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夏铸九鼎，大概是打开青铜时代第一页的标记。

    以饕餮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具有肯定自身、保护社会等祯祥意义。饕餮这种兽面纹，是原始祭祀礼仪的符号标记，这符号在幻想中含有巨大的原始力量，从而是神秘、恐怖、威吓的象征，它可能就是巫、尹、史们的幻想杰作。它们远不再是仰韶彩陶纹饰中的那些生动活泼愉快写实的形象，也不同于尽管神秘毕竟抽象的陶器的几何纹样。它们完全是变形了的、风格化了的、幻想的、可怖的动物形象。它们呈现给你的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这些怪异形象有雄健的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功地反映了那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血与火的野蛮年代。

    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暴力是文明社会的产婆。炫耀暴力和武功是氏族、部落大合并的早期宗法制这一历史时期的光辉和骄傲。所以继原始的神话、英雄之后的，便是这种对自己氏族、祖先和当代的种种野蛮吞并战争的歌颂和夸扬。殷周青铜器也大多为此而制作，它们作为祭祀的“礼器”，多半供献给祖先或铭记自己武力征伐的胜利。与当时大批杀俘以行祭礼吻合同拍。《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神话失传，意已难解。但“吃人”这一基本含义，却是完全符合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的。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祇。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在今天是如此之野蛮，在当时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它尽管非常粗野，甚至狞厉可怖，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正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崇高美的。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用感伤态度便无法理解青铜时代的艺术。这个动辄杀戮千百俘虏、奴隶的历史年代早成过去，但代表、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青铜艺术之所以至今为我们所欣赏、赞叹不绝，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被神秘化了的客观历史前进的超人力量。正是这种超人的历史力量才构成了青铜艺术的狞厉的美的本质。

    同时，由于早期宗法制与原始社会不可分割，这种种凶狠残暴的形象中，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从而使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某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

    所以，远不是任何狰狞神秘都能成为美。后世那些张牙舞爪的各类人、神造型或动物形象，尽管在夸耀威吓恐惧，却徒显其空虚可笑。它们没有青铜艺术这种历史必然的命运力量和人类早期的童年气质。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青铜饕餮》，有删节）

    李白山水诗中盛唐气象的第一个特征是多宏伟意象。他的诗中颇多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大鹏、巨鱼、长鲸以及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都是他喜欢吟咏的对象，气势磅礴，雄奇壮伟。

    李白拥有极广的胸襟和极高的视野，他蔑视权贵，睥睨一世，这体现在山水诗中，便形成了开阔明朗、浩淼空旷的意境。他山水诗中盛唐气象的第二个特征便是意境开阔。“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高山随着平原的到来而逐渐隐去，大江汇入波涛汹涌的大海，这视野是何等的开阔。“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诗中的山水画面，写山的巍峨雄姿，写水的浩浩汤汤，视野开阔，一望无际，使人心旷神怡，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的大气魄、大气象。

    盛唐诗歌的神韵，被李白发挥得淋漓尽致。“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指出了豪迈、飘逸是李白的一大风格。其山水诗中也有体现：“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帝子潇湘去不还，空余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那样美的湖水，那样美的传说，空灵、明净，表现出一种超脱于尘世之外的皎洁明净的心境。“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他有一种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童心，与山水冥合，字字流淌出俊逸风神和爽朗情韵。

    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早在青年时期，他怀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雄才大略，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希望登上政治舞台做一番惊天伟业，而后功成身退。他这种“功成身退”的生命理念，正是对盛唐时代精神的独特表达。他幻想“平交王侯”“一匡天下”，仰慕鲁仲连、郦食其、范蠡，希望在风云际会中能遏上明德圣主。在过于理想化的人生当中，现实生活当然不断遭受失败，但他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他是把盛唐士人的入世进取的精神高度地升华了，带进了一个理想化的境界。”

    李白热衷功名，但是他傲骨铮铮，蔑视权贵，狂放洒脱。他渴望摆脱束缚，融入自然，毕生追求不受约束的逍遥的境界。在山水诗中也表现出他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是最直接的表白。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也称赞他的傲岸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人格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约束。这是魏晋开始的人的觉醒发展至巅峰的产物，是盛唐精神的高度升华的产物。”

    盛唐时代的开放包容成就了李白，他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他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独立不羁的人格和豪放洒脱的气度，亦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李白把盛唐气象融合其独特的创作风格运用在山水诗的创作中，谱写了中国山水诗光辉灿烂的一页!

