人剃头呢，还是电剃头呢？只晓得操一把电剪，一个吹筒，两个月就出了师，就开得店，那也算剃头？更好笑的是，眼下婆娘们也当剃匠，把男人的脑壳盘来拨去，耍球不是耍球，和面不是和面，成何体统？男人的头，女子的腰，只能看，不能挠。这句老话都不记得了么？

我笑他太老腔老板，劝他不必过于固守男女之防。

“好吧好吧，就算男人的脑壳不金贵了，可以由婆娘们随便来挠，但理发不用剃刀，像什么话呢？”他振振有词地说，剃匠剃匠，关键是剃，是一把刀。剃匠们以前为什么都敬奉关帝爷？就因为关大将军的工夫也是在一把刀上，过五关，斩六将，杀颜良，诛文丑，于万军之阵取上将军头颅如探囊取物。要是剃匠手里没有这把刀，起码一条，光头就是刨不出来的，三十六种刀法也派不上用场。

我领教过他的微型青龙偃月。其一是“关公拖刀”：刀背在顾客后颈处长长地一刮，刮出顾客麻稣稣的一阵惊悚，让人十分享受。其二是“张飞打鼓”：刀口在顾客后颈上弹出一串花，同样让顾客特别舒服。“双龙出水”也是刀法之一，意味着刀片在顾客鼻梁两边轻捷地铲削。“月中偷桃”当然是另一刀法，意味着刀片在顾客眼皮上轻巧地刨刮。至于“哪叱探海”更是不可错过的一绝：刀尖在顾客耳朵窝子里细剔，似有似无，若即若离，不仅净毛除垢，而且让人痒中透爽，整个耳朵顿时清新和开阔，整个面部和身体为之牵动，招来嗖嗖嗖八面来风。气脉贯通和精血涌跃之际，待剃匠从容收刀，受用者一个喷嚏天昏地暗，尽吐五腑六脏之浊气。

何师傅操一杆青龙偃月，阅人间头颅无数，开刀，合刀，清刀，弹刀，均由手腕与两三指头相配合，玩出了一朵令人眼花缭乱的花。一把刀可以旋出任何一个角度，可以对付任何复杂的部位，上下左右无敌不克，横竖内外无坚不摧，有时甚至可以闭着眼睛上阵，无需眼角余光的照看。

一套古典绝活玩下来，他只收三块钱。

尽管廉价，尽管古典，他的顾客还是越来越少。有时候，他成天只能睡觉，一天下来也等不到一个脑袋，只好招手把笑花子那流浪崽叫进门，同他说说话，或者在他头上活活手，提供免费服务。但他还是决不焗油和染发，宁可败走麦城也决不背汉降魏。大概是白天睡多了，他晚上反而睡不着，常常带着笑花子去邻居家看看电视，或者去老朋友那里串门坐人家。从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到白居易的“此恨绵绵无绝期”，他诗兴大发时，能背出很多古人诗作。

三明爹一辈子只有一个发型，就是刨光头，每次都被何师傅刨得灰里透白，白里透青，滑溜溜地毫光四射，因此多年来是何爹刀下最熟悉、最亲切、最忠实的脑袋。虽然不识几个字，三明爹也是他背诗的最好听众。有一段，三明爹好久没送脑袋来了，让何爹算着算着日子，不免起了了疑心。他翻过两个岭去看望老朋友，发现对方久病在床，已经脱了形，奄奄一息。

他含着泪回家，取来了行头，再给对方的脑袋上刨一次，包括使完了他全部的绝活。三明爹半躺着，舒服得长长吁出一口气：“贼娘养的好过呀。兄弟，我这一辈子抓泥捧土，脚吃了亏，手吃了亏，肚子也吃了亏呵。搭伴你，就是脑壳没有吃亏。我这个脑壳，来世……还是你的。”

何爹含着泪说：“你放心，放心。”

光头脸上带着笑，慢慢合上了眼皮，像睡过去了。

何爹再一次张飞打鼓：刀口在光亮亮的头皮上一弹，弹出了一串花，由强渐弱，余音袅袅，算是最后一道工序完成。他看见三明爹眼皮轻轻跳了一下。

那一定是人生最后的极乐。

回  家

龙应台

    三个兄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回放下了手边所有的事情，在清明节带妈妈回乡。火车站大厅里，人潮涌动，大多是背着背包、拎着皮包、推着带滚轮的庞大行李箱、扶老携幼的，准备搭九广铁路北上。就在这川流不息的滚滚红尘里，妈妈突然停住了脚。   

    她皱着眉头说：“这，是什么地方？”

    哥哥原来一路牵着她的手，这时不得不停下来，说：“这是香港。我们要去搭火车。”

    妈妈露出惶惑的神情，“我不认得这里，”她说，“我要回家。”

    我在一旁小声提醒哥哥：“快走，火车要开了，而且还要过海关。”

身为医生的弟弟本来像个主治医师一样背着两只手走在后面，就差身上没穿白袍，这时一大步跨前，对妈妈说：“这就是带你回家的路，没有错。快走吧，不然你回不了家了。”说话时，脸上不带表情，看不出任何一点情绪或情感，口气却习惯性地带着权威。三十年的职业训练使他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都深藏不露。

    妈妈也不看他，眼睛盯着磨石地面，半妥协、半威胁地回答：“好，那就马上带我回家。”她开步走了。从后面看她，身躯那样瘦弱，背有点儿驼，手被两个儿子两边牵着，她的步履细碎，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地往前走。

    陪她在乡下散步的时候，看见她踩着碎步戚戚低头走路，我说：“妈，不要像老鼠一样走路，来，马路很平，我牵着你的手，不会跌倒的。试试看把脚步打开，你看——”我把脚伸前，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势，“你看，脚大大地跨出去，路是平的，不要怕。”她真的把脚大跨出去，但是没走几步，又戚戚低头走起碎步来。

    从她的眼睛看出去，地是凹凸不平的吗？从她的眼睛看出去，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吗？弟弟在电话里解释：“脑的萎缩，或者用药，都会造成对空间的不确定感。”

    散步散到太阳落到了大武山后头，粉红色的云霞乍时喷涌上天，在油画似的黄昏光彩里我们回到她的卧房。她在卧房里四处张望，仓皇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我指着墙上一整排学士照、博士照，说：“都是你儿女的照片，那当然是你家喽。”

    她走近墙边，抬头看照片，从左到右一张一张看过去。半晌，回过头来看着我，眼里说不出是悲伤还是空洞——我仿佛听见窗外有一只细小的蟋蟀低低在叫，下沉的夕阳碰到大武山的棱线、喷出满天红霞的那一刻，森林里的小动物是否也有声音发出？

    还没开灯，她就立在那白墙边，像一个黑色的影子，幽幽地说：“……不认得了。”大武山上最后一道微光，越过渺茫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刚好映出了她灰白的头发。

    火车开了，窗外的世界迅疾往后退，仿佛有人没打招呼就按下了电影胶卷“快速倒带”，不知是快速倒往过去还是快速转向未来，只见它一幕一幕从眼前飞快逝去。

    因为是晚班车，大半旅者一坐下就仰头假寐，陷入沉静，让火车往前行驶的轰隆巨响决定了一切。妈妈手抓着前座的椅背，颤巍巍站了起来。她看看前方，一纵列座位伸向模糊的远处；她转过身来看往后方，列车的门紧紧关着，看不见门后头的深浅。她看向车厢两侧窗外，布帘都已拉上，只有动荡不安的光，忽明忽灭、时强时弱，随着火车奔驰像闪电一样射进来。她紧紧抓着椅背，维持身体的平衡，然后，她开始往前走。我紧跟着亦步亦趋，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防止她跌倒，却见她用力地拨开我的手，转身说：“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她的眼睛蓄满了泪水，声音凄恻。

    我把她抱进怀里，把她的头按在我胸口，紧紧地拥抱她，也许我身体的暖度可以让她稍稍安心。我在她耳边说：“这班火车就是要带你回家的，只是还没到，马上就要到家了，真的。”

    弟弟踱了过来，我们默默对望。是的，我们都知道了：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政编码、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个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嬉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专送拿印章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生命

巴金

    我接到一个不认识的朋友的来信，他说愿意跟我去死。这样的信我已经接过好几封了，都是一些不认识的年轻人寄来的。现在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我的窗前种了不少的龙头花和五色杜鹃，在自己搭架的竹篱上缠绕着牵牛花和美国豆的长藤。在七月的大清早，空气清新，花开得正繁，露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面屋脊上站着许多麻雀，它们正吵闹地欢迎新生的太阳。到处都充满着生命。我的心也因为这生命的繁荣而快活地颤动了。