(选自陈立群《李白山水诗与盛唐气象》，有删节)

    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遏制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涉及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地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曹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作为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唐诗当然有着不同的读法。买一本《全唐诗》，皓首穷经将它背得滚瓜烂熟，是否就意味着读懂了唐诗？长篇随笔《唐诗的读法》，阐述了诗人西川对唐诗的另一番理解。他认为，读唐诗，不能把古人供起来读，而应以同代人的立场去理解唐代诗人所关心的问题，理解他们创作的秘密何在，思考“古人为什么这么做”。“只有当我们深入古人之间，看他们互相争吵，这时，古人才能活起来”。这应当也是唐诗的另一种读法。

    采用何种态度阅读古文学，英伦才子亨利·希金斯在《如何读懂经典》中专用了一章的篇幅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在物质世界中无所用的诗，在物质世界以外却大有可为。作家乔治·普登汉姆把诗比作“良药”：“若能从容地悲伤，也是件乐事”，难过的时候，“悲伤本身”也有助于“治愈心病”。在唐诗里，不但每一个物象都有其代表的意境，唐诗还“给我们当头棒喝……使我们从醉生梦死中惊醒，看到生命有多宽广”（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语）。阅读经典，一是从古诗词中获得修养，二是创造的秘密，就是“古人为什么这样做”？唐人怎么写诗？又为什么写诗？为什么好诗人多集中在唐代？唐人写诗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之间是什么关系？唐代诗人、读者、评论家的诗歌标准与当下相异还是相同？他们又是如何处理他们的时代？西川认为，诗“追求深层含义”，“值得讨论的问题太多了……”在他看来，“唐人写诗，是充足才情的表达，是发现、塑造甚至发明这个世界，而不是简单地把玩一角风景、个人的小情小调。”

    “哲学家能在政治与道德思想的语言上另辟蹊径，诗人最重要的是在情感语言上别出心裁。”西川并不完全认同亨利·希金斯这一观点，他认为，“以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发音来阅读以中古音写就的唐诗，这本身就有令人不安之处……”在他看来，即便“看出、分析出唐诗的立意之高、用语之妙”，也未必读出唐诗的“真实面”。正如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所言，所有文学形式中就属诗“最为隔绝在历史洪流之外”。客观上，科举制度以及进士文化的存在，使得我们几乎没有读唐诗的资格。就像西川说的，“这话有些冷酷，但现代人真正进入进士文化确实不容易。”一方面，唐诗的“字词和其意义的关系，比日常语言更加紧密”，而我们对唐诗的理解，多与我们过去的经验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唐代诗人多为进士出身，就是普通士子所读的那些书我们也没有读过，他们受过整套儒家教育，而我们没有受过。偶有接触，也不过皮毛乎？尤其唐诗用典，我们真读不懂。

    “很多人讨论唐诗，讨论的只有‘诗’，没有‘唐’。他们讨论唐诗的方式与他们讨论宋诗或明清诗的方式没有区别。”在西川看来，唐朝的诗人们也从未考虑或者改造诗歌的本身，既“不改造诗歌的形式”，也“不发明诗歌的写法”。唐朝之所以成为诗歌的朝代，是付出了代价的。而最大的代价，是没有大思想家的出现。在《唐诗的读法》中，西川从“进士文化”“儒家道统”等多个层面重返唐诗的写作现场。

（摘自刘英团《回到唐诗的写作现场》，有删改）

我国考古学具备更好发展的条件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历史传承，或用文字记载，或以神话和传说等方式口头传承。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数千年来，历代史家为记述和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了不懈努力，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深入研究历史，其中也包括推动我国考古学发展。

    考古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利用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研究历史。考古学研究人类过去的生活，探讨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进程、特点与规律，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借鉴。考古学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研究，只有依靠考古发掘获得的资料才能不断深入。可以说，考古学与文献史学是推动历史学发展的两个车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考古学是具有自身特点的学科:考古学是一个交叉学科，是哲学社会科学中与自然科学关系非常密切的学科;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真实性和解释的多样性，决定了考古学更加需要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更加需要严谨科学、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学风与学术精神;考古学的研究区域和内容既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又往往具有国际性，适于开展国际交流;考古学的研究年代虽然非常久远，但与当今时代又密切相关，在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古城保护利用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我国生态环境多样、文化丰富多彩，许多考古学研究方法与手段都有用武之地，往往能产生更多成果;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生生不息，许多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依然存在于中华民族的肌体之中，民众对考古学具有亲切感和浓厚兴趣等。