    然而这封信使我想起了另一些事情。我的心渐渐地忧郁起来。眼前生命的繁荣仿佛成了一个幻景，不再像是真实的东西了。我似乎看见了另一些景象。

    我应该比谁都更了解自己罢。那么为什么我会叫人生出跟我去死的念头呢？难道我就不曾给谁展示过生命的美丽么？为什么在这个充满了生命的夏天的早晨我会读到这样的信呢？

    我的心里怀着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

    然而这一切到了我的笔下都变成另一种意义了。我的美丽的愿望都给现实生活摧毁干净了。同时另一种思想慢慢地在我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甚至违背了我的意志。

    我能够做什么呢？

    “我就是真理，我就是大道，我就是生命。”能够说这样话的人是有福的了。

    “我要给你们以晨星！”能够说这样话的人也是有福的了。

    但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说一句这样的话呢？

一九三四年七月在北平

左手神医

北乔

    在江苏东台三仓乡，朱庆树的名头很大，人称“左手神医”。

    朱庆树七岁的时候，父母双亡，这以后他靠穿百家衣吃百家饭维持生活。十六岁的时候，村里来一位道人。在桥头，道人遇上朱庆树，没说上几句话，朱庆树就跟道人离开村子。他什么也没带，他也没什么可带的。九年后，在村里人把朱庆树忘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回来了。一身粗布长袍，一个大药箱，右边空空的袖子随风飘荡。

    村里的接生婆一年前生了病，是种怪病，能吃能喝，就是人一天天地消瘦。朱庆树到村子里时，接生婆已经瘦得不成人样，就像树干挂个皮囊似的。朱庆树用他的左手替接生婆把脉后，开了个药方。接生婆吃了十副药，居然好了，又忙着为人们接生去了。这以后，她除了帮人家接生，还多了件事，就是到处夸朱庆树医术高明。她说：“我啊，是把人接到世上来，朱庆树能把人从阎罗王手里抢回来！”

    朱庆树没有家，也不需要家，天天地这村转到那村。他给人看病，从不收钱，只要管饭管住就行。有人硬要给他钱，他坚决不收，“我从小就是乡亲们养大的，现在我有吃有住就知足了，我要钱，也没用的。”遇到一些大户人家付钱，他也不要，但让人家买上几副药。总有些人家是没钱吃药的，这时候，他存的药就会派上用场。

    不管到什么地方，遇上什么病人，朱庆树只要伸出左手把把脉开上几副药，就能药到病除。有些病人，连药都不用吃，朱庆树扎扎针，就能治好。这样的人，不是神医，是什么？渐渐地，人们知道了朱庆树的一些事。原来当年他是跟着那位道人进深山学医去的。他的右胳膊，是一次采药时被老虎咬掉的。朱庆树不怎么说话，说得最多的是“医道”。人们要感谢他时，他说，不用谢，这是医道。可人们要他细讲什么是医道，他又解释不清，只说行医之人遇病就得治，就是医道。

    一天，他走到一大户人家门口，从门里窜出一条狼狗，硬生生地从他腿上咬下一块肉，血流满鞋子。没等他包扎，门里跑出一个家丁，一见是朱庆树，愣在那儿不知说什么好，平日里横蛮竖野的样子全不见了。原来这人家的老爷吃午饭时突然倒在桌边不省人事，呼吸十分的微弱，就和死人差不多。家丁不是出来看狗咬着谁了，这事他才不管呢。他家的狗咬人是远近闻名的，遇到有人到门口不咬那才是怪事呢。家丁是听从吩咐去请左手神医朱庆树的，可没想到出门就撞上了朱庆树。见朱庆树被狗咬了，他有点恨狗，这破狗，你什么人不能咬，偏咬他，你什么时候不能咬，偏在这档儿咬，完了，老爷的命恐怕是被你这破狗一口咬没了。

    朱庆树看出些什么，忍着痛问家丁是不是有什么人病了，家丁吞吞吐吐地开了口。朱庆树听到一半，随便找块破条缠了一下伤口，就三步并着两步进了院子，身后留下一行血印。

    后来，有人说朱庆树，你啊你啊，真是傻到家了，狗把你咬成那样子，你还救狗的主人。朱庆树淡淡地说：“医道，道为术之上啊！”

    这一天，朱庆树刚为一户人家的小儿子看完病，五六个日本鬼子就冲进院子，见到朱庆树，二话不说绑着就走。县城里一个鬼子大佐得了病，耳朵和眼睛总往外渗血。这鬼子，朱庆树是知道的，全县的百姓都知道，心狠手辣，杀人如麻。朱庆树花了两天的工夫，终于把鬼子的病治好了。

    村里人听说，朱庆树成了鬼子的座上宾。

    过了两天，村里人听说，镇里鬼子营区发生了一次爆炸，所有的鬼子全被炸死了。

    朱庆树也在其中。

（有删改）

没文化

（俄罗斯）安德烈·马卡罗夫

    科利亚•瑟罗耶戈夫继承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半年前，他的姑妈去世了。

    “这是上帝赏给我们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受的折磨。”

    “你胡说什么！”科利亚顶了妻子一句，“我们受了什么折磨？是上帝收去了。”

    “上帝把她收去了，”妻子也不甘示弱，“可赏赐了我们，就是那套房子，以示公平。一家三 口共居一室，难道不是一种折磨？”

    科利亚没有再争辩，公平就公平吧。半年过去了，失去亲人的哀痛渐渐淡忘，现在科利亚在这套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四处打量着，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上去了。

    姑妈一生从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女人，仅书就摆满了五个古旧的大书橱。可她生活非常清贫，只有一个老式圆角冰箱、一台电子管电视机和一台单缸半自动洗衣机。现在他们要把这些宝贝当垃圾扔掉。妻子想把这些书也一块扔了，但科利亚没同意。

    “我要在整面墙上定做一个漂亮的书柜，”科利亚说，“这样我们家也有藏书了，也有文化 气息了，终于像个书香门第了。”

    他说完，像个孩子似的坐在了这堆书旁。

    “没有带图的。”妻子调侃了一句，就去厨房了。

    怎么没有！科利亚真的找到了几本图画书，小时候姑妈亲自给他读过，有《一只小灰鸭》《小红帽》《一个士兵》等。这几本书薄薄的，没多少页码。科利亚突然笑了起来，想起了故事 里那个士兵是怎么在一个吝啬的老太太家里用锤子煮粥的。

    科利亚把这几本书摞在了一起，心想，给儿子讲是晚了，孙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呢。

    他挪了挪身子，又翻弄起各种文学典籍。他拿起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使劲儿回忆了半天，也就记得在中学教学大纲中有那首《大门前的沉思》。普希金的诗还算强点儿，《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他零零碎碎地记得几个片段，可也都是两三行而已。

    科利亚着实埋怨了一番自己没文化，刚要潜心阅读，填补一下大脑的空白，妻子就喊他把那台洗衣机先拖走扔掉。

    他们举家迁入后，科利亚立刻叫来了一位师傅，让他测量了一下墙上要定做的书柜的尺 寸，计算了定做费用。那位师傅很快就给出了预算，但科利亚家的第一笔支出买的却是一台新电视机。他们选的那台电视机大得简直就像一块电影银幕，于是这些书暂时被挪到另一面墙边去了。一个月后，妻子又买了一套床具，那套床具实在太宽太大了，这些书只好又换了地方。又过了一个月，妻子偶然在一个展销会上买到了一套壁柜，带梳妆台，梳妆台镜子上方还安装着一盏镜前灯。

    “儿子，”科利亚恳求道，“把这些书放在你的房间里吧，能占一整面墙，看着多有文化。”

    “什么？”儿子把一只耳塞从耳朵里拿出来说，“不行，我这整面墙上就挂一辆自行车。你还是给我买电子书吧，最好是一部新款的iPad。”

    儿子说完又把耳塞塞进耳朵，伴着音乐迈着舞步走了。

    “怎么搞的！”科利亚把这些书一摞摞地塞进了电视机对面的角落里，百思不得其解。“原来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个房间里都住得下，可现在一整套房子竟然连一本书都放不下了。老婆！”他怒吼道，“我们家就不能有点儿文化吗？”

    “那就看第五频道的文化台吧！”妻子回敬道。

    后来科利亚出差了两个星期。他回来时，姑妈的那些书已经没了踪影。他出差的时候，妻子发了一则启事：“藏书出售，传世经典。”书当天就被人运走了，而卖书的钱妻子则买了一套小转角沙发，正好摆在了电视机对面。

    科利亚难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像从前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了，不再想什么文化。