    新时代推动我国考古学更好发展，应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考古学研究的资料是实物，但这些实物资料除了诸如甲骨文、金文的文字资料，通常不能直接反映历史事实，大都需要考古工作者进行阐释。不同的人对同一资料可能作出完全不同的阐释。因此，考古学研究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考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服务。学术无国界，学者有立场。考古学研究要以传承文明为己任，在一系列涉及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必须坚守底线，与历史虚无主义及其在考古学上的表现作坚决斗争。三是坚持考古学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的发展方向。推进科学化，就要大力发展科技考古，加强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使考古研究手段更加科学化。推进国际化，就要树立全球视野，推动我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交流互动，并加大考古“走出去”的力度。推进大众化，就要通过举办公共考古讲座、开展考古研究成果的普及宣传等手段，让考古走进寻常百姓家。

    新时代，我国考古学要发挥优势，在深化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提高我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在国际上掌握更多学术话语权，努力把我国建成世界考古研究强国。

（《人民日报》2019年6月17日）

批判性思维教育

钱颖一

    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上，从能力层次入手是自然的，也是需要的。不过，这不是全部。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也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在网络时代，为了求新、求快，人们的阅读仅停留于表层，甚至还会蜕化回儿童阶段。这样很容易反刍负面内容，或是简单粗暴，或是刻薄抬杠，或是恶意诋毁，最后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如何在高速流动的信息社会更高级地阅读文本，这就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尤其是对于青年一代。

    批判性思维是人的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简单说来，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第一，如何质疑。即“会提问”，这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第二，如何判断。即“会解答”，用有说服力的论证和推理给出解释和判断，包括新的、与众不同的解释和判断。把这两个特征结合在一起，批判性思维就是以提出疑问为起点，以获取证据、分析推理为过程，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解答为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性”（critical）不是“批判”（criticism），因为“批判”总是否定的，而“批判性”则是指审辩式、思辨式的评判，多是建设性的。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批判性思维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有能力（skillsets）和有心智（mindsets）。首先，如何做到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不是指学科知识，而是一种超越学科，或是说适用于所有学科的一种思维能力，也称为可迁徙能力（transferable skills）。这种能力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以及统计推断有关。

    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层次是可训练的。在国内，讲授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师的学科背景不少是逻辑学。批判性思维的教科书也大多围绕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展开，也包括统计学内容。

    与此相伴，批判性思维能力还可以测试。比如，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开发的“HEIghten批判性思维测试题目”。这套考题与GRE考题中的部分内容有类似之处，它们并不是考学科知识本身，而是测试学生的推理、判断能力。

    但批判性思维就仅止于此吗？显然不是。批判性思维除了在能力层次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它是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可称之为心智模式。这个层次超越能力，是一个价值观或价值取向的层次。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它引导人们有意识地打破思维“禁区”，走出思维“误区”，探索思维“盲区”。

    如果说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能力更多地是关于“如何思考”，那么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更多地是关于“思考什么”和“问为什么”。

    有关“how”方面的问题，多属技术层面，包括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和统计推断的能力，可以通过训练获取的。而有关“what”和“why”方面的问题，则很难通过类似的方法学习。但是它也是可学习的，可以通过被感悟、被启发等方式学习。

    心理学家德韦克的畅销书《看见成长的自己》中描述了两种心智模式：“不变型心智模式”：固定思维和“成长型心智模式”：开放思维。

    “成长型心智模式”要求的思维方式就是：想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问之前没有怀疑过的命题。这就不是“how”的范畴了，而是进入到“what”和“why”的范畴。应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在训练学生“how”方面见长。中国学生提出的问题，几乎所有都是关于“how”的，但很少是关于“why”的。我们往往满足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批判性思维除了要求在逻辑上、统计上不犯错误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想别人没有想过的问题，问别人没有问过的问题，并且要刨根问底，探究深层次、根本性的原因。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上，从能力层次入手是自然的，也是需要的。不过，这不是全部。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也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正如旅美学者徐贲所说：“我们无法防止别人扭曲真相，也无法阻挡别人说谎，但我们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为警觉。”批判性思维不仅是独立思考的方法论，更体现了人对自由的追求和捍卫。网络时代，保持生而为人的自主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本文刊于《北京日报》，2019年9月16日