（有删改）

认亲

侯发山

    那天，龙飞和妻子文静正在观看中央电视台的大型公益节目《等着我》。看过这个节目的人都知道，这是一档寻亲栏目，就是失去亲人的家属提供线索，由社会各界力量帮忙寻找。其中一大部分因为线索充足，加之现代化手段，以及志愿者的倾心投入，最终都能够找到。也有一少部分，因为年代久远，蛛丝马迹都没有，希望就成了泡影。

    中当时电视上出现一个大叔，他来自四川农村。四十多年前，他们七个月大的儿子丢失了，找了几十年也没有找到。男人姓陈，他对主持人倪萍说，当时他们两口子在山腰的一块田里刨土豆，儿子在田边的竹篓里睡觉。两口子干了半天活，到田边去歇息时，才发现儿子不见了。这么多年，两个人辗转全国各地，每到一个地方，打上半年工，然后再赶往下一个地方，赚钱是次要的，主要是为了找儿子。他们常年在外，老家几乎很少回去，最近从老家传来消息，说家里的房子已经坍塌了。十年前，因为思念儿子，老伴的眼睛哭瞎了；五年前，老伴病逝了。

    陈大叔只有六十岁，看上去像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他虽然一直平静地叙述着，却是一脸的无助。看得出，他强烈压抑着心中的悲伤。

    很显然，他老了，希望在有生之年找到儿子，自己也老有所依，老有所靠。

    可是，大家都能看出来，陈大叔给出的线索太少了，他的儿子没有找到的可能。

    龙飞鼻子酸酸的，文静也用纸巾擦拭着眼角的泪水。

    倪萍对陈大叔说，你还记得儿子长什么模样吗？他身上有没有特别的特征？

    陈大叔说，我只记得他小时候的模样……他的脸上有块特别明显的胎记。

    龙飞和文静对视一眼。

    龙飞摸了摸自己脸上的胎记，看着文静，迟疑了一下，说：“我，我是不是该去认亲？”

    “应该去。老人家太可怜了。”文静点了点头，鼓励龙飞。

    龙飞说：“要不要给萌萌商量一下？”萌萌是他们的儿子，在大学读书。

    文静说：“不用商量，给他解释一下就中。再说，他小时候就一直要爷爷，现在爷爷回来了，他应该高兴才是。”

    就这样，龙飞联系中央电视台寻亲栏目组，声称自己就是陈大叔的儿子。寻亲栏目组喜出望外，急忙联系双方见面。

    陈大叔见到龙飞那一刻，愣怔了好半天，似乎不敢上前相认。

    瞅着陈大叔，龙飞心里刺疼刺疼的。陈大叔的头发都已经花白，像是落了一头的雪。可以想象，为了寻找儿子，老人家饱受了怎样的磨难。

    龙飞说：“爹，我是您儿子啊。”说罢，上前抱着陈大叔，眼里的泪不由得流了出来。龙飞一边哭一边诉说自己寻找生身父母也找得好辛苦，要不是看电视，真不敢相信这辈子还能见到他。

    陈大叔，落泪了。他颤抖着手，抚摸着龙飞的肩膀，也呜嗬鸣嗬哭起来，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后来，龙飞就把陈大叔接回了家里。龙飞在城里开家店铺，经营着五颜六色的布匹，买的房子也在城里。陈大叔勤快，龙飞不让他去店里帮忙，他就在家里忙活，没事干了，就去拖地板，有时一天拖三四遍，都能照出人影来。

    儿子找到了，也有了家，陈大叔好像一下子掉进了幸福的海洋。

    萌萌从学校回来，一家三代更是其乐融融，家里充满了爱的温馨。

    二十三年后，陈大叔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弥留之际，他拉着龙飞的手说：“孩子，谢谢你！其实，你不是我的孩子，他脸上的胎记在左边，你的在右边。当时，看你哭得那么伤心，我也就认了。”

    龙飞说：“爹，我知道我不是您的儿子，因为在我两岁的时候父母先后病逝了……看到您无依无靠，我和文静商量后就认您了。”

    陈大叔粲然一笑蠕动着嘴唇，还想说点什么，眼睛一闭，再也没有睁开。

    萌萌得知真相后，写成故事放在了网上。陈大叔的老家人看到这个故事，就在网文后面留言说，当年老人的儿子被狼叼走了，害怕老人知道真相挺不过去，村人就隐瞒了事实，都说是丢了，是为了让老人心存希望，活下去。